读周宁《人间草木》
人的一生黏着两个维度——生与死,生命只是生与死之间的过程,所以说“生死事大”。明贤王阳明流放贵州,于万劫不复之时,多次想自行了断,然思世间“生死一念”尚未了然,不愿做个“糊涂鬼”,遂趺坐石棺之上,发下誓愿:“不了然生死便不起来”,于是有了“龙场悟道”,有了《痍旅文》对生死的通透与达观。谈生死的读物很多——那是于西方来说,因为西哲苏格拉底说过:“哲学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便是生死”;谈生死的读物很少——这是于中国而言,因为中国文化里从来就有“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周宁《人间草木》是很少中的很少,但所幸被我读到了。
周宁说:“我找到四组人物,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曾经的生活充满灵性,耐人寻味也令人敬畏。他们的人生,是人性最伟大的作品,比他们自己的作品更重要。我为他们经历生活的方式和他们在人生重大时刻经历的生活所感动。第一组人物是传教士,他们生活在纯粹的信仰中,世界清明,还是头脑清晰,没有疑惑:他们被世俗历史陷害,却在爱与正义的激情中谦卑不懈地努力,从中获得宁静幸福。第二组人物是出家人,他们都曾经历过焦虑与恐惧,分别走向人生的审美与信仰境界,审美者执著生死,在令人陶醉的感性炽热中离去:信仰者觉悟,进入澄明与安宁,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动。第三组人物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在人生中途经历“灵魂转向”,不管是心灵强 大还是头脑清晰,圣徒的激情与智者的思想同样令人痛苦。他们都意识到生命的悲剧,但选择的超越路径全然不同。第四组人物是传统儒者,他们在大失败的时代里,试图以自觉的死亡拯救生命的意义,勇敢还是懦弱?生死职责,容不得模棱两可, 自杀者究竟是在担当中推卸,还是在推卸中担当?死亡给我们一双尘世之上的眼睛,让我们看清生活。”
梁济和王国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士是“浩然正气”养出来的,所以“威武不能屈”。当一个社会只能提供给士做奴隶(被动人身依附)或奴才(主动精神依附)两种选择时,士是会“与其苟活,不如殉死”、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放下梁济死之“重”与王国维死之“轻”的个体差异不说,关键在于后人都在猜度他们是“殉清”、“殉文化”或殉别的什么?余以为,他们是在殉他们这个阶层(士或中国知识分子),哀鸣这个群体,伤心这个社会的集体堕落。(士的生命态度,士的“活法”与“死法”,可参阅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避免了在这里拉杂。)自梁济和王国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每况愈下:在此之后的中国政权,基本上是非精英政权,而非精英是不可能单独坐天下的,他必须要有知识分子抬轿,知识分子因此堕落为两种动物:鹰犬与牛马。人性没有了,更谈不上气节。大概只有林昭等气节可以比肩梁济和王国维,但他们已经不是“士”的末代传人,而是新型文化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梁济和王国维的死,标志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士”阶层的消失,“士”文化的死亡。他们是“必死无疑”的,因为只有死才能保持“士”的尊严,他们共同的”以死救末俗”成全了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人格。
从梁济和王国维的死,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是没有活路的,哪怕你是如梁济和王国维这样的才情与心性。
在另外一组人物里,列夫·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是两个文化巨人,他们成就的光环使得人看不清究里,于是周宁带着我们走进他们的生命状态:“托尔斯泰伯爵的痛苦,是如果生命是为死亡做准备,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如果生命没有意义,人为什么还要活?如果生活根本就是虚无,为什么不勇敢地自我了断,还要等待虚空最后的致命一击?自己究竟是不够真诚还是不够勇敢?”“信仰生命意义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在信仰中获得内心的安宁与入世的使命;信仰生命无意义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同样在信仰中获得安宁与出世的使命。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内心沉静笃定,无所畏惧。托尔斯泰说,他也想皈依一种宗教,“只要它不要求我直接否定理性”。这是他的底线,可是,哪一种宗教不否定信仰者的理性呢?”“托尔斯泰把“人民”当做自己的救世主,而当他们真正站在“人民”面前时,又感觉自己是“人民”的救世主。”“在一个愚蠢不堪的世界里,作为思想者的个人,如何活得真实、纯粹、高尚?韦伯感兴趣的是托尔斯泰的问题,而不是他的答案。他想象一直在他内心中沉默的托尔斯泰,终于现身在观众席上: “如果托尔斯泰从各位中间站起来问: ‘对于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如何料理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如果不由科学来回答,那么该由谁来回答?’……对于这样的问题,你只能说,让一位先知或圣徒来回答吧。”可事实是,这一代中间如此之多的人所期盼的先知,根本就不存在”。托尔斯泰有关怀,但他把自己当成了上帝,他的关怀里便没有了救赎,他是俄狄浦斯那样伟大的“人”,同时也就有了俄狄浦斯那样的悲剧人生;马克斯·韦伯没有信仰,他相信“我们注定要生活在一个既没有神,也没有先知的时代”。他只有一颗清醒的头脑,但这颗清醒的头脑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无情”, “无情”是不被期待的,所以他也不会被救赎。
从列夫·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的死,我们看到了“人”的文化中的“自以为是”, “人”的“自以为是”是“不究竟”的,因此“人”的文化中也是没有活路的,哪怕你如列夫·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那样的博大与关怀。
再一组人物是苏曼殊与李叔同。从纯粹的角度来说,我这里只讲李叔同。李叔同即弘一法师,是我最敬仰的人物。他把人的一生色空两界世出世间都演绎得十分精彩和纯粹:他对图画、金石、音乐、文学、戏剧都有高深的造诣,这位风流倜傥的浊世公子还有着多段香艳浪漫的爱情,他还是曾经从事革命、办过报纸的同盟会老党员;出家以后,向死而生,虽存犹殁,百般技艺、千种风情、万重恩怨随手放下,大爱决绝!20年苦行如一日,布衣草履,过午不食,“在中国僧伽中可以说是持戒第一”(太虚语),这种勇气与毅力,非弃绝人世、超越生死之人可能做到。弘一法师的临终,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宗教家与觉悟者的最高境界:“于一位活着经历死亡的人,死亡到来,反倒分外平静,悲伤,也有期盼,更有一般镇定与轻松,甚至欢喜。大师只饮清水,终日默念法号,像当年出家了断尘缘时那般了断人生,细致从容。慈悲的心中,有非凡的镇静力量,那是佛性。他将遗嘱留给妙莲法师,取出给友人的信,那是自己为自己写的讣告,大概早己预备好了。世间因缘尽了: “朽人已于月 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个体生命终于超越生死轮转,在绝对的信仰中达到圆满,心如明月,法喜充盈。”余曾经拜谒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往生的那间禅房,禅房保持了弘一法师往生时的景象,一幅与真人原大的照片示现了大师涅槃时的安详:那是超越了生死的圆觉之境,印证了他“去去就来”的生命自在。
涅槃寂静,追寻个体生命的圆满,上上根器的人方能达到,普罗大众是无法企及的。在弘一法师这里,我们看到东方“佛”文化“自了”的基因:“超越肉身”, “超越肉身”于人有益,于人类无义。
书中最先的一组(我把它放在最后)写的是两位传教士——马礼逊与柏格理。我想,作者更想表达的是一种传教士的普遍人格或者叫做基督精神。基督精神是:“道成肉身”,通过拯救他人拯救自己。远志明弟兄说过: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你死我活”,而基督的真谛是“我死你活”。《圣经》中说:“一粒子粒,落到地里,死了,便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马礼逊与柏格理是这样微小、谦卑、坚韧、献身的子粒,戴德生、特若撒以及许许多多传教士都是这样摆上生命的子粒。梁济和王国维只有“我死”, 列夫·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只有“我活”, 弘一法师也只有“我死我活”,他们都没有基督的 “我死你活”。这便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人的文化与神的文化的根本差异,这也是基督之爱的生命意义。
我没有研究过马礼逊,于柏格理,从我25岁看到他的事迹起,便心向往之,他的故事其实只是一句话:“一个人的死与一个民族的生”。柏格理正是用他的生命之火,点燃了行将灭亡的大花苗族的生命之火,这是一个感人肺腑的生命传递,是一个现世版的“我死你活”。柏格理51岁逝世于石门坎,我曾在柏格理墓前发下誓愿: 51岁时便放下世俗,去石门坎继续柏格理的生命为苗族人民服务。但人性的软弱使我成了个裹足不前之人,人性的虚伪使我成了个不守诺言之人,人性的贪婪使我成了个俗不可耐之人,我战胜不了自己,战胜不了环境,也战胜不了亲情友情。至今仍在喧嚣的城市、温暖的家庭里不死不生地苟且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在生命之旅的中途,我发现自己身处一片黑暗森林”(《神曲》)。前一日,在景云山,为同学的老父送葬,触景伤情谈起生死,同学间都是过了“天命”之年的,体悟感言千奇百怪,但有一点比较共识:现代人有太多赖以为生的事,却太少愿以为生的事。这时我就想起了《人间草木》,我叹息梁济和王国维、敬重列夫·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景仰弘一法师,但以我中下根器,生命是无法自行“了悟”的,生命问题上我不敢“自以为是”,不能“自以为是”便只有托付神,因此我更倾向于马礼逊、柏格理的生命态度, “在主的计划里行出生命”是马礼逊、柏格理的生命态度,马礼逊、柏格理的生命态度是可“行”的。我虽然还没有认识主,但我听闻经上说: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定开门。我已苦苦地在寻找的道路上挣扎了这么些年,仍然无法体悟到马礼逊、柏格理行动背后的力量源泉,我觉得神很偏心,他悦纳了我周围的那么多弟兄姊妹却并不进到我的心中。我内心饥渴但又丧失信心:人靠不住,神又在哪里?无可奈何中,仍依赖祈祷来寻求:神啊,请赐给我方向,请赐给我力量,能够让我迈开“走出”的一步,行在我愿以为生的事中,让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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