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中的贵州文化. 第一辑.苗学部分 出版前言.

    

苗族是中国第五大民族,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894万;苗族同时又是一个国际

民族,除中国外,东南亚各国有200多万,美国有30万,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共有5万.

苗族还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距今五、六千年前，同华夏族领袖黄帝、炎帝逐鹿中原的

苗族先祖蚩尤，与前两者并称为中华文明三祖。千百年来，苗族为战乱所迫迁徙无恒，只有到了贵州的丛山峻岭中才找到他们的生存之地。现今贵州的苗族400多万人，约占全国的一半。贵州是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苗族也是贵州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民族。

研究苗族和苗族文化的学问叫“苗学”，古代贵州的“苗学”大多来源于地方官员，如

李宗旷的《黔记》，爱必达的《黔南识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田雯的《黔书》，胡宗绪的《苗疆记事》，龚柴的《苗民考》，欠青乔的《苗俗记》，徐家千的《苗疆见闻录》等，最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有清代组织的《百苗图》编绘。但是，上述著述大多立场偏颇，观念“正统”， 又是为“政事”或“战事”服务，尚不足以称之为“学”。

运用现代学科方法发轫的“贵州苗学”著作，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和早期人类学家。如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甫萨维拉所著的《苗族史》，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等人大量的调查报告，还有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苗族史》。这些著作大多产生于十九世纪最后十几年至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可以把它看作是“贵州苗学”形成的初期阶段，换句话说，“贵州苗学”研究最早是由外国人建立起来的，这使得对“贵州苗学”的研究一开始便具有“国际”的视野。之后出现的《贵州苗族考》（1929.杨万选著）可以看作是贵州苗学研究初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和余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抗日战争使得大批大学、大批学者内迁贵州，从而掀起贵州苗学研究的高潮。这一期间贵州苗学研究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水平学者带领下的组织化研究；二是苗族学者提供了“自称”的视角。

作为第一个特征，如闻一多等名教授带领西南联大学生在贵州境内采风；大夏大学成立由名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徽等领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编辑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方面的专门刊物：《大夏大学民族学论文集》、《苗夷研究丛刊》，出版发行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新谣》、《贵州苗族概论》等著作。这一时期，苗族外出读书的学者已初露锋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梁聚五，著有《贵州苗夷发展史》；杨汉先，著有《大花苗迁入乌撒考》等；王建明，撰有《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等文；王建光，撰有《苗民的文字》等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50~60年代，成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和民族教育院校。配合民族自治、民族识别等工作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为贵州苗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期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编印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编写了《苗族简史简志》，各民族自治地方也编写了概况。大量调查中“采风”的作品也收集在《民间文学资料》中编印发行。这一阶段贵州苗学研究最大特色是“政府行为”。

整个文革期间，贵州苗学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成为空白。当然也不乏有一些个案，如台江农民王安江从1968年开始，以行乞的方式跋涉50000里，收集整理了完整的《苗族古歌》，成为那一时代可歌可泣的壮举。

80~90年代，文化真空十年之久的“文化热”火热反弹，贵州苗学研究成果斐然，主要著作有：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杨庭硕的《百苗图研究》，翁家烈的《苗族文化论》，麻永斌的《神性妇女研究》，杨培德的《鼓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路易莎的《贵州苗族文化复兴的动力》，罗庭华、余岛的《贵州苗族文化教育研究》，徐新建《苗疆考察记》，石潮江的《中国苗学》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来自（苗）族内外，也来自海内外。比较文化，比较宗教、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的各种视角满目，可谓是“百花齐放”。

进入21世纪，除了继续“百花齐放”，苗学研究进入到“整合”阶段，有了大部头的《苗族通史》的面世，《20世纪苗学研究百部文库》也出版发行了第一辑十部，跨度近百年的《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也由英、苗、汉学者共同完成，首部集可视、可听、可阅读的《王安江版苗族古歌》也由本社出版，贵州苗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本选集纵向关注一百年来贵州苗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努力留下各时期阶段性的代表作品。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开山之作，萨维拉所著的《苗族史》一直未能译成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我们从国家图书馆找出原版并 组织了翻译；被称为“苗族救星”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所著的《苗民的故事》与另一英国传教士克拉克所著的《在中国西南部落中》合并为本选集的第二册；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在1936年译为中文出版过，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代表作品也作了再版；20年代后期——40年代末，这是苗学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汉族学者的著作，我们选了杨万选著的《贵州苗族考》（1929.）与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徽等人的文章合为一册；苗族学者的著作，则选了梁聚五著的《苗夷民族发展史》，同时附上杨汉先、王建明、王建光等人的文章；50——60年代，因贵州民族出版社出有大部头、多卷本的《六山六水调察报告》，我们只选了费孝通“劳动的苗家”与中央民族调查团的一份调察报告和调察资料合为一册，反映一下当时的调察重点和调察方法；80~90年代，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和石潮江的《中国苗学》，作为了这一苗学研究丰硕成果阶段的代表；21世纪，我们考虑到苗学研究的国际化，则选择了海外学者路易莎和简美琳的新著，让读者了解国际上贵州苗学研究的趋势。

区区十册，难免挂一漏万，还望贵州苗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原佑。作为贵州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部分和成果最多的部分，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第一辑选择了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