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爱国，不折不扣一场政治运动（一）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各4：4》）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诗16:4》）

奉別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治死。——(《申18:20》)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

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3:18-19》）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

 ——（《罗 1:25》）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

他作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太23:15》）

 

（昨天，某名牧举办的讲座为“三自爱国运动”辩护，导致我将自己还未发表过的一篇文章放上博客来回应。文章写作时间较长了，因为软弱，本不想示人的。但既然“主内”牧师都出来站台了，不得已只好回应。我作为一名省宗教局长期分管基督教的处长，一名长期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一名家庭教会的会员，在各个角度都直接接触过“三自爱国运动”，甚至参与过推动“三自爱国运动”。我知道在当今环境下“文责自负”后果非常严重，但为了无愧于主，无愧于良心，无愧于为了真道现在仍在狱中的牧师教友，无愧于福音运动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仍然站出来发表本文。文章很长，大概得分三次载完。欢迎指正，不欢迎打棍。致于举报，请便。）

 

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一种教会是由反基督的人主使操纵、没有基督信仰的人主持运作，以打击基督信仰为手段，以消灭自身为目的，你一定不相信这样的教会存在。但十分不幸的是，它不但真实存在，而且有2000万“信徒”，还垄断了几乎全中国所有的教堂——它就是三自教会。三自教会是“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产物，它与神的教会的争战，是从1949年至今中国基督教的主战场。中共建政后中国基督教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阶段（政治上与“前三十年”同步），这一阶段和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改造以致消灭基督教，相应的，在这一阶段内催生了“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第二阶段是“基督教中国化”即“新三自运动” （政治上与“后三十年”同步），这一阶段和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帮助执政党“看守宗教阵地、改造基督教”并“消灭家庭教会”，相应的，在这一阶段内催生了城市新兴教会以及“植堂运动”。在新、老整个“三自运动”时代，属灵争战异常尖锐惨烈。阿克顿勋爵曾说：“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汲取历史教训”，希望读者与笔者都能成为“自由人”，读懂这段历史的真相并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①、中共的“政治运动”   说到“政治运动”，中国人闻之色变——从国家领导到草民百姓，你甚至无法找到一个中国家庭没有遭遇政治运动的迫害。这种由执政党发动，以巩固权力为目的，以打击消灭特定人群为手段的方式，是执政党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种政治生活，叫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运动”史，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如：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针对反革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针对农村地主、富农的土地改革运动、针对资本家及代理人的三反五反运动、针对文艺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针对党内对手的大肃托、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针对暗藏的反革命的肃反运动、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针对全体农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针对全国人民的大跃进运动、针对四种小动物小昆虫的除四害运动、针对党内对手的四清运动、针对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针对全社会的一打三反运动、针对党内对手的批林批孔运动、以及将中国置于崩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平均每一年就有数起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就会有一批人死于非命、一批人打入另册，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政治运动的恐惧之中。

  基督教界也是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在“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总名义下，控诉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无宗教区运动、联合礼拜运动等等，企图将基督教变成执政党维护政权的工具。一般来说，群众运动都是自下而上，中国的政治运动虽然也是“群众运动”，但它是自上而下的，这是专制政权最大的“优势”—— 专制政权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期内形成“碾压”态势。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基督教的失败是神学或文化方面的失败的话，那么，1949年之后的失败则是政治方面的失败，这个失败主要就来自于“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解读“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从基督教内部的神学观念引发的宗派和运动来观察，另一条是从执政党的宗教政策和统战策略来观察。前一条线索王怡牧师有一个“中国家庭教会史”的系列讲座，从基督教内部的神学之争清晰地解释了“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来龙去脉，我再要说点什么无非也是画蛇添足；我还是从另一条“执政党的宗教政策”来谈一点体会。由于“三自运动”是由执政党授意并主导的“政治运动”，从“执政党的宗教政策”来谈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②、“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尚是“革命党”时期，因为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而马列主义天然与基督教为敌，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年就发动组建了“反宗教大联盟”；之后，又实际操纵了“非基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执政党的反帝（美帝和上帝）立场，决定到了一个“敌基督”时代，主要表现是执政党由革命党变成为执政党以后，外用“马列主义”，内用“淫祀管理”，教会则处于《启示录》中士每拿教会那种受苦阶段。本来，马克思定义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强调的是“麻醉”（治疗）作用；中国共产党加了一个字：“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利用中国近代史上一段特殊的民族记忆,变性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痛恨的具有“欺骗”作用的“侵略”工具。加了一个字，宗教就从文化上的“错”升格为了政治上的“罪”。毛泽东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传达出两个信号：既是政治上告别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代表美帝），也是宗教上告别传教士的司徒雷登（代表上帝）。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为基督教定调：“帝国主义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一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的政策。传教、办学校、办报纸与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政策的实旋，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毛泽东的文章是对外的公布，其实，早在1947年6月刘少奇访苏时向斯大林汇报了宗教政策：“革命胜利之后将会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文化上的控制权，但鉴于建国后百废待兴，对帝国主义国家办理的学校医院，暂时允许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允许继续办理。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时予以接收……对于宗教机关，一方面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允许活动，另一方面进行反宗教宣传，对于教堂土地则在教民同意下予以没收分配。”）在195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对天主教、基督教明确定性：“我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在长时期中又被帝国主义用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组织又被帝国主义用为进行间谍活动的机关”、帝国主义者“由于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已告失败，正在力图保持他们的教会中的影响，经过教会来保持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加紧进行间谍活动"。这种政治定性就注定了要在这两个教内进行清算。与“消灭敌对势力、巩固政权”为目的的各项政治运动一起出现的（当时主要有“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就有“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当时建政仅仅几个月），基督教被迫卷入“政治运动”中。即便是执政党首席宗教学家卓新平也毫不隐讳地公开承认：“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教会在组织建构上摆脱了西方差会的影响，“三自爱国”就是以自治、自传、自养的方式来独立自办，表达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拥护和爱戴。所以说，这一运动本身就是从政治意义上出发来推行的，而我们坚持三自爱国运动，就在于其对基督教来说首先是一个政治运动，并不完全是一个教会自身的、内在的宗教运动。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定位和表态。”（《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

③、“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发起人：要谈谁是三自运动的发起人必须了解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统一战线”政策被共产党视为革命斗争“三大法宝”之一（其它两大法宝是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用一种简单的方法理解，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连横”。在成为执政党前,主要是团结与执政党国民党有矛盾的各种力量以之作斗争；在成为执政党后，主要表现为“拉一派打一派”，利用“同路人”转换成“代理人”，打“代理人战争”。本来，同样主张自由主义神学、社会福音、本色运动，拥有30年历史，团结了2/3的基督教宗派和团体（占全国信徒人数61%）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长期以来就表现出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老朋友”，长期表现出对左倾政治的热心，并明确表达了对新政权的支持，并且，他们在上海召开的年会上拟发表一篇《三自革新的宣言》。该宣言被称为“老三自”，其基调是在宗教中融合政治，持守的还是宗教立场。由于该会是西差会与中教会的共同组织，与那个年代所有“出身不好”的人遭遇一样，被执政党指责是由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机关（见陆定一：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上的讲话），被迫停止了活动，其《三自革新的宣言》也因为不合执政党口味而胎死腹中。而执政党另起炉灶，一手操作成立了作为“统战组织”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该会成为了执政党在基督教界的“代理人”。执政党的这一选择，粉碎了他们自己“统一战线老朋友”的说法，事实证明：统一战线没有“老朋友”，只有“新工具”。

三自运动由执政党授意发起并主导已经不是秘密，由基督教内的“不信派”和共产党派到基督教内“卧底”的秘密党员代理也暴露无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基督教代表时指着在座的浦化人公开说，这些基督徒加入共产党后并不一定就退出共产党。至于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使用更隐秘的方法隐瞒他们的身份（早在非基运动时期，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指示：“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一九五零年七月廿三日，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该文件第七项原文主题是“党员信教者”，内容是指示潜伏在教会内、有双重身份的‘忠实可靠的党员’要继续留在教会内执行任务，他们不需要公开身份，也不会转移他们的工作岗位。（著名的潜伏在教会内的党员有阎宝航、赵复三、浦化人、董建吾、李储文、刘良模、韩文藻、沈德溶等，现在安排进去的更不计其数，如阚学卿、徐晓鸿、阚保平等。他们的身份其实当时也为大家认识，袁相忱牧师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发言说：“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的津贴，现在共产党的天下，又摇身一变成为三自的人，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的。他们只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1949年9月21至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高层领导钦点吴耀宗、邓裕志(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刘良模(曾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干事)等5位基督教背景的人士参会。按刘良模的回忆：“那年8月，我在纽约收到周总理通过龚澎同志给我打来的电报，邀请我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种“议会”性质的会议强调的是“代表性”，但在当时，整个宗教界只有8个名额，其中5个就给了基督教背景的他们。更为滑稽的是，上述5人宣称并不代表全国基督教团体（他们在基督教界本身就不具有代表资格），所代表的是基督教里"与大会思想相同的一派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接受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主张与共产党合作。"他们"不满于基督教的保守、腐败，和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力量的联系"。这5位由执政党选择的代理人日后成为了中国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借“朝鲜战争”反美和民族主义气氛高昂的政治环境，在周恩来的启发、动员和授意下（吴耀宗总结周恩来的启发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在基督教界并无代表性的平信徒吴耀宗（仅是青年会下面的出版组主任，且在1948年因其发表反教会的《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被辞职”，吴在1938年起就频频与中共高级干部徐特立、周恩来等人往来，公开表示已经是共产主义信徒，是共产党的拥趸，他在《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中宣称“我把共产党看作我自己的朋友，看作中国人民的救星”，他积极参加中共组织的“民主运动”，并在1949年3月被中共秘密派人接到北平商讨接管与改造基督教，可见他在中共建政之前就已经被选为其在基督教内的代理人）等人领命倡议发起“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并发布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简称“三自革新宣言”，与上述并未面世的“老三自宣言”相较，称为“新三自宣言”)。该宣言八易其稿（由原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副部长、政协宗教组负责干部陈其瑗主持撰写而不是由吴耀宗主持撰写），每一次修改均呈周恩来审阅，最后定稿的毛泽东批阅后指示：“这很有用，请考虑以内部文件形式电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委，并要他们注意赞助”。“三自革新宣言”由党内干部主持撰写，由周恩来审阅，由毛泽东定稿，完全是共产党党内文件的程序，唯一不同的是要用吴耀宗来“背名”。吴耀宗最初仅计划把宣言发表，相当于交了一份“投名状”而已，并无打算将之变成广泛的签名运动，说明他心里并没有“运动”的准备。但是，“群众运动”起家的执政党并不甘于就此罢手，周恩来给吴耀宗发来电文，称许《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的基本方针，“它打开了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其团体今后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新的努力途径”，并授意把宣言变成签名运动，随后，国家最重要的媒体《人民日报》刊登了《宣言》全文，并发表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鼓励信徒响应宣言，"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于是，签名运动在全国势不可挡，自50年8月至51年4月的8个月内，签名者达18万，占全国基督徒的18%；据1954年最后公布的统计数字，在宣言上签名的基督徒共有41万7千多人（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资料组编印：《中国基督教概况》的统计，全国基督徒共有83.5万人）。这说明一个事实：与中共推行的所有政治运动套路一样——群众发动起来了。《中共中央关于积极推动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承认了这次运动是由党推动发展的：“（过去）一切经验证明：基督教、天主教的任何有效的革新运动，都不可能是教徒的自发运动，而只能在党和人民政府积极领导督促下发生和发展”。后来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回忆说：“应当指出，1950年5月周恩来三次召集中国基督教代表之前，父亲和代表们丝毫没有心理准备发表‘革新宣言’。一心只求中央政府下保护宗教令，‘革新宣言’完全是周‘教育和启发’的结果。应当说周的‘启发’就是最高的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父亲是属于能理解的，而很多教会领袖都是不甚理解，只是无可奈何勉强地随大流了。。。在控诉运动中，父亲的确认真贯彻政府的意图，出了大力。但对运动的具体操作的人员是刘良模、韩文藻、沈德溶、施如章、李寿葆、李储文、罗冠宗等人，他们都是隐蔽在青年会里的“左派”，自称是基督徒（都是共产党）实际上是秉承上面的指示，起到拆毁教会，而不是建立教会的作用”。从上述中我们发现两个事实：没有代理人，该运动就不是“基督教”的；没有执政党的政治动员，在基督教内并没有代表性的代理人就不可能把信徒发动起来。归根结底，执政党才是“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真正发起人。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所说的“从运动的缘起，以及运动的发起人的原初构想而观之，则整个运动当至少是部分基督徒(如吴耀宗等)的自发运动” ，“整个运动愈往后发展，我们便可以看到政府干预甚至控制的力量便愈大，至终它变成了政府全面控制教会的一个手段”是不确的（由于共产党在天主教内不具备像基督教这样的“基础”，新政权所期望的“天主教的革新工作和基督教的革新工作并驾齐驱”的局面并未很快形成。后在川北地委推动下，边远、下层的四川广元县王良佐神父和500余名天主教徒被动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该宣言虽然也由《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由各地政府推广，但没有在中国天主教内引起太多的回应，签名者不到天主教徒数的千分之一。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一个天主教、基督教的考察团，曾经与时为全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的王良佐相处二十余天，发现天主教人士对他多有不恭之语，宗教局干部对他也十分不屑，其处境好似卖主的犹大；而当时大陆仅存的由教廷祝圣的主教、萬縣教區的段蔭明每到一处，教徒均下跪亲权，与王良佐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而王明道牧师不愧为“先知”一类人物，他曾一针见血指出“三自”的“统战性”：

“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教会搞垮。二十年代底反基督教有个反基督教大同盟，那是从教会外部反。五十年代底反基督教，有个三自会，这是从教会内部反。三自运动是反对神的人用来从教会内部消灭基督教的最有效的手段。历世历代迫害基督教的人都没有想到过这么高明的办法，如今被发现了。”（转引自《中国教会十位神仆对三自的态度》）。

④、“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是政治宣言：该宣言全文如下：

“基督教传到中国，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当中，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但是，不幸得很，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现在中国的革命胜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历史这一个空前的事实，是不会甘心的。它们一定要用尽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个既成的事实；它们也会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它们挑拨离间，气体在中国制造反动力量的阴谋。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的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我们发表了下面这个文件。我们愿意号召全国的基督徒，为实现这个文件所提供的原则而努力。

总的任务   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基本方针  ㈠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同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运动，并教育他们彻底了解及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

㈡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工作上实行检讨整理，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

具体办法  ㈠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凡仍仰赖外国人才与经济之协助者，应拟定具体计划，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㈡今后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在宗教工作方面，应注意基督教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制度的改进；在一般工作方面，应注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及劳动生产、认识时代、文娱活动、识字教育、医药卫生、儿童保育等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三自革新宣言”对于基督教信仰问题只字未提，直截了当提出“三自”总的任务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可见这是一份“政治宣言”而不是“信仰告白”，是交给执政党的“投名状”而不是交给信众的“倡议书”。1950年10月在上海召開基督教第14屆年會，會務委員會主席繆秋笙認為宗教是超政治的，教會合作團體最好處於超然地位，不直接參與政治性運動。與會的一些代表擬通過一份《告全國信徒書》來抵制簽名運動，但是，在红色恐怖中，这份《告全國信徒書》竟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执笔。可以想见的是，这样的抵制只可能以“不了”来“了之”。当时，一些早就“三自”了的自立教会如北京自立教会、基督徒聚会处、耶稣家庭以此为由不参加“三自”。国家力量这时的做法是：不参加“三自”的教会和信徒便会被罗织各种政治罪名（主要是反革命罪）。195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将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倪柝声的基督徒聚会处、真耶稣教会、内地会、长老总会、灵粮布道会、灵修院以及各地的恩典院、耶稣家庭划定为“反对爱国革新运动或伪装革新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各种反动政治活动的”，最后决定1954年将以倪柝声的基督徒聚会处“为主要打击对象,对‘恩典院’加以封闭”,而对王明道及其基督徒会堂,只是“注意切实了解情况,准备予以打击”。三自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崔宪详的“逻辑”与执政党的“上纲上线”一模一样，他宣称：“不加入“三自”就是不反帝爱国，不反帝爱国就是亲帝害国，亲帝害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要被镇压取缔。”相继，北京自立教会创始人王明道夫妇被捕，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倪柝声被捕，耶稣家庭创始人敬奠瀛被捕，主要的教会领袖很多都被捕入狱。1950年—1953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其中被扣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8840人，遭劳改的达39,200人；被扣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2450人，遭劳改的达24,800人，甚至有父子三人同日被枪毙為主殉道的慘烈見證）。在1957年—1958年，被划为右派的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尼禄公元303年对基督教的迫害常被历学家当作典型，这个杀过自己母亲、太太、孩子的残酷君王，也仅处死1500名基督徒，而三自前8年间被监禁被处决人数达到当时全国基督教总人数的8%，被批斗被审查的更不计其数）。吴耀宗用“信仰”来欺骗基督徒，他宣布共产党是“新上帝”：一个反宗教的改造世界的力量已经取得具有决定性的胜利，远远跑在了基督教的前面。共产主义革命是上帝在人类的救赎工程，上帝已将拯救人类的使命转到了中国共产党手里（《基督教的时代悲剧》）。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宣传蒙蔽以及新政权在很多方面造就的欣欣向荣鼓舞下，全国2/3教徒在《三自革新宣言》上签名（包括教会重要的属灵领袖倪柝声、贾玉铭、杨绍唐、陈崇桂、王镇等等），基督教原有宗派、组织被强力破坏，中国历史上宗教信仰屈从于政治权力的悲剧再一次上演。王怡牧师从一个更大的图景来观察三自，他说：“在 1950 年,共产党选择了首先拿基督教开刀,使教会幸运地站在了一个为他的同胞受苦挡灾的位置上,但教会却从这个位分上跌倒了,在共产党对文化群体的第一波迫害前,丧失了“光和盐”的管家职分。接着,一场又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就临到了整个国家。今天一个基督徒若看见这一点,就应为此而忏悔,替自己的弟兄认罪。凡事皆在上帝的主权之下 ,但人却要为自己的本分受到审判。如果没有“三自运动”中数十万基督徒的集体跌倒,如果在 1950 年,中国教会中有一万个王明道、一万个吴维尊,后来的反右运动和文革是否还会那么轻易的发生?”（《与神亲嘴》）

在《三自宣言》中提出了“三自”总任务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在1961年第二次《三自全国会议议决》的任务中，重新提出“三自”的任务是：1. 高举反帝爱国旗帜2. 接受共产党的领导3. 积极参加劳动生产4. 加强揭发所有非法家庭教会的活动。——从中我们看不出任何上帝子民的身份，只有拥抱“地上国”的强烈动机，目的就是置神的教会于中国党和政府的绝对领导权之下。至1955年，为便于接受领导，在全国“三自”之下，比照政府行政单位，从县到市再到省也建立了各级“三自”组织。丁光训自豪地说：“以中国教会来说，我们在政治上、人事上、组织上、经济上向三自是已经迈出了重要的几步，这是极宝贵的，是基础性的”（《1982年9月16日在全国三自和全国基协举行的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作为一个曾经分管基督教的宗教局干部，可以证明的情况是：“三自”的政治方向是执政党确定的（在中国任何一个组织都如此），人事是执政党安排的，组织是比照政府系列建立的，经费是政府提供的。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我所说情况的注脚：“它的‘自治’——自己管理自己，里面的管理人员全部要要经过共产党审查，包括神学院的毕业生分配工作。‘自养’——大概基层教会是自养的，但是三自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是按照行政级别付工资的，派到国外访问全部是中共出钱，而且里面一定有统战部的人陪同。‘自传’——每个教会共产党都安插了自己的人，了解讲道的内容，完全控制。”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一个现实版的例子是：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要求选出的中国基督教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长顾梦飞就很典型：他的父母一个在国安任职，一个在统战工作（众所周知这两个部门的特殊性质）。而他本人，有多个教内肢体证明他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各级宗教组织、群众组织、民主党派秘书长一职由共产党员担任是惯例）。而202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新增了严禁接受境外宗教团体的委任及帮助等内容，这无疑是公然宣布：中国教会不再是“肢体”，而成为了服从世俗权力的“金牛教会”。我们知道，神的教会有几个本质特征：是基督的身体，由在基督里的人群组成，在神面前低头，活在神的话里，遵守他的命令。以此对照，“三自”不但不是“教会”，而是全面反教会。 

⑤、“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领导人的政治表现：三自领袖吳耀宗与共产党领袖人物周恩来、徐特立及吴玉章等人有所往来，思想上倾向马克思主义，他对比《共产党宣言》与《登山宝训》，认为二者有许多共性：“马克思和耶稣都有火一般的热情，以先知的远见，主张社会正义，要为全人类创立一个新天新地。他们都有一种卓绝的爱与同情，所以看见了不平的现象也不能容忍。他们都忠于他们的主义，为他们的主义而牺牲。”（《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他在1948年复活节之际发表的《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不但明确赞同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且极力主张中国基督教必须进行革新：“如果我们思想路线是和现在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路线一样的，我们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如果我们所能宣传的宗教，只是逃避现实的，个人主义的，奋兴式的宗教，那么，从要求解放的广大群众的眼光看来，基督教也只能是人民的鸦片”。在1949年，他与丁光训有一次长谈，丁回忆：吴耀宗引用《马太福音》第25章说明，共产党人口头上否认基督，却实践了爱，而基督教口头上不停地承认基督，实践上却没有能彰显它，因为没有对大众的爱。丁光训问到：“新中国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政府要取消宗教，你是否还拥护新中国？”吴耀宗说：“退一万步来说，只要祖国是美好的，那么，即便宗教受到打击，我还是爱祖国。”中共建政前的1949年2月，吴作为中共在基督教界的“代理人”在中共安排下秘密经北朝鲜、东北抵达北平，领受准备变天的工作安排；政权易帜后，他在新政权里也不是一般的“僧道官”，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他的“爱国”毋庸置疑——为了“国”可以不要“主”。因此，可以看出吴耀宗并不是投机取巧的“代理人”而是有相同思想基础的“同路人”，只不过“同路人”绑上战车成为“代理人”后，他就更加的身不由己。1951年组织开展基督教内控诉运动，批判亲美人士，他在“控诉大会”上信口雌黄：“美国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走遍全中国，伪装传扬福音，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情报间谍活动。。。他们编印了报告中国政治、经济、人口、交通等详细情况，名为‘基督教占领中国’的‘调查录’。随时把有关中国的重要情报用通信、明电、密电的方式，送给美国差会和国务院，这些情报便成为美国国务院关于侵略中国的‘重要资料’”。他还一口气揭发了基督教内历史和现在的“美国特务”裨治文、伯驾、穆德、卓伟、毕范宇、项军；以及“美国走狗”赵世光、顾仁恩、赵君影、陈文渊、朱有渔、梁小初。他充当希律王那样的角色制造“罪名”，诬告地方教会倪柝声经济犯罪和生活作风等问题，导致倪被捕获刑。在执政党的策动和吴的带动下，清代的“叫魂”一幕再次在基督教内发生。“叫魂”发生时亲友的揭发检举是最致命的， 控诉运动“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也常常是平日最亲近的人。比如打入基督教内的地下党员李储文控诉他的恩师、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毕范宇，毕范宇因此被驱逐出境；而该堂的另外两位副牧师孙恩三、顾政书，一位自杀身亡，一位死在狱中。此后，李储文当上了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相同的戏码在全国各地均有上演。吳耀宗專門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杀气腾腾說“控訴不只是論斷，它也是審判，是定罪。”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主持编写《贵州省宗教志》，查阅到当年的卷宗，毫无例外发现神的仆人被迫害背后，都有一群犹太公会或犹大式的“三自”人物自觉充当告密者、依据提供者、证人、参谋、舆论制造者和帮凶。除了这种面对面的揭发检举，“三自”还系统性编写了《解放前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参考材料》和《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一些资料》，污蔑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别动队”，否认西方传教士“血种麦粒”的牺牲和贡献。《诗篇55:12-14》早就预料到有这么一天的到来：“原來不是仇敵辱駡我，若是仇敵，還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與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已的朋友。我們素常彼此談論，以為甘甜，我們與群眾在神的殿中同行。”

吴耀宗为了听命于人而不听命于神，必须改变教会的性质。吴耀宗在《基督教的改造》一文中说：“在过去和现在，帝国主义的确是利用了宗教来做‘侵略’‘剥削’‘欺骗’中国人民的工具”。他们首先切断中国教会与国外教会的关系，将中国教会从普世的教会孤立出来，使三自教会成为“中国的教会”而不是“主的教会”，此举组织上相当于从新约的普世教会退回到旧约的民族教会，政治-神学上相当于宣布不再顺服主而是顺服党。这与纳粹时期“德国人民（Volk）教会”或“第三帝国（Reich）教会”何其相似。“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也是将国家或民族的名称放在教会的前面，确定了“爱国”为基督教第一使命的异端神学。对于“上帝是唯一真神”这一最为根本的信仰，吴耀宗竟然全然否定：“在一個現代人的眼目中，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象徵著一切迷信，而且按字面說，他，上帝，應是一個專制魔王。”（《上帝在哪裡？》）他还对耶稣的神性也全然否定：“道成肉身、童贞女生耶稣、复活、三位一体、末日审判、耶稣再来、等等，这些都是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信仰……我认为不信它们，对我的宗教信仰并无影响。”（《黑暗与光明》），“他‘无论怎样勉强自己，始终不能接受’（吴耀宗：《基督教与唯物论》）。吴还公然宣布：“上帝已将人类得救之钥匙，从教会手里夺去，交予共产党了”。三自领袖的这些言论，让我们看到“三自”已然脱离了基督教信仰，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或者叫“拜党教”了。多年以后，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为了给父亲开脱却道出了历史的真相：“父亲所做的一切背后都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就是中国共产党。‘更新宣言’的发表，当时本来是为着解决49年以后中共错误的宗教政策，要周恩来下一道命令，保护宗教自由，但见了周恩来以后，马上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就不提那些偏差了，他就跟信众们讲你们要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吴耀宗急于向党靠拢，以致于有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角色”，为此还受到党的“批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公开批评他“吴耀宗，很进步，但无群众，他不大做礼拜”；习仲勋在第三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总结中也提到吴耀宗、刘良模等人宗教信仰淡漠的问题。他说：吴耀宗等人的活动，“政治气味很浓，宗教色彩太少，没有很好地通过爱国组织以宗教形式去争取群众"。而按“三自”内的另一个人物徐如雷的总结，三自就是三个字：听、跟、走，听就是听共产党的话，跟就是跟共产党走，走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三自的第二任掌门人丁光训紫夺朱红——“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在“国家领导人”之列。他又是一位怎样的三自领导呢？早在他还是“三自”副主席时，三自教堂在文革以前几乎全部关闭，丁在回答外國記者“為什麽中國大陸禮拜堂關門”的問題時說：你們西方人內心苦悶，所以需要宗教信仰的麻醉；中國人民生活在幸福之中，禮拜堂沒人要去，自然關門了。从中可以看出三自配合政府“消灭基督教”的真实用心。一位有良知的宗教学家何光沪写到：“三自”系统的神学先是转向官方要求的政治主题并力求与其基调保持一致，后来则随着官方日益趋向反对一切宗教也不得不逐渐噤声并最终衰亡。曾经活跃的神学家停止了写作，神学书刊几乎完全消失，甚至全国所有的神学院也逐渐合并，最后连一所也不剩了。”（《中国神学与中国社会: 回顾与展望、特征与趋势》）我们现在有一个错误认识，把一切账都算在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行为”身上，其实中国基督教地面活动哪怕是三自教堂的活动，是在文革以前就被三自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运动消灭了的，是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为”。丁光訓还有一句“名言”： “神学是精细的政治”。他的“信仰告白”：“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点。我的信仰是一个椭圆，有两个圆点，就是基督和国家”。他公开承认：“五十年代，由于当时历史原因，‘三自’变成了管理教会的机构，变成一个教会之上的上级┅┅保罗关於‘基督是教会的头’的教会观，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三自组织统治教会，即基督这个头之上，又加上三自这个头”（《金陵神学志第18期》）。丁光训与平信徒吴耀宗不一样，作为圣公会按立的主教，他必须从神学上替“三自”找依据，他说：“三自是保罗的路线，是出于主自己”。他误导性引用《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会议说：“自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一座城门，在它的北面、南面、东面、西面各有三座城门，让基督徒和教会从四面八方来进入，大家带着各自特殊的灵性宝藏和看见，一起来进入基督的丰盛”，这已经不是引喻失义而是苟容曲从。他的经典论述不是以《圣经》为皈依而是以统战为目的：“圣经中有不少段落都讲上帝关心、爱护、祝福整个人类，包括其中信基督的和不信基督的。这是正常的宗教信仰。。。。但是教会里有些人以信仰纯正自命，强调信与不信的矛盾对立，说信的人可以得救，死後可以上天堂，不信的不得救，死後下地狱。据此，他们就极力传教，劝人信教。这就使基督教变成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对立的宗教，这就和社会主义不相适应。”当然，他也知道“三自”改变教会性质意味着什么，他承认：“随着一次接着一次的政治运动，整个国家愈来愈强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这也影响到教会。在不少地方，教会不少工作的实际领导权就无可避免地集中到三自组织。这不是三自组织的初衷，但是，就这样，在不少地方，三自从一个高举爱国旗帜和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的信徒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变成了处在教会之旁或之上，像教会又不是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样的一个教会领导管理部门。”（《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在全国两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为了“洗白”自己下“贼船”，他提出“三自”是政治组织无法安排教务，因而成立了“基協”；同时又提出了“三自脚手架”理论，说“教會是建築本身，既然建築已經完成，三自應該就要退場”，他清楚地知道：“与教会的永恒神圣地位相比，两会是重要的、必要的，但并不具有永恒性。两会从属于教会，是为教会服务的。把两会当作永恒的事物，或说两会领导教会，《圣经》上没有依据，神学上讲不通，国内外信徒接受不了”《答天风记者问》。丁光训希望执政党批准他从“脚手架”上下来。可怜他不听神安排就只能听“组织”安排——丁至死都还背着“名譽主席兼會長”这口黑锅。全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在向凤凰网介绍丁光训时说：“他喜欢南美解放神学，讲解放神学时结合着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现在，宗旨就是为了劳苦大众得解放，”其实，何止“喜欢”，丁光训本人就是一名“打入基督教内部的地下共产党员”，《陷人阱旁話“三自”》一文揭露：“文革”時，紅衛兵們年幼無知，居然懷疑我忠心耿耿的丁大主教是帝國主義的間諜，跑到組織部要求查閱他的檔案，組織部不肯。那時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檔案，紅衛兵尚且敢於查閱，他丁光訓算個老幾，竟然不能查閱？於是紅衛兵們大吵大嚷，擺出要砸組織部的架勢。情況危急！組織部不得已透露了只有鬼知道的國家機密：那就是“丁光訓同志是一位忠實可靠的共產黨員，大家完全可以信賴。” 对丁光训知根知底的南京老统战、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程干远揭露：丁光训是第一批派到外国的，以神学留学的身份得到神学博士的党员。他的身份始终没有公开，一路到政协副主席，一直到死都没说他是共产党员（金陵神学院的季泰揭发，丁光训1932年就在延安入党）。丁死后，白天身覆十字架作追思礼拜；晚上换覆党旗作党内的追悼会，白天“安息主怀”，晚上“去见马克思”——这是“有图有真相”的，请参看附图。

“三自”消灭基督教的目标一直从当初贯彻到现在。由于他们掌握着话语权，把“消灭”说成是“挽救”。当今的示玛雅——“基協”会长高峰就颠倒黑白地说：“三自愛國運動挽救了中國教會。首先，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教会有了自己的主权，使基督教真正成为中国基督徒自己办的宗教事业，并且以一个主权教会的身份，开展与普世教会的交往。其次，三自爱国运动也改变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洋教”形象，消除了大众对中国基督教的反感。这两条，为中国基督教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新任三自主席徐晓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无视基督教会不是国家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地上的教会仅仅是为神的原故而存在这个基本要道，公然说：“必须认识到，我国教会姓‘中’，不姓‘西’”。而北京海淀堂主任牧师吴庆伟就更直白，他说：“我们首先得记住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至于说）我们是主的国度的子民，那是次要的”。原金陵神学院副院长王艾明牧师揭露：“目前中国的政教关系本质上是政府直接操办宗教事务模式，虽然所采取的做法是挑选和任命宗教组织所有部门负责人，甚至主任牧师，神学院院长以及所有部门负责人这样纯粹教会内部事务。一方面国家最高精英阶层希望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积极地引导广大神长教友维护国家法律权威，拥护中央政府的各类大政方针，爱国爱教；另一方面却又设置庞大的干部编制去管控各级宗教组织，同时，再通过各类“宗教代理人”以宗教教职人员的头衔和身份去管理普通信徒。。。经过六十多年的实践，却衍生出大量的宗教事务败坏和无效的现实。无论是宗教局局长的“一把手”缺乏有效地监督和制约产生的以权谋私和利益互换，还是享有国家事业单位编制的福利所形成的宗教组织实权人物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造成架空国家利益的实际结果，都是可以获得实证研究和分析的。”（《使徒教会信仰》）“三自”在管制教会上实行“三定政策”，全方位与《圣经》相违背。定时、定点与《圣经》“所以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背道而驰；定人与《圣经》传道人只要是受主呼召，并由教会认可及差派即可传道似是而非；定片与《圣经》往普天下去，在万民中传福音，建立教会反其道而行。“三定政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限制来捆绑基督教、消灭基督教。Open Doors《世界观察名单》中写到：“来自河南和江西省各县的报道称，现在所有国家批准的宗教场所都有了带有面部识别软件的摄像头。 据称这些摄像头很多都安装在标准的闭路电视摄像头旁边，但它们与公安局相连，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立即与其他政府数据库连接。 人脸识别软件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有关，它监测公民对共产主义宗旨的忠诚度。”

王怡牧师对“三自”领导批评到：“最邪恶的人不是违背后六条诫命的人,是违背前四条诫命的人,最邪恶的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传道人,不照着圣经传讲福音的传道人,和侍奉主不认真的传道人。比该亚法更邪恶的是犹大。最邪恶的人不在中南海,而在神学院。最邪恶的人不在中央电视台,而在教会的讲台上。”

 “三自”里面大多是些大大小小的吴耀宗、丁光訓，他们都是被神任凭到被魔鬼欺骗的地步（结14:3-4，帖后2:10-11，王上22:20-21）。笔者当年任职于贵州省宗教局，就亲耳听到当时的贵州省“三自”主任杜某某（也是圣公会主教）为讨好政府宗教干部，“有凭有据”地论证“耶稣就是一个私生子”。而我，作为分管处长，工作就是造罪——把这样的人选拔和安排在“三自”的领导岗位上。当然，在上世纪70年代由执政党开明派胡耀邦、赵紫阳“拨乱反正”期间，一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判刑被劳改被开除的牧师也被安排进“三自”教会，比如北京的杨毓东和我们贵阳的巫国骥，他们无论在耶路撒冷或是在巴比伦，无论是在家庭教会或是在“三自”教会，都是神的仆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