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

由于 “ 革命 ” 是人类历史中的客观历史事实，对这种现象的不同看法就形成了不同的“革命观”，总结上述，“革命观”可以大致分为三种： a 、俗世的“革命观”，即阿伦特意义上的革命和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用法国革命《人权宣言书》一句话来代表，叫做“一切的权力都出于人”，它的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 （吊轨的是他们从高呼“无自由毋宁死”开始，却以狂呼“拿破仑万岁”结束；歌德批评法国革命是“在下者”已成为“在下者”的暴君） ； b 、中国式的“革命观”，其特征已见前述，一言蔽之就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它不是为大众的权利而是为少数人的权力即“江山之争”，因此他是以“公义”之名谋取私利，较之法国革命更等而下之； c 、基督教尤其是耶稣的“革命观”，用凯波尔的话表达： “ 膝盖谦卑地向神屈下，头胪骄傲地向人抬起 ” ，精神上基督教是反革命的，因为在终极意义上“将人的心意夺回”的目标决定它是一种“灵魂革命”。但是，“大使命”仍然是一种社会运动，“大革命”也是一种社会运动，这是两种平行的社会运动，“大使命”并不构成“大革命”的否定，反过来还往往借助“大革命” —— 救赎对象是包含灵体的“全然的人”就把两种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社会目标的革命只是基督教不得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同时说明革命作为手段不是“邪恶”而是“有效”） 。这三种“革命观”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涵摄，它们在相对意义上“你中有我”，但在绝对意义上又“有我无你”。尤其是基督教的“革命观”，它是基于神的国来看地上国，是基于救赎来看解放，是用神的争战来看人类争斗；这样就必然与其它出于人的眼光看到的革命大相径庭。按照历史神学的视角，《圣经》的“革命观”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它也是神对历史的启示、指导和反馈，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谈《圣经》的 “ 革命观 ” 。而由于《旧约》与《新约》的历史阶段不同，神救赎计划的进展不同，神救赎的阶段目标不同，因此《旧约》的革命观与《新约》的革命观也就有所不同。如果不是放在历史中谈历史观，放在文化比较中谈世界观，都不能充分展现《圣经》 “ 革命观 ” 的历史性和终极性，我把它放在 “ 中国革命 ” 之后介绍，并与第六辑将要说到的 “ 哈爱理命题 ” 相呼应，就是希望在人类历史上都出现过的几种“革命观”都有所介绍的情况下，立体展现《圣经》的 “ 革命观 ” 。   我们知道，和平、怜悯和宽恕是基督教教义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