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天行道：“真命天子”的“行天之罚”与“乱臣贼子”的“武装革命”——基督教视野下的中国文化传统第五讲
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伯沙撒王说∶“王啊，至高的上帝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与你父尼
布甲尼撒；因上帝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
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
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
意旨立人治国。”——（《但5∶17-21》）。
“到那日，我必召我僕人希勒家的兒子以利亞敬來，將你的外袍給他穿上，將你的腰帶給他系緊，將你的
政權交在他手中，他必作耶路撒冷居民和猶大家的父。”——（《赛22:20-21》）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易传·革卦》）
“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舐之，遂有天下”——（《竹书纪年》）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政权更迭方式：程序性更迭与非程序性更迭。程序性更迭是宪政国家的主要选项，那就是定期的“选举”；非程序性更迭是非宪政国家的主要选项，那就是“革命”（非宪政国家的程序性更迭“代际继承”也往往成为“革命”的爆发点，所以我们忽略不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革命”。今天所说的内容大多是描述性与叙述性的，没有太多理论难度，但是，虽然可“考”的不多，但可“思”的却不少，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革命”不但代表了“真理”，在我们的思维深层处还定位了“正邪”。这在中国人眼里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含糊，仅仅是谁代表“革命”谁代表“反革命”，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按照孔老夫子认为的那样先来“正名”：“革命”，古时候叫做“替天行道”，在中国既是政治正确的代表，又不乏道貌岸然的道德制高点。我们不妨从根基上拆掉它的“脚手架”：如果说“真命天子”是帝王身份合法性的谎言，那么“替天行道”则是帝王行为合法性的谎言。谎言要成为箴言，就需要不断重复的喊得山响，“替天行道”就是争夺帝位的“革命者”最响亮的“口炮”。梁山的领导人王伦，明火执仗“打家劫舍”，这是土匪行为；换了晁盖“杀富济贫”，把土匪行为政治化，就是“革命运动”了；再到宋江“替天行道”，把土匪行为宗教化，直接就把“革命运动”正义化了。同样一个行为，就看你认识的高度和包装的水平，这就像郭德纲讲的那个相声：你拿镰刀去抢劫，被判5年；出来后又拿锤子去抢，又被判5年；然后你拿着镰刀锤子去抢，就成为了革命干部，以前判的全部算为党龄。
中国的所谓“革命”，“革”本指皮革，制兽皮用利刃去毛而为革，引申为“变革”；“命”即是“天命”，指代政权，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用武力（利刃）强迫改变上天赋予你的天命。中国“革命”有三个明显特征:
a、以暴力为手段；
b、以夺取政权为目的；
c、并不改变原有制度，仅仅是“取而代之”。
下面我们一一说明。
①、两次“战前动员令”看“革命”“替天行道”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天命观”，天有所“命”人才有所“替”，这种思维承认在“人”之上还有一个“天”的权威，没有“天命”何来“革命”？因此学界将之概括为“天命-革命”观（唯物主义世界观不可能产生“革命”观）。禹还没有成为“天子”时，就已经对“天命”的运用了然于心。在征伐苗民前“颛顼命禹于玄宫”，即祭祖后出征，这时他在誓师会上信誓旦旦：“用天之罚……以征有苗”（《尚书·禹誓》）。请注意，他已经是在借助宗教行为“自带正能量”了。他的儿子更是青胜于蓝，《史记》载：启初临帝位，有扈氏不从（其实是有扈氏坚持原有的社会制度，反对启的背公为私。《淮南子·齐谷训》对启伐有扈氏有一个公平的论断：“昔者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社会正义）而不知宜（社会形势）也”。这就是我们在后面说到的“对错”原则“知义”败给了“输赢”原则“知宜”）。那一时候的局面是“天下万国”——启的“国家”不过是“和众国”——众多部落联邦（按考古学家许宏的看法，夏朝是“广域王权国家”），启对有扈氏的征伐需要说服这些联邦“并肩作战”，于是在战斗开始之前，启作了一篇“战前动员令”，史称《甘誓》（誓，一种文体，宣言、动员令之类），《史记•夏本纪》记载如下：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
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
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启《甘誓》的逻辑是：天要收回给有扈氏的“天命”，我只是执行天的旨意而已——多么光明正大的理由，不但理所当然收回了天给有扈氏的“天命”，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天命传达者”“天命执行者”即实际上的“天命掌握者”。在中国文化中，与“遭天谴”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装正神”。“替天行道”、“行天之罚”就是典型的“装正神”，启就是第一个伪装的“正神”。从启以后，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和帝王争夺者都用“替天行道”这一招打击政治对手，直到近代，打着无神论招牌的政党才用“人民救星”替换了“替天行道”，符号虽变，实质如一。顺便说一句，虽然有扈氏是“为义而亡”，但中国的历史是由“知宜”的人书写的，而且中国人本身就是追求“宜”而不求“义”的民族，所以有扈氏的冤假错案也不再有人去理会。只有从《竹书纪年》“杀益夺位”的“春秋笔法”中读到那么一点点的真相和同情。
到了殷革夏命时，“替天行道”又有了新的解释。我们同样来看一份“战前动员令”。《尚书·汤誓》记载商汤讨伐夏桀的鸣条之战前也举行过一次誓师大会，会上商汤动员道：
“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
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
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
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
誓师后，汤以战车七十，勇士六千，联军3万，绕道突袭，一战灭夏。《尚书》对这一次战争的记载是：“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 《史记·周本纪》的说法：“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尚书》着眼的是宗教视角，《史记》着眼的是政治视角，同一场战争，各自解读的角度不同。
汤与启的“战前动员令”表面上看起来一模一样，其实是迥然有异的。相同点都是“替天行道”、“行天之罚”；不同点是：启是掌握政权、神权、军权的“真命天子”，汤是以下犯上的“乱臣贼子”；启是以“天子”身份“装正神”，多少还有点“关系”；而汤本身不具有替天行道的代表权（天命），这个“正神”就“装”得有点“僭越”。但“代表权”是可以建立的，“天命”是可以取得的，“没有”到“有”不过就“一念之差”。这“一念”就是汤利用了“天不言”，提出了“天意=民意”与“天命转移”的思想，“天道” 转移成了“人道”，“天命”
转移成了“人心”，“犯上作乱”转移成了“代天行罚”，由此获得讨伐夏桀的“正义性”，又依据道德的“正义性”替换成了依据天命的“合法性”（汤的说法是“吊民伐罪”），为中国打倒皇帝做皇帝的“革命”和“革命”依据于“人心”开创了传统，这就是现代政治所谓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对鸟都“网开三面”的汤一不留神成为了“以下犯上”、“帝王易姓”的中国暴力革命传统的第一人，实在有点黑色幽默。当然，也有人质疑汤“代天行罚”高尚口号背后的真实用意，韩非子就把汤说成是伪君子：“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韩非子·说林上》。我们不是给汤搞“政审”，只是把他看着一个符号。所以“代天行罚”也好，“伪君子”也好，从汤以后，“革命”成为“下克上”易姓行为的专用名词。自汤之始，这一传统几千年没有改变过，中国革命也因此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革命”模式，都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模式。
商汤之后，殷鉴不远，“周武革殷”便是这个传统的继续。《周易·革卦》的彖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顺乎天”是上天的态度，“应乎人”则是人民的态度。说明革命首先是神学层面上的，然后是政治层面上的，最后才通过军事行为去完成。商汤注意利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的传说，神化自己族群的地位；同时使用宗教借口，将夏的羽翼葛国以“荒于祭祀”的借口而灭之；又把桀做的梦（两日并出，相互搏击，一日胜，一日不胜）作为灭夏的“天机”和战争部署的依据；在率军西进过程中举行祭天的仪式，向夏朝的臣民们表示他们是按上天的意志来诛伐有罪的桀；革命胜利后诸侯来朝，汤仍居于诸侯之位，表示谦恭，“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史记·殷本纪》）。可以看出，由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成功，商汤的行为并不自信。后汤在得到诸侯们的支持，告祭于天后，方宣告商王朝的建立。“周武革商”在这一点上与“商汤革夏”一脉相承并更加突出：“绝地天通”后，非天子不得作灵台，而《诗经•大雅•灵台》记周文王的“革命”前便建立了“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灵台”遗址大概位于今陕西户县东面、秦渡镇北面约一公里处）。在革命之前周武王开籍田祭上帝，“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清华简》）。这是指周武王专门辟出一块田并亲耕种植祭上帝的物产，以自己的恭敬来抵御商王的不恭，争取上帝赐给的“德”（类似于《圣经》中亚伯的献祭）。在盟津的一次联合军演中（史称“盟津观兵”），参演的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事后他策反了殷商的祭司带着祭天礼器来投诚，象征“天命所归”，才算是有了“知天命”的感觉。在这些宗教上的“天命”准备好之后，周武王才发动了“革命战争”。战争胜利后，又举行祭祀仪式感谢上苍和祖先（西周天亡簋铭文就是记录这次祭祀），很多学者看到商周鼎革是从神到圣的大转折，往往忽略“天命”在汤武革命中的因素。汤领地不过方圆七十里，文王也不过方圆百里，放到现在无非就是一个大乡长；然而他们都是因为“受命于天”才得到天下，由此可见“天命”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正是由于“天命”观念的存在，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革命”归于“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野蛮人的野蛮法则，“中国革命”是“文明人”的野蛮法则。野蛮人的野蛮法则单纯依靠让人垂涎的利益，“文明人”的野蛮法则依靠让人信服的理由，否则都不可能动员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但是，“文明人”的野蛮法则与野蛮人的野蛮法则本质一样，都是血腥残酷的，“革命”革的是“命”，因此革命者与反革命者都只能以命相搏。对鸟都网开一面的汤杀起人来并不手软，他前后追杀了二十多年，志枭逆虏，直到把“敌人”消灭干净。周武革命更是“血流漂杵”，除了战场上“血流漂杵”，据《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拿下政权后纣王的一百名幸臣被用斧钺砍断手脚，任由他们在血水里翻滚挣扎；商人氏族的四十名族长，被投入到沸水翻滚的大鼎中。之后的战争还斩首177000人，俘虏310000人，以至于数年后箕子看到昔日繁荣的首都一片淒凉，不禁悲从中来，作《麦秀歌》当哭。不幸的是“暴力革命”成为了几千年中国朝代更替的唯一模式（这里把亡于外族侵略也包含在内，因为外族侵略者也会并事实证明了都利用了中国的“革命”理论），中国最著名的革命家毛泽东清晰简洁地归纳为“革命是暴动”，中国人民因革命而灾难深重。最早对“汤武革命”提出批评的是道家的庄子，他说：“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庄子·盗跖》）可惜的是谁也没有把他当作严肃的政治学者，而只认为他是一个疯癫颠写寓言的文学家。先天“反革命”的法家也自然不认可“汤武革命”，韩非子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韩非子·说疑》）。不过可正是他们“保皇派”的臭名和他们“暴力驭民”的方法，使得他们虽被统治者支持但在人民大众中却不得人心。也因此，“革命”本来是儒家尤其是公羊学派推崇的理论，却因为儒家“道统”成为了中国政治历史的唯一逻辑。
②、首位革命理论家周公 如果说商汤是“革命行动”的首倡者，周武是“革命行动”的继承者，他们都是“行动者”；而周公则是创造了“革命理论”的“理论家”，是他把“汤武革命”赋予了神学色彩，成为了至今为止在中国语境中仍然颠簸不破的“绝对真理”。“革命”的目标是“命”——搏“天命”（宗教）、灭“人命”（军事），因此，周公的“革命理论”十分强调宗教意义上的“天命”。中国人有一个比谁“命硬”的说法，不是比谁的生命力强大，而是比谁更多的得到“天命”，也就是说古时候的“德”，就是周公意义上的“天命”。
周公总结夏商两朝的失败：“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於亨。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蒸，天惟降时丧。”（《尚书·多方》）。商殷腐化，“ 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因此，“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於先王。”《尚书·梓材》天降命于成汤“刑殄有夏”，降命于文王“殪戎殷”，周王朝的兴起则是“受天明命”，一切皆出于“上帝”的安排，也就是“天经地义”的。
但周公的理论是在革命成功后归纳总结的，也就是说先有了革命的成果，才有了革命的理论。而周公本人是执政者而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家（刘小枫在与顾彬讨论中将革命家分为两种：干革命和说革命的。而我们看到的周公，则两者都兼而有），因此，“保命”即如何坐江山保守革命成果才是他革命理论的重点。他面临
“天难谌，乃其坠命” 《尚书·周书·君奭》的政权危机，还必须从理论上解释殷商也是“受天命”的 ，可为什么也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为此他在“惟命不于常”中总结出天命可以转移；在“天道福善祸淫。降灾於夏，以彰厥罪”、“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中总结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因此他通过“天命靡常”并用“德”（这时的“德”开始具有了道德修养的意义）来为天命注入新内容。如果说殷商是“祭祀宗教”的话，在周公这里改变为“道德宗教”；如果说殷商的“天帝”尚是“保护神”（殷商的“天帝”已经有“公义神”色彩，见后章分析，但上古传下来的“保护神”色彩不可能消失殆尽）的话，在周公的理论里，天变为“公义神”——天只眷顾有德之人。这样一来，天命的流转就可以征于人事，因此统治者必须注意道德修养并谨遵天命：
“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尚书·君奭》），“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诗·周颂·敬之》）
“尔殷遗多士，弗书吴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尚书•多士》）
我们注意到，从周公开始，“德”不但具有了道德的含义，而且也从天帝的赐予变为了天子自身的修养。周公对“德”两次妙用，一次使用其“上天赐予”即“天命”的传统词义使“革命”合理（这时
如何“合”统治者的“德”？周公提出“德”主要包括“敬天”、“敬祖”和“保民”三个方面的内容（《尚书·康诰》）。
首先，革命和保命，打江山和坐江山，都需要“敬天”——不能违背“天命”（关于周公的宗教思想，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他是信天还是用天，我更倾向于后者。伐商之前，太史卜卦，凡三次皆凶，百官失色，武王动摇，正是周公不信天命催促动兵），在周公那里叫做“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尚书·仲虺之诰》；
其次，“敬祖”是要尊崇祖宗的教诲，尽力维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丕显文王，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 （《尚书·召诰》）；
再次，“保民”主要指重视民心的向背，“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尚书·无逸》），“天蓒忱辞，其考我民”（《尚书·大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召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尚书·酒诰》）。
一些基督教学者想当然把周公的“天命”思想等同于基督教倡导的敬神、尊统、爱人，其实这
只是“美丽的误会”，我们慢慢分析。
周公的这些思想总结为一句话：“以德配天”。“以德配天”把商人的天命思想作了变革改造，这一理论使得这种打着“替天行道”旗帜的成王败寇得到了最大的合理化，给赤裸裸的输赢原则提供了神圣的神学解读。我们看到，周公的“天命”思想实际上缺乏前提——天在他的心里已经不是绝对的神明，又如何可以“命”？因此可以说周公的“天命”思想和“革命”思想都只是蒙人的把戏，是最早的“神道设教”。但是客观上，周公的“革命”理论使天命下沉，为暴力推翻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天心向背，实际上就是人心向背，也使得现实中的皇权政统有了危机感。之后儒家的“革命观”，就是基于周公“天命”的神学要素生发的。汉代今文经学派认为儒家的精华就在于讲“汤武革命”，讲“受命放杀”，董仲舒把儒家的“革命观”更提上一个高度：“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宁能至汤武而然耶”《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由周公开创，董仲舒光大的“革命”，是儒家“革命”理论的“正脉”。儒家认同的最早一批书籍典册中，《尚书》、《易传》、《春秋》、《公羊传》、《左传》（《左传》“言事”不“言义”，不直接说革命）、《吕氏春秋》、《竹书纪年》、《战国策》都是拥抱“革命”的，只有“尊君卑臣”君权绝对化的《谷梁传》是“反革命派”。但是，在汉景帝评判黄生与辕固生辩论“汤武革命”时定调“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史记· 橘林列传》），关于“革命”的理论讨论才在“革命”胜利者的裁定下消停，但“革命”浪潮却暗流涌动，成为了改朝换代的唯一实践行动。
③、“中国革命”仅仅是“易姓革命” 按儒家说法，“革命”就是“王者不易道而改制”；实际上呢，则是“王者不易道而改姓”，因此“中国革命”也被称之为“易姓革命”。为什么我们说中国“革命”不是“改制”而是“改姓”呢？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个词典的诠释。
《维基百科》解释“革命”：“一般而言，‘革命’这个词表示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中国的《辞海·革命》条：“古者以天子受命于天，故王者易姓曰革命”。
可以看出来了吧，这就是中国“革命”相比世界“革命”的“中国特色”：同是“革命”词条，《维基百科》是解释的普世意义上的革命，《辞海》是解释的中国式革命，可见中国人眼中的革命并不是其他国家人眼中的革命。普世意义上的革命即马克思和阿伦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阿伦特也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建构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新的政治体，而这政体以构造自由为起码的目标。”如果对标中国革命，你就会发现：中国“革命”只是颠覆朝代，却从来没有颠覆制度，仅仅是换了一个做皇帝的人而已。革命家孙中山说得最直白：“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转引自张宏杰《为什么中国人都做皇帝梦》）。严复也曾说过一句与孙中山相似的话：“两千年来，中国所谓的国家，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一家之兴；亡，一家之亡。” 普世意义上的革命与中国革命都是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但它们的目的不同，“意义”当然就相去甚远，一个是“公义”一个是“私利”，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复辟”（阿伦特《论革命》中从词源说考据普世革命是“复辟”，我则是在中国“革命”与普世“革命”的比较中得出中国革命更是“复辟”）。
本来“革命”是“王者”之事，与“革命群众”没有半毛钱关系，为什么会给“群众”戴上“革命”的高帽子呢？原来，“革命”是一个“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就少不了社会的参与，“革命群众”就是社会基础。中国历史是个大舞台，舞台的中心只有一把龙椅，龙椅四周围着几个抢龙椅和保龙椅的“主角”，剩下的便是摇旗呐喊跑龙套的“群众演员”，他们共同演绎的角色是革命战争中的“炮灰”，而“炮灰”是上不了“演员表”的，他们都只有一个总的名称“革命群众”。革命家宣称的“人民战争”，实际上就是“以人民为炮灰的战争”。清末民初的学者张相文写了一本《帝贼谱》，统计历代打天下的“帝”(革命成功了的贼)和“贼”(革命不成功的帝)共有七百余人。说起来也可怜，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辉煌历史”，归结起来就是这七百余人的革命和反革命！甚至基督徒孙中山发动的革命，也是走的这一模式。与孙中山理解的“都是大家要争皇帝”一样，中国革命的真谛是“打倒皇帝做皇帝”。“打倒皇帝做皇帝”是个别人的“权力斗争”而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权利斗争”；但为了发动群众，革命者往往以“权利”来号召，把个别人的“权力斗争”说成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权利斗争”（如共产党宣传的“土地革命”）。“革命”失败了，“革命群众”生灵涂炭；“革命”成功了，又没有“革命群众”半毛钱关系，这就是中国“革命群众”的宿命（如“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就消解了“土地革命”）。所以，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唱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天下兴亡，匹夫虽无责，却有如影随形的苦。
无论国家怎样高举“革命”旗号，其实国家天然就是最大的“反革命”。国家反革命最典型的“行为”就是国家尽量将自己神圣化神秘化,而将社会原子化透明化。古代的深宫大院、密奏圣旨，现在的国家机密、党内文件就是把自己包裹得让国民无法看清；而古代的连坐告讦、五蠹六虱，现代的户籍档案、电子监控，又把国民切割得鸡零狗碎、掌控得清清楚楚。因为只有这样，革命才不容易发生。这也注定了中国“革命”虽然是“社会运动”，但其本质上是反“社会”的（严格来说，中国文化中有“社”有“会”但没有“社会”的观念）。“革命”成功前，“革命者”千方百计发动群众参与“革命斗争”；
“革命”成功了，“革命领袖”坐拥了“国家”，他又最怕“革命”。“革命领袖”都是从“社会”而起，所以懂得“社会”是“国家”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国家”又会千方百计消灭“社会”。于是，成功了的革命就形成了天——天子——天下的“一元化”闭路系统，它的逻辑是赢家通吃，有政权就有一切（包括宗教），一人（天子）拥有全部，除此之外的从个体到集体在这个逻辑中都没有地位。在这套系统中，没有“竞争”这个词汇，只有不成功的革命叫做造反和成功的造反叫做革命，所以只有争当“革命领袖”才最有吸引力（皇帝梦是最典型的“中国梦”，但中国历代作“中国梦”想当帝王的都是草莽，而知识分子只是追求当帝王师，这个现象十分有趣，值得深思）。在这个闭路系统中，国家被准确的表述为“某家天下”，如刘汉、李唐、赵宋、朱明等（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也仍然装着“共产党的天下”“红色江山”）。梁启超就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各级官员是皇帝的“奴才”，同时又是百姓的“父母”，如此形成层级化宗法化统治。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暴力革命砸烂了原有社会结构和组织，“人民”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因此，“革命”产生的国家就更有可能专制。何家棟对此的表达就更有中国特色，他说：“革命是自由的兒女，但卻是專制的父母”。
我们从号称为“六经之首”或“六经所宗”的《易》来看，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是“革命”的文化（革命与反革命出于同一逻辑）。《周易》是周文王被纣囚在羑里即尚是“革命党”时期的作品，它包含有强烈的“革命”思想（统治与革命在一个系统内本来就可以相互转换），如天在上地在下的“否卦”被认为是“不吉”，而天翻地覆的“泰卦”被认为是“大吉”；“乾卦”的上九是“亢龙有悔”，用九则是“群龙无首”——一群皇帝联合执政；屯、履、豫卦有“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武人为于大君”充满反逆杀机；“革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杂卦传》）“夬卦”（扬于王庭、苋陆夬夬）的主题当然是“革命”。《系辞》中也有“通变之谓事”“以动者尚其变”“变而通之以尽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的认识，说明《周易》的根本精神就是“变”（革）。“《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圣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无名氏：《易·系辞·下》）可以说，所谓“易道”，就是“易除帝王之道”，所以直接称赞社会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彖传》）。但由于中国文化没有终极关怀（易只等于转化），中国社会没有终极持守（只有输赢没有对错），中国“政教”没有超越的崇拜对象（没有位格化的神），中国革命没有新基因的引入，“变”没有方向，“变”没有高度，变来变去的结果就是没有改变（进步）。
中国文化是革命的，中国文化同时又是反革命的，因为从根本来说革命-反革命是同一块思维模板，使用同一套逻辑；或者可以这样说：革命本身就是革命的孵化器。我们再从这几个古文字表达的意思来观察：在前面我们分析了“君”（
造成中国文化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这一思维模板是因为无神：在世界所有的信仰一神的国家，人间帝王的合法性都来自于神，同样讲“奉天承运”和“君权神授”。神既然万古不变，帝也就万世一系。犹太教国家、基督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甚至神道教的日本莫不如此，因此这些国家没有为“改朝换代”而“革命”的观念。而中国的“天”不时在变，从“保护神”到“公义神”再到没有位格的“天道”，“天”的神性失落，不具有至上神的那种绝对权威，在一个讲究“统序”的国度里却偏偏没有“天统”“神统”，这就一定会出问题——本来“天”是决定人间制度的“锚”，现在却成为随人间制度衍化而变形的“飘”。“天子”虽然也是“奉天承运”和“君权神授”，但没有“天统”“神统”护持，相比这些信仰一神的国家其正统性就要大打折扣。因此，神学观上有“天命流转”的说法，历史观上有白黑赤“三世轮回”的说法，政治观上有“天命=民心”的说法，从而滋生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革命”欲望和“打倒皇帝做皇帝”的“革命”行动，因此，中国是“革命”最频繁的国家，也是“革命行动”最剧烈的国家。当孙中山要发动革命时，李提摩太给他说了一个道理：政权若只是简单地从满族人手中转换到汉族人手中，而不对政府的权力中枢进行某些根本性地变革，那么这种权力的转换将是徒劳的。这就好比一枚已经锈蚀的钱币，你把它反过来放，它依旧是一枚锈蚀的钱币。同样是基督徒，孙中山是中国式的基督徒，所以脑子里充满的是中国式“革命”（“天下为公”是其毕生的奋斗目标）；而李提摩太没有中国式“革命”的观念，所以他不能明白也不能劝阻一心革命的孙中山（孙中山自己说过“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
④、“革命”是人性的腐蚀剂 “革命”不但变革朝代，它还腐蚀人心——因为“革命”的逻辑是“你死我活”，它的思想武器是“仇恨”。“革命”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圣经》的观点正好相反，从神的角度来看，如果手段破坏了他的律法，任何好的结果都不能为其正名。见《彼得壹书1:15-16》《哥林多后书5:17》《诗篇19：7》《罗马书7:12》）。既然我们的行为是为了“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则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因此，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句口号就是“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一切见不得人的杀人放火都可以通过它合法化、神圣化，反对它就是“反革命”，而消灭“反革命”从上到下包括“反革命”自己都认为天经地义。“以革命的名义”中国人骨肉相残，秦末革命消灭了人口的70%；黄巾起义人口损失了98.3%；南北朝混战，损失率达60%；唐革隋命，人口损失率73%；黄巢起义人口损失率76%；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人口锐减80%多；太平天国爆发到太平天国失败，中国损失了2亿人（参见游乡：《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灭杀》）；国共内战，5014万中国人死于“解放”战争。按照秦晖的统计，每一次“革命”成功，都要付出2/3到1/2人口的代价。从东周到清末的2600多年时间，共发生有文字记载的战争6192次（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自相残杀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灭绝，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这样惨痛的历程。灭绝性的大屠杀大灾难连续不断，其规模和次数是世界其他地区各民族同类事件总和的数倍。相较东邻日本，天皇号称万代一系，但大部分时间为“虚君”，从未出现过一个“内向型暴君”，没有一个天皇对本国人发动过大规模的清洗与屠杀（参考程万军《谁主东洋》）。因此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反动的运动，按王怡牧师的话说，“革命就是杀人的批发”。
“革命”造成中国人的“革命意志”超坚强，“革命意志”又使得中国人的性格变得超残忍。《资治通鉴》记载：（黄巢的革命大军）“围陈州几三百日，啖食数十万人”，吃人的方式：“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卞、曹、濮、徐、衮等数十州，咸被其毒”。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朱元璋的革命大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张献忠的革命大军攻陷成都，立“七杀碑”屠城，“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弁。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贼（张献忠）嗜杀出天性，偶夜静无事，忽云此时无可杀者，遂令杀其妻及爱妾数十人，惟一子亦杀之。”在张献忠军中的传教士安文思《中国新史》记载：“他残酷地决定使用各种酷刑处死无数的百姓：有的被砍成几块，有的被活活剥皮，有的被一点点割成碎片，而有的则遭到砍杀，但不让死。四川省的14万军队也被屠杀。所以，该省几乎没有人烟”。可悲的是，张献忠杀人也是用“替天行道”的理由，现存广汉的“圣谕碑”赫然写着：“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因为人对不住天，所以该杀。所有的革命领袖都一样，李自成水淹开封，城内37万人淹死了34万；明代灭亡，朱元璋皇子皇孙一百多万被革命者斩草除根。“革命意志”同样贯穿在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中：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的日记描述攻破太平天国京城的惨状：“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洪秀全太平天国惩治反革命的刑罚极为严酷：五马分尸、抽肠、“点天灯”（所谓“点天灯”，是把犯人扒光衣服，用麻布包裹，再放进油缸里浸泡，入夜后点燃）、"煲糯米"（见《太平天国大辞典》。这些“反革命”往往是他们不如意的嫔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同样没有走出“中国革命”的恐怖逻辑。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血淋淋地指出：“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近来，历史学家发现了海陆丰革命政权的革命纲领（见附图），该纲领为二十个杀：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
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
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
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
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这个“革命纲领”可怕的是，杀人不是以罪来定，而是以身份来论，不但要杀“阶级敌人”和曾经为“阶级敌人”服务的“差役伙夫”，甚至连“盲目者”“疯癫者”“残废者”和“老朽不能操作者”这样典型的“阶级兄弟”通通都在要杀之列，张献忠的“七杀”已经使人毛骨悚然，革命政权的“二十杀”更令人瞠目结舌！更为可怕的是，正如李铁梅在《红灯记》中唱到的那样“仇恨入心要发芽”，这种超残忍的“革命性格”现在已经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格”，“911”事件发生时，全世界只有两种人欢呼雀跃，一是恐怖分子，二就是中国粉红。当下“爱国贼”们武统台湾“留岛不留人”的叫嚣，就让世界不能明白：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不是“中国人”为什么又要去“解放台湾”？几天前发生在美国的“大一统”老粉红血洗台湾教会的惨案，说明“留岛不留人”他们不但说得出来，也做得出来。一个30几岁的中国计算机学会成员、沈阳工学院教授、中国九三学社社员赵盛烨发中英文双语帖称：如果特朗普一心与中国抗衡，不给黄种人黑种人生存空间，我们可以采取自杀式核爆毁灭地球（他提供了几种可行的方式如在四川盆地钻洞引爆核弹使地球脱离轨道）。一个疯子不足为惧，可该贴仅仅一天，就得到2.7万点赞，这一群疯子狂吠：如果没有中国，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一位来自河南新乡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的学生石可，写了一封《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开信：我愿意对穷人开杀戒，包括我的父母》，其中说到：“我是一名爱国者，。。。那六亿收入不到一千的穷人，时刻在拖累我们的国家，。。。我代表中国全部有钱的正常人，正式向国家提意见：让我们参军，让我们去杀掉这些不努力、拖累国家的人，我们大学生，虽然没社会经验，但知道什么是国仇家恨，知道什么是大是大非，更知道什么是有国才有家。”海陆丰革命政权的革命纲领在这封公开信面前都弱爆了，你们才只杀阶级弟兄，现在的“爱国大学生”父母都要杀。你可能认为上述的这些不能代表中国人，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首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有代表性吧，听听他是怎样想的怎样说的怎样做的：“我今天很激动，因为我们委托新浪网做的大型网上问卷调查说明，我们的下一代大有希望，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在回答“你会向妇孺和战俘开枪吗？”这个问题时，有超过80％的人做了肯定回答，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我们这次调查尽管表面上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对妇孺及战俘开枪，但体现出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这一点。粗看起来，我们主要意图是摸索中国人民对于战争的态度：如果这些未来的战士连非战斗人员都敢大开杀戒，对于战斗人员自然会百倍杀戮，所以对问卷的回答能够体现出人民对于战争的总体态度。 但事实上，我们的真正意图不尽在此。中央决定搞这次调查的目的是进行思想摸底，我们想了解，如果我们中国向全球发展，必需伴随着敌对国家人口的大规模死亡，我们的人民能否接受，我们人民是拥护还是反对。。。我们不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要带领人民走出去，保证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无论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宁肯要这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地球与我们党共存亡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不是有什么“核捆绑”理论吗？就是说核武器把整个世界的安全捆绑在一起，要死大家死到一起。我看事实上还有另一种捆绑，就是我们党的命运与整个世界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如果我们共产党完了，中国就完了，世界就完了。。。历史证明，任何社会大变动搞得不好都会大量死人。可不可以说：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三国争霸死了多少人？成吉思汗征服欧亚大陆死了多少人？满清入关死了多少人？辛亥革命倒没死多少人，但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加上“镇反 ”、“三反”、“五反”死了至少两千万人。……我们原来担心一些年轻人一听说打仗死人就会吓得心跳。我们战争时期死人见得多了，血肉横飞、肝脑涂地、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我们见得多了。到了战场，大家杀人都杀红了眼，因为那是你死我活、勇者胜么。要美国人死它一、两亿人确实是残酷，但只有这条路才能换取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世界的世纪。。。为什么我们要搞这次网上问卷调查。简而言之，我们这次网上调查就是要确实了解，如果有一天我们秘密地用果断手段在美国搞“清场”，会否激起我们人民的反抗？人民是拥护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人民赞同对对战俘和妇孺开枪，那就会赞同在美国搞“清场””（迟浩田《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在畸形的“爱国主义”教育之下，“革命精神”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潜移默化代代流传，已经变异为思想的病毒。一旦这一思想病毒与生物病毒合二为一，“中国革命”升格为毛式“世界革命”，将给人类带来无法意料的毁灭性大灾难。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说到的专制国家“某家天下”的性质，革命不但用于夺取政权，也往往用于巩固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和平环境下，执政党仍然“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土改，3000万农民遭批斗，200万地主被处死（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镇反，镇压240万“反革命”；剿匪，近千万农民死于非命；三反，资本家被迫自杀不计其数；胡风反革命集团：文艺界2000人被牵连；高岗、饶漱石反革命集团：党内高级干部遭到清算；肃反运动，400万“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遭迫害；反右斗争，三百多万知识分子在形形色色的“夹边沟”不死也要脱层皮（仅夹边沟一地，进去3000多人，活着出来300人）；大跃进，饿死3755.8万人，毛泽东还毫无人性地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四清运动，党内众多干部遭到清算；清理阶级队伍，50万人毙命；文化大革命，2000万人罹难，上亿人被牵连；一打三反，一批知识分子被枪毙被关押。。。。。 “革命运动”几乎成了“找个理由杀人”的借口，历代“革命领袖”似乎都对杀人有瘾，毛泽东也概莫能外。他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
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
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195
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
。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毛泽东所有著作中
删除的语录》）。
“革命”不但毒害“革命领袖”，“革命”同样毒害“革命群众”，联想到在文革中一方面我自己的父母被坐监牢关牛棚，一方面自己又作为红卫兵去揪斗别人父母的亲身经历，“每一个人内心里都是小毛泽东”真实不虚。人与人斗的“革命”经常发生角色互换，今天的“革命领袖”“革命群众”明天就可能成为“革命对象”。因此中国人对“革命”充满了敬畏，甚至莫名其妙的渴望。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循环当道的文化环境中，自然呈现一个“专制——革命——再专制”循环，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文化环境以及“专制——革命——再专制”的历史循环，以恐怖约束恐怖，以不公正对待不公正，几千年一以贯之传承下来，是仇恨和复仇的循环。一直到了现在，我们还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语境中，也还有“拿四千万人头来换江山”等说辞，暴力集团仍然控制生产集团，执政党仍然在谴责知识分子“吃肉骂娘”，“国家”还在发怨言“养活了那么多人民”，绝大多数中国人也不知道除“革命”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社会进步方式。可见“革命”不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吴思用“血酬定律”来说明中国革命现象。他认为暴力集团不创造价值，但却以暴力控制生产集团所得的酬报，进而以国家政策合法掠夺为法酬。只有生产集团控制暴力机器，才可能走出“中国革命”，他认为这是中国从革命国家走向建设国家的唯一出路（参见《血酬定律》）。但这唯一出路并非正路——因为把“暴力机器”消除后还会产生新的“暴力机器”，因为“生产集团”控制国家机器也不过是“资本主义”。只要是人的“主义”而不是“主的义”掌握国家机器，人类的苦难就不会过去。
中国“革命”带来的改朝换代表面上看起来天翻地覆，其实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改头换面，革去的“头”是国家主权人，换上的“面”是国家名号，换了另外一家人来到一个“新朝代”，不变的“体”是国家体制和治理模式。“革命”在中国历史上高频率发生，所以有句成语叫做“江山易改”，而接在“江山易改”后面的是“本性难移”。这个“本性难移”应该包括是“本姓难移”的双重意味：“本性难移”指社会制度并不改变；“本姓难移”或指消除前朝的影响困难，或指革命成功后“换姓”的方法不变。传教士明恩博也有一个相似的看法，在《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中，他写到：“中国政府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被推倒，因为它是一个立方体，一旦翻倒，也只是换个面朝上，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也就是说，普世革命是换“性”（社会制度），中国革命是换“姓”（社会统治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就是孙中山的战友、后反对孙中山革命道路的陈炯明，陈以其亲身的参与看透了中国革命的目的，他说：“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 陈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却赞成“约法精神”，说：“吾人为国努力，唯有根据约法之精神，希望以自由代替压制，以秩序代替紊乱，以公平代替强暴，建设民权无限的良民政治，乃为可久而可通也!”
前些年网传美国兰德公司有份“臭名昭著”的分析报告，其中说到：“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革命”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灾难，但从来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大进步。它使得原有积累的财富清零、文明消失、人口死亡、人性溟灭，由此形成的“倒退”即使想回到“起点”都需要长时间的休整。
台湾经济学家翁之镛将秦统一中国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共2171年,按盛世、治世、小休、衰微、乱世五种类型进行统计，发现“盛世”加“治世”不过占五分之一，而仅“乱世”则占了近一半的时间。
亨廷顿就指出中国的历史中存在“漫长的‘战国时代’”。
梁启超比较中西革命传统时说：
“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過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數百歲，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進一級。中國革命，
蒙革命之害者動百數十歲，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積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東
西得失之林哉！”（梁启超：《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秦晖则说：“一个王朝维稳一两百年，就彻底陷入一场极端的、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无序之中，这个无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后再从头来。”
黑格尔也有评价说中国革命不能构成历史，因为历史必须有变化，有进步，焕发新生命，因此如果不能形成一个社会组织的根本改变，不能使文化迈向更高阶段，那改朝换代就没有任何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
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坏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
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转引自慕尼黑大学公开课：黑格尔与精神现象学）
帕斯卡尔说了一句比黑格尔还绝对的话：
“中国的历史——我仅仅相信凭它那见证就扼杀了它本身的各种历史。”（《思想随笔三则》）
最讽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创始人兼理论家马克思也对“中国革命”完全的否定，他说：“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 他还在同一篇文章中抨击中国共产党定调的“反帝反封建”“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事件》）而他的传人斯大林也不无嘲弄的口吻说：“华人杀华人，叫做武装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有一组数据可以支持他的这句话：1949年后，中共政权枪杀了242名中华民国高级将领，其中上将与辛亥元老5名，中将78名，少将159名。他们几乎全部参加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抗战，其中不少人是抗日名将，立下过赫赫战功。一幅美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以及照片背后的故事冲击着我的心灵：那是一个还未成年的战士，稚嫩的脸上挂着坚毅的表情，记者问他：打败日本鬼子后你要做什么？娶妻生子？上学读书？少年战士回答：到时我已经战死沙场了。抗战后，这位并没有战死沙场的少年战士不愿参加内战回乡务农，1950年易帜后被作为“反动军人”枪毙。而同期被中共政权关押的，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1062名日本战犯，1017名被分批释放，仅40名分别判处8到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死刑。最难以理解的是，许多人本主义倾向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国革命；当然，中国本土的教会领袖中，拥戴革命的远远高过其他知识分子群体——这是让我们这些中国基督徒感到羞愧的。
近来，左派领军的汪晖新著《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企图替执政党量身訂做一套政治神學，为中国革命“招魂”。书中说到：“中國革命的成就和政治創新堪稱20世紀人類歷史上的奇蹟之一”“20世纪中国革命所带来的一个世界历史问题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的降临，世界上不同地区均被卷入了同一个世界进程；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无法突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现在这一使命需要通过所谓‘前资本主义的’‘非西方的’‘农业的’社会的革命来完成，而爆发这一革命的国度同时面临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19世纪式的变革。从孙文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概念，无不体现中国革命的双重使命”。汪晖将中国革命视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引来西方白左一片叫好。我认为他是混淆了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本质差别，但他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世界指向是符合事实的，也是符合执政党意图的——这是“大一统”观念从农耕时代到全球化时代的必然反映。学者荣剑对此批评到：“（这本书）是通过对中国革命独特性的确证来进一步重构它对世界的普遍性。质言之，这是一个关于中国革命既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的新的理论版本，是一个试图用“中国方案”或“中国经验”来解决世界的世纪性问题的新乌托邦计划，是一个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为革命招魂的宣言书。”“汪晖在他的世纪叙事中，明确地把“政治整合”、“文化政治”、“人民战争”、“政党与阶级”作为他展开论述“中国革命和政治的逻辑”的四个重要方面，而“人民战争”之所以会被置于其中作为他世纪重构的一个理论部分，就在于他认为，中国革命形成了漫长的政权建设过程，即从红色苏区的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向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过程，“这一政权建设过程与人民战争相始终。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质言之，汪晖是要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中国革命定律提供新的理论证据。” （为革命招魂？ ——评汪晖新著《世纪的诞生》）两位学者的争论并未产生相应影响，原因是：汪暉的著作是写给一个人看的“投名状”，可惜他欧化、艱澀、故作高深的文章这个文化并不太高的人看不懂；而榮劍的文章也没有受到应有关注，因为现在的“反贼”无论是否“刘项”，都是“不读书” 的，他们要不整天在网上“口炮”叫骂，要不摩拳擦掌“武装革命”，甚至拿这当作“出名”的渠道或“攒钱”的生意。实际上即使革命胜利，所能产生的仍然是下一次革命的对象。榮劍最后说的这句话大家可能并没有在意：“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来直至今天，西方左翼思想阵营中没有任何一位学者会像汪晖那样，通过重构历史的方式再次出来宣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人民战争是人民夺取政权的唯一路径，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党国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制度。这是汪晖独有的理论勇气？愿意做20世纪最后一个革命的辩护士？或者就像是一个新的革命招魂人，在21世纪的夜空下摇幡呐喊，为那些逝去的革命大声招魂？”
中国式革命虽然没有发生在以色列先民生活的地域，但对此模式《圣经》也是否定的， 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伯沙撒王说∶“王啊，至高的上帝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与你父尼布甲尼撒；因上帝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国。”（《但5∶17-21》）。但以理教训伯沙撒王的话便是指出为了少数人私利的行为，用不正当的程序和不正当的手段，也同样不能达到正当目的“中国革命”式方法，是《圣经》完全予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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