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爱国，不折不扣一场政治运动（三）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各4：4》）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诗16:4》）

奉別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治死。——(《申18:20》)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

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3:18-19》）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

 ——（《罗 1:25》）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

他作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太23:15》）

 

⑦、老三自的新任务 上世纪70年代后，“三自”不但没有完成执政党交给的“消灭基督教”的任务，基督教反而在家庭教会运动和地下教会运动的推动下增长了近百倍，显而易见“消灭基督教”已经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也基本上宣判了“三自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三自并没有被执政党扫地出门，“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也包括造成执政党在宗教理论和宗教人才方面的匮乏，因此，“文革”之后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拨乱反正”，唯独宗教领域是例外。迫不得已的执政党在此方面的认识甚至落后于丁光训，他们仍然把“脚手架”当作“建筑”，用这个从来没有“拨乱反正”的“三自”组织，继续执行新任务，这些新任务包括：

“拜凯撒”  前述专制政权一定需要将其领导人树立为神，让崇拜唯一神的基督教拥戴其策略，更能够显示其“伟光正”。只要专制政权这一策略不变，三自“拜凯撒”的风气就不会变。从第一次三自大会在“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口号中结束一直到现在，“拜凯撒”之风在三自组织中越来越深沉，越来越癫狂。一些三自教会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类“红歌”取悦当权者，国旗党旗进教堂，领袖画像进教堂（这在当年最“左”时都没有出现过），政策宣讲进教堂，党员监督进教堂；而未成年人不能进教堂，国家干部不能进教堂，军人不能进教堂，外地传道人也不能进教堂，外国传道人更不能进教堂，一些地方凭身份证才能进教堂，神的家蜕变成了“每于此设绵蕞”颂圣的俱乐部。甚至，不少中国基督教三自教会正在失去原有身份，滑向文化活动室和政策宣讲会堂（從2013年到2020年，浙江省農村地區已經建設了超過10,000座文化禮堂，很多文化禮堂則建在政府霸佔的教堂、宗祠裡）。网上流传的一些图片刺痛着基督徒的眼睛和心灵：一些身穿红军军装的人搔首弄姿，他们不是戏子，不是“毛左”，而是天主教的主教神父；一些庄严的仪仗队升国旗煞有介事，不是在天安门，不是在政府机关，而是在“天国”的人间使馆-教堂；一些领袖像张贴在十字架两旁，不是机关，不是学校，而是在不能崇拜偶像的教会（见附图）。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三自这一派上帝皇帝一起拜，神国世界一起求，基督玛门一起要的特色，使他们在这个颠倒悖逆的中国社会中如鱼得水，并一直充当执政党的工具。他们建立的不是（基督）信仰而是（宗教）市场，按王怡牧师的揶揄说法，三自是“庙会”而不是“教会”。现在，与当年“三自运动”一样，这个在中国唯一合法的基督教组织又担当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推广者和执行者。過去的幾年裡，中共一直以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三自教堂講道人，目的就是打造一批忠於共產黨的「紅色」神職人員。附图中有一幅是一位三自按立牧师的现场（载苏州市基督教两会官网），在这位新任牧师面前飘扬的是五星红旗，报道的文字说：“芮婷婷牧师手按圣经庄严宣誓——“我芮婷婷志愿担任使徒堂副主任牧师职务，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三自’原则，自觉服从组织决定，秉承持守使徒统绪，竭力遵行圣经教导，为办好苏州教会尽心尽职。”这是“党员”宣誓，还是牧师就职？有时候荒唐会颠覆你的想象，甚至颠覆曾经作为宗教工作干部的我的想象，在《中国天主教》公众号上，报道了天主教“一会一团”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党史学习讲座”等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透露出天主教内部还建立了共产党的党支部，这次讲座就是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研究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田悦阳主讲”，“讲座的最后，田悦阳还对爱国会党支部2020年度工作做了简要回顾和总结”。根据我原先在政府宗教局工作的经验判断，相同的支部也一定会在基督教三自中建立。其实，基督教内建立有共产党的组织已经不是秘密，但仍然让我惊掉下巴的是他们不再以“地下党”的身份活动，而是公然且高调地亮出“党支部”，这相当于宣布：天主教会不再是一个信仰组织，而仅仅是“由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自愿结成的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我们看到现在三自领袖们在政府组织下参拜孔府、参拜革命领袖故居、清明节前往烈士陵園“緬懷革命先烈傳承紅色基因”、中共成立100周年举行“主題黨日”，举行“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的红歌演唱会，教唆主日学孩子演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国“政教”的崇拜对象俨然成为他们的崇拜对象。由他们控制的教会讲台，不讲罪，不讲审判，不讲公义，不讲拯救，不讲社会，不讲政治，不讲末世，不讲天国，任何可能招致执政党不高兴的话题都不敢讲。对于政府的违法行为更不敢出声，只讲“成功”，只讲“幸福”，只讲“医治释放”；不管这些牧者是出于策略还是出于软弱，不管是存心欺骗还是无心插柳，但这哪里还是“福音”？这是地地道道的“祸音”；但这哪里还是“基督教”？这是地地道道的“鸡汤教”。耶稣的爱不是人畜无害的糖浆，而是承受苦难甚至生命的苦杯！当讲坛传出的是这些污言秽语，当“红歌”替代了赞美诗，当升国旗超越了圣礼，我们的耳边就响起加尔文的斥责：“一旦谬论侵袭信仰的城堡推翻众信徒必须相信的教义系统，以及毁坏圣礼时，教会的灭绝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要义》）

把持“国教” 现在的中国社会治理，表面上已经从原来的政治运动过渡到行政管理和法制管理阶段，历经了“三自运动”的中国家庭教会不再接受“三自”的领导，其发展壮大反而超过“三自”自身的体量。这时，三自不再以“领导”身份而是以“国教”身份继续打击压制家庭教会。现在的中国，三分之二的基督教会（家庭教会）都处于“非法”状态，其主要原因是执政党明确只有加入“三自”的教会才能在政府部门注册登记。这无形中就是给予了“三自”“国教”的身份，使“三自”得以绑架国家（或国家绑架三自，反正是两者绑在一起）。“三自”也不辜负执政党的信任，继续把“加强揭发所有非法家庭教会的活动”作为其主要任务。在“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被否定了的今天，凤凰网记者采访“基協”會長高峰时问到：“最近美国普渡大学杨凤岗教授与国内家庭教会王怡长老有一个对话，他们建议成立‘家庭教会联合会’或‘基督教福音联盟’整合目前国内的家庭教会，您怎么看？”时，高峰的回答使他不像一个基督徒而像一个公安人员：“国外的反华势力提出要用加尔文宗的神学思想、观念、体制整合国内的非法的家庭教会，。。。。这其实是表明非法家庭教会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了，将来如果有外部势力参与整合并形成团结的力量，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在拆十字架、拆教堂、抓牧师、封教会、禁圣经“疯狂进行时”的当下，三自主席徐晓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没有半句维权的要求，反而恶狠狠地拥护当局对基督教“颠覆国家政权的害群之马绳之以法”；当局逮捕判刑王怡牧师，引发世界各地基督教会的声援浪潮，徐晓鸿替当局洗地，他向《星岛日报》表示：去年遭到取缔的成都秋雨教会是“反华势力”影响的教会，在全国范围内“当然还有其它”。这与那些狂呼“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的祭司长们有何二样？

三自机关刊物《天风》中的一段话便可充分反映出他们的动机：“需要警惕的是，当前境外势力利用基督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花样翻新，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一种是暗的，偷偷摸摸的。借‘传教’为名，派人进来秘密活动，在宣讲内容中，制造‘信教与不信教’的截然对立，鼓动并组织信徒把矛头针对我国的政权。一种是通过教会以外的渠道，利用合法身份来进行违法活动。我们要吸引外资，有的就借投资来设立宗教活动据点；我国要开发西部，有的就号召沿着过去的传教士的足迹进军西北；也有借学术研究传播他们反对基督教走三自的观点。还有一种是打入走三自道路的教会，主要是通过金钱（捐助）铺路，造成教会对境外的依赖，把已有的教会变成他们的活动据点，以破坏‘自治’、‘自养’，进而利用讲道、培训、非法出版物、音像制品、网络等，破坏‘自传’，引导信徒与国家人民背道而驰。在扩大开放的形势下，我们反对‘西化’、‘分化’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我们更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不动摇。特别要注意，不要因贪图境外的经济援助，将‘自养’变成‘他养’，使多年积累的‘三自’成果付诸东流。”这段话充分反映了中国教会对当今形势的担扰。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如今教会中一些领导人又强调“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侵略”（转引自段琦《改革开放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

体制内专家刘澎评论到:

“由于“爱国宗教团体”承担着在宗教内部贯彻政府的政治意图、代替政府管理宗教信众的重任，“爱国宗教团体”在政治上受到了特殊的对待——所有“爱国宗教团体”都是政协的成员，享有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科协等官办“人民团体、群众组织”同样的待遇，无需到民政部门进行法人登记。此外，“爱国宗教团体”还享有在其所在地区、所在宗教中作为唯一合法组织的垄断地位（某一宗教在某一地区如果建立了“爱国宗教团体”，该宗教中的任何人不得在该地区成立其他团体）。但“爱国宗教团体”作为宗教组织的性质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成了中国宗教行政管理体制孕育出来的一个“非政非教、亦官亦民”的怪物——既非纯粹的宗教团体、又非世俗的政治组织；既要代表政府管理宗教信徒，又是所谓的“民间组织”。“爱国宗教团体”的身份异化，导致了信教群众的不满与失望，加剧了宗教内部的离心与分裂倾向、刺激了宗教在体制外的发展。这样的“爱国宗教团体”，靠在国家身上、握在政府手里，虽然完全“忠诚”于党和政府，但却丧失了宗教上的权威与凝聚力，失去了其作为宗教团体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宗教性与神圣性。”（《中国需要宗教法——现行宗教管理体制的困境》）

三自内的金陵神学院副院长王艾明牧师也说：

“目前的观察显示，各地‘三自’组织的行政领导层越来越远离‘教会性’，其最高层的负责人的日常事务和工作基本上不是以信教群众和教会为本，而是变成了事业单位特有的衙门”、“我要指出的是对于各级两会负责人的神学和基本伦理行为至今从教会组织和规定中无法找到相应的教律定制文本，更不用说实际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人民团体类组织，而非教会组织。在组织形式上，它与中国政治组织结构中的工会、妇联、作家协会、文联等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完成执政党的政治任务和保证执政党的威信和事业”、“大凡将以教会信仰为基督教信仰之正统性纳入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的世俗政制中，无论是历史上的帝国、朝廷，还是近代以来的政党、政府或公共组织，最终都会成为国家和公众的负担、麻烦和极端意义上的灾害。这一历史教训已经明确无误地成为基督教神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知识学领域人类知识的基本共识”（参见《自治，中国教会唯一合理的教制设计》）。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说：“当保罗劝我们合而为一时，他也教导我们这合而为一的根基是﹕‘一主，一信，一洗’（弗4：5）。事实上，每当保罗教导我们要在情感和意志上合而为一时，他都立即加上‘在基督里’（腓2：1，5）或‘效法基督’（罗:15：5）。他的意思是在基督真道之外的合一不是信徒的合一，而是恶人的党派。”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尼莱·赛亚对166个国家的分析表明，对基督教活力的最大威胁不是迫害、富裕、教育或多元化，而是国家的支持。他说：“当基督徒觉得受到来自少数宗教的威胁时，他们可能会期待国家在竞争中扶他们一把。这些优惠可能包括国家提供资金给宗教事工、赋予与国家机关联系的特权、以及免除一些对其他宗教团体的管制。然而，矛盾的是，根据我们的数据，国家以这种方式对基督教的优惠最终并没有对教会带来帮助。当基督徒试图要得到国家的青睐以维持他们的特权时，他们会分心不专注于他们的使命，而花精神在凯撒的事情上，而不是在上帝的事情上。”（《政治特权对基督教有害的证据》）他的这个观点非常适合用于评价中国的“三自”。

推动“基督教中国化”  当然，三自最重要的新任务就是推行“基督教中国化”。为了表示对执政党“基督教中国化”的响应，2019年5月28日，在各地封教会、拆教堂、抓牧师和毁佛拆庙的高潮中，“三自”领袖与中国其他宗教团体领袖们一起，集体前往曲阜“朝圣”。

“三自”期望得到从人而来的荣耀，不在意讨神的喜悦，因此还修改了《中国基督教教会章程》，修改的第一条就是如何推动“基督教中国化”。2019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下，三自领袖与其他宗教领袖一起前往曲阜朝圣，以标识性的实际行动拥护“基督教中国化”。一些地方（如河南省禹州市）宗教局給當地三自講道人每人發一本《論語遇上聖經》，要求他們按照此書準備講道。美国华人“基督徒公义团契”刘贻牧师批评到：“石衡潭所谓《论语遇上圣经》不是一种学术研究，而是中共推行基督教中国化的手段，目的是为了改变基督徒的信仰。” “石衡潭甚至扬言，要把‘圣经论语对读’运动开展到北美的教会，难道他想在北美的教堂中建立基督教版的孔子学院吗？！”金陵神学院鼓吹基督教儒家化的三自神学家田童心就意识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三自爱国运动”的展开，实在是基督教中国化道路上的一次跃进。但是政治立场上的中国化并不等于神学思想上的中国化。而且倘若没有神学思想上的中国化的进展，政治立场上的中国化也会摇摆不定。”（《基督教中国化的精神内核：基督教儒家化》）。这绝非民国时期“本色化”“处境化”的旧选题，而是“神学思想中国政治化”的新战略，因此，他的文章充斥着两个否定：神学上否认“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传统”（他说：当今中国基督教最大的问题在于，包含严重错误的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尤其是加尔文宗原罪论预定论神学思想伴随着基督教的快速发展而正在无声无息地毒害中华民族。弥漫着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这些西方教会古代近代的缺少辩证思维的神学空气），斥之为“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内部具有严重问题和毒害性” （《基督教中国化的精神内核：基督教儒家化》）“这些神学思想问题所导致的结果可以概括为反智、轻德、懒汉式信仰以及盲目的文化排他论和文化虚无主义”；他甚至认为耶稣的死而复活都必须要得到中国文化的“认证”才能作数：“中国儒家文化里“和而不同”的宝贵理念提醒我们，只有把眼光投向兼容论。我们认为“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确实堪当人类宗教和谐的兼容论模式，耶稣道成肉身的生平里那个“神圣者的死而复活”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独一的严谨的有意宣示性事件，堪当维系人类各大文化传统里真理成分的联结点。此新视角的兼容论模式解决了基督徒在放开文化胸襟的同时何以需要坚守基督信仰的问题，也解决了不同传统文化背景的人们何以需要倾听耶稣信息的问题。” （《基督教中国化的精神内核：基督教儒家化》）。从下面这些他自己的文字中，你一眼就能读出他是什么神学家，其认识基督教的水平仍然在明末反教的士大夫的认识等线上：“明末中国儒生黄贞在《尊儒亟镜》中很早就发现了基督教的问题：“卑德性而尊耶稣，贱明诚而贵天主，轻仁义而重天堂。”（《破邪集》卷三）此等“用夷变夏”当然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无法接受的。”（《基督教中国化的精神内核：基督教儒家化》）政治上的否定当然就更加不言而喻，在他充满冷战思维的言辞中，没有什么“肢体”，只有“西方政治势力”“反华势力”“渗透力量”，那或许是说给“领导”听的，我们就不追究他了。三自的牧师还设计了一款以五星红旗元素为基调的牧师袍圣带，处处让基督教带上红色基因中国特色。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一基督徒說：“（三自教会）開設論語學習班，整天學論語，還要拍照發到網上去，一手拿聖經，一手拿論語，真是不倫不類。习近平的书对三自教会牧师来说，可以代替每天必读的圣经，很多三自牧师可能并非每天读圣经，但是习近平的书不可少。”在《列王纪上》中，我们看到那个一心考虑自己王权的耶罗波安最有欺骗性的一招，就是在“敬拜耶和华”的大旗下，铸造金牛犊，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王上12:31-32》）。上帝藉先知亚希雅责备他说：“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王上14:9》)。我们也看到西底家以及“四百宫廷先知”不但“只说吉语不说凶言”，还伸手去打神的仆人米该雅。现在“基督教中国化”的所作所为，不正是耶罗波安和西底家的如法炮制吗？他们自辩“灵巧像蛇”，其实却是“毒蛇的种类”（《太3:7》）；耶稣提醒教会：“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太7:15》）他们如保罗批判的那样：“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以自己的肚腹为神”，“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腓3:18-19》）曹慕言姊妹对此的批评掷地有声：“我曾以为，他只是无知；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无耻！我曾以为，他只是软弱；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邪恶！我曾以为，他只是小信；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不信！主，要借着逼迫，向我们显明：邪恶淫乱的，从来都不只是巴比伦；邪恶淫乱的，还是以色列！”（《三年半：我们几乎丢弃的十字架》）。我们像大卫那样向神的呼求给这些恶人定罪：“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诗5:10》）

由于“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尚是“现在进行时”，每时每刻执政党部门和专家都有新政策、新理论、新手段涌出，我们也不时会见到《基督易传》这样投机耍滑的“新著作”，而“三自”则处于狼狈跟随的地位，与其它政治运动“跟风”就要“跑偏”一样，他们把“中国化”操作成了“庸俗化”。

我们来看一段豫剧《耶稣娃》的唱段：

“冬至过了那整整三天，小耶稣降生在俺驻马店。三博士送来了一箱苹果，还提着五斤猪肉十斤白面。玛丽亚

手里拿着红鸡蛋，约瑟夫忙把饺子皮擀。店老板端来碗红糖姜水，喊一声大嫂你喝了不怕风寒。驻马店村支书闻讯

赶来，道一声哈利路亚暂住证还是得办。只见那马棚外天色向晚，马棚里人人都吃苹果求个平安。驻马店家家户户

红旗招展，庆圣诞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如果你初次看到这个唱段，一定以为是出自太平天国“拜上帝教”那样的邪灵之手，可正是这样的东西，在今天三自教会大行其道。三自官方月刊《天风》中，刊出以儒家经典读物《朱子家训》与《圣经》经文对读的栏目，肆意以中国文化窜改基督教教义。《圣经》上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三自教会却说，“上帝说要有光，经报中央批准后，于是就有了光”。在中国的很多教堂里，原本画着耶稣图像的挂画，已被换成了二十四孝图或儒家名言，甚至习近平语录。三自新编的《求主福佑中華歌》，完全看不出是一首“赞美神的诗”而是“赞美国的诗”：“主恩浩大／福佑中華／悠久歷史燦爛文化／炎黃後裔蒙福無涯；美哉中華／偉哉中華／中華兒女愛中華／求主福佑我中華”。

原先我研究贵州文化现象，得出“同‘流’合‘巫’”的认识，“流”指外来文化，“巫”指本土文化，外来文化进入贵州后往往蜕变为本土文化。这个现象放大到中国范围同样适用，这就是柏杨所谓的“酱缸”现象。如果不引起警惕，“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不伦不类的“同‘流’合‘巫’”。托克维尔警告说：“宗教一旦依附于现世的利益，几乎又会同世上的一切权力一样，变得脆弱无力”（《论美国的民主》）。

就 “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当前展现出来的一些主要特征，我们列阵比较如下：

传统基督教                                “基督教中国化”

*崇拜三一神                                      崇拜《尚书》就有的“上帝”和政治领袖；

*不能崇拜偶像                                  领袖像进教堂；

*唯独《圣经》                                   除《圣经》外还有四书五经加上习近平语录；

*十诫是基本戒律                               除去第一戒“我是你的上帝”；

*向往“天国”                                        热爱祖国；

*靠主拯救                                            靠自己和“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拯救；

*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姓“中”；

*主掌教会                                           党管教会；

*牧师由神呼召                                   牧师由党派遣；

*讲“公义”和“爱”                                讲党和政府关怀；

*不能违背神的律法                          不能违背人的法律；

*尽一切可能传福音                          福音不能出教堂；

*讲台只能说神的话                          讲台是宣传党的政府的阵地；

*爱邻人                                                恨敌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教会弟兄；

*福音派神学                                       自由派神学；

*神本主义的处境化                          庸俗主义的宣传化；

*教会管理由会众自理                     教会管理服从政府规定；

。。。。

甚至，我们发现“基督教中国化”竟然是纳粹德国时的“德意志教会”的“基督教德国化”的抄袭。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後，便是以神化“国家”“民族”“党”“领袖”开始的。為數不少的神學家和牧師也開始為國家、為元首、為種族、为主义效勞。我们回顾一下希特勒时代“日耳曼民族福音教会”为虎作伥的历史，拿“日耳曼民族福音教会”的“指导原则”来与上述《纲要》比较，你会发现 “基督教中国化” 竟然是“基督教德国化”的翻版：

“我们在种族、人民和民族当中，看到了上帝赋予我们并委托给我们的生存等级秩序。上帝让我们遵行的律法就

是留心维护这些等级秩序。。。在向犹太人进行的传教活动中，我们发现我们的民族性面临一种严肃的危险。这是让

异已的血液我们的政治躯体的入口大门。。。我们需要一个扎根在民族性之中的福音教会，我们要抛弃基督徒成为世界

公民的精神。我们要依靠对上帝交付我们的民族使命的信仰，。。去克服那种精神的种种腐化表现”、“基督通过阿道夫

•希特勒来到我们中间，……希特勒为我们而出去，通过他的权利、诚实、 虔信和完美方式，救赎者找到我们” 、

“在德国的领袖，我们的策士的引领下，为自由而进行的全德国范围的运动是从上帝而来的恩赐”、“耶稣的生与死

告诉我们，奋斗（意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奋斗）的道路同样也是爱的道路、生命的道路。”

与当年一些德国牧师反对“国旗进教堂”的遭遇一样，在河南，一位李姓牧师因为反对“国旗进教堂”，被以“黑恶势力”罪名逮捕。我无语了，只记起耶和华那句雷霆万钧的话：“日子將到，我要刑罰一切受過割禮，心卻未受割禮的”（《耶9:25》）

我们再列阵来比较“基督教德国化”和“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德国化”                “基督教中国化”（含三自运动）：

*国家力量推动“德意志基督徒运动”                       国家力量推动“基督教中国化”；

*高达三分之一基督徒加入该运动                                高达三分之一基督徒加入该运动；

*逮捕了700多名牧师                                                   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他们的罪名

                                                                                              大多与反三自有关；

* “日耳曼教会”并任命“国家主教”                        成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并任命吴耀宗、丁光训等人代表基

                                                                                                  督教参加“全国人大”；

* “德意志基督教”的口号是：“一                          “三自”的口号是：爱党、爱国、爱教，永远跟党走；

个 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上帝”    

*朋霍费尔牧师反对忠于希特勒被枪毙                        王志明牧师反对忠于毛泽东被枪毙；

*领袖像进教堂                                                                     领袖像进教堂；

*十字架下同时挂卐字旗                                                    国旗进教堂；

*雅利安人耶稣                                                                     驻马店耶稣（见前述）；

  *国家社会主义三大敌人：                                             执政党五大敌人：

 犹太教、共济会主义和基督教                                        包括家庭教会的新黑五类；

  *《希門拉法令》消灭認信教會                                   《宗教管理条例》消灭家庭教會；

*马丁·尼莫勒因为直言批评政府，                            王怡牧师因为直言批评政府，

被判了八年监禁                                                                 被判九年徒刑；

*拆除十字架                                                                         拆除十字架；

*取缔教会学校                                                                     取缔教会学校；

*向“我的元首”谢恩祷告                                                   向“人民领袖”表达感恩；

*关闭多间教堂                                                                      取缔多间教会；

     *重新改写《圣经》，加入民族主义内容                      重新改写《圣经》为《中华基督教圣经》，

                                                                                                加入四书五经；

    * “摩西十诫”改成了“纳粹十二诫”                                  一些地方将“十诫”改为“九诫”，取消“不

                                                                                            可有别神”的第一诫；

   *教会圣坛供奉《我的奋斗》                                                把《习近平文选》放到教会书架；

    *礼拜时唱国歌                                                                          礼拜时唱国歌和唱红歌；

   *达勒姆派发表布声明，祈求上帝                                       王怡牧师祈求上帝饶恕习近平，

 饶恕德国犯下的罪行被定“叛国罪”                                     被定“颠覆国家政权罪”；        

   *宣称阿道夫•希特勒是 “德国先知”                                        宣传习近平就是“当世耶稣”；

   *派遣特务监视教堂                                                                   在教堂装上摄录装置并“党员监督进教堂”；

    *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                                                                向国家领袖宣誓效忠。

。。。。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宣告：“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就再也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上的理想；任何人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我们将其中的“德国”换成“中国”，你会发现它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份官方媒体上。正如《巴门宣言》批判的那样：决不允许世俗形態的東西神聖化，也絕不允許把神聖的東西世俗化，如果神-人颠倒，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一目了然，毫不质疑这就是撒旦教。《圣经》早已预料：

“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项，献供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

   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赛66：3》）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传1： 10》)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

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罗3:13-18》）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8:11》）

学者安希孟批评说：“中国教会大力鼓吹“本土化”、“中国化”，也旨在使耶稣基督成为穿西装的“玉皇大帝”。我的一些朋友鼓吹“中国神学”、“汉语神学”，提倡基督教中国化（汉语化）、处境化，这和民族的革命大众的文化如出一辙，也仍旧落入旧的窠臼”（《中国官方教会的反帝爱国情结》）。金陵神学院副院长王艾明牧师也说：

 “若单纯地从民族主义情感出发，将基督教信仰和传统民族化，并以国家意识形态对之加以重新界定，特别是将终极性的信仰认同完全局限在现实政治主张和立场上，这样的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就会变异为非基督教信仰的中国教。那样的结局，将既毁坏了在中国的基督教信仰，疏离了芸芸众生中的广大信徒与政府的关系，也葬送了国家利益和执政党形象原本已稳固生根于绝大多数圣职人员的认信、事奉和责任担当。”（《“基督教中国化”：美景，诱惑与误区》）

 

对“三自运动”“基督教中国化”中滋生出来的“国家教会”，安希孟教授批评到：

“在历史上，拿基督教为种族计划服务者不乏其人。德皇弗里德里希大帝强迫军队信仰上帝，把新教联合为路德教会，使路德教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路德教的牧师可以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必须宣誓：“我誓以至诚宣誓服从并效忠于普鲁士国王，我将努力培养人民使之成为忠于祖国、服从法律、尊敬国王之忱佣。凡与公共治安有害的结社，我绝不赞助参加；凡有害国王的密谋，我若有所知，必先报告国王。”这可以说是“三自爱国”的模范。教会还可以向官方“告密”。德皇阅兵时则说：“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选民，我，德皇，直接承受上帝的精神。我是上帝的宝剑、上帝的武器、上帝的战将。”这里，爱国与爱教、国家与教会是一回事，如联体婴儿，不可分离。教会一旦堕落为国家的附庸，便肆无忌惮。”“在不能消灭基督教的地方，民族主义者便温和地使基督教蜕化为民族主义工具。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爱”与“忠”（三忠于，四无限）是一种盲目崇拜，它把特定的、有限的、局部的团体和个人变成人类永恒价值的中心与偶象。然而基督教却主张，对特殊的团体和个人的爱（个人崇拜），永远不应当成成为价值与意义的核心。我们不应当把特定的爱（爱父母、爱朋友）和忠诚（忠于某个党派和民族）当作价值的中心。基督教对陈腐的中国政治文化是批判的武器。它会刷新中国人的心。”（《基督教“中国化”简析》）

   ⑧、三自内的觉醒     三自内部也在不断觉醒和分化，先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共产党派到基督教内的地下党员、在“三自”内有“北赵南丁”的领导人赵复三（“三自”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叛逃”，但由于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我们只是把他作为共产党的叛徒而与基督教没太多关系。相同时段北京缸瓦市教堂牧师杨毓东带领青年团契，组成了天安门广场上惟一一支举着十字架的救助队，最终导致他在1994年与“三自”决裂，从此服事于家庭教会。“三自”最高学府──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季泰发表《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其中问到：“难道教会里的互相倾轧仅仅是个团结问题，与主耶稣所预言的‘卖主卖友’无关吗？难道一些‘传道人’千方百计阻挠福音工作仅仅是因为胆小怕事吗？……”，他还在《圣经研究与中国社会处境》的文章中，分析了三自教会中“从政治处境出发解释圣经”的倾向：“宗教神学与社会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神学所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终极性的问题，而政治所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问题。因此，圣经研究必须有其独立性，即解释圣经必须首先研究其文字、历史和信仰的意义，然后才能谈得上圣经信息今天的现实意义，而不是将神学与政治作简单的混合”。2000年6月7日，季泰被开除，在宣布开除季泰的大会上，丁光训讲话的时候，忽然停电熄灯，有人想起了主耶稣的一句话：“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路22：53》）；2012年上海的马达钦主教在他的祝圣仪式上宣布与“天主教爱国会”（CPA）分道扬镳，之后他一直被软禁在一所神学院内的家中；河南的张少杰牧师反对“三自”的一些做法，在2014年被判处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2020年12月28日，云南省武定县土瓜地教会因拒绝政府把国旗插在教堂上，遭到暴力抓捕；2015年7月10日，当浙江省拆教堂拆十字架形成运动之时，浙江省基督教协会通过网络发表公开信，要求停止强拆十字架，并称强拆行动“造成仇恨”，“严重破坏党群关系”，是“对宗教信仰的公然践踏”；公开信还披露了在过去的强拆行动中造成的流血事件，“严重地伤害了全省200万基督徒的感情”。这封公开信的主笔是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中国最具规模的福音派巨型教会杭州崇一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华人教会）主任牧师顾约瑟。顾约瑟牧师在中国基督教界享有很高声誉，在教内“北赵南丁”之后有“北某南顾”之称，是三自培养的接班对象。公开信发出后不久，崇一堂网站被屏蔽，顾先被革除牧师圣职、监视居住，继而被正式逮捕，羁押两年后找不到任何罪证无罪释放。与他一同反对强拆十字架的包国华牧师也被构陷入狱14年。南京金陵神学院院长陈逸鲁牧师评论该事件：“一个省的基督教协会会长，可以如此简单地被强行免得主任牧师职务，我们中国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体制呢？中国教会到底有没有‘自我 ’，基督教两会将来的命运会如何？”2019年7月18日，河南省商丘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市基督教协会会长，也是商丘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政协常委宋永生牧师跳楼自杀身亡。宋永生牧师在跳楼前写了“面见商丘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领导汇报材料”，其中说到：商丘市基督教两会“不像机关，不像教会，不像社团，不像公司”“看不到对神的信靠，看不出做任何神职工作的生命，这样的牧师能带出什么样的教会？这也是三自体系里的普遍现象”，本来“想用自己的信仰和人格魅力协调好内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现在看来已经失败了。”他最后表示，“我愿意做第一个殉道者”。

概而言之，“三自”与基督教大公正统信仰完全背道而驰，“若是一个教会将基督的神性，借着他死以满足神的公义等真理给出卖了，那么教会将基督的神性、借着他的死以满足神的公义等真理给出卖了，那么，教会就成了‘撒但的会堂’（《启2：9》）。”（凯波尔《教会论》）

⑨、对“三自运动”的一些批评   以上我们看到，从“三自运动”的发起人、推动者、代理人，运动的过程、目的，运动的指导思想，运动的“思想成果”和“斗争成果”，都可以发现所谓的“三自运动”是一场执政党针对和消灭基督教的政治运动而与基督教本身的“革新”无关；所谓的“三自神学”完完全全是背离基督的异端邪说；所谓的“三自教会”完完全全是一个与神无关的“统战组织”。与其它异端邪教相比，“三自”本身就是最大的异端邪教——其它异端邪教还没有赤裸裸像它那样公然与拜偶像者联盟并接受其领导，也不可能在神学观念上对世俗政权极尽阿谀奉承，更不可能以限制甚至消灭自身为目的。“三自运动”不但祸害了中国基督教，其作为执政党对中国宗教的改造试点，也给其它宗教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首届政协8名宗教界代表中，只有70万人的基督教占据5名而且宣称不代表基督教，佛教2名，伊斯兰教1名，而拥有300万众的天主教没有代表，随着“三自运动”的深入，其它宗教也跟随发起了相似运动和成立相似组织）。纵观“三自运动”的历史，就像耶稣的亲弟弟犹大在《犹大书》中所指斥“他們有禍了”的那三个人：违逆的該隱，錯謬的巴蘭，背叛的可拉。《圣经》还向我们描述了末期到来之前，叛教者（伪先知）将大量出现：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得后2:1-2》），“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兴起，行大神迹和奇事，如果可能，就连蒙拣选的人也想迷惑。”（《太24:24》），“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地羞辱祂。”（《来6:4-6》） “地上的列王一同起来，大臣一同集结，要对抗耶和华，对抗他所膏立的主”（ 《诗2:2》），“你所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們還沒有得國，但他們一時之間要和獸同得權柄，與王一樣。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启17:12-13》）。

凯波尔指出：

“教会与世俗为敌，不仅仅是为着自己的好处，而是教会的本质就是如此。如果基督教会不再与世为敌，那么她就不再是教会了，这种情况在某一些与世界联手的教会身上有时会发生，但在不与世妥协的真教会身上却绝无可能发生。因神将教会放在与世敌对的位置上，祂自己应许，要保守祂的教会；使教会根本从世界分别出来的神，一定会保守教会。”（《基督荣耀的身体》）

章力生牧师说到：“我们宣扬圣道，应本基督启示的，安定在天的，永恒不变的真理，不可迁就社会国家的需要，更不可与时代潮流相妥协。而且神的国度，既‘不属这世界’，（《约18：36》）绝不可利用圣道，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的工具。他们这种思想，只能令圣道世俗化，而不能把世界基督化；只是使天国‘降级’，不是使天国‘降临’！”

赵君影牧师的评论直截了当：

“大陆开放的教会，属于无神主义的暂时国教，不是真正的教会”。

洪予健牧师的分析鞭辟入里：

“沒有任何方式可以調和共產主義與基督信仰！首先，從信仰的本質看，共產黨相信他們自己就是救世主；基督徒則篤信只有上帝能拯救世人脫離罪惡。其次，從歷史的角度看，共產黨認為基督教是愚昧落後的迷信，會被歷史淘汰；基督徒則確信上帝是歷史的掌管者，任何人的誇口和驕傲都必要俯伏在神的真理審判之下。第三，從統治的性質看，共產黨建立的是政教合一的極權政府，只有通過思想控制將全國民眾都統一在它的組織領導下，政權才得以穩固；基督徒則奉靠耶穌基督為教會唯一的元首，遵行祂交付的大使命，而且福音的傳播和門徒的交流合一是不分國家、種族和文化的，任何政黨都無權干涉和控制人的心靈與信仰。”（《三自运动的真相》）

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我们对家庭教会立场的重申95条》更一针见血指出了三自是撒旦的阴谋：“我们认为，在中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三自爱国运动”，是一部分教会积极或消极地与无神论政府配合的、一场敌基督的运动。因为它意图割裂大公信仰和大公教会，否认一个高于地上万国的基督国度，而企图建立一个依附于政权的“民族主义教会”。这是撒旦的阴谋，为要在中国拆毁主基督的教会，使真信仰沦为假宗教”。

追溯三自运动的历史使我们想起了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罗马皇帝德西乌斯时期，凯撒崇拜成为帝国境内每个种族和民族的义务，犹太人是惟一的例外。在一年中的某一天，每个罗马公民都要到凯撒神庙烧一注香，并要说：“凯撒是主。”当他做完这一切，就被赐予一份证书，确证他已经这么做了，他就可以崇拜任何他喜欢崇拜的神祗，只要不影响公共礼仪和秩序。这就是“爱国爱教”的最早模板。但即使这样“宽松”，初代教会的态度也是“崇拜神，不崇拜人”，与凯撒崇拜绝不妥协，这与我们那些高喊“永远跟党走”的三自教会何其不同。“如果基督徒愿意烧一注香，正正规规地说：“凯撒是主，”他们可以继续随心所欲地崇拜基督；但是，基督徒不愿意妥协。因此罗马认为他们是一伙隐藏的革命家，会威胁到罗马帝国的生存。”（布鲁斯·L.雪莱《基督教会史》）我委身的贵阳活石教会也有与初代教会一样的态度：执政者要我们哪怕是口头挂名在三自名下，不愿挂在三自名下只挂在三自牧师名下也行，我们便可以“合法”，否则就将“取缔”；但我们认为这是背主的行为，宁愿被“取缔”也绝不“挂名”（详见附录2《活石教案，知秋的一叶；活石教會，报春的勁草》）。在大陆与活石教会同样立场的家庭教会千千万万。保罗写给提摩太说：“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 (《提后1：15》)，保罗如果在今天面临三自，大概也会讲同样的话。在这里诚恳地与三自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分享这段经文：“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林后6：14一17》）我们也要像施洗约翰痛斥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那样，对三自的领导和牧长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太3：7～8》）。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