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

1、出圈 我与老伍虽是老乡，且相识多年，但不在一个圈内混：他的圈子是文人圈，非教授博士不得入内；我自号三白——白丁、白衣、白痴，至今一个“助教”职称都还没混上，圈子自然是文盲圈，教授博士不得入内。时有混圈，文化圈人大格局洋名字新概念高举高打，贵阳话普通话英格里希夹砂打滚，你句句听得到，可句句听不懂。有道是：“有文化的说文化，没文化的说流话”，每逢此时，为刷存在感（我的字典中“自在”就是“自己还在”），我前半生积累的“工农兵语言”也是大声武气粗声大气，导致满座尽是白眼仁死鱼嘴——尿你了何以显出斯文？天长日久，不相与谋倒不是因为道不同，而是因为话语不同——他们嫌我的话糙，我也嫌他们的话假，自然也就江湖之中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 老伍与其圈人似有不同，书卷气外也有几分匪气，不耻于与文盲为伍，经常出圈来接见我们下里巴人——我想大概是鲍鱼海参吃腻了换口味吃一顿豆米火锅。记得认识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底或90年代初，那时候我跟风下海搞了个公司却不知道做哪样生意，同窗老瘪兄说带一个美国回来的高人——伍博士老怪来点播，便心存十二万分希望。江湖中时常传诵伍老怪撩妹的艳闻，“女主角”都是些高不可攀的“天鹅”，心目中想像中此公当是潘安相貌，苏秦口才。匍一见面，我“大惊”，他“失色”——眼前这位五短身材黑不溜秋皱皮腊干霜打茄子的家伙竟然敢就是那声闻天下的伍大官人？交谈几句，不见得口吐莲花还有些口吃，也不吞吐那些吓得死人的洋名字新潮词，心中怀疑武大郎与武二郎是否调了个包？老伍从背包中取出一个机器，告诉我们这玩意儿叫笔记本——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电脑。老伍说四库全书装在里面也只占一小格，我们心里面咕摸着来了一个“洋姜”（洋人中走江湖的骗子）。老伍演示一遍，听得不知所云，看得云山雾罩，总之老伍“启蒙”未获成功。 不几日，“洋姜”又来，点播我一个门径：《侏罗纪公园》拍摄完毕后，工作站要处理，价格低得惊人（记得当时说的是50万人民币）。那时《侏罗纪公园》并未在国内上映，我们也仅从传闻中听说恐龙如何逼真到吓人。便问：要这个工作站有何用？伍哥答：做三维广告。那一时代国内从没见过三维广告，想象不出三维广告可能如何牛X，更想像不出一名操作员一个月只能做几秒的这玩意如何能挣钱。半年后，央视推出了三维广告，我才后知后觉老伍的敏锐——如果那时我们开始引进了这套工作站，那中国第一个能做三维广告的就不是中央电视台了

   听了赵晓弟兄热情洋溢的演说和准确详细的梳理，更有感于“三百工程”这样的计划，因为这样的工程不是树碑立传而是作眼于悔改，而悔改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素质——我们是一个不懂得悔改的民族，我们也是一个不知道向谁去悔改的民族。悔改不同于反思，反思仍然可能是自以为义，悔改却要我们完全地降服在主的面前。 借着这个机会，借这个平台的光，我想从20世纪初义和拳乱开始讲起，因为义和拳是民族主义的大爆发，而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以来所有问题的总病根。那个时代，帝国主义与基督教这两个陌生人闯入中国，就像两个外乡人来到一个叫做“中华”的村子，一个为利而来，一个为爱而来；一个来打你，一个来救你；打你的那位船坚炮利，救你的那位手无寸铁。中国本来是一个“熟人”和“亲人”构成的封闭社会，一潭死水已经几千年，瞬时的巨变超越了中国人际关系中“爱”和“信任”的范围，而超过“爱”和“信任”就只剩下“恨”与“畏惧”。由于“中华”村民畏惧打你的那位，于是将气撒在来救你的那位身上，民族主义者眼里反正你们都是“外夷”，传教士就理所当然成了“替罪羊”。因此，在1900年拳乱中死去的几乎全部是传教士、传教士家属和教民。 义和拳乱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在民族主义大旗下，聚集成为一个跨阶层跨文化的全民运动，皇权操纵、士子鼓动、暴民冲锋。这种荒唐至极的运动在中国反复出现——我们今天要说到的“非基运动”、我们今天没有说到的同一时代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及后来的“大跃进”、“文革”一直到现在因疫情“甩锅”的民族主义爆棚，说明“民族主义病”并没有得到医治，而且使得我们病入膏肓。“民族主义病”的病症是“爱国病毒发烧”，这些“爱国病毒发烧”都是破坏性的情绪宣泄，爱国必须反帝；历史上只有“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两次“爱国运动”是强身健体——但现在这两次运动都正在面临着被民族主义清算的命运。 因为今天是主内弟兄姊妹的聚会，我们谈论的主题是“五四运动”，关于五四,从发生之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当下林毓生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与邓晓芒等的“新批判主义”针锋相对，无非也还是保守或者启蒙。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另外的分析视角与方法。与“五四运动”相关联的基督教事件就是“非基督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是从国家民族角度来思考，“本色运动”是从教会角度来检讨。因为审判是从神家起始，悔改也就应该从神家开始，而且，如果我们不在悔改上作出示范，

在上一讲中，我们说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下半截我们重点讲“自由”， 我们分了四个小标题：一、 从释放一个人到释放所有信他的人，二、自由不是政治身份的自由而是良心自由。这两个小标题上一讲讲了，今天接着讲后两个小标题：三、 耶稣是真理，信耶稣就得自由；四、自由也是我们的责任。 三、      耶稣是真理，信耶稣就得自由 我们接着上一讲的 “ 良心自由 ” 来说， “ 良心自由 ” 有两大功效，叫我们脱离罪与死的捆绑。“死的捆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我们在去年清明节的时候讲过。讲章我也放到我的博客里，大家可以上去回看。这里我们只说“罪的捆绑”。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而且是与生俱来就是罪人。但如何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呢？ 律法不能叫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因为律法在捆绑罪的同时也捆绑了人的自由。比如把罪犯关进监狱限制了他身体的自由，但不能够限制他思想上仍然有犯罪意识，而没有了“自由”你可以不选择恶了，但也就无法选择善。因为“自由”是神造我们时给予人类的“标配”，是赐给我们“灵”的组成部分（灵由智慧、良知、自由组成）。我们还记得前面提到犹太人 說：“我們……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罪的奴仆。耶稣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这些犹太人是认同耶稣这句话的，因为他們對著：“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這句話已沒有勇氣抵擋，他們良心是承認了。接下来的问题是 ：我们知道了何为“自由”，但怎样才能获得“自由”？ 在（ 36 ）耶稣说：“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这是 14 章中耶稣著名的宣言： “ 我就是道路 、 真理 、 生命 。若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先导版”。这句话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要义。既是神论、基督论的核心要义，也是救恩论的核心要义。这句话宣布了从律法时代进入到恩典时代。这句经文平行的经文还有很多，比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 羅八 1~2) 。“神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父神手裏把信徒奪去。而子與父原為一，所以誰也不能從主的手裏把信徒奪去” ( 約十 28~30) 。“凡靠著神的兒子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 來七 25)

    今天，老夫69周岁了，数算过往，不堪回首：苦过一穷二白的童年，浪过颠三倒四的青年，趟过五色缤纷的中年，一晃眼来到望齐（7）恋留（6）的老年。69是个自带流量的神奇数字：一方面，它颠来倒去都是69，已然“如如不动”，已然“从心所欲”,算是“不倒翁”了；另一方面，69就是69，古希临前，老之将至，可叹一声“之谓贼”。是日也，一成不变的遛狗路上，落英缤纷伴疲羸衰病，已然没有“黄昏颂”的豪气，甚至忘却“近黄昏”的慨叹，原先每到生日感言便沉重，便“属灵”：50放歌“重谱春秋”，60自寿“洗心革面”。行将70，好像还没到“告乃翁”的境地，也还没到“见主面”的时刻，今天别开“生”面，不说“灵”只说“俗”，不说“生命”只说“生活”，弱弱嘘两句“家长里短”。    凯风寒泉：69年前的今天，是“母难日”，母亲冒着巨大的疼痛诞下了我。人常说，妻、友是自己选择的，而父、母则是神替我们选择的——感谢神为我预备了一位伟大的母亲。大概神要我来磨难母亲，从小我就没有让她省心过。没有记忆的婴孩期种种淘气还可以认为是大人们的“栽赃”，便是自己能够记得起的也当“罪不可赦”：每每母亲下班回来之时，总是有人牵着孩子排着队来告状，要不是在人家孩子头上磕了一个包，要不在人家孩子拉屎时扔石头进粪坑绽他一屁股屎，要不把人事科长家玻璃砸了几个窟窿，最严重的一次把一个牛高马大的孩子头上开了一道口。。。，我记得母亲总是低三下四给人道歉，但却从来没有为此处罚过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母亲相信我虽然调皮但不捣蛋，不可能霸凌人，孩子们之间的打斗并不总是我的错，砸玻璃打孩子往往因为“阶级仇恨”;而且我比同龄孩子瘦弱，打输的时候多于打赢的时候，但打输的我不会找母亲告状，因为那样只能使母亲更加受辱——苦瓜黄连两头苦，儿子能够理解母亲的处境，母亲也能够理解儿子的心理。再有，母亲知道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在学校、在邻里已是低人一等，她不会再让我们在唯一遮风挡雨的家里也受窝囊气——母亲了解这个不友善的社会，更深知毒蝎般的人心。尚未成年的我每每忆起不被打的“幸运”，心里就隐隐作痛：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原因，母亲在单位、在社会处处受气，“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却要让儿女有那么一个小小的不受气的角落，让所有的艰难困苦都自己扛着。当时顽皮如我也常常心想：如果我的皮肉之痛可以缓解母亲的心里之苦，我愿意母亲打我——这种不被打的痛比被打

   感谢赵晓弟兄的邀请，使我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为主作见证，我分享的题目叫做《人生就是要 “ 不由自主 ” 》。在分享之前纠正一个错误，海报上把我列为官员，其实我只当过最芝麻的官，算不上 “ 官 ” ，是 “ 吏 ”, 而且那是 “ 古时候 ” 的事了，顶多是个 ” 前官员”。与前面三位功成名就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不同，现在只有一个 “ 家 ” ，就是“家庭教会”的“家人” 。     我叫张坦，还有几天就满 69 岁了，按中国人的习惯，可以称为“古稀老人”。从主观感受来说，我的生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 狂妄 ” 、 “ 绝望 ” 、 “ 盼望 ” ；从与主的关系来看，则是 “ 被主抓住 ” 和 “ 抓住主恩 ” 两个阶段。    与我的名字寓意的那样，我相信人生就是 “ 张开的坦途 ” ，十分的自义和骄傲。我小学没毕业就考取了大学，学生期间与同学编了首版就发行十万册的《中学文言实词选讲》；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宗教局 , 还未转正就担任了分管基督教和佛道教的处长；撰写的《乌蒙山区基督教调查报告》，获中央统战部一等奖；出版专著《窄门前的石门坎》 , 当年被认为是 “ 中国第一本正面评价传教士的著作 ” ；主笔撰写的《乌蒙山区基督教与新农村建设》 , 是贵州省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的 “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 。 40 岁前，的确是 “ 张开的坦途 ” ，都是 “ 眼目的欲望并今生的驕傲 ” ，那是一种动物式无知的生命状态 ——“ 狂妄 ” ， 可那时并不能自觉。    接下来 我要说到第二阶段的“绝望”。原来 我的仕途可谓 “ 锦绣前程 ” ，是重点培养的 “ 第三梯队 ” 。但随着耀邦下台，我发现 “ 落实政策 ” 的工作主旋律变成了 “ 防范管理 ” ，我们说的往往跟做的不同，我们大会上说的往往跟小会上不同，我们对宗教界说的往往跟对宗教干部说的不同，我们的工作对象不是像朋友而是像敌人，我们不是帮助而是限制，我们不是管理而是管制，我们打击真正的宗教信仰者而扶持一些宗教职业者（以宗教为幌子骗名骗利的投机倒把分子）。有一次，我看见一份工作内参，北京的宗教部门吹嘘如何欺骗特蕾萨修女，以欺骗善良而为荣，我顿时感到我们的工作万分可耻；又有一次，我的同学、一位宗教局的高层领导大言不惭的吹嘘如何统战星云和尚，他的描述中星云和尚也不过是呼来唤去的工具，我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