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逼迫看政教关系，从复兴看教会转型——读王怡牧师《家庭教会史》第八章

谢谢戴志超传道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与大家一起分享王怡牧师的《家庭教会史》。安排给我的是对第八章作品读。首先，我对本章的标题——“在逼迫中复兴，在复兴中逼迫”非常认同。它准确抓住了“逼迫”与“复兴”这两个时代主题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逼迫的背后是政教关系，复兴的背后是教会转型。我也紧扣王怡牧师的看见谈两点：1、从逼迫看政教关系；2、从复兴看教会转型。王怡牧师的原著属灵看见多，我的属世浅见多，希望大家包涵。

1、从逼迫看政教关系

A、从执政党态度来看。  逼迫就牵涉政教关系，由于中国的帝王（领袖）决定一切的政治架构，领袖的个人喜好往往成为时代交响的主旋律。我多次讲过，毛泽东溺法，因此批林批孔批周公；邓小平昵兵、因此输赢是唯一规则；江泽民佞佛、江时代中国的大佛比历史上数千年还多；胡锦涛近基，他的“不折腾”包括对基督教的“不折腾”。习近平模仿汉武帝内法外儒，基督教就成为他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正因为如此，我没有找到王怡牧师将2010-2018分别出来成为一个阶段的逻辑，因为这个阶段跨越了两个“领袖”。而两个“领袖”又执行的是两条路线。这要从胡耀邦时期说起：基督教被执政党纳为“战略高度”是在胡耀邦主政时期开始，他主持起草的19号文件，使宗教有了合法存在的前提，赵紫阳时期萧规曹随，中国基督教近百倍增长的奇迹就发生在这两个时期。江泽民时期开始转向，对基督教的打压体现在（中发〔1991〕6号文件提出的“管理”，国务院颁布了两部单项行政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国务院令第144号）、《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5号），体现江泽民认为的“宗教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进行政治渗透以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胡锦涛期间有一次高规格但非正式的会议，是200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宗教工作召开集体学习会议，胡在会上的发言重申了他关于在“五大关系”上构建“和谐社会”的言论，其中“宗教关系”赫然在列，被外界认为是“建立和谐国家”的步骤之一，这是对胡耀邦路线的继承。习近平时期召开了两次最高规格的宗教会议，是对江泽民路线的升级。 2016年会上明确定性：宗教工作当前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心工作”、“全局性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抓手”。2021宗教工作会议更释放了一个信号：执政党已经意识到信仰危机已经危及政权，很有可能转化为政权危机。二胡是把基督教视为“战略盟友”，江习是把基督教当作“战略对手”。理解执政党不同阶段对基督教的基本态度和重视程度，才能够读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不管是哪一条路线，作为一个偶像崇拜且高喊无神论的政党对基督教的敌对本质都是一贯的。

B、从事实来看，对基督教的逼迫主要发生在习近平时期，相对于江泽民时代重点只在围剿被定为“邪教”的“法轮功”“呼喊派”，习近平时代更向各种宗教包括他们从前认定的“合法宗教”开战，重点在围剿家庭教会。现在的执政党看到“基督教”三个字便大为警惕，认为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是企图“西化”、“分化”我国。因为基督教主要在发达国家如英美流行，认为“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不仅在于扩大某种宗教的影响，更在于争夺意识形态阵地，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因此上纲上线到“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2014年5月6日，中国发布了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其中指出“宗教渗透威胁社会主义信仰认同”“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这份蓝皮书的出现是为了贯彻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做出的“三个绝不”指示，要求各省”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绝不允许境外宗教势力在我国境内形成体系，绝不允许在宗教领域形成对抗党和政府势力”。因此，在这一期间发生了十年消灭家庭教会的统一行动，也用《宗教管理条例》的修订实现了“对宗教的法制化管理”，家庭教会成为“国安”“国保”为首的16警种联合打击对象；同时推动“基督教中国化”从内部瓦解教会思想和组织。于是，各地坼十字架、教堂、取缔家庭教会、抓捕牧师等教案绝大多数是在这一阶段内发生的。

2、从复兴看教会转型。

王怡牧师关于复兴的陈述，他总结了教育、城市新兴教会和改革宗思想，由于改革宗思想是他第九讲的主题，我们今天就不涉及；重点探讨前两个方面。

我们知道，福音是一种以文化为形式的传播运动。她有两个方向：横向跨地域传播和纵向跨时代传承。中国福音运动上一阶段即“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这个运动虽然迅猛且硕果累累，但河南教会，安徽教会基本上是失去了下一代。本阶段的复兴现象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冲破“十八岁以下不能进教堂”的儿童主日学；第二，冲破“宗教不能涉及教育”办学（“我们有一个中国基督教教育联盟，这个联盟中现在有100多间学校。秋雨的例子、五月花的例子）；第三，家庭教育（多次诉讼，李英强）。这个“复兴”看到了传承的方向，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巨大进步。官方用法律手段打压基督教教育，比如这几天发生的哈尔滨许峰案，许峰帮助的是那些有残疾的，眼睛看不见的，有抑郁症的，逃学的，厌学的孩子，都是公立学校不收或开除的孩子，他为这些孩子提供了兜底性的教育机会。我们社会应当予以表彰，却被指控为非法经营犯罪。这个案子的底层逻辑是：国家可以让这些孩子废掉，但决不允许接受基督教带给的教育。

我们再来看城市新兴教会：基督教历史上，福音运动从来就是城市运动。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一场神亲自发动的神迹，因为只有神可以让低势能的农村流向高势能的城市，但完成这一阶段后，接力棒就交到了城市新兴教会手里了。城市新兴教会第一个特征是他们是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识分子大规模归主，是在1989.6.4后。这批知识分子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民主启蒙运动的主要推手，枪响之后，他们对政党、社会、文化甚至自己都普遍失望，在走投无路的“人的尽头”从各种路径归向基督（家庭教会的“农村包围城市”、“汉语神学运动”大规模译介形成的“启蒙”、国际基督教宣教运动的“松土”、改革开放的出国留学热形成的“走进教会”），王怡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如何来看待城市新兴教会的历史地位呢？在昨天我们的尼哥底母真理追寻会上，我们开始一个系列探讨：知识分子与教会。人类在经历了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后，已经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阶段，知识被当作神来崇拜，知识成为了福音的阻碍。知识分子要不因为俗世的骄傲，要不因为属灵的骄傲，成了抵挡福音的最顽固的一个群体。中国的“福音农村包围城市”显然不能对应这一时代潮流。我们知道一个常识：一个民族的改变，必须依靠其中的知识分子。而城市新兴教会显然就是对应这一时代潮流兴起的。

城市新兴教会第一个特征是公开化。中国家庭教会是在农村发展起来的，与初代教会的生存环境一样，他们的空间只在“地下”，长时期的“地下”崇拜“地下”聚会，形成了中国家庭教会的“身份记忆”。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城市新兴教会形成后，公开化成为“替主作见证”的新形式，王怡是最早主张公开化的那一批牧者（虽然当时他还未按牧）。王怡牧师自按牧以来，更竭力推动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不避讳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现行法律制度、宗教政策直接产生矛盾。秋雨教会违反当局的行政命令，印刷基督教书籍，办基督教学校，办神学院，把神的主权拓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的生日是6月1日，而这一天也就是秋雨之福教会的反堕胎日，很多弟兄姊妹都会上街宣讲和发传单，在“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的中国，这无疑是政府不能容许的，因此，王怡的每一个生日都是以被抓捕来庆生（在中国，“断子绝孙”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中华民族绝大的衰落，而勇于公开反对这项政策的组织，只有秋雨之福教会）。

城市新兴教会第二个特征是为道抗争。我们知道，秋雨的公开化就包括公开化抗争，这一方面的内容今天不说了，因为你们的抗争全世界都在传扬，我想天使天军也在称颂，而且今天你们的抗争仍然在进行时中。这也是华人神学的一次重大调整、重大进步，华人教会神学思想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表现：个人得救的敬虔主义和改造国家的社会福音。城市新兴教会持守的加尔文主义，灵命的目标从个人灵魂转向了天国的降临，从社会福音改变为福音社会。这是一个宏大的题目，是王怡牧师《家庭教会史第九章》的主题。因此我们期待下一讲的讲员来分享。

华人教会还有一个现象十分严重，那就是分裂常常不是为“道”而是为“财”和“羊”，但当王怡牧师亲手建立起来的“秋雨之福教会”发生分裂时，当他亲手按立的牧师起来反对自己时，王怡牧师为了维护神的家，将接近千万的资产分给另一位王牧师，愿意净身出户重新开拓教会（当然，后来有很多的会众追随到他重新开始的教会中），这就是真正的卫“道”士，真正的殉“道”者精神。有人用“网红”来形容王怡牧师，其实他何止网红。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他走到哪里红到哪里。像当年的王明道一样，无论是“高光”还是“抹黑”，无论是“赞扬”还是“贬抑”，王怡都是聚焦的中心。而王怡牧师自己的做法是：由于他清楚知道神的带领，他的眼界不在教内教外，不在国内国外，无论教内其它宗派划一个圈把秋雨之福排在圈外，还是国家和三自把秋雨之福排在编外，他都是用爱划一个更大的圈，把这些小圈包裹起来。他说：“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藉着这场的逼迫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不论断其他教会的人，不论断主的教会和主的仆人的人，使我们成为不高高在上，在舒适的环境中来讨论神学问题，然后生出不断地傲慢的改革宗的愤青，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为主的教会来受苦的人。让我们知道一件事，上帝是因他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教会即使他们对恩典教义的领受和认识不是那么正确，不是那么的完全，但是恩典之所以是恩典，就显出来神学不正确的人都能够被主拯救，这就显出这是福音来。”

从他的《家庭教会史》我谈一点个人感想，如果上面偏重于“想”的话，下面就偏重于“感”：他是现代的耶利米，虽然在同胞中，便是在肢体甚至同一宗派的牧长中都显得“孤独”，但他定睛于神的道，既要拆毁阻碍福音的旧文化，又要建立神国的新地基：“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1：10》）；他是现代的司提反，面对四方八面飞来的石头——其中有一些还来自昔日的战友，他的目光却掠过他们的头顶，定睛于宝座和羔羊，坦然地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徒7：56》）。在他自己填词的《祈祷》中，这个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牧者已经把外界对他的贬损与赞誉抛诸脑后：“愿我在主里面,心有所属。愿主在我身上,遂其所愿。愿我在恶事上,胆小如鼠。愿我在义行上,勇猛如狮。愿我面对肉体的磨难,坚忍到底。愿我面对灵魂的捆锁,绝不苟且。愿我面对肢体的冲突,百般忍耐,退让,沉默。愿我面对世界的争战,迎刃而上,奋进,发声。主啊,求你不要不听我的祈求。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成全。”我相信，他的《祈祷》也会像圣法兰西斯的祷告词一样，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