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

    小以利曾经上过我主持的《尼哥底母真理追寻会》节目，至今保持着年龄最小讲员的记录。与那些名牧名师们同台并不使她发怵，因为她与他们一样拥有心灵与诚实。     说句心里话，我非常羡慕小以利。因为我在58岁才认识主，而小以利比我的孙女大不了多少，却已经在惊涛骇浪中的“五月花号”上经历了神。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出生入死经历中，在“出了红海，却不知往哪里去”的困顿迷惑中，她学会了交托、顺服；也学会了刚强、争战。她用略嫌稚嫩的文字记录下这段三年半的传奇故事，我已经决定要读给我的孙女们听（海外长大的她们不认识中国字）——这是她们最好的“品格教育”。     小以利的这本书名叫《一个少女走向自由的旅程》，借着这句话的意向，送给小以利以及她的小伙伴们一句祝福：从中国到韩国再到泰国最后辗转到美国，她与她的小同伴们获得了信仰自由；从地上国到天国，她与她的小同伴们将获得灵魂自由，愿她们走好自己的“天路历程”。                                                          年龄先于你们而灵命后于你们的张坦爷爷      

谢谢戴志超传道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与大家一起分享王怡牧师的《家庭教会史》。安排给我的是对第八章作品读。首先，我对本章的标题——“在逼迫中复兴，在复兴中逼迫”非常认同。它准确抓住了“逼迫”与“复兴”这两个时代主题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逼迫的背后是政教关系， 复兴的背后是教会转型。我也紧扣王怡牧师的看见谈两点：1、从逼迫看政教关系；2、从复兴看教会转型。王怡牧师的原著属灵看见多，我的属世浅见多，希望大家包涵。 1、从逼迫看政教关系 A、从执政党态度来看。   逼迫就牵涉政教关系，由于中国的帝王（领袖）决定一切的政治架构，领袖的个人喜好往往成为时代交响的主旋律。我多次讲过， 毛泽东溺法，因此批林批孔批周公；邓小平昵兵、因此输赢是唯一规则；江泽民佞佛、江时代中国的大佛比历史上数千年还多；胡锦涛近基，他的“不折腾”包括对基督教的“不折腾”。习近平模仿汉武帝内法外儒，基督教就成为他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正因为如此，我没有找到王怡牧师将2010-2018分别出来成为一个阶段的逻辑，因为这个阶段跨越了两个“领袖”。而两个“领袖” 又执行的是两条路线。这要从胡耀邦时期说起：基督教被执政党纳为 “ 战略高度 ” 是在胡耀邦主政时期开始，他主持起草的 19 号文件，使宗教有了合法存在的前提，赵紫阳时期萧规曹随，中国基督教近百倍增长的奇迹就发生在这两个时期。 江泽民时期开始转向，对基督教的打压体现在（中发〔 1991 〕 6 号文件提出的“管理”，国务院颁布了两部单项行政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国务院令第 144 号）、《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45 号），体现江泽民认为的“宗教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进行政治渗透以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胡锦涛 期间有一次高规格但非正式的会议，是 2007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宗教工作召开集体学习会议，胡在会上的发言重申了他关于在 “ 五大关系 ” 上构建 “ 和谐社会 ” 的言论，其中 “ 宗教关系 ” 赫然在列，被外界认为是 “ 建立和谐国家 ” 的步骤之一，这是对胡耀邦路线的继承。习近平时期召开了 两次最高规格的宗教会议，是对江泽民路线的升级。 2016年会上明确定性：宗教工作当前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心工作”、“全局性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抓手”。 2021 宗教工作会议更释放了一个信号：执政党已

这些天罗刹海市里十分热闹，十年磨一“刀”的某郞投下一枚“集束炸弹”，炸得音乐圈人仰马翻，引得老夫也要瞧个“豁皮”。 实话实说，这＂靠山调＂并不“悦耳”，但抓住了罗刹国音乐传统的精髓－－风者讽也。所谓“采风”，并非只是收集民歌曲调，而是听取民间呼声。 《易。 观》卦象语义为“风行地上”，推衍为观民设教，因俗教化。 所以 让一些人听着“刺耳”也就够了；如果能刺破一两个文化泡沫，甚至引发一场音乐革命（注：非“颜色革命”，千万不要上纲上线），那么，它就可以华丽地从“流行”转身到“经典”了。 罗刹海市雅称＂文明古国＂，从来讲究＂文化自信＂。这＂自信＂两字真是画龙点晴－－自己相信就行了，哪管它是否是客观真理。于是，文化圈就有了称为“X国特色”的“码头文化”现象。 “码头文化”是由“大一统”的“帝王文化”引申出来的。X国有一种现象，凡事不是最懂的那位说了算，而是地位最高的那位说了算，叫做“位高权重”。各行各业就是一个个“码头”，“码头”的“掌门”称为“舵爷”，“码头” 内的事由“舵爷”说了算。音乐界自然未能免俗，“舵爷”宣布你的音乐不是音乐，那么你这个音乐人就被判了死刑——在“码头”内永无出头之日 。这样，X国音乐界的高度，实际上就取决于“舵爷”理解音乐的高度和他性格的宽容度。 “码头文化”严格来说也不是“舵爷”一个人说了算。“舵爷”是大伙捧上去的，“舵爷”也就需要拉圈子找打手。圈子里面的“文人相亲”，圈子之外的“文人相轻”。于是，“混圈”就是那些不着调的“音乐家”们的努力方向；“亲们”唯“舵爷”马首是瞻，   “亲们”打压“轻们”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 “码头”之所以是“大一统”延伸出来，那就一定要得到国家任命，所以这些音乐协会也好，绘画协会也好，都挂了一面“国”字旗。在“位”上人模狗样，失了“位”狗屁不如，于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舵爷”又要唯皇帝马首是瞻。所以，古代有＂郑声夺雅＂，文革有“黄色歌曲”，反正就是必须统一到“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主旋律”。 老夫不懂音乐，又想附庸＂风＂＂雅＂，虽不能如夫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然《罗刹》一曲余音绕梁，也让人感叹几句三字经： 靠山调，不着调；罗刹国，无杂音。 蝉位高，声鸹噪；风雅颂，郑夺雅。 红黄歌，随喜乐；听不惯，塞耳朵！ 愿说的比唱的好听，也愿唱的比说的好听！

贵州村超燃爆，火得一塌糊涂，也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得扯远点。我是一名“爱国党”，爱得没心没肺死心塌地；因此也爱做“中国梦”，只不过与帝王的“春秋大梦”不同，我的“中国梦”是“处江湖之远”的“草根小梦”。爱做梦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当仕途、外企成为理想的障碍时，我无所留恋地净身出户。哪怕自己做企业，也从来没有想过自身发展，满脑子的尽是“国计民生”，真资格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成都“农家乐”还未火时，我从中受到启发，借鉴日本农村金融和自组织的模式，设计了一套由农村土地市场化-农业生存方式商业化-农民社会身份城市化的方案，替成都打造了一个城市发展路径，取名“百镇成都”。这里的“成”是动词，即以大成都周边104个城镇为依托建设绿色、识别度高、文化继承度高的可持续的生态成都、现代成都。我将设想商与四川社科院的刘茂才院长、林陵副院长，得到他们的认可；然后我找了一个机会给成都市委李登菊副书记“献策”，时成都市委正在掀起“批判农耕思维，建立国际大都会”，自然话不投机，仅仅拍了一个同名电视系列片便将此“宏伟规划”以不了了之。 此时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杨胜明与我的同学、旅游专家张晓松来成都出差，谈起贵州的旅游发展思路。我提出贵州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单体的景点号召力都有欠缺，若按照常规思路依托自然资源宣传，则事倍功半；而且，这些自然资源都由国家掌控，老百姓参与程度不高，能够享受到的成果更低。而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本身就是旅游资源，如果把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变成他们的生产方式，以乡村旅游带动山水旅游，可能是扶贫模式和旅游产品开发的双丰收。杨局长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她是“在其位，谋其政”而我连“肉食者鄙”的门客都不是，（顺便说一句：杨胜明是我所见到的体制内唯一不贪不沾的“石狮子”）但我的思路很对她的思路，她邀请我回家乡去作乡村旅游项目。理想主义者一般都是情绪冲动型的，就这样，第二天我怀揣一把牙刷就回到了家乡贵州。 我回贵州后成立了“三利旅游发展公司”（三利：利国利民与自利），杨局长拉来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和《国家旅游杂志》的社长王苗入股，还游说国家建设银行赞助了我们二百万元。我设计了一个理想主义都不愿意去想的模式：在黔南、黔东南两个民族资源丰富的自治州布局，从国际市场作眼，以一百公里左右为距，配合支线机场，选择民族风情浓郁的村寨建立乡村旅游精品酒店并形成旅游环线。我把

坚持三十多年的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的烛光第一次被迫熄灭了。本来，我们并没有做这个节目的计划，但是，当烛光不能在一地点亮，我们这个号称“用圣经的观点，谈身边问题”的平台就不能不置一词，我们就有责任用我们的良知点亮哪怕是微弱的烛光。临时邀请讲员已经来不及，作为这个平台的主持人，只好勉为其难来谈一点认识。好在洪予健牧师、张前进牧师、秋雨网络小组组长汪成忠弟兄看到了我的狼狈，今天也来帮我救场。三位都是当年64的当事人，之后的坐监者，现在的主内同工，他们最有资格来点评，也感谢他们来主持、来点评。 今天我准备谈四点：1、通过近代中国基督教三次教难来体会神的心意；2、64运动修直了主的路；3、大使命与大革命抢时间；4、纪念64、走出64、超越64。 1 、通过近代中国基督教三次教难来体会神的心意： “六四运动”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应该忘却的日子。因为它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不同立场不同视角都有一个对六四的认识：执政党认定是“反革命暴乱”，民运人士认为是“民主运动”，历史学界、西方媒体说是“天安门事件”。。。。但我认为34年了，我们不能够再停留在人云亦云；因为这些“人的看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六四看到神的心意。《圣经》中，神的护佑有一个特征：祂总是在祂的子民经历万般逼迫苦难，走投无路时才出手相救，这就是所谓“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神对中华民族的护佑也是一样，祂希望中国人民在苦难中经历祂，信靠祂，而不是在歌舞升平中忘记祂，远离祂。 著名的传道人李天恩牧师说：“从圣经里看，从教会历史上圣徒的见证看，只有一个规律∶就是什么地方十字架沉重，什么地方祝福就特别显明，真是感谢赞美主”！作为李天恩牧师上述观点的注脚，盘点我国历史，政教关系最好的时期，如唐代的景教时期、元代的也里可温时期、明代的利玛窦时期、明末清初的耶稣会时期、清代的康熙早期、民国中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都是在“顺利”的表象下将福音运动多多少少带入一些歧途；反而在受到政权的巨大压力之后，基督教得以快速发展。中国文明与基督教相遇，最显著的是教难与教会相随，在教难中建立教会，这或许正是神要我们走的十字架道路。我们通过 20 世纪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三次大的“教难”来分析： 第一次清末的“义和拳乱”，教难制造者主要是下层暴民（当然有国家领导人在背后利用操控）。他们的思想资源是民族民粹式的排外“感情”，反的是外夷的“洋教”，采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