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

贵州村超燃爆，火得一塌糊涂，也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得扯远点。我是一名“爱国党”，爱得没心没肺死心塌地；因此也爱做“中国梦”，只不过与帝王的“春秋大梦”不同，我的“中国梦”是“处江湖之远”的“草根小梦”。爱做梦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当仕途、外企成为理想的障碍时，我无所留恋地净身出户。哪怕自己做企业，也从来没有想过自身发展，满脑子的尽是“国计民生”，真资格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成都“农家乐”还未火时，我从中受到启发，借鉴日本农村金融和自组织的模式，设计了一套由农村土地市场化-农业生存方式商业化-农民社会身份城市化的方案，替成都打造了一个城市发展路径，取名“百镇成都”。这里的“成”是动词，即以大成都周边104个城镇为依托建设绿色、识别度高、文化继承度高的可持续的生态成都、现代成都。我将设想商与四川社科院的刘茂才院长、林陵副院长，得到他们的认可；然后我找了一个机会给成都市委李登菊副书记“献策”，时成都市委正在掀起“批判农耕思维，建立国际大都会”，自然话不投机，仅仅拍了一个同名电视系列片便将此“宏伟规划”以不了了之。 此时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杨胜明与我的同学、旅游专家张晓松来成都出差，谈起贵州的旅游发展思路。我提出贵州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单体的景点号召力都有欠缺，若按照常规思路依托自然资源宣传，则事倍功半；而且，这些自然资源都由国家掌控，老百姓参与程度不高，能够享受到的成果更低。而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本身就是旅游资源，如果把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变成他们的生产方式，以乡村旅游带动山水旅游，可能是扶贫模式和旅游产品开发的双丰收。杨局长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她是“在其位，谋其政”而我连“肉食者鄙”的门客都不是，（顺便说一句：杨胜明是我所见到的体制内唯一不贪不沾的“石狮子”）但我的思路很对她的思路，她邀请我回家乡去作乡村旅游项目。理想主义者一般都是情绪冲动型的，就这样，第二天我怀揣一把牙刷就回到了家乡贵州。 我回贵州后成立了“三利旅游发展公司”（三利：利国利民与自利），杨局长拉来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和《国家旅游杂志》的社长王苗入股，还游说国家建设银行赞助了我们二百万元。我设计了一个理想主义都不愿意去想的模式：在黔南、黔东南两个民族资源丰富的自治州布局，从国际市场作眼，以一百公里左右为距，配合支线机场，选择民族风情浓郁的村寨建立乡村旅游精品酒店并形成旅游环线。我把

坚持三十多年的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的烛光第一次被迫熄灭了。本来，我们并没有做这个节目的计划，但是，当烛光不能在一地点亮，我们这个号称“用圣经的观点，谈身边问题”的平台就不能不置一词，我们就有责任用我们的良知点亮哪怕是微弱的烛光。临时邀请讲员已经来不及，作为这个平台的主持人，只好勉为其难来谈一点认识。好在洪予健牧师、张前进牧师、秋雨网络小组组长汪成忠弟兄看到了我的狼狈，今天也来帮我救场。三位都是当年64的当事人，之后的坐监者，现在的主内同工，他们最有资格来点评，也感谢他们来主持、来点评。 今天我准备谈四点：1、通过近代中国基督教三次教难来体会神的心意；2、64运动修直了主的路；3、大使命与大革命抢时间；4、纪念64、走出64、超越64。 1 、通过近代中国基督教三次教难来体会神的心意： “六四运动”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应该忘却的日子。因为它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不同立场不同视角都有一个对六四的认识：执政党认定是“反革命暴乱”，民运人士认为是“民主运动”，历史学界、西方媒体说是“天安门事件”。。。。但我认为34年了，我们不能够再停留在人云亦云；因为这些“人的看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六四看到神的心意。《圣经》中，神的护佑有一个特征：祂总是在祂的子民经历万般逼迫苦难，走投无路时才出手相救，这就是所谓“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神对中华民族的护佑也是一样，祂希望中国人民在苦难中经历祂，信靠祂，而不是在歌舞升平中忘记祂，远离祂。 著名的传道人李天恩牧师说：“从圣经里看，从教会历史上圣徒的见证看，只有一个规律∶就是什么地方十字架沉重，什么地方祝福就特别显明，真是感谢赞美主”！作为李天恩牧师上述观点的注脚，盘点我国历史，政教关系最好的时期，如唐代的景教时期、元代的也里可温时期、明代的利玛窦时期、明末清初的耶稣会时期、清代的康熙早期、民国中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都是在“顺利”的表象下将福音运动多多少少带入一些歧途；反而在受到政权的巨大压力之后，基督教得以快速发展。中国文明与基督教相遇，最显著的是教难与教会相随，在教难中建立教会，这或许正是神要我们走的十字架道路。我们通过 20 世纪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三次大的“教难”来分析： 第一次清末的“义和拳乱”，教难制造者主要是下层暴民（当然有国家领导人在背后利用操控）。他们的思想资源是民族民粹式的排外“感情”，反的是外夷的“洋教”，采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