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贵州村超想到的

贵州村超燃爆，火得一塌糊涂，也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得扯远点。我是一名“爱国党”，爱得没心没肺死心塌地；因此也爱做“中国梦”，只不过与帝王的“春秋大梦”不同，我的“中国梦”是“处江湖之远”的“草根小梦”。爱做梦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当仕途、外企成为理想的障碍时，我无所留恋地净身出户。哪怕自己做企业，也从来没有想过自身发展，满脑子的尽是“国计民生”，真资格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成都“农家乐”还未火时，我从中受到启发，借鉴日本农村金融和自组织的模式，设计了一套由农村土地市场化-农业生存方式商业化-农民社会身份城市化的方案，替成都打造了一个城市发展路径，取名“百镇成都”。这里的“成”是动词，即以大成都周边104个城镇为依托建设绿色、识别度高、文化继承度高的可持续的生态成都、现代成都。我将设想商与四川社科院的刘茂才院长、林陵副院长，得到他们的认可；然后我找了一个机会给成都市委李登菊副书记“献策”，时成都市委正在掀起“批判农耕思维，建立国际大都会”，自然话不投机，仅仅拍了一个同名电视系列片便将此“宏伟规划”以不了了之。

此时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杨胜明与我的同学、旅游专家张晓松来成都出差，谈起贵州的旅游发展思路。我提出贵州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单体的景点号召力都有欠缺，若按照常规思路依托自然资源宣传，则事倍功半；而且，这些自然资源都由国家掌控，老百姓参与程度不高，能够享受到的成果更低。而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本身就是旅游资源，如果把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变成他们的生产方式，以乡村旅游带动山水旅游，可能是扶贫模式和旅游产品开发的双丰收。杨局长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她是“在其位，谋其政”而我连“肉食者鄙”的门客都不是，（顺便说一句：杨胜明是我所见到的体制内唯一不贪不沾的“石狮子”）但我的思路很对她的思路，她邀请我回家乡去作乡村旅游项目。理想主义者一般都是情绪冲动型的，就这样，第二天我怀揣一把牙刷就回到了家乡贵州。

我回贵州后成立了“三利旅游发展公司”（三利：利国利民与自利），杨局长拉来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和《国家旅游杂志》的社长王苗入股，还游说国家建设银行赞助了我们二百万元。我设计了一个理想主义都不愿意去想的模式：在黔南、黔东南两个民族资源丰富的自治州布局，从国际市场作眼，以一百公里左右为距，配合支线机场，选择民族风情浓郁的村寨建立乡村旅游精品酒店并形成旅游环线。我把现在世界上各种酒店分成三种类型：标准型、度假型和我们自创的这种体验型，标准型提供方便，度假型提供舒适，而我们的体验型提供的是“回家”——这个家是远古的、祖先的、记忆中的“家”，我相信这对于工业文明之后人们泛起的“乡愁”有治愈作用，因为“诗和远方”都在这里交集。杨局长帮我们请了有160多家旅行社加盟的“国际探险协会”的会长显隆一起考察，在经过十几天的深度考察后，显隆非常认可我们的规划，他说可以用20个旅行社来帮助推广我们的项目。世界旅游组织的《乡村旅游研讨会》在贵州举行，会议代表和多个国家的使领馆官员参观了我们的项目，我在大会的发言中喊响了我们的口号：参天地玄机，释民族元神，富山寨百姓，乐世界人民。

理想主义的反面描述就是好高骛远不接地气，我的不接地气缺点很快就在项目中显现了出来。在中国政府是绝大部分资源的调配者，因此项目必须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商业是现今世界的主流运行模式，连比尔盖茨都在推广“社会资本主义”，因此项目必须在这一模式下运行；村民是旅游资源即他们自身生活方式的所有者，同时又是我们考虑的扶贫对象，因此必须要将村民有效地组织起来。第一条与政府关系和第二条与其它商业环节关系不提也罢，它们都是“设想丰满，现实骨感”，以后再找机会与大家交流在中国“好事做好”是如何困难的一件技术活。我就说说村民的动员与组织中发生的小故事。

我对“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持负面评价，因为分散、单独的农户在强大的公司面前永远都处于弱势；我对“村支两委”更不放心，原先的扶贫工作经验告诉我他们中很多都是“恶霸地痞”。因此我希望农户要有自己的“自组织”，如果“选票”是可望不可及的事，那我们就让它在有限的范围内“先选起来”。我告诉村民们说：希望你们组成旅游协会，我会给村民旅游协会10%的干股，但协会应该由三种人组成：寨老，因为他们是自然领袖；妇女，因为她们是现实中农村的主力；鬼师，因为他们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人。这个方案被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告到了省委书记那里，他一针见血指出了我的“险恶用心”——在基层工作中排斥党的领导。

在另一个村子以丢黄豆，一粒豆子代表一票民主选举旅游协会人选后，我请大家吃“杀猪饭”庆祝，一时疏忽没有请村委书记参加，结果第二天她就拒绝给我们盖章。

最气人的一次是：我不是要给村民协会10%的干股吗，村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问为什么要给。我回答：因为我们使用了你们的资源。然后他们就打苗话商量，最后告诉我：他们要30%的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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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原因，我的项目半途而废了，其中的一个就在“贵州村超”举办的榕江——那美如仙境的三宝侗寨，是我冒死吃牛瘪争取下来的。理想主义者的通病都是成于理想而输于理想主义。虽然我失败了，但看到村超的燃爆我仍然由衷地高兴，因为村民们的创造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他们不但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生产方式，而且将城里人最流行最前沿的生活方式（英超、NBA）变成了自己得心应手的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