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

                      12日，许医农先生在京安息。一时学人唏嘘，思者慨叹——毕竟，她曾经是他们视为超过生命的思想产儿的助产婆。薛野兄写了一篇悼文，借钱理群一句“我们这一代是不是失败的一代”的灵魂一问，提出来一个振聋发聩的命题：“许医农们是失败的一代吗”？ 我以为，这个命题不但成立，而且应该把“？”变成“！”反思“许医农们悲剧”的文字已经很多了：从南渡到北归，从左倾到文革，从制度到文化，从54到64，从改革到革命。。。或如薛野兄文中提到“我猜钱老师论成败的标准是两头张望，一头是五四提出的理想实现没有，一头是他们有没有见证到中国现代化转型成功”。这里，我想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谈谈： 其一， 许医农们 不是他 们个 人的失 败 ，而是我 们这个国 家的失 败 ，是我 们这个 民族的悲哀！ 我给“知识分子”定义为：“兼具良知、知识和自由意志的人”。同时我还认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是由其中的知识分子引导其走向，那么这个民族就很难取得成功。道理我不想讲了，老生常谈而已。我们只要看看中国历史是革命-专制的闭路循环，三千年来一以贯之。明显特征是:以暴力为手段，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并不改变原有制度，仅仅是换姓而不换性的“取而代之”。“革命”是“零和游戏”，原则是“胜者为王”，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者绝大多数是流氓，起码是带有流氓品性的人。因为只有这两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才“舍得一身剐”。革命胜利者靠犯法起家，靠违法成功，这助推了中国文化中两大破坏性特征：讲谋略不讲规则，讲输赢不讲对错，从底层逻辑上就注定了“流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旋律。于是中国的革命很吊轨，即贩夫走卒争帝王，知识分子争帝王师，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革命的本质是暴力行为而不是思想行为，是“暴力革命”而不是“文化革命”。在这个闭路系统中，绝大多数无良知识分子“学得文武艺，货以帝王家”，他们“为虎作伥”替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建立一种维护专制的文化价值和政治信仰，在此过程中他们变成了居于庙堂之上和象牙塔里的“软体动物”，因为“无良”，已经算不得“知识分子”， 入不了我的法眼，对此辈白眼我都不屑。 以世俗论，“软体动物”是胜利者，而许医农们——包括钱理群等敢于为生民立命的老师们的确是失败的一代。许医农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先知”“先见”，以他们的良知、胆识、学术、才情、责任，他们应该坐在庙堂之上和象牙塔顶，但他

 许医农先生12日晚去世，早上接到此消息，撰数联悼念： 女史先见，中国仍在山坳上；不栉敢言，恶龙犹蟠长江边。－－许医农先生早年出版的两部名著《山坳上的中国》《长江、长江》，书与人都命运多舛！ 出版医国为国手，思想治农斩农根！ 湘女入北大，一包馒头一路歌；黔编驻三联，两个女史半边天！（当年许先生考入北大，背着一包馒头从湖南一路走到北京。三联作为中国思想界的出口，她与董秀玉功不可没） 一别三十年，再无机缘听教诲； 遗恨数千载，今我去国师在天！             ———挽许医农先生，后学张坦敬挽 后晓娅短信告我许先生已于2021年归主，因此再有一联： 出死入生同为战士， 从地到天皆在主怀！

安宁的世界 1 0月4日晚，贵阳传来消息，97岁高龄的安老安详地回到天家。 我曾经计划给安老写一个传记。去国多年，回乡无日，注定无法完成。写一篇小文，算是心香一瓣，纪念这位信仰前辈吧。 一、世界的安宁 安老名叫安宁，他是所谓“含着金汤勺出生”的那一种人——他出生在土司家庭。边鄙贫困的贵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它实际上明代就已经建省，实行土司制度。土流并治，流官只管城镇，而其它地方全部都归原有的彝族地主自管。这些彝族地主小的称为土目，大的称为土司，他们不但是地主和奴隶主，名义上还是朝廷的命官，拥有司法、军队、行政的世袭权力。这样来说吧，那一时代的半个贵州都是安家的。而“天高皇帝远”就是一种现实存在——安宁生下来就是“土皇帝”。 但这个土司家族并不土——他们是贵州、甚至中国最早一批有思想有抱负有眼界的人。这个家族中出了一批文化人和革命家，有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同事，有出使东瀛的使官，有“讨袁”部队的军、师长，有各种文化教育机构的师、生——安宁的父亲就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安宁是他父亲的校友——当然他去读的时候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了。 安家是贵州彝族土司中最早接触到基督教的。当时，内地会的传教士党居仁驻安顺，一次偶遇将福音传进了全民族尚是彝族土司奴隶的苗族中。安家一位女眷患上肺结核——这是那一时代的癌症。通过苗族奴隶知道传教士有西医，于是死马当活马医，请党居仁带来医生救命。我不知道是否救回了安宁姑姑的命，但传教士党居仁在彝族中的行走从此打开了方便之门。安宁很小时便在苗族奴隶那里听到赞美诗，看到他们敬拜主，但即使是小孩也是“少东家”，他的到来往往使苗族奴隶信徒们惴惴不安，因此他知道有一位主但并没有从家里奴隶那里认识主。 他认识主是在北大读书期间。当时北大有很多师生在王明道的史家胡同 “ 北京基督徒会堂 ” 聚会，安宁也是其中一员。易帜以后，三自运动随即开展，王明道成为批判对象。当局发动会众揭发王明道，王明道自己都软弱了，写了悔过书；可是安宁没有软弱，他的揭发词是“新社会是史家胡同的末日”——当然没有过关。虽然他并没有反革命言论和行为，但在那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时代，他因此被关进去“劳动教养”——这一关就是25年，从青丝到白头。 二、安宁的世界 我知道安宁并参与到他的生活但并不认识他，这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那时，我在贵州省宗教局工作，分管有基督教。一次，公安厅一处的过来谈案子：有

        9月-12月上旬我们尼哥底母真理追寻会将推出一个重磅节目：《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公共神学大家谈》，我们邀请了十四位华人基督教学者和学者型牧者中的“大家”，用最吸引人的话题与最期待的讲员，给大家带来一季的属灵大餐，因此我为这一季取名为“秋雨之福”。因为公共神学是一种实践型学科，接下来明年开春我们再邀请一批行动型的机构领袖和牧者，作第二季“复活春雨”。我不是大家，不能参与到“大家”中沽名钓誉；但作为本平台的学术主持人，我需要给接下来的节目暖场，因为公共神学中的一些观念大家可能还很陌生。今天就来谈谈一个重要环节——政教分立。算是正戏开始前的开场锣鼓。尤其是当下李洁人牧师的“闭关神学”和任不寐牧师的“神权政治”甚嚣尘上，左右互搏在教会内制造了很多杂音。请大家注意，我这里使用的是“政教分立”，这是因为“政教分离”往往被李洁人一类牧者作为了“教会不能参与政治”的遁词，而“政教分立”则正好相反，带有明显争战的意思，但它绝不会走向任不寐的“神权政治”。     我们首先从“政教分离” 谈起。美国国父之一的麦迪逊在给教会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政教之间的分隔墙”是指教会团体与国家机器的分离，而不是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的分离，更不是宗教与政治的分离。 这个原则的核心思想是确保政府不介入宗教事务，同时也确保宗教机构不干预政府的运作。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助于维护公民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    当下，美国疫情期间一些教会坚持聚会受到政府弹压，一些教会反对接种疫苗遭到当局制裁；中国开展十年消灭家庭教会政治运动，反对“境外敌对势力干涉中国教会”而让“基督教中国化”，两国的政教关系都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甚至是不正常的临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关于政教关系的讨论自然成为热点。代表性的观点从美国方面来说认为建国文件中从来没有提出过“政教分离”，认为“政教分离”是白左的阴谋，反对“政教分离”成为另外一种政治正确；中国方面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宗教是个人的私事，因此与公共政治无涉（其实这是全世界华人教会的普遍问题）；更有一些观点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就首先得爱党爱国爱教——将信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虽然国情不同，甚至“政教分离”的诉求也不一样，但“政教分离”的讨论同样如火如荼。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我们尼哥底母真理追寻会最应该讨论的话题，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用圣经的观点，谈你身边的问题”。其实， 即使在 当代的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