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许医农们是失败的一代吗”?
12日,许医农先生在京安息。一时学人唏嘘,思者慨叹——毕竟,她曾经是他们视为超过生命的思想产儿的助产婆。薛野兄写了一篇悼文,借钱理群一句“我们这一代是不是失败的一代”的灵魂一问,提出来一个振聋发聩的命题:“许医农们是失败的一代吗”?
我以为,这个命题不但成立,而且应该把“?”变成“!”反思“许医农们悲剧”的文字已经很多了:从南渡到北归,从左倾到文革,从制度到文化,从54到64,从改革到革命。。。或如薛野兄文中提到“我猜钱老师论成败的标准是两头张望,一头是五四提出的理想实现没有,一头是他们有没有见证到中国现代化转型成功”。这里,我想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谈谈:
其一,许医农们不是他们个人的失败,而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失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我给“知识分子”定义为:“兼具良知、知识和自由意志的人”。同时我还认为:如果一个民族不是由其中的知识分子引导其走向,那么这个民族就很难取得成功。道理我不想讲了,老生常谈而已。我们只要看看中国历史是革命-专制的闭路循环,三千年来一以贯之。明显特征是:以暴力为手段,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并不改变原有制度,仅仅是换姓而不换性的“取而代之”。“革命”是“零和游戏”,原则是“胜者为王”,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者绝大多数是流氓,起码是带有流氓品性的人。因为只有这两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才“舍得一身剐”。革命胜利者靠犯法起家,靠违法成功,这助推了中国文化中两大破坏性特征:讲谋略不讲规则,讲输赢不讲对错,从底层逻辑上就注定了“流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旋律。于是中国的革命很吊轨,即贩夫走卒争帝王,知识分子争帝王师,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革命的本质是暴力行为而不是思想行为,是“暴力革命”而不是“文化革命”。在这个闭路系统中,绝大多数无良知识分子“学得文武艺,货以帝王家”,他们“为虎作伥”替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建立一种维护专制的文化价值和政治信仰,在此过程中他们变成了居于庙堂之上和象牙塔里的“软体动物”,因为“无良”,已经算不得“知识分子”, 入不了我的法眼,对此辈白眼我都不屑。
以世俗论,“软体动物”是胜利者,而许医农们——包括钱理群等敢于为生民立命的老师们的确是失败的一代。许医农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先知”“先见”,以他们的良知、胆识、学术、才情、责任,他们应该坐在庙堂之上和象牙塔顶,但他们偏偏自觉自愿坐在冷板凳上;不但坐在冷板凳上,甚至还坐在监狱里;不但坐在监狱里,其中的一些还为此付出了生命(比如林昭)。唯其“失败”,我才尊敬他们——他们用他们的“失败”支撑起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
其实,这种知识分子也并不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犹太民族中的“先知”也是这样的人。其中有一位叫耶利米,他传达神谕规劝民众“投降”因此成为了“全民公敌”。他遭到同胞的痛恨、嘲讽甚至是鞭打、监禁、负轭游街、下到地牢里不见天日。他内心的痛苦与冲突达到极点,肝肠寸断地痛哭流涕。虽然他身体上遭受创伤、生活上遭受痛苦、心灵上遭受煎熬,体无完肤肝肠寸断生不如死,但他还是忍受了自身的痛苦委屈,一时一刻从未停止传讲神审判的信息,直到最终死在同胞手中。与耶利米的命运一样,《圣经》中的其他“先知-知识分子”都是这种悲剧人物,他们必然要承受本民族的冷淡,一直到耶稣都是如此——“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在弯曲悖谬的世代,知识分子注定是“失败”之人。
其二,许医农们的失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也是他们个人的悲哀。
我忽然发现,许医农、薛野、钱理群、包括文中提到的余世存,都系北大出身,他们身上都闪耀着北大人特有的为真理奋不顾身的精神。但同时我又看到:北大有为民请命被砍了头的校长,也有提出“基督教是骑着炮弹来中国”“以道德代宗教”的校长;北大是知识殿堂,也是“非基运动”的大本营——北大现象恰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门:中国知识分子都幻想掌握真理,其实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白日梦;把自己投入真理,让真理来掌握自己,才是有限的人需要的真正境界。而“真理”是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非常感恩的是,穆小亚告诉我,许医农已于耄耋之年受洗归入基督,我想这是她对自己“失败”有了认识和悔改,也是上帝对她的恩典和接纳。而“许医农们”一旦都认识到耶稣就是他们苦苦追求一生的真理,中国就离复兴不远了。
我想,大气凛然而认真对待生命的许医农老师,一定不喜欢别人对她评功摆好;而与她一样“用爱心说诚实话”,说不定还可博得她在天上会心一笑。
附:挽联二幅:
女史先见,中国仍在山㘭上;
不栉敢言,恶龙犹蟠长江边。
出死入生同为战士,
从地到天皆在主怀!
—— 张坦敬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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