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蒙难与蒙恩（在纪念12.9全球大会上的发言）

我是墨尔本尼哥底母真理追寻会的主持人张坦，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12.9。为什么要纪念12.9？因为神已经把它从普通日子中分别了出来：一方面12.9是中国当局使用行政、法律方式系统性地逼迫家庭教会的信号枪；另一方面12.9是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新阶段，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并不仅仅从宗教迫害的角度来看待12.9，我们要从中看到神的心意——那就是今天聚会的主题：无论风雨来自何方，都不能震动神的国！

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宗教干部、长期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两个12.9教案即贵阳活石教案和成都秋雨教案的当事人，来谈谈12.9为什么会发生？如果放到政权合法性高度来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实验溃败后，中国的执政集团意识形态合法性发生了危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修正”治国方略，而最重大的修正就是从“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修正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执政资源”。于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油然升起，“提供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成为当局的诉求，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叫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是回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请注意我们说的是“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文化传统”指的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底色。西方马列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都反基督教，但他们各自的反对方式是不一样的：马列主义是从基督教文化河流中产生的逆流，本身也是一种全球化运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是他们的思想武器，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也运用专政力量来逼迫基督教，但本质上他们仍然是神学观念之争。但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它有全然不同的产生机理，是一种以皇帝和现代的领袖为绝对权威的偶像崇拜，它需要在一种封闭环境中运行，它反对基督教的方式简单粗暴——政治上打击排斥和文化上“政主教随”。而“传到地极”的福音运动天然就是反专制、反封闭而且国际化的，这就是当前以“法制化管理”为幌子的取缔家庭教会运动和“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深层原因。在这种涉及到执政理念的大背景下，习近平做出“三个绝不”指示，要求“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绝不允许境外宗教势力在我国境内形成体系，绝不允许在宗教领域形成对抗党和政府势力”。于是，“10年清除家庭教会”就成为了执政党的工作抓手之一。

“10年清除家庭教会”有所谓“四个一批”政策，即登记一批、合并一批、过渡一批、取缔一批。2015年是该计划的验收期，我当时委身在贵阳活石教会。我看见“验收”工作会名单中没有我们，以我在宗教局长期的经验知道我们一定在“取缔”中了。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牧师，去成都时也给王怡牧师表达过同样看法。不出所料，当年12.9活石教案就发生了；四年以后的同一天，秋雨教案也发生了（为什么选在12.9，我认为在“东升西降”语境中，执政党有向12.10世界人权日示威的动机）。我认为贵阳活石教案是本轮打击家庭教会的试点，而成都秋雨教案是本轮打击家庭教会的重点。

为什么说活石是试点？这需要解释一下我国政治的运行模式。我国政治的运行模式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先各地拆十字架、查封圣经、打击邪教等等都是揣摩上意表忠心的地方性活动，都羞答答找一些宗教因素之外的借口，尚没有直接针对教会本身。而不再找其它借口，明目张胆由政法委牵头，成立专案委员会，组织16個警種和部門“聯合执法”，通过取缔教会、没收场所、没收财产、抓捕牧师和教会相关责任人的“行政执法”；以及对教会信众采取开除公职、解聘合同、关停生意、家属连坐、不许子女读书等“多对一政治工作”就是从活石开始的，目的就是全方位搞垮教会。活石教案发生期的省委书记栗战书后来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他是在活石教案发生前调走的，但处理活石教会的方案是在他任上就决定的），省长赵克志成为公安部长（他的情况与栗战书一样）；直接抄盘手省政法委书记谌贻琴成为国务委员，很难说不与他们搞垮活石教会的“政绩”有关。这一模式“成功”之后，各地前去取经，并正式在全国拉开了对家庭教会的围剿，证明“贵州经验”得到了最高领导的肯定。2018是新修改的《宗教管理条例》正式颁行的第一年，这一年动作频频，以当年12。9中国最具标杆意义的家庭教会“成都秋雨圣约”被取缔达到高峰。而秋雨教案的操盘手就是公安部红极一时的副部长孙力军。可以看出，12.9不是针对一两个家庭教会的个案，它是当局系统性逼迫家庭教会的信号枪声，是地上国向神的国下的战书。

   现在，“取缔”还在进行，每一天都有逼迫信息从各地传来；但同时我们又看到：12.9是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新阶段，用王怡牧师的话来说是“执政党帮助我们’清教’”。我们从4个方面来认识：

1、12.9中家庭教会更坚强更勇敢了：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曾多次参与顶层设计，参与制定治国方略，参与文化建造，参与社区建设。从宏观层面上看，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其中没有挑战中国皇权专制核心理念是主要原因。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一方面统治者通过政治垄断了中国人的一切权利；另一方面，我们的教会在唱着“不谈政治”的高调中回避了信仰权利的抗争。有一个机构研究发现，在现代全球对基督教逼迫的情况下只有19%的教会选择“抵抗”。该报告说“抵抗的策略是最危险的，有可能招致政府的镇压。殉道和入监往往是这种情况的例证” 。中国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新兴教会就是选择“抵抗”的少数派，其中成都秋雨圣约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他们不惜以坐牢、殉道来为主作见证。众所周知，第一个公开指责执政党领袖而挑战专制核心理念的，就是王怡牧师。他在讲台上指出执政党党魁是罪人，不要小看这次为王怡牧师带来9年监禁的宣告，这是中国教会领袖第一次向中国社会领袖指出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不是出于血气而是凭着圣灵，这一宣告相当于宣布“先知”权柄已经回到了软弱的中国教会。

与原先家庭教会被打压时只是消极的“转入地下”不同，现在的情况是：教会里、社区里、媒体上、法庭上，家庭教会全面抗争，用“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对“取缔”“打压”进行了全方位的“大抗命”。王怡牧师告诉肢体们：温柔的反抗，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从是基督赐给教会三样重型武器；有一次一个弟兄对王怡牧师说：我们决不容许他们伤害你；王怡牧师回答：不，我们容许他们伤害我们，但我们不容许他们伤害我们时我们害怕，他做到了，他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做到了。这让我想起他的另一段话：

“如果上帝通过逼迫来复兴教会，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教会，甘心领受逼迫中的祝福；如果上帝容许暴君和专制存在，来管教这个世代，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忍耐和敬畏的心” （《谁对这个国家还有盼望》）

2、12.9以后家庭教会更发展更成熟了： 被打散的家庭教会化整為零，分散在眾多的弟兄姊妹家里，牧師被抓被禁，自發站出來更多的“小牧人”，他們從未被各種恐嚇嚇倒，從未耽誤一天聚會崇拜，從未耽誤一天傳福音，從未停止原有的事工。这意味着“中国家庭教会”不但是一个成立的教会，还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更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北京一个被取缔的家庭教会，原来不过几百上千的规模，现在每一天清晨网上的敬拜都有近万人参与；原来的贵阳活石教会，现在已经变成了贵州活石教会；而秋雨，原来只是“一个城市的祝福”，而现在已经洒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了“世界的祝福”。中国家庭教会經歷了教案，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奋兴”，而是追求实实在在的生命“复兴”。他們的信仰更加堅定成熟，表現在他們并沒有因此仇恨迫害他們的人，他们深深懂得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深深懂得不要自己申冤，恐怕我们因为自义就在其中激发起愤恨。王怡牧师说“基督徒站在爱的立场上，才能够不煽动对政党的仇恨，对民族的仇恨，对个人的仇恨，才能在中国这个仇恨充斥、暴力充斥、报复充斥的文化中，传讲上帝在基督里所预备的恩惠的福音、和好的信息”。正因如此，这些受到逼迫的教会从始至终坚持中国家庭教会“我们虽常常遭政府的误会和逼迫，但我们从不出卖民族利益，只作对人民有益的事”的立场，每天都恒切地為政府禱告。

3、12.9以后家庭教会更合一更友爱了：中国家庭教会运动因为是从地下成长起来的，各种宗派在各地自行播种、牧养，很长一段时间是“农村包围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平信徒的福音运动，注定了他们天然的组织松散，神学观点百花齐放。加之执政党在打压家庭教会中采取的拉一批打一批、统战与法律审判、收买与政治打压同时并举的策略，在教会之间，信众之间制造矛盾。由于教案发生后各个教会的应对策略不同，有的甘愿牺牲，走抗争道路；有的默默忍耐，生死交托给神；有的寻找出路，悄悄“润出”。无论是走抗争道路，还是忍耐道路，或者走“润出”道路的教会，他们不再相互诋毁而是彼此代祷，彼此帮扶，而且都没有回到地下而是毫无例外的公开化，这是中国家庭教会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识。本来，秋雨的李英强长老时刻准备被捕，便与同工和亲人相约，无论身处何地，每天下午五点钟一起祷告。后来，这一方式跨越了教会，跨越了地区，甚至跨越了国界，每一天下午五点钟都有几百人通过网络一同来到主的面前祷告，表达了高度的灵里合一。

4、12.9以后家庭教会得到中国社会更广泛更深入的认同：在近七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从未停止过一天的打压历程中，传福音从“守望人”的“地下活动”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平信徒运动”，从少数人的“良心运动”发展成为现在有相当规模的“社会运动”，中国家庭教会也从几万人发展到现在的几千万人，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感情认同、价值认同甚至是生命认同。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承受逼迫，只为了领受你的诫命——将福音传向万国万民；我们相信天父在天上掌权，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敌挡他的大能——“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罗8：31》）神亲自动工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中一再出现，如基督教征服了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文化，征服了欧洲文化，这一次基督教也一定会征服中国文化。从中国近代三次对基督教大逼迫来看（我没有算上非基运动，因为那一时代两党都还不是执政党，不能构成政教冲突的标准）。第一次义和拳乱，教会几乎被毁，但之后20年内基督教发展了4.5倍，并催生了“中华归主”运动；第二次三自运动，几乎物理消灭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所有地面表征，但是20年之后，基督教家庭教会成百倍发展，在基督教发展历史上形成一种蔚为壮观的独特景象；第三次即当下以12.9为标识的取缔大潮，中国教会又一次遭受“教难”，我们相信这是神对我们的磨练、激励和警醒，如果神定意让“教难”成为“中华归主”的必要形式，我们拥抱“教难”，借助这种方式，再过二十年，就会像《圣经》中描述的那样——“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赛24：15》）！

是的，事不过三，从唐代景教传入，中华民族与神擦肩而过已经1400年了，千年等一回，这一次我们绝不放过！蒙难就是蒙恩，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从来“以‘天下’为己任”；现在，我们开始关注‘天上’之事，我们不再低头摸石头，我们抬头仰望神；我们不再用“血肉”去“铸新的长城”，我们要用福音去唤醒同胞们“沉睡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