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与十字军不能割席（12.12论坛上的发言）

                        

世界纷乱嘈杂，人类前途何在？我们常常用“错综复杂”来形容世事，其实这是源于《周易》中的错、综、复、杂四卦，这四卦实际上是在讲授一套看世界的方法。这套方法颠来倒去，复去翻来，内外互换，见“机”行事，貌似面面俱到，实则似是而非：既无基本立场，亦缺终极关照；过程也可以任意建构或解构。这套方法后来被政治领袖推崇的“辩证法”普及、放大，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如前一年“计划生育”，后一年“多生爱国”；前一天“动态清零”，后一天“应阳尽阳”，谁错了？按这套思维谁也没有错，只是换了个角度看问题而已。那么，我们作为一名基督徒应该怎样去看世界呢？我认为有三个关键：首先要有基础坐标，而且这个基础坐标是从神的视角看而不是从人的视角去看——在这种视角下没有左右之争，只有上下之分，上就是神，下就是人，无论左右，只要出于人的都可能错；其次就是要有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就是哲学实底或绝对真理，它超越我们的个体生命，却又为每一位基督徒每一天都会为此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换句话说，我们的绝对真理是可望又可及的——“天国”降临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我们不能从坐标到目标一步到位，在坐标与目标之间还有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历史。因为人类是生存在历史中的，基督教也是在历史中的宗教，它也是指导历史向正确方向发展的一套世界观。有了坐标与目标就不会迷失方向，但历史过程十分漫长，又往往“五色令人目盲”，所以仅仅依靠“政治光谱”来观察是靠不住的，比如纳粹是左还是右？执政党与“反贼”往往使用同一套话语，西方的“白左”与东方的“专制”也往往异曲同工。于是，就像终极目标需要《圣经》来作望远镜一样，历史过程也需要《圣经》来作滤色镜，滤掉这些光谱、颜色，才可以看到事物或事件的本质，才可以看到神在其中的心意。因为“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不从神的坐标看世界是自以为义，看不到“天国”降临就会被“祖国”辖制，否定历史过程也就否定了道成肉身。

关于哈以战争，基督教内部讨论得热火朝天：有以“亚伯拉罕之约”替以色列说话，有依据《希伯来书》认为旧约已经作废；有依据马丁路德的反犹思想批评以色列，也有依据犹太教爱色尼派观点认为以色列复国不是神的心意；更有认为是“假以色列人”打“真以色列人”。。。即使不算上“阴谋论”那种明显荒谬的观点，各种看法也纷纷籍籍。我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不想就事论事，而是借着这一事件谈一个基督徒认识事物的方法，我的主要论点是十字架是从神的坐标出发看到人类的终极救赎，十字军则是人类历史中基督教的一个必然进程，十字架与十字军不能割席。

透过屏幕我好像看到大家的惊愕，似乎正在谴责我用十字军来亵渎十字架。《圣经》告诉我们两个真相：“争战”与“救赎”。十字架是救赎的象征，在这里我把十字军当作“争战”的象征。“争战”是整个人类社会从始到终的主题，也是《圣经》从头到尾的主题。我们在华人教会遇到的最多的现象，是牧者们出于各种动机讲“救赎”不讲“争战”，即使要讲“争战”也只讲个人性与罪的争战。这是割裂了《圣经》的脉络，把神的“救赎”变成了可以坐等发放的福利，或者是可以面壁修行的瑜伽功课。其实《圣经》不单是我们的“人生指南”，它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南”。《圣经》中“争战”有212处，贯穿了全部经文，不但涉及个人的罪性也涉及人类的罪行。神学家约翰·菲利普斯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他说人类世界的“争战”是天上“属灵争战”的“代理人战争”。“代理人战争”只有一个对象：撒旦，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弗4：27》）。我们知道，撒旦不是一个有形有体的存在，它以罪的形式存在于肉体之中，也以罪行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社会。在我们传福音的同时，撒旦也在传祸音，因为它也需要在人类中寻找他的代理人，（他的代理人相当于《以西结书》28章中的推罗王）。我们基督徒肉体的、个人的争战就是除去罪的捆绑成为主的“代理人”，主的“代理人”必然要用“天国原则”去批评现实社会、改造现实社会，这就必然要与世界中撒旦代理人争战，发生“代理人战争”。“在地上受捆锁的在天上也要捆锁”就是指着在世界上与撒旦的代理人争战来说的，否则神在天上没有必要帮我们这个忙。从末世的进程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代理人战争”的残酷：撒旦的目标也是夺取世界的统治权，最猖狂时神只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整个世界都成为了“敌占区”（其实在《新约》中，“世界”（cosmos）这个词通常表达出“结构性罪恶”的观念，主要是指罪已经侵入并扭曲了社会的结构和价值观。整本《圣经》有104处“世界”，绝大多数作为负面形象使用）。因此《以弗所书6：12》告诉我们的：“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这段经文原文直譯意含有“我們不是與人爭戰，乃是與人背後的魔鬼爭戰”，这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代理人战争”的存在，而且告诫我们是“代理人战争”中神这一边的战士。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争战”与“救赎”并不构成矛盾。“救赎”是神对人类不变的行为，它不像有些牧师告诉信众那样只是救灵魂，其实神的“救赎”目标是包括灵魂、肉体、社会身份的整体的人。根据神自己的计划，祂的“救赎”目标可能会阶段性偏重于其中的某一方面：《旧约》时代偏重于肉体和社会身份的解放，《新约》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才是灵魂、肉体、社会身份的完整救赎。“争战”与“救赎”并不是相互否定而是相互融涵，神的“争战”一定是为了“救赎”，神的“救赎”则最终一定会消灭“争战”。神学家范泰尔就特别强调了与“世界”的争战，他说：“在當今這個時代，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爭戰，並非零散孤立的戰役，而是有兩個截然不同、彼此對抗、相互抵觸的世界及人生觀，在作一場生死決鬥。”他同时指出“争战”与“救赎”的关系以及救赎的全方位：“一個可以成立的世界觀，就必然要提供出一套拯救人脫離罪咎與玷污的救贖之道。因此，按照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世界觀內所具有的救贖特性，對於現在正處於墮落狀況中的人來說，就並非只是附加於理性、科學、與道德之必需性之上的，而是這一切事物的核心。”《系統神學導論》

 教会中最常见到的是有些牧者用“福音”来反对、替代“争战”，认为“福音”是基督教的唯一行为模式。其实“福音”与“争战”互为支撑，“福音”是包含“争战”的“福音”，“争战”是“福音”的内容之一，自从神在创世之时预言“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创3:15》这句经文被称为“原福音”，所以“福音”本身就包含“争战”，英国佈道家查理‧西缅称这节经文作“整本圣经的总结和摘要”朴恩择的《救赎史圣经鸟瞰》据此说：“现在地球上大概有250个国家，无数个民族，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只有两个国，两个民族。就这样，因着亚当和夏娃的犯罪人类分成了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两个阵营”。）开始，“争战”就从没有停止，一直要到耶稣的再临，他的再临也是以战士形象示现，这就是《启示录》中“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祂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启19:11》）；教会中还常见到的是有些牧者用“祷告”来反对、替代“争战”，认为“祷告”是基督徒唯一能够做的事。其实,正像当年以色列先民的战斗一样,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带领大军在山下战斗,摩西的祷告是在支撑而不是取代约书亚大军的战斗；教会中更常见到的是有些牧者从“属灵”角度提出与世界争战的意义就是克服内心魔鬼（欲望），这更多是受了东方宗教“修为”影响，即使按佛教的认识也是“我执”——这样的“主”就与物质世界的创造毫无关涉而只是一个“心灵按摩师”；其实神的意思是：尽管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却蒙召在这个世界中争战。《诗篇1》就根据“原福音”以两大阵营来结构人类：它以“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诗1：1》）开篇，以“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1：6》）结束。《箴言》的主题也一样，则不断宣布有“义人的路和恶人的道”（《箴4：18-19》）、“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箴2：19-20》）、“恶人的家庭和义人的居所”（《箴3：33》）“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人败亡，义人增多”（《箴28：28》）。《约翰福音17:9》中，耶稣也明确地“选边站”：“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可见耶稣是把我们从“世人”中分别出来的“我的人”；一直到末期，“争战”不但存在，而且异常激烈：“龙又赐给那只兽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赐给它权柄可以任意行事四十二个月。那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和他的帐幕，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它又被准许与圣徒作战，并且得胜，也赐给它权柄，可以制伏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各邦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它。”（《启13:5》）保守主义思想家巴里·戈德华特说：“在保卫自由时，极端不是恶；在寻求正义时，中庸不是善。”这个判断是《启19:13-15》“祂穿著濺了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為神之道。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祂。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与《启13:10》“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的平衡。朋霍费尔牧师用文字、也用行动（刺杀希特勒未遂）、更用生命（被纳粹政权绞杀）说过一句响亮的话：“我们不能简单地包扎不公义车轮底下受害者的伤口；我们要挡住车轮本身”（《伦理学》）有人问及他为何以牧师身份杀人,他回答道:“假如一个醉汉在热闹的街道上开着车子四处乱撞，我以牧师的身份就不能只满足于埋葬死者，替他们举行追思礼拜；我应当是奋不顾身的上前制止事情继续的发生，立即的将醉汉从驾驶座上拉下来”——如果我们用著名的“电车难题”来解读朋霍费尔这句话，他的方案就是炸掉电车。

我们来学习一下处在历史中的耶稣处理政治问题的态度。在耶稣亲自选择的12门徒中，有一位“奋锐党”人西门。当时以色列人中有四个政党派别，其中两派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极力适应罗马的统治（有点像三自），另一派爱色尼人远离罗马的统治（有点像基要派的家庭教会），只有奋锐党人想摆脱罗马的统治（有点像民运）。而且，奋锐党是政治上激进的政党，他们为保全犹太民族的法律、宗教、政治自由，不惜以舍命流血及暴力手段，来反抗罗马政府的统治，以争取犹太独立、建立弥赛亚王国为理想目标。为达此目标，他们总是身藏利刃，暗杀罗马军人。西门是耶稣的门徒，但同时并没有“退党”，政治观点上他与马太不过张，因为马太的税吏身份使得他要为罗马政权服务，但并不妨碍他们都共同追随耶稣。而耶稣也从未因为他们的世俗身份和政治立场而对他们另眼相看。耶稣多次批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唯独对“奋锐党”不置微词。西门信仰上对耶稣忠心，最后被锯死殉道，但政治上他从未放弃“奋锐党”的立场。许多牧者的解释他是“从政治上努力抗争的勇士，变为一位热爱真理的属灵精兵”，其实《圣经》上并未有此记载，他是具有双重的身份，把社会身份解放与天国的福音都扛在肩上（这一立场在南美的“解放神学”也有同样表现）。由此可见“争战”并不是构成“福音”的反面。我们明白了“争战”的必然性，明白了基督徒是神国在地上的代理人，也就理解了从奥古斯丁、阿奎拉到近代的马丁路德、加尔文都推崇的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理论。

那么，“炸掉电车”或“奋锐党革命”是否是耶稣的方案？显然不是，这两种方法仍然是“人”的方法。为了说明为什么不是耶稣的方案，这里我要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基督的“救赎”计划有两个阶段：“道成肉身”后与“上十字架”后。前者我把它称为救赎计划的“历史之维”，后者我把它称为救赎计划的“终极之维”。在“历史之维”，“历史人物”耶稣并没有宣布《圣经》所说的“争战”消弭，“耶稣”的希伯來文就是“約書亞”，这是以色列最著名军事领袖的名字；他了然《旧约》争战的历史，而且他宣告自己成就了整卷《舊約》。在后一个阶段，“神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以生命为我们行了“赎罪祭”，以义替代了我们的罪，“和好”就成为主交付的“新诫命”。换句话说，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神的救赎计划是将“义人”们护佑到耶稣上十字架，只有神亲自施行的方式才是神终极的救赎，这样才使得“大使命”在终极上制止“大革命”，这是用神的方法而不是人的方法来引导人类社会，这就是“救赎”计划的“终极之维”。耶稣最后被捕的时候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句话一贯被孤立地、片面地使用，其实这句话的下半句是“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太26:52-53》）我们读经可能不懂希腊文不懂希伯来文，但是不能不懂上下文。这句话耶稣完整表达的意思是：“十二营多天使”可以轻而易举打败眼前的敌人救出耶稣，也可以建立一个比罗马更强的“地上国”，但没有流血，不能免除罪和死，就不能使“神的国”降临。大家看出这句话的张力了吧？也就是说，没有“历史之维”，意味着否定了“道成肉身”；没有“终极之维”，更意味着否定了“十字架”上的救恩。从这两个维度去看世界，我们就知道“十字架”不是否定历史中的“争战”，但“十字架”是为了最终消灭“争战”。而且是消灭“争战”的唯一方式。因为即使如“奋锐党”的争战，只可能产生胜负而不能消灭仇恨，比如眼下的哈以战争，无论哪一方获胜，都只能加深仇恨，而仇恨又是下一次冲突的诱因。仍然以“电车难题”比喻，耶稣的方案是他在必死的轨道上接受电车的碾压替所有人死，让自己的死在法理上祛除人的死，让人类不再分为一些人必须死才能满足一些人的生，让自己“我死你活”的爱深入人心祛除由“恨”产生的“罪”；情理上人们必须经过这种灵魂革命才可能“在基督里”，才能“以耶稣的心为心”，才能成为“神的国”的新居民。当年基辛格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以色列不可能输，因为一旦输了就意味亡国灭族，所以他们会拼命保家卫国；但以色列也不可能赢，因为他的体量不可能统治庞大的阿拉伯世界。现在绝大多数政治家赞成这个观点，也认为巴以冲突无解。这个时刻我看到刘同苏牧师的一个观点，刘同苏牧师就是从终极之维上，指出“十字架是巴以冲突的终极解决方案”。可遗憾的是，他没有指出到达“终极之维”的“历史之维”，忽略了“过程”以及过程中必须的行为，以至于被误解为“神学上的政治正确”。

应该说，正是基督教扎根信仰而又是从历史中走来，一部基督教历史，就是一部从“历史之维”走向“终极之维”的历史。比如英国开始成为世界性的强国，起源之一就是克伦威尔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刀剑的铁军。被誉为全美国两大历史学家之一的费斯克(Fiske)教授高调赞扬克伦威尔的铁军：“如果说十七世纪的人类政治前途取决于发生在英国的各种问题，也不算太过分。如果没有清教徒，恐怕全世界都没有政治自由。有史以来，如果曾经有人为了全人类的理念舍命，那就非克伦威尔的铁骑兵团莫属了，他们以圣经为口令，以赞美诗为战歌”（《The Beginnings of New England》）。请注意，他使用的概念是“为了全人类的理念舍命”。在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左派反战者（很多是基督徒）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与邪恶政权交战是正当的吗（这正是现在教会中多数牧者的观点）？而丘吉尔在厕所里给罗斯福打的那通求助电话，丘吉尔也不是说“你来援助你的兄弟”，而是说“你来保卫基督教文明”。反战的基督徒与抗战的基督徒都是以自己解读的《圣经》为出发点，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没有美国出手保卫基督教文明，那世界就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正当”。这件事告诉我们：今天做昨天的事是错的，今天做明天的事同样是错的，我们做事不能脱离世界，不能脱离历史，不能脱离过程。在“公义”和“爱”的原则下，革命、暴力革命、正义战争都是神许可的“行道”方式，这是在“历史之维”神借助人的方法“行道”的方式，它们的存在不但必然而且合理。

我想起来一场著名的辩论：两位美国神学家约翰·霍华德·尤达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都同样强调耶稣具有政治之维。但在与世界争战的方法上大相径庭，尤达主张“革命性的顺服”，他认为“耶稣顺服地走上十字架的非暴力态度比暴力的反抗更具有革命性”，这一看见从终极意义上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但尼布尔認為人的罪有很多層次，在人類的存在裡會不停顯露，沒有理由相信以和平非暴力手法面對能阻止罪惡的蔓延，一面倒反對暴力抗爭實在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他从批评马丁·路德的“顺服统治者”出发，主张积极参与世界的政治生活。在二战后共产主义席卷了半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积极参与”成功阻击了共产主义对美国的侵蚀，我以为尼布尔更能表达基督教整全的“世界观”。这个整全的“世界观”既有“十字架”也有“十字军”，正如不能用“终极之维”去否定“历史之维”一样，《旧约》与《新约》不可分开，“公义”与“爱”必须互攝，“十字架”与“十字军”不能割席。这里我想纠正两个常见的观点：一个观点是基督的真理是绝对的，一旦将之具体化就不再是基督真理，这个观点非常普遍，几乎被当作常识。对此我们可以反问一句：一个不能指导历史的“绝对真理”是否还是基督的真理？我们要这样的“绝对真理”有何意义？第二个观点是关于十字军的许多误解,我们的历史书和文学作品从来就把它描绘为反面角色。但无论它犯有多么严重的错误，从性质来说,它是一次反侵略的自卫战争（这一次以色列也一样）;从发起动机来说,它是由爱出发去救被欺压的同胞（这一次以色列也一样）;从参与者来说,他们不是去抢夺财富的无家可归者而是拥有大量财富的贵族,并可能因为参战倾家荡产（这一次以色列也一样）;从战争结果来看,它挽救了基督教文明,阻止了世界的伊斯兰化（这一次以色列捍卫了亚伯拉罕之约）。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理论被理论界归结为“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其实恰恰相反，应该是“战争中的神道主义”——是神要我们在不得已时仍然关注人的生命。比如，以色列的战争法则是“斩首”——最少的士兵平民等人员伤亡来达到目的；而哈马斯就反其道而行——是以人民群众作为人盾和炮灰。

回到尤达与尼布尔的辩论，无论两人如何激烈，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都殊途同归——最终都承认只有“十字架”才能消灭“十字军”。现在来看，尤达的政治神学更趋于“终极”，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更趋于“历史”，尤达与尼布尔都主张了《圣经》的一维，从“全过程”来看尤达是正确的，但他忽略了“历史性”，而恰恰尼布尔对此进行了有效的弥补。尤达与尼布尔的争论在南美“解放神学”的两个代表人物卡米诺·托雷斯和奥斯卡·罗梅罗的身上显现；也在前一阶段香港抗议运动中重现。该运动中有许多基督徒参与，其中一些是“和理非”，一些是“勇武”。“和理非”的基督徒不反对“勇武”，“勇武”的基督徒也不反对“和理非”，“和理非”与“勇武”不割席。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赞同莫尔特曼仅凭“蜡烛祷告”的成功就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化剑为犁”的观点（他的观点是：一、不要讓刀劍成為基督徒的刀劍，二、不要收起基督徒的犁頭，三、而是將刀劍打成犁頭）；我赞成他在另外一处说的观点：“当这个世界还没有成为神的国，基督徒就不能采取被动等待的姿态。相反，基督徒必须采取主动参与的姿态，并在公共政治的领域中，提出神的应许与人类解放的问题。因此，神学的任务乃是形成一种十字架的神学，寻求使人从这个世界的压迫力量中得到政治的解放。”（《神学思想的经验》）

我们发现，即使是非主流的基督徒回避暴力也参加战争，看过由真人事迹改编的电影《血战钢锯岭》的人都知道重洗礼派是最严格反战的宗派，戴斯蒙德·道斯就是在回避暴力的情况下参加战争并成为战争英雄，他为了“公义”坚决要上战场，但为了“律法”坚决不拿枪，为此吃尽苦头受尽凌辱甘冒判刑也绝不妥协。他在战场上不但救战友，同时也救受伤的敌人，成为了所有人尊敬的战斗英雄。戴斯蒙德·道斯的故事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生存命脉“史迪威公路”上的卡车司机，“珠峰航线”上的飞行员，绝大多数正是美国重洗礼派的信徒。他们同戴斯蒙德·道斯一样，以生命为代价，参与了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遵循的正是《圣经》的教导——基督徒不是被仇恨驱使打仗，也不是为利益驱动打仗，他们为“公义”而战，更为“爱”而战。他们“反战”，但又勇于“参战”，只是绝对不会发动侵略战争。就像带领美国赢得独立的首位总统、曾经的牧师乔治·华盛顿说过的那句名言：“剑是我们捍卫自由的最后手段，也是我们获得自由后应最先放下的东西。”

面对世界的邪恶，政治、法律甚至战争都无能为力，以恶制恶只能产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唯一的出路在于以爱为出发点和动力的“和好”，因为用任何人的血所建立起来的和平,都是短暂的；唯有用基督的血所建立的和平,是直到永远的。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救得了中华民族吗？救不了，因为他使用的仍然是“人”的方法，再多的“人血馒头”都治不好中国的“痨病”；而只有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才是人类的唯一出路。前天我在教会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耶稣的驴驹与亚历山大的战马》，实际上就是比较了人类迈向终极的两条道路：神的救赎还是人的征服？耶稣与亚历山大大帝同样只活了33岁，亚历山大是人中绝品：他高大俊美，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学霸”学生，具有哲学王的大格局；他出征前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奴隶、牲畜都分赠出去，自己只留下“希望”，具有道德王的高呼吁；他的大军所到之处，都要收集动物植物的标本供他研究，具有科学王的潜质和能力；他只率领着2万步兵、5000骑兵和160艘战舰，就让对手波斯军阵亡30万，被俘30万，具有战争王的真实力；他用武力征服了世界，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具有世界王的领导力；他建立的模式是帝国主义+暴力征服+实物文明传播；豪不夸张的说，现在人类社会运行的模式，仍然是亚历山大创建的“帝国模式”。但他死的时候两手空空伸出棺外，征服带来的是短暂的统一和无穷无尽的灾难。反观耶稣，相貌平平，没读过什么书更谈不上名师指点，没有任何财产，只会做木工活，没有带过军队也不会打仗，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级政府机关里任过职，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世界却最终将回归到耶稣天国主义+非暴力降服+精神文明传播的模式之中。拿破崙是亚历山大一类的英雄，他就清楚的看到了这种趋势，他臨終前說：“我就要死了，每一個偉人都會如此；亞歷山大和羅馬的凱撒也如此。我也會被世人遺忘，不再紀念我會有過的豐功偉業，我一生的功過由史家來評判。我的遺體也要埋葬，至終回歸塵土。你們看看這曾被稱作偉大的拿破崙的人，我的國度和基督耶穌永恆的國度何止天淵之別，祂的國是永恆的，仍舊被宣揚，愛慕，喜愛，世上惟有祂的國度擴展至全地。”

“十字架”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都会说，但十字军却不是每个人都愿说。但是我认为现在不得不说：我们处在一个战乱的时代，我们也处在一个专制的时代，如果我们还不敢讲“争战”，那我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主的教会”而只是“自闭症患者俱乐部”，话虽扎心，却可以治病。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