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太学——有感于人大退出世界大学系列

202256日,中国人民大学决定从2022年开始,不再向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提供相关数据,不再参与世界大学排名。《教育新视线》的报道称人大的这一行为是“亮剑”,其实这还不够“政治正确”——何止是“亮剑”,这是赤裸裸的“亮底牌”—— “亮剑”有可能是威吓,“亮底牌”才是搏上身家性命的“梭哈”。

那么,“底牌”是什么?我们知道,世界上从来就有两种高等教育系统,一种是基督教建立起来的“大学”(伊斯兰教建立的艾孜哈尔大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但没有像基督教大学那样形成传统并影响广泛,故不在本文描述之中),一种是中国统治者建立的“太学”,“大学-太学”,一“点”之差,谬如两极。

基督教创建的大学教育是“人的科学”,它在人类成为现代人类过程中功不可没,中世纪教会有三股力量,即神权、政权和学校,教育在其中占据了三分之一。中世纪的修道院是欧洲大学的温床,大学的早期渊源始于公元528年在意大利的卡西诺山上的本尼迪克会的第一所修道院,实验性研究第一次真正出现是在中世纪的修道院。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张卜天在《中世纪是理性时代的基础》一文中写到:“大学是中世纪欧洲的独创,世界上其他所有文明都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大学的前身是1112世纪由教会创办的大教堂学校(cathedral school),巴黎、奥尔良、托莱多、夏特尔、科隆等许多欧洲城市中的大教堂学校都成为吸引学生和教师的思想中心。大学最初类似于行会或社团,学生和教师联合起来以保障自己的权益,获得法律保护。大学有权确立教学计划、授予学位、规定学费、任免老师、豁免征税,并获得教皇和君主的支持。这些特权使得大学成为一种强大的机构,对中世纪的社会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早期创立的著名大学有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巴黎大学(1200年)、牛津大学(1220年)等。” 孙怀亮从另外一个视角探讨了为什么大学只在基督教国家出现,他把大学出现归功于“教皇革命” :“大学(universitas)是中世纪行会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社团法人(universitas personarum),这种性质及其组织结构和治理方式是大学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但需要追问的是,大学的法人财产、藏书、治理乃至师生人身安全为什么能在政治纷争乃至诸侯战争中能大体得到保存而不被侵犯?假如这些要素得不到充分保障,假如大学师生可因其政治立场而被动辄处置甚至殃及家属,因债务连带责任而被限制人身自由,或干脆导致法人被勒令解散,大学就不可能得到稳定传承,其制度模式也不可能为后世所传承和发扬,更不可能在中世纪教育体制的竞争中获胜并最终占据压倒性优势。。。教会改革之后所形成的王国政府(status regni)和教会官署(status ecclesiae)的二元并存及其二元法律管辖权的分立对大学的诞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很显然,如果教会还像此前那样附庸于王国政府,本身都缺乏独立性,教会法促进和保障大学的功能就是空谈。”(《大学制度在中世纪兴起的教会法背景》)肯尼迪和纽科姆写到:“每一所你所看到的学校——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宗教性质的还是世俗化的——都是对耶稣基督宗教的一种直观的提醒。这适用于每一所学院和每一所大学。”(转引自《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拉塞尔·柯克说:“如果没有它,现代文明就会垮掉”。为什么?奥秘就在大学的“大”字上,大学是“广大之学”,它教授普世知识,也研究普遍真理。它通过思想联系,打通了古今、地域、民族、宗教、文化等种种禁锢,造就了今天的“人类大家庭”。从观念来说这一切只能建立在普世的原则下面,没有一个唯一的神,就不可能建立起普世的原则。丛日云教授说了一句绝对的话但的确是事实:“人类文明的一个奇迹,就是由基督教文明中成长出现代西方文明,然后它传播到全世界。”

中国古代大学最初 是政教 不分的 , 这就是所谓 在官府。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 于各个时期称谓有异,五帝时期的太学名为成均, 在夏为东序,在商为右学,周代的太学名为上庠,在洛邑王城西郊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这是古 代世界 规模 的最 高学府 ,汉代的太学 (老师) , 是政 府中 的正式 官员 , 整个 官僚体系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 而太学  也具 准官员的身份和 地位 ,“ 而优 则仕是太学教育的唯一目的 , 等学 的办学 目的是 才以应 中国近代的大学是帝国主义联合传教士建立的,因此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它就与“文化侵略”纠缠不清,所以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收回教育权”“砸烂封资修”。可以说,大学在中国从来就“水土不服”。

好了,“底牌”清晰明了:“大学”是神在世界上建立的“人学”,它的目的是培养神赐给人类的良知与理性;而“太学”是皇帝建立的‘官学’,它培养的是为其统治服务的奴才和奴性。

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政治正确”是唯一的正确。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不管是儒家礼教、法家法治、黄老无为还是外儒内法,都一定有一个鲜明的指导思想作为执政纲领,即使蛮族入主中国,也会很快“入主中国则中国之”。数千年来,所有朝代的核心价值观都有一个共同点:再剧烈的改朝换代也离不了“君权神授”的“政统”和“三纲五常”的“道统”。哪怕是以打破“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建立的中华民国,它也发生过皇帝复辟的“政统”闹剧和长期党领袖独裁,它倡导的“三民主义”也没有完全离开“道统”(“国父”孙中山说:“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新儒家人物秋风说:“《中华民国宪法》表面上的现代意识形态规范,也即‘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其实并不构成对道统之消解。因为,该‘遗教’之核心就是守护和扩展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统,五院制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坚持的”《论宪法之中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由于这个政权是“卢布政权”,是“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以按照毛泽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一个新创的“政统”和“道统”。这是中国执政集团三千年来第一次试图彻底与传统决裂(元朝统治者也曾试图与殖民地中国文化决裂,但这个马背民族没有统治的思想资源,所以决裂不能“彻底”并立即转身“借用”),用外来的“先进文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来“接管”中国。其实,这只是“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中儿皇帝的策略而不是治国的方略,我们那些读《资治通鉴》起家的革命领袖扯的是马列的旗,行的是皇帝的实。在引进外来价值观方面,使用的是“中成药”制剂即中药里面加西药的办法——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选择性引进相似性品种,所以引进的仍然是“人的文化”而且是“最坏的人文化”,与我们的传统帝王文化并无本质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将“使用说明书”的“文言文”换成了“德文”“俄文”。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千呼万唤寻来的马列主义只是没有根基的时代“流行文化”“实验产品”,当“流行文化”不再流行,当“实验产品”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实验溃败后,中国的执政集团三千年来第一次没有了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合法性发生了危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修正”立场,从“放之四海而皆准”到“摸着石头过河”是“修正”,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到“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再到“三个代表”是“修正”,从“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修正”,从“科学社会主义”到“科学发展观”还是“修正”。从国际到国内,从大同到小康,从理想到现实,执政方向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原有引进的指导思想不再能够指导发展(本来也没有准备让它来指导),用来立国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就成了问题。进退失据中的“修正”看得出执政党的不自信,因此,邓小平“不争论”,江泽民“闷声”,胡锦涛空对空的“科学发展观”,基本上都是“萧规曹随”。习近平时代,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蛮夷”看来的“巨婴”,在“皇帝”眼里可是“巨人”。于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油然升起,“提供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成为当局的诉求,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导向,执政党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用以提高“文化自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上门强制清零”“连花清瘟”“以疫代牢”成为当前抗疫的主旋律;法制方面“公权下放”“警察治国”“国际歌涉刑”;宗教方面“基督教中国化”“打击境外敌对势力”;大学方面当然不甘落后,“开除异议教授”“网格化监控教师讲课”“形成学生监控队伍”“思品课加大比重”等等大行其道。而本身就具有“太学”基因的中国人民大学,理所当然要“复古更化”,因此,不能把他们的退出看成是 “反对商业运作”,“反对西方势力控制教育”,这就是人大的“投名状”“效忠信”。按该校一位知情人表示,中国的知识体系已发展了数千年,是世界上最悠久、最丰富、最深厚的知识体系,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传统,创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维护中国教育主权和文化主权,“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退出所谓的‘国际大学排名’,反映了中国大学、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勇气”。人大先行,下一个退出的应该是清华、北大,——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的政治“高度”和政治“敏感度”,他们的排名将大大落后于人大——当然我指的是“太学”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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