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爱国,不折不扣一场政治运动(二)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各4:4》)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诗16:4》)

奉別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治死。——(《申18:20》)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

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3:18-19》)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

 ——(《罗 1:25》)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

他作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太23:15》)

⑥、“三自神学”的主要内容: 赵君影牧师说“三自运动”不应该叫“三自运动”而应该叫“自杀运动”,这个“自杀”是通过“三反”——反基督,反教会,反福音表现出来的。为什么“三自”会变成“三反”?为什么主的教会会走向反基督、反教会、反福音?我们来检阅一下他们的“神学”。一些国内学者假模假样研究三自领袖的“神学思想”,一些海外学者也糊里糊涂研究三自领袖的“神学思想”,其实他们哪有什么“神学思想”,他们的“神学思想”就是把执政党的政策用基督教术语表达出来而已。我们知道十诫的第一诫代表基督教的核心立场:“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神”(《出20:3》)。即使这一最核心的立场也遭“三自”反对。在反基督方面,正如纳粹德国时期“德意志基督徒”“排空耶稣身上的犹太特征”做法一样,执政党替代了耶稣成为了崇拜的“神”。《以弗所书5:23》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这身体的救主。” 耶稣明确指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而“三自”“高举反帝爱国旗帜”——自觉充当着无神论(实际上是拜偶像)的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明目张胆听命于地上的君王;“积极参加劳动生产”——自愿放弃教会身份充当执政党的群众团体;“加强揭发所有非法家庭教会的活动”——更是活脱脱一副“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的祭司长形象和卖主求荣的犹大嘴脸——“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耶8:9》)。

吴耀宗拒绝接受基督教的基本要道,如:道成肉身、童女生子、死而复活、三位一体、末日审判、耶稣再来等等,斥之为“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信仰”“无论怎样勉强自己,始终不能接受”(参见吴耀宗《基督教与唯物论》等文);对位格上帝、天使魔鬼、个人救赎、启示真理认为是“想入非非”,他说:“上帝是存在的,并且他的存在不需要证明,因为‘上帝’是一个名词,是拿来代表宇宙里客观地存在的许多复杂现象、事实和规律的名词。因为这些客观的东西,无论从宗教的眼光看来,或是从科学的眼光看来,都是彼此联系着的,都是同一真理支配下的,所以宗教家说:上帝是唯一的神。”(吴耀宗《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曾庆豹批评到:“吴耀宗认为尽管手段和方法不同, 基督教在这方面的立场与社会主义者一致。他代表了一种“革命的基督教” 观点一种将耶稣作为“革命的木匠”、“无产者”、“被压迫者”、“解放者” 等形像代表的“中华解放神学”( “革命的基督教与中华现代性:一种思想史的评述”)。吴耀宗在1951年7月发表“共产党教育了我”一文,自己宣布:“在过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经过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他还说,所谓的‘自传’不只是‘什么人去传’,更是‘传什么’的问题,若要真的‘自传’,中国信徒就必须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自己去发掘耶稣福音的宝藏,创造自己的神学体系。吴耀宗从一个小科室主任耀升基督教领袖,“不可一世”的自大情绪滋长起来,以为自己就是当世的董仲舒,他向周恩来表白,要调和基督教神学与共产主义哲学,“使二者融会贯通;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点……最后是可以一致的”(参梁家麟:《吴耀宗三论》15页脚注)。他还赤裸裸宣传唯物论,说:“上帝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上帝,唯物论是真理,所以唯物论就是上帝”(赵君影《漫谈五十年来中国教会与政治》)“上帝的信仰和唯物论没有冲突,因为同唯物论一样,它认为宇宙的万物是客观的存在着,是可知的,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体验的。。。因此,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同时也可以相信唯物论。。。基督教的目的是天国的降临;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一个没有阶级的、自由平等合作的社会。就上前的阶段而论,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打破现状,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引自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热脸贴上的是人家冷屁股——执政党更崇拜的是皇权而不是嘴上说的唯物论——因此遭到周的冷嘲热讽和断然拒绝。一生都坚持传福音的边云波老弟兄评价:

“今以吴耀宗所著的《黑暗与光明》一书为例,谈谈其中几处关键的、明显的“假信”的地方:(1)明确地否定圣经:吴耀宗认为圣经不是一本一字不错的神的话语,而是一本难免有错的教科书。(所以,后来三自会的机关报《天风》上刊登过圣经可以改编的文章。)(2)否定创世记:公开声称创世记是古时流传的神话故事。(3)否定基督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认为童贞女生子只是美丽的寓言。(4)否定基督代赎的救恩:认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只是爱的象征。(5)否定基督的复活:认为所谓基督的复活乃是精神不死。精神上伟大、有感召力而已。(6)否定基督再临: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毁灭,认为将来人人都会变好,品格都会提高。而大同世界的来到,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再临时带来的天国。从这些地方来看,吴耀宗否定了圣经,否定了救恩,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为我们受死、复活以及再来,否定了人的灵魂将来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永远的灭亡,一个是永远的与神同在。吴耀宗曾说世界大同就是天国的到来,若今天他还在世上,我们要追问他,甚至追问像丁光训这些他的追随者:你们看看现在遍地泛滥的罪恶,人心能变好吗?”(《残年忆史:中国教会现代史片段剪辑》)

从吴耀宗上述言论,他是否是基督徒是令人怀疑的,他的“神学思想”类似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也与“启蒙思想家”笛卡尔、伏尔泰有所交集,更与陈独秀称道耶稣为革命者的论调相类同,对他最准确的评价,应该就是王明道称谓的“不信派”。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本是“国际大家庭”一员的基督教需要用来彰显中国的“改革开放”形象,吴耀宗那样宣扬无神论已经无法在国际基督教界立足,就像夜壶用完后必须丢开一样,权力总是要对不再适用的工具抛弃,吴遂遭冷遇,于1979年郁郁而终(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慨叹来描述他父亲的一生,“落花有意”是吴对党的忠诚,“流水无情”是终又被党抛弃。)

吴耀宗的继任者、他的学生丁光训的所谓“三自神学”,被三自吹嘘为“中国神学的里程碑”,他自己说:“三自爱国运动是正义的、合理的、必要的,它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更有重大的神学或属灵意义”;卓新平称赞:“其‘上帝是爱’的上帝观、“宇宙的基督” 之基督论、其积极、开放、包容、能动的“ 创造’ 论和人性论, 已为中国神学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读《丁光训文集》)而批评者又认为是“以‘统一战线’为中心的神学思潮”(丁光训的学生利未语)。我们顺着卓新平与利未的思路,也逐条来检视丁光训的“三自神学”(扩大到他的战友们的理论)到底是“为中国神学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还是“以‘统一战线’为中心的神学思潮”。

“三自神学”在神论方面直接否定上帝存在。丁光训说:“我認識不少無神論者,他們正在真誠努力建造一個更合乎人道的社會。他們對上帝的否定實在是對人群的肯定,他們的無神論是對宗教界人士所渲染的錯誤的上帝觀的批評,這一批評每每是值得我們同情的。他們否認其存在的上帝是怎樣一位上帝呢?這個上帝是專制的宙斯,他因為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取得火種從而提高生活質量而用鎖鏈把他鎖在山上。這個上帝是專制的閻王,他派遣差役把人間犯了錯誤的人投入地獄永火作為懲罰。講人道主義的無神論是人們尋求人生高超意義的一個方式。為了發展高超的信仰,他們可能是我們的同盟者”;“那时也承认一位爱的上帝,但是爱不是上帝的最高属性,他的爱每每被他的公义、严厉、怒气、审判和任意性所遮蔽”;“要把他(上帝)的绝对权威、绝对知识、他的永不变更、绝对统治、专断和不容异己这些由人所加给他的属性放到一边”。“三自神学”的另一位领袖汪维藩则延续了“利玛窦规矩”,他说:“在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中存在着两种基督教文化形态:一是古代基督徒心目中的始生( 创造生命) 、维生( 维系、维持、维护生命) 和广生( 扩大生命)的“长生天”上帝( ever-gen eratingGod ) ,基督就是藉着救恩使这位“生生不已”的上帝所生的得以完满和成全的圣者; 二是明末清初之后, 儒家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遇后产生的儒家自我完善的“内在的超越”和基督教救赎的“外在的超越”之间张力,从而延伸出对信心与行为、密契与服务、内功与圣德、永恒与历史等如何统一的思考。尽管儒家思想不能与基督教神学完全吻合和一一对应, 但儒家的宽容与包容精神却是中国基督教进入后宗派时期的深层文化原因。” (《道在这里成为肉身》)我们无法在“三自神学”的神论方面看到基督徒的信仰,而只看到了费尔巴哈式的批判和儒家“心教”的教训。

在基督论方面他甚至直接怀疑耶稣的复活:“基督复活的事实人们不太清楚,但是有十亿人认为,复活所代表的真理很深远,这个违反常识的信仰,两千年来没有磨灭。”他只把基督当作一个“完人”:“如果基督是一个满圆,我们就是或长或短的圆弧。我们都是半成品。”不但如此,他从德日进那里借来“宇宙的基督”这一概念,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谓历史变革,是指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中国,保罗所说的新人已经来到人间,只不过这新人不在教会之内,而在教会之外。” 这个现象“引起了中国基督徒的惶惑和思考”, 因为“长期以来,基督教总是以人类的堕落和善的缺乏作为宣讲罪和救主基督的依据。然而,在新中国出现的许多新的现象和现实,不能不在一些信徒中带来对传统信仰的再思乃至怀疑”按照丁光训描述的这个“基督”,“比我们一般所想像的要博大得多……他从人类,包括信徒和非信徒,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手中接过他们所成就的,不是要毁灭废弃,而是要加以提高,加以成全,加以祝福,献给上帝—我们所有人的父。” “宇宙的基督”与共产主义是“宇宙的真理”并无二致,耶稣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形象代表,因为“这新人不在教会之内,而在教会之外”。现在澳洲某华人牧师撰文称习近平为“当世耶稣”,大概使用的就是丁光训提供的“理论依据”。

创造论方面否定上帝对世界的创造,提出“神导进化”的世界“只是一个半成品”。丁光训说:“人是過去的創造或進化的一個半成品,他是今後進一步改造的對象,又是進一步人化的力量。……盡管我們是半成品,上帝已經要用我們去促進歷史,促進進化,促進創造。這正是半成品成為成品的過程”;他鼓吹不被天主教、基督教正统认可的德日进进化论神学,反对“因信称义”,跳出以信与不信的轴心。他看到无神论者“正在真诚努力建造一个更合乎人道的社会”。换言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神论者才是真正的神,“更合乎人道的社会”无非就是共产党宣扬的共产主义社会。从江泽民开始执政党提出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理论,首先就是与丁光训的理论“相适应”的。

在信仰论方面主张“两个C”,以“因爱称义”否认“因信称义”。这被认为是丁光训对“三自神学”最重大的“贡献”。 “两个C”是他所谓的“像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基督和中国(Christ and China)”,这与二战期间的“日本式基督教”、“皇道基督教”“两个J”(Jesus and Japan)高度神似,不知是有意模仿还是无心插柳(1984年,丁光训主教在日本东京大学演讲时曾经说过:“我们欣赏内村鉴三先生的话:‘耶稣和日本(Jesus and Japan):我的信仰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的圆圈,它是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我的心和脑围绕着这两个名字转着。我发现这一个J加强另一个J。’同样地,我们也愿意说,我们的信仰也像个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基督和中国(Christ and China)”)。“三自神学”与德国纳粹神学与日本军国神学都站在同一立场、使用同一方法,不能不使人产生无穷的遐想。丁光训还否定神的绝对主权,否定了基督教信仰一元论,违背了“十诫”中最重要的第一诫。他之后所说的“双黄蛋”理论(见上“两个C”)以及加拿大梁燕城的“父母亲”理论(父神+祖国母亲)都肇始于此,他们完全忘记了耶和华是“忌邪的神”,这实际上为“爱国爱教”、“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最有欺骗性的“神学”解读。台湾的康来昌牧师批评到:“用爱国之名行害人之实,是大陆三自教会和台湾爱国福音派的共同特色。他们隔海唱和,以爱国之名攻击王明道和高俊明等人。看这一对齐鲁之政、兄弟之邦之天衣无缝的配搭,不能不深信政权是一个堕落的势力;去依附它、歌颂它、爱它的,都会堕落,即使是神的儿女,也难以幸免。”(《井歌》)。

以“因爱称义”否认“因信称义”是丁光训的另一重要“贡献”,他说:“我们不难发现以保罗和马丁·路德为首的先进人物提出“因信称义”的观点都是为反对当时宗教中的黑暗势力,把宗教进行简单化,纯洁化,为大家伸张正义,争取自由。可见当时的“因信称义”有着解放人们的重大意义而不是将人送进地狱。但当发展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时,有很多从国外而来的传教士,他们为了急于吸收中国人信教,便把“因信称义”和天堂地狱关联了起来。我国的很多人由于急切的想上天堂,因此接受了国外传教士的说法,接着“因信称义”的信息就变成了信才好,不信就不好。那些国外的传教士大吹道德无用论,将上帝说成一个是非善恶不分并且极度自私的上帝,号称上帝看中的不是人的善行,他们否定了福音的道德伦理。这些理论当然不是《圣经》中上帝的观点”“长期以来,受着这种观念的影响,我们教会所说的上帝变成了以他的权能来统治而不是靠他对人的厚爱。“因信称义”的教义也被歪解了,上帝观变成了一种畸形的观点:对不信的信徒们定罪是靠上帝的怒气;对能够忍受所做的好的工作的人有着非常大的敌意。上帝只爱信他的人,他已经开始要抛弃这个世界,所有能够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的美好的东西都出自于撒旦,而他只是装一个天使而已等等说法都使得“因信称义”教义变了味。而传教士所讲的这一上帝观和世界观让基督徒开始仇视教外的人,这便是造成的后果”“ 按照上述所谓“因信称义”的观点,上帝一开始便知道很多人因不信最终会下到地狱永火,可为什么还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的创造出人类,这样的上帝该如何承认是慈爱的?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上帝观呢?” 1996年7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上,丁光训主教回应一位牧者来信“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宣讲不信的人死后后下地狱的话”,谈到对经典改教神学“因信称义”的“纠偏”:“我们提出要‘淡化因信称义’,各位想想,因为‘信’,你在神眼里就是义的,结果我们只因为有的人不信,就把许多教外的优秀人物打入地狱,而把许多不好的人,因为他们算为信的,就上天堂,我们不是把是非颠倒了吗?’ 像张思德、雷峰、焦裕录,等等,表现出舍己为人的品格,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怎么忍心说他们今天是在地狱里呢?要以“由爱统治的天国”来取代“上帝的国”。…… 保罗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可见爱德高于信德。”这个一贯宣扬“谈神学不应该脱离政治”的主教,他所说的“爱”竟然就是被人类普遍抛弃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是个艰难的过程,但是它排除了剥削,走向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使人类达到前所未有的公共程度。把爱普及到大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是大规模的爱,有组织的爱,形成社会制度的爱。”“ 社会主义能让人民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人民可以发挥所长,付出都能得到回报,真正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大爱,这份爱井然有序,气势磅礴。”且不说社会主义是否是“制度的爱”,仅就“因爱称义”来说,就是一个异端理论。著名护教家C.S刘易斯说过:“上帝是爱,但爱不是上帝,爱一旦变为上帝,亦即沦为魔鬼”;郭寶勝认为三自教会不讲公义就是因为“因爱称义”:“華人教會不講公義的神學,造成了教會內部的是非不分、包容罪惡,也造成了基督徒對社會公義的關注乏力。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國官方教會三自會神學的影響不可估量。三自神學的特點一是丁光訓所謂的「因愛稱義」,隻要對他人有愛心,就可以得救;是否相信耶穌是唯一真神、是否相信人人有罪死後且有審判,都擺到其次的位置,丁光訓認為共產黨員雷鋒、焦裕祿死後都可以升天堂。丁光訓非常厭惡舊約中嫉惡如仇、擁有絕對主權、不斷施行審判的上帝,他認為的上帝是無限包容和憐憫、甚至包容罪惡包容異教的神。這種唯愛神學對華人教會界教牧影響很大,不敢講神的審判、懲罰和管教,隻講神的慈愛、包容和憐憫,結果造成教會內是非不分、罪惡被掩蓋、隱藏和容納。”(《華人教會公義神學亟待建立》) “因爱称义”被金陵神学院开除的教师季泰批判到:“三自神学讲得最多的是“上帝是爱”。他们常常列举圣经中摩西、大卫、耶稣、保罗等人,将他们描写为爱国的榜样。然而他们讲的“爱”的重点并不是基督的救赎之爱,而是它的政治意义。丁光训解释说:“我对上帝是爱的信念和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是统一的”。他甚至以“由爱统治的天国”来取代上帝的国。”(《三自究竟是什么?》)

在救赎观方面否定基督的救恩。丁光训说:“上帝有许多救法,并非只借着耶稣,信其它宗教同样可以上天堂”、“将借着共产主义实现人间天国”、“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他们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基督徒都可以上天堂,我们好多打江山的共产党员,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包括他们自己和家人,就该下地狱?”“这种无神论是有其积极的内容的。它强调人的因素,它发掘人的潜力,它发出高举人类的呼声,它鼓励人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忍心讲像雷锋、焦裕禄等高尚的人,因为不信就要下地狱”、“只要教徒的实践是可取的,那就是宗教同社会主义比较协调了,我们就应当允许殊途同归”。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及其他宗教信仰者,都可以凭藉自身的道德能力及所拥有的“真理”,最后进入“上帝旨意中的人类共同体”。 救赎工作把“人类争取进步、解放、民主和博爱的运动都连在一起”,这完全是《国际歌》中唱到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既是通过革命行动或其它宗教可以获得拯救,又是所有人包括反基督的不悔改者也能获得救赎,相当于直接否定了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宣示,即使是法利赛人也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其是“异端”。(参见《约17:17,19,20》;《约7:38,39》;《帖前1:1、5:23》)

   在信仰依据上否定《圣经》的权威性。丁光训完全无视耶稣“麦子和稗子”“山羊与绵羊”的教训,说:“我希望他们不要感到震动,把《圣经》与神的话混为一谈,认为这两者是等同的,这是对《圣经》的误解。海外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之初,把这个误解带到了中国信徒的头脑里,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陷得很深。” 丁光训喜欢“审视”乃至“审判”圣经,他可以随意指出哪些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错误认识” ,哪些“不可能是上帝的旨意”。他还别出心裁把《圣经》分为四个“经文群”,从苦难中得救而感谢上帝作为第一个经文群;第二个经文群是对基督认识的经文,他在其中读出“基督的宇宙性”:基督来到的世界原本不是“敌占区”,对这位宇宙的基督的认识使我们再也不敢把基督教信仰之外的人类活动看做毫无积极价值;写上帝是爱的经文是第三类经文群;第四类经文反对西方宗派都搬到了中国。(以上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编:《爱国爱教,团结进步——全国宗教团体领导人东北研讨会辑刊》,参见丁光训《神学思想建设》、《丁光训文集》)。丁光训用现实政治需求来肢解误读《圣经》,这种“释经法”荒谬悖戾超过了我们所知的所有异端神学家。凯波尔批驳这种倾向说:“一旦我们承认圣经并不全都是神的话,我们就要节节败退,直到全部圣经都失去光剩下二个封面为止。。。凭自己的智慧来决定圣经是神的话的人,不是将要失掉全部圣经,而是已经失掉了。立他自己为圣经的审判官这种行为,表示他已经否认圣经是主权之神的话。”(《圣经如此说》)

在教会论上否定“信与不信”的界限。丁光训说:“教会里有些人强调信与不信是矛盾对立的,说信的人可以得救,死后上天堂。不信的人不得救,死后下地狱。据此,他们极力传教,这就使基督教变成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对立的宗教。是和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宗教,是破坏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宗教”。提出:“在黨領導下的教會的“神學觀念”也必須是“先進的”,要與黨保持一致的“先進性”,才好配合黨的工作嘛”。丁光训的话语系统里,教会完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他还为“三自”自我屏蔽于普世教会辩护,说:“只有我们先做到独立, 我们才能更好地互相依赖。”丁光训不但去参加妈祖的祭拜活动,在他的家里,还摆放着一尊观音像,他大言不惭地说:“我在自家客厅壁炉上方的正中位置摆了一尊观音像。为什么这么做?我是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时常有同事、学生来做客,我想以此考察他们的宗教思想。每次我都问一个问题:一个神学院院长家里放观音像合不合适?至今我问过几十个人了,但没一个人说不合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基督教正在进行神学思想建设,这些同事、学生受了教育、熏陶,学会了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不同宗教间的差异,学会了互相尊重和团结。这个事例说明,中国的下一代宗教人士越来越开明。” 他抹杀基督之爱与世俗之爱的差异,鼓吹:“基督教外面有许多人人品很好,道德水平很高,有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像自求恩、雷锋这样的人。没有基督教,人家也有很高的品质。”“当年发生了一场洪水,在这场洪水之中有一个上小学的小孩子被困在了一棵树上,她用她小小的胳膊紧紧的抱住那棵树,身下汹涌的洪水已经把她下身的衣服冲走了,她非常害怕。这时她的身边出现了一只小船,上面坐着几位解放军叔叔,他们将她从树上抱下来,并把自己的衣服盖在了她身上。小孩子得救了,这么有爱并且传播着人道主义的电视节目感动了电视机前成千上万的观众,解放军相信耶稣吗?小孩子相信耶稣吗?这些我们都不必去问,因为解放军们想要救她,不想让她小小的生命消失在这个世界中,这就是爱,能在实际中施舍给彼此的爱”。他把爱理解成人畜无害的糖浆,而不是承受苦难甚至生命的苦杯。

在人性论方面否定“罪”的存在。丁光训认为不要提“這世上人人都犯了罪”,要講“人之初,性本善”,“否則我們的偉大領袖們不都成了罪人了嗎?”(王怡牧师称习近平为“罪人”被判刑9年,看来就是“三自神学”替他们的审判背书)。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人被造之初就是半成品”,否定了神对人的创造。

在“处境化”方面要以“中国文化为其母体”。丁光训说:“道成肉身需要马利亚作为母体,中国神学需要中国文化为其母体。”——中国神学不以《圣经》为母体,而是以中国文化为母体,这样的神学还是基督教的神学吗?他的亲密战友汪维藩据此提出了“这里”论,该论认为:“道在这里成为肉身。“这里”, 是加利利的一座小城拿撒勒。但当我们面对无限无垠的时空交会处时, 我们便会发现人间有无数个“这里”, 而每一个“这里” 都以其独特的文化让基督成为可以被触摸、被感知的“肉身”。道既存在于永恒,他不必受时空限制而向世世代代、时时处处的人启示他自己, 包括那些尚未知道他名的地方。”(《道在这里成为肉身》)不是耶稣“道成肉身”,而是“这里”成了“肉身”;世界可以没有独一无二的基督教,却存在擢发难数的“这里教”。不幸的是,他们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汉语神学”运动,更直接造成了今天的“对读运动”(详见后)。吴耀宗、丁光训之后,其他的“三自神学家”虽气不如前,但也时有显现,如被称为“三自的思想旗手”的汪维藩曾经想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信心。他相信:“建设新中国,这是人类崭新的事业,谁也没有经验。我们并不讳言所曾走过的弯路……值得提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有自身的力量进行自我批评,纠正自己的错失,使历史朝向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中国民族报》2015年9月29日)。后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产生了兴趣,他的“生生神学”,就是在天人整体和谐的易道中构建当代的“耶易”,以至于他的“道”不是导向“在基督里”而是导向“返本归初”:“汪维藩将圣经中的“λογοδ”(逻各斯)和《老子》的“道”进行对比分析时领悟到,“道”有两层涵义:一是柔弱,柔顺,是“弱者道之用”,即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二是“道路”,是身体力行,脚踏实地行走于其上的道路,而道路的运动模式是“反”,返回的反,归返的反,是往而又返,来而又复,是周而复始,回还往复的“圜道”,是“反者道之动”,是“圣子自己归回上帝的轨迹,也是失落之人藉以归回上帝的轨迹,又是人类天良归回上帝及上帝之爱的轨迹,更是上帝藉‘道’所创造万有周行不殆,生生不已的轨迹”,汪维藩认为正是由于“道”的归返,“东方人的灵性追求与经验不走极端,而是回还于此岸与彼岸之间,生与死之间,永恒与时空之间”(《生生神学:汪维藩神学思想研究》)三自另一个“藩”沈以藩还任意修改了基督教“爱”的内涵,将“爱”定义为“认同”:“我们要在中国传扬基督教,建立基督教,首先要爱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国家⋯⋯这种爱不是怜悯的爱,而是“认同”的爱。我们要爱自己的同胞、国家,必须与我们的同胞、国家“认同”,与我们的同胞、国家同命运共呼吸⋯⋯我们都处在具体的时代中⋯⋯今天我们常谈到神学思想不能脱离现实,要处境化。所谓处境化就是首先要认识我们的时代,然后在我们的时代阐发上帝的信息。因此认识“时代的征兆”十分必要。”(1993年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基督教读书班上的讲课提纲)。

为了与执政党领袖提出的“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丁光训鼓吹社会主义道路,只差没有明确说社会主义就是千禧王国:“如果用较长的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我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人们走过的一段弯路,一个现在可以擦掉的偶然现象。社会主义的历史还相当短,它没有一张蓝图可资抄袭的样板。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所进行的不少事情我未必欣赏,但是我仍然认为,用‘社会主义’四个字来概括旨在避免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中国社会是极为确当的。这是一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自尊心的道路。” “社会主义是我们理想的唯一选择,我们对它充满希望。吸引我们的并非它的蓝图,而是相较之下其它的选择都不值得我们向往。除社会主义外其余的选择中受苦的人们无法体会上帝的爱,因为这些选择都是以牺牲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来维护生产资料的私有和财物资源的不公正调配。经济学家凯恩斯甚至有言道资本主义是被误以为是有害于人民实则于广大人民有益的制度,这样的理念让人不敢苟同,我们必须要制止这样贪婪的追逐个人利益的制度。即便作为计划社会实验的苏联没有建设成功,我们也绝不会向封建殖民资本主义低头,因为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未来是不可预估的。在经济和教育的飞速发展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建设的更加丰富多彩,我对此毫不怀疑。” 现任的“基協”會長高峰牧师没有丁光训那么多“神学理论”,但比丁更直接攻击基督教神学思想,他说要讓信徒明白《啟示錄》只是對美好未來的一種虛擬手法的描述;耶穌再來、神的審判、世界末日等等都是幻想而已,这些都是“消極和守舊的”,最重要的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擁護黨的領導。我怀疑执政党是把一个没有信仰也没有文化的“扫地僧”错放在“基協會長”位置上了,或者可以说,恰好是高峰这种人执政党才最放心(现在周小平、张维为这些无品格、无文化、无学历的“三无专家”成为“国师”,也印证了我的这一理论)。

翰林院(社科院)大学士(研究员)段琦吹捧丁光训的一篇文章,反而暴露了丁的真面目:“中国教会领袖认为中国教会的处境化或者说“三自”的经验在某些方面还为普世教会作出了贡献,例如丁光训主教就说,中国教会有几个高点:一是揭露了西方对华传教活动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关系,提高了广大信徒的反帝爱国觉悟,提出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路线。当时在世界范围中传教士威望特高,中国教会首先造他们的反,指出西方传教运动为帝国主义服务,并宣布我国教会独立自主,这种勇敢大胆的行为,惊动了全球基督教。二是我国的三自运动也对西方神学界“新传教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提倡新传教学的人用反省的态度,对传统的传教组织,差会和传教思想提出了批判,认为亚非拉各国教会的办教权在本国信徒手中,而不属于外国传教士,由此提倡好好研究中国的三自运动。三是提出办好教会。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就是为了办好中国教会创造条件,中国基协更是为办好教会提供服务。四是提出神学思想建设。要办好教会,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步是建设好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尽管对三自运动的评价见仁见智,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之迅速是举世瞩目的。这中间原因虽有多种,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与中国教会在处境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分不开。”(《改革开放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

何光沪比较善良,他只把丁光训为代表的“三自神学”当作不得已为之的“作业”,评论到:“他们( 尤其是丁光训、陈泽民等在教会内有地位而又能进行神学著述者) 的神学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是,由于他们实际上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并没有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权利和地位,而只能紧跟既定的政治方针,本来已离社会实际很远,又由于神学语言的特征而更加遥远,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某种“悬空的政治神学”(《中国神学与中国社会: 回顾与展望、特征与趋势》)

 “三自”系统内的李克牧师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了丁光训的“三自神学”只不过是新时代的“政主教随”:“江泽民提出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必须从教会内部,从神学理论、淡化宗教信仰逐渐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非丁光训莫属。按丁光训的“神学思想建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督教的福音就自然消灭了。今天全国三自会的神学院都以丁光训的神学思想理论为基本教材。政府十分重视神学院校的建设。政府特派党代表进驻神学院进行指导管理。”(《三自爱国运动六十年的纪实》)

杨庆球牧师在批评了丁光训的诸多异端谬论,指出其危害性“把自由主义神学强加在广大信徒身上,且用政治力量强化‘道德宗教’,。。。不会得到上帝喜悦”之后,又说“在无神论的环境下建设神学思想是艰巨的任务,而丁氏在这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我怀疑这是杨牧师的违心之言(他需要在大陆教会、学校活动),因为诸多核心要义的颠覆还“值得肯定”的话,那么世间便不存在任何“真理”。我的看法是,丁光训的“三自神学”可以说是一篇全方位反基督教的战斗“檄文”,其核心是宣扬“爱国爱教”的双中心——将政治原则放到信仰原则之上。他们的“爱国爱教”是对《圣经》中“爱神爱人”的模糊和反动,用“爱教”取代“爱神”,用“爱国”(连马克思本人都“不爱国”,他说过:“国家是资产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取代“爱人”(河南的李军才牧师因为不同意将“爱神爱人”改为“爱国爱教”,已经被关押),不去爱《圣经》要我们爱的,这是罪;去爱《圣经》没有要我们爱的,同样是罪。康来昌牧师批判到:“忠孝节义的本质都是「从一而终」,都是无条件顺服;这种态度,只能用在神身上。用在国家或其它受造物的身上,就是拜偶像。政权不违背神,我们顺之;政权违背神,我们抗之。。。。用爱国之名行害人之实,是大陆三自教会和台湾爱国福音派的共同特色。他们隔海唱和,以爱国之名攻击王明道和高俊明等人。看这一对齐鲁之政、兄弟之邦之天衣无缝的配搭,不能不深信政权是一个堕落的势力;去依附它、歌颂它、爱它的,都会堕落,即使是神的儿女,也难以幸免。”(《井歌》)“爱国爱教”在“建党70周年”献祭活动中加码了——在前面加上了“爱党”,赤裸裸表明了三自的“信仰”如同耶罗波安“宗教改革”的“金牛教”一样,在似是而非中将信众引入罪中;也与历史上佛教“我非拜天子,乃是拜佛耳”如出一辙。按台湾学者曾庆豹揶揄的话,“三自神学”不是“公共神学”而是“公公神学”。北京守望教会在《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的声明中说到:“确实,对于一个非教会性的官方组织来说,可以如此要求“爱国爱教”,即把爱国放在前面,但对于一个教会来说,爱主永远是第一位的。爱国并非教会在这个世界存在的主要使命,更不是教会存在的基础。如果爱国成为教会在这个世界或这个国家存在的前提,那么这是教会根基的根本性错位。”

更为可笑的是,三自见执政党禁止《圣经》的招数无效时,还准备重编《圣经》,让《圣经》中国化。 “三自”的“中国著名基督教学者”谢扶雅狂妄地企图“和上帝订立一份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与上帝的新关系的中国本的新约”。他写到,如果耶稣基督降生在中国,他会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是可以不变的,他都会把这些纳入自己的话语。因此,“要帮助中国人做好一个中国国民,帮助儒教徒、道教徒、佛教徒做一个上乘的儒教徒、道教徒、佛教徒。”(《巨流点滴》)他于1970年底致函封尚礼牧师,提出中华基督教会使用的圣经,可由四部分组成:(1)新约全书;(2)旧约录要;(3)儒经备旨;(4)道佛举隅。因为“中国的儒家经典之中,诗书两经、易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已沿用几达千年,已成为中华的一部分“律法及先知”。至于道家老庄,中国佛藏,都是中国高僧所撰,绝不稍逊旧约中的先知书。认为耶稣承袭犹太的律法及先知教训,他说不应废弃,要予以成全。若耶稣生在神州,他也要说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不可废弃,应予以成全” 。这绝不是“极左”时代的“极左”言论,由教育部通过教材篡改《圣经》的事例就发生在当下。“三自”发布的《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8-2022)》,其中就包括“推動《聖經》詮釋的中國化”;卓新平在《圣经中译本及其教内外审视》一文中放出风来,他说:“中国教会持守传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变革和思想文化的精进,所以教会仅从汉译圣经这个层面就应看到其发展滞后的一面,由此应有奋起直追的意向和准备。教会的现代语言尤其是其宣道讲经所必须的圣经语言应跟上时代。所以说,以现代汉语来重译《圣经》,有着现实必要和文化深意,这也是从《圣经》汉译上对中国教会的呼唤和激励。”他们不敢在教会内率先推行,于是便通过其它教材试水。在一本由教育部“中等职业教育德育教育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的“中等职业教育教科书”《职业道德与法律》中,有这样一段:“耶稣曾对群情激奋要打死一个犯了罪的妇女的众人说:你们谁要是没有犯过错,就上前来打死她。听了这话大家都不再向前了,当众人都退去时,耶稣拿起石头打死了这个妇女,并说到‘我也是罪人’”。这个在《约8:11》中的著名故事(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被这样毫无底线地胡编乱造,这就是所谓的“《聖經》詮釋的中國化”——不但完全改变故事结局,而且宣布三位一体的圣子耶稣不但是刽子手,而且自认‘我也是罪人’。(参见《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教社政〔2005〕11号))这绝不是“事故”而是“世故”。“社会”如此,“教会”自然跟风: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的官方微信「天風大書坊」內,其出版的書籍中,「基督」兩字均改為「JD」或將「基督」兩字塗上,於是,中國基督教,就成了“中國JD教”——你完全可以解读为“中國极毒教”。而家庭教会传播《圣经》则往往涉嫌“非法经营”,如浙江临海市基督徒张小麦,就因销售基督教书籍被判7年有期徒刑,罚款20万人民币,所扣的12,864本书予以销毁。其他如“中华福音团契”的赖晋强、基督徒傅炫娟等都遭遇同样的罪名。而由“世界圣经公会”提供版权并各种印刷条件,由三自南京爱德印刷厂印制的《圣经》,也被悄悄地“动了手脚”,如:《罗马书3:1-7》英文注释为:“上帝容许基督徒不顺服政府,仅仅顺服政府,是不顺服上帝的”;爱德版改为:“上帝容许基督徒不顺服当权者,那是因为当权者的行为明显有悖上帝。”现在,翰林院学士石衡潭博士除了到处鼓吹《论语》与《圣经》对读外,他说:“教会完全可以发起新一轮的阅读四书五经运动,鼓励神职人员和信徒阅读,也带动全社会走近儒家经典。具体来说,教会不应仅仅有圣经的查经班,也需要有四书五经的查经班。。。我们说不要太固执于“有神”与“无神”之争、“信的”与“不信”之别”(《中国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而许多地方的三自教会,也硬性规定讲道必须参考石衡潭的《论语遇上圣经》。2018年3月24日,山东省基督教两会成立了齐鲁神学研究中心,目的是推动儒家文化处境下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思考与研究,确立了“以圣经文本研究为基础、以两千年教会历史为借鉴、以儒家文化为表达、以回应当代社会与教会需要为目标”。《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下属的一份民粹主义强烈的小报,在英文版深度栏目以《孔子走进教堂》为题,报道了石衡潭在基督教堂内开展的“圣经论语对读”活动。该文写道,“这是一个礼拜日的下午,一小群基督徒正在进行常规聚会。他们以唱赞美诗开始,并举手敬拜。随着一声‘阿们’,祷告结束,他们坐下来开始学习,但所学的不是《圣经》,而是孔子的经典——《论语》。” 石衡潭在孔子学院的鼓舞下,还扬言“要把‘圣经论语对读’运动开展到北美的教会”。一些三自教会的牧者收到信息,告诉他们和合本《圣经》即将收回,将由一种另外翻译的版本代替。这让我们记起希特勒的“神学研究中心”篡改《圣经》的往事。希特勒版《圣经》把关于犹太人的内容大幅删减,还把“摩西十诫”改成了“纳粹十二诫”,耶稣变成了德国人。还硬生生塞进“尊敬你的元首和主人”“快乐地为人民工作和牺牲”等“基督教德国化”的内容。《圣经》指出:“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启22:18-19,参申4:2; 12:32; 箴30:5–6)。不论是所谓的圣灵的新启示,还是人的遗传,都不得于任何时候加入圣经(《提后3:15,17》;《加1:8,9》;《帖后2:2》)。对于“中华基督教会使用的圣经”我们嗤之以鼻——最普通不过的基督徒,都会相信《圣经》的无误性,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方式,我们唯独“一本正经”,而不需要添加“四书五经”。而且,我们遵守的传统是《圣经》的传统,《圣经》与传统不能分割。近三百位教会领袖与神学家共同制定的《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写到:“旧约正典在耶稣的时代就已告完成。新约正典也是已经完成,因为今天已不会再有新的使徒,为历史的基督作见证。在基督再来之前,不会再有新的启示(此与「圣灵光照我们明白现存的启示」不同)。「正典」基本上是由圣灵默示而创作的;教会的责任,是要辨认出神已经创作的正典,并非由自己另订安排一套正典。”

《圣经》中说:撒旦会扮作光明的天使(《林后11:14》),引诱人脱离神国、沉迷世界(《弗6:11》《提前3:6》),蒙蔽人们的心灵(《太13:19》),攻击神的子民(《启12:12》),他又是“这世界的王” (《约12:31》),而逼迫神的教会的政府别迦摩,也被称为“撒旦的住处”(《启2:12-13》).

即便如此,撒旦只是这世界幽暗势力的王,神仍然在世界掌权,撒旦已经被捆绑(《启20:2》),被审判(《约16:11》), “三自”首脑们大大得罪于神,我们出于爱对他们劝勉到:“以色列家阿,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事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结20:39》)因为《圣经》说了顽梗的下场:奉別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治死。(《申18:20》),对此我们深信不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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