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王安江

  我生命过程中交往过各色各样的朋友，地位最“低下”的是一位乞丐，但他同时又是我尤其尊敬和珍贵的朋友。

  他叫王安江，贵州台江县棉花坪村人。我是这样认识他的：一天，无聊中的我随意翻看电视，偶然看到一个介绍苗族农民王安江的节目，说他在几十年的时间中，依靠行乞的方式，收集了完整的《苗族古歌》，但却出版无门。。。。。。对于苗族文化素来热爱的我如遭雷击：苗族历史上曾有过百战百败的血腥，有过千年被驱的飘零，有过万里迁徙的跋涉。但尽管如此，苗族同胞的古歌旋律从来不曾喑哑。苗族歌师们苍凉的吟唱，穿越了数十个世纪而不消逝。久远以来，苗族同胞们每当团坐在婚丧聚会的火塘旁、在举行神鬼祭祀的场坝上，甚至在慷慨赴死的出征前，在马革裹尸的葬礼上，人们都可以听到那些如泣如诉的、惊天地恸鬼神的歌声——难道这伟大的古歌命该当绝？难道这伟大的古歌命该绝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气急败坏的我立即拨通在黔东南文联当主席的同学陈波的电话，询问王安江的情况。陈波知道这个人，但更进一步的情况也就不了解了。

   从那天起，我逢人便打听王安江，希望能帮助他完成出版《苗族古歌》的心愿。时，有个国际知名的“环保人士”廖晓义来黔，向我讨教拍摄一部介绍中国文化骗鬼子钱的片子《天知道》（片名是我取的），我打听王安江，她一边也听到了。

她在下乡采风途中，无意了解到王安江的下落，便打电话告诉了我，我立即赶去200多公里外的王家。

   知我要去，王安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猪杀了，看着他家的穷困，我淌着泪咽下他的心意。我问他把透风漏雨的房子修一修要多少钱，他儿子在一旁插嘴要八万，王安江看出我的心意，说：你能帮助我出版书便是天大的好事，我不要稿费。饭后，我与他签了一份合约：由我出资去出版《苗族古歌》，同时支付他八万元稿费。临走，我又给了他几千块钱。

我把此消息电话告诉了廖晓义，意在把能帮助王安江完成出版《苗族古歌》的喜悦与她分享。廖在电话中极不乐意，说应该把这事当题材，由她到国外去募捐来做。我说不必了，我已经说服老婆，砸锅卖铁也要帮王安江出这部书。

第二天，王安江的儿子赶来贵阳，说要拿回书稿，同时退回我给他们的几千块钱。我很纳闷，怎么隔了一天便有如此大的变化。王安江的儿子看瞒不过，只得老实交代。原来，廖晓义以“奥运官员”名义给县里打电话“报案”，说一个个体户偷走了他们的民族宝贝。县上派来两个领导，当晚赶到王安江家，说服工作做了一夜，并保证县里会拿专款来出版这部书。我大喜，促成了王书的出版，我还可以不用花钱。遂将那一麻袋稿件奉还，同时表示那几千块钱是我给老人的心意，不用退还。事后心里对廖晓义还是有气，遂打电话骂了她几句，大意是不该用老人一生的心血来搏你的名利，廖旋即挂断电话不理我。

一年过去，我已忘掉此事，不想有一天，王安江与他的儿子背着那一麻袋稿子又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前。原来，廖晓义并没有化来缘，县里拨的一点点经费“被喝酒喝完了”，无可奈何的王安江又想起了我。正好，贵州大学出版社刚成立，我的挚友、大学问家宋立道当家，还没等我说完情况，宋兄就同意了。 

关于《苗族古歌》与王安江的情况，我写在“出版缘起 ”里，抄录如下：

有这样一首歌：

它一月、两月唱不完

它伴随一个族群两、三万里涉水爬山

它唱了四、五千年从未中断

它的旋律在世界各地七、八百万苗人血液中贯穿

苗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当黄河流域出现人类文明之初，便有了苗族的远祖。他们与其他古代氏族部落一起，创造了最早的东方文明。他们最早进入农耕，较早发明铁器，率先运用法律，是远古东方的先进民族。

　　然而，苗族似乎命定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和因此带来的迁徙流离、居无定所，几千年来成为这个民族的宿命。在与华夏部落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数战于中原，决战于涿鹿，直杀得“雨血三朝，地坼及泉，日妖霄出，鬼哭于郊”；苗族远祖失败后首领蚩尤被砍头，他戴过的枷锁，掷于大荒之中，化为火红的枫林。那片火红的枫林，与涿鹿大战的悲壮故事一起，流传后世，震撼人心！

　　这个伴随血与火走过来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他们把对古老家园的记忆、幸福生活的向往、迁徙路线的追溯、民族精神的凝聚，都积淀在一首充满悲凉的歌中，一代又一代地传唱，一直唱了几千年。

　　这就是《苗族古歌》。

　　《苗族古歌》是苗族人民的苦难史，

　　《苗族古歌》是苗族人民的心灵史。

　　《苗族古歌》之于苗族的文化地位，就好比与他们同样遭遇的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一样，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亘古不变的精神支柱。

　　对于整个中华文明而言，《苗族古歌》是人类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所包含的神话、传说、历史、文化、科学、情感和风俗信仰因素，是人们认识苗族的一个重要途径。它荷载了苗族文化中最为可贵的种种观念：万物有灵、生命神圣、众生平等，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并在事实上启迪着人类的生存态度。

　　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苗族社会与其它中国农村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化、城市化、一体化、商业化，所有这些都势不可挡地、迅速地改变着苗族社会的文化生活，以至文化基因。电视、电话甚至电脑都已经进入苗家山寨；大众特点的流行文化在悄悄地冲刷并侵蚀着古老的苗族文化传统；前所未有的一统的社会基层组织已经改变了苗族社会的肌体；苗族青年们一批批地涌入城市打工就业，他们世代生息的家园正变得日渐陌生；全民一贯的基础教育使得单一民族文化的传承已经无已为继……。文化生存环境的改变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失落，以往肩负薪火相承文化责任的苗族歌师们，连同他们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苗族古歌》日渐湮殁。多少世纪来一直在生长更新的《苗族古歌》，正面临着其他一些古老文化财富在后工业时代的似乎无可挽留的命运……

　　当卡拉OK正随我们追求的现代化从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向西部蔓延扩张，当文化短视甚至文化失明的患者正对贫乏的“普世的”商业文化产品趋之若鹜或沉迷其中的时候，贵州的苗疆出现了这么一个苗族的行乞者，一位歌者，一位诗人。

　　有这么一个人：

他一无所有，风餐露宿，乞行天下

他一诺千金，义无反顾，长歌当哭

他终其一生，无怨无悔，堪比荷马

　　人类历史上有少数名垂千古的乞丐，人们首先想得起的就是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还有清末那位兴办义学的武训，或许现在，您要再记住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叫王安江的苗族歌师。

　　王安江，出生在有“苗疆腹地”和“天下苗族第一县”的贵州台江县棉花坪村的一个普通苗族农民，追着牛屁股讨生活本来是他和与他一样的中国农民世代不变的生活方式，可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盘歌劝酒”改变了他一生的生命轨迹。

　　那是1967年“苗年”，寨子里娶来一位新媳妇，按规矩要由本寨的青年们送她回门，王安江是送亲队伍中的一员。新媳妇娘家住在苗俗传统深厚的嘎养吓大寨，款待送亲队伍的酒席摆上来，自然要“盘歌劝酒”，对不上歌就要喝酒，不会对歌的王安江与本村青年被灌得酩酊大醉。醒来后王安江感到失魂落魄，感到从未有过的挫折：对方寨子姑娘小伙们演唱的古歌在他的头脑里三月不绝，那是天籁，那是机智，那是知识，那是历史。对啊，那还是苗家灵魂的绝响，是苗家祖先与后代的对话！

　　王安江从此迷上了苗族古歌，到处找人学歌。耕田时学，赶场时学，白天学，晚上也学。听到哪儿有人会唱，便追到那里去听歌学歌。一天，他来到离家不远的凯棠乡来会那里的歌王固沙，老歌师要求与他先盘歌——以唱古歌来一决高下。固沙与他盘起歌来，你来我往，一问一答。歌，唱了两天两夜，但未见输赢。固沙心底里暗自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不久，固沙病重，弥留之际，找人将王安江招到床前，他对王安江说：“商（王安江苗名），前人不摆古，后人忘了谱，古歌如失传，苗家没了魂。你是我们苗家的根，要把古歌传下去啊！” 固沙将几首埋藏心中最隐密的古歌传给了王安江，才撒手瞑目而咽气。

　　于是，1968年，当整个中国都在“文化大革命”旗帜下砸烂一切人类文明的时候，一个农民、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普通苗族农民却背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走上了一条收集古歌的人生苦旅。如果说，王安江之前收集古歌还只是兴趣的话，现在成了责任：这不但是一个歌师的临终嘱托，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无声嘱托啊！

　　从此，王安江迈着比从前更沉重的脚步，走村串寨，寻师访歌，他嘴里哼着古歌、肩上担着手稿，饿了，讨一口剩饭裹腹；渴了，饮一口山泉润喉。山路旁，牧童们远远地看见他，都会大呼小叫：“歌疯子又来了，歌疯子又来了。”夜晚， 牛圈里，月光照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整理纸片，忘情地哼着白天学来的古歌。

　　王安江这一走，便是五万多里，相当于绕地球走了一圈，他的足迹循着古歌之声而去，踏遍了台江、雷山、剑河等贵州苗族县、市，也踏遍了云南、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的六百多个苗族村寨，甚至远至东南亚，越南的苗家寨也有他的足迹。

　　王安江这一走，便是一辈子，人生的三百六十五里路呀，从青丝走到白头。

“歌疯子”王安江沉溺在他的古歌世界，他的今生此世是为歌而生的，但他却苦了自己的老婆杨荣美。杨荣美独立撑起一个穷困的大家，累病了，王安江没有回来，累死了，王安江仍不在家。

　　他的大儿子绝望之余，脱下孝服，点火烧掉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恨恨地对弟妹们说：“我们家太穷，考上大学无钱上，不考学校无前途，你们就各自逃难去吧。”然后吞下一包鼠药自尽了。老二、老四一发狠，跑到深圳去擦皮鞋，发下毒誓永不回家。等王安江千里迢迢赶回台江的家中，守灵的老三冲上来，抢下他肩上的一包稿纸，发疯似地扔进了池塘！ 王安江手中捏着老婆儿子的遗照，呆坐在四壁透光的屋内，无语无泪，身后传来老三的哭诉：“你这个狠心的人，不管我们为什么又要生下我们啊”。半响，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从王安江干瘪的胸中爆发出来：“老婆、儿子，我欠你们太多了。”

　　半个月以后，山间小道上，人们又看见了那个熟悉的“歌疯子”，一如从前肩着稿、哼着歌……

　　有这样一本书：

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五千年的厚重

它记述着一个人一生的心血

它表达着一群出版人的良知

　　七十四岁的王安江，患着严重的心脏病，生命已快燃到尽头。但他还有一件事放不下，那便是毕其一生千辛万苦收集来的《苗族古歌》出版还没有个着落。他到县里上访，领导说：“我们是个穷县，发工资都困难，有心无力啊”；他找到多家出版社，人家回答：“这种书不赚钱能卖给谁？”他先后写了上百封信四处化缘，可这并不像当年讨口剩饭那样简单。曾经有一位国际知名的人士找到他，要买下书稿拿去国外。王安江不同意，他隐约有一种担忧：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贝，怎样要拿给外国人呢？

　　王安江死了好几回都死不去，人们说，就是书稿的事还在他心里搁着。

　　刚刚成立的贵州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

　　编辑组一致做了两项决定：第一，本书定名为《王安江版苗族古歌》。这是为了表彰王安江一生以生命为代价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是要通过王安江个人传唱的形式保留古歌的“原生态”。使它在古歌演唱的众多门派、众多形式中保持“王安江”的脉象。它与所有之前出版过的《苗族古歌》最大的不同，便是歌师站在台前，不再被知识分子“掠美”。在这本书中参予编辑工作的所有专家学者都只是王安江的“助手”。

　　第二，本书采用多种手段，立体记录原生态状态的《苗族古歌》。既有苗文的记录，又有汉文的直译和意译，还有王安江演唱全本录像、录音；考虑到《苗族古歌》作为口传文学必然消失的趋势，用现代的方式转换它的传承模式，成为本书关注的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更是一部留给人类文明宝库的书。

我为《王安江版苗族古歌》当了一年义工，对王安江演唱的《苗族古歌》全文录像录音。录像录音的过程中，每天补贴王安江一百元，王的儿子便耸恿老人慢慢唱。王安江正色道：“我命都不要就是为了收集出版这部书，还贪图每天的一百元？”我知道这些细节后，更加尊敬王安江。

我亲手设计装帧：用苗族男性服装作包袱外形，象征王安江行乞天下收集苗族古歌的一路艰辛，也象征苗族古老传说中兵败逃难渡过黄河时遗失水中的那部圣书。苗族先民的服装特点是五色、左衽、盘扣，服装材料惯用“苗家三宝”的苗绣、苗银、蜡染，这些元素都被我用到了设计中。全部装帧用手工制作完成，使形状上的“手上记忆”与内容上的“口传记忆”形成呼应。

出版的第一本书，我与王安江拿到固沙坟前烧祭，告慰老歌师的在天之灵！

为了王安江，我与廖晓义断了往来。廖晓义一如既往在她的“国际舞台”上不断获得各种光辉灿烂的荣誉，王安江虽然没有一如既往当他的乞丐，但仍然一如既往当他的农民。我也与廖晓义君一样一如既往的未能免俗：我希望200年或更久的年代后，那时的人根据这部书来了解早已失传的《苗族古歌》，会说：多亏有了王安江，多亏有人出版了这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