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课：中国教会在社会转型中的责任三：祭司的代赎职责

①、“替代性赎罪”的人类学背景：  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是创造-救赎，而救赎的终极方案就是耶稣的“替代性赎罪”。对于不在古代处境中的现代人，我们很难向同胞解释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古代社会的常识。实际上中世纪的教会中就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学是不完善的基督论，基督论是实现了的人类学（拉纳尔）。有一句古话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这是古代人生活的基本面：向神求取与向外征服。向神求取依靠祭祀，向外征服依靠军事。在这个关系中，祀是高于戎的。因此，各民族都有向神的献祭制度。这些活动的主持人称为祭司，祭司必须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只有他可以接触到神而其他人不能够；二是他并不是为自己接触神，而是代表人民去求取神的庇护。因此，祭司就是“神与人的中保”。

  祭司的地位很崇高，而献给神的祭物也是人们最珍贵的。人类的第一次战争就是因为献祭的祭物攀比引发的（该隐杀约伯）。《利未记16：21-22》的描述：献祭仪式中，祭司把手按在祭牲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表示把罪归在祭牲身上，意味着献祭者与祭牲的认同，没有认同，就不能归罪，而认同，就是一种替代关系：献祭者的罪归算在祭牲身上的“替代”。在特殊重大情况下，这种替代关系延伸为献祭者祭司本身就是祭物，因为他是人中“最珍贵的”，又是唯一“代表人的”，还是唯一可以“亲近神的”，比如中国“商汤祷雨”故事就证实了这个观点。这也是“献为活祭”的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出处。《圣经》上的解释与人类学的解释都是共通的。《出埃及记》中“逾越节的羔羊”也是这一观点的旁证，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林前5：7》）。传说甘地读圣经读到《利未记》，看到人类的罪必须靠牺牲祭物“代赎”来解决，并且承受了人类的罪的代赎祭物必须要死，他就读不下去了，因为他既不明白基督教“替代性赎罪”的神学解释，印度民族的文化中也没有“替代性赎罪”的人类学解释。这样来看，我们中国人比起印度人要幸运一些,我们的文化中有“代赎”的观念。

  在一些解经家看来，“救赎”的词源来自罗马奴隶市场的交易（如我们引用的《穆迪神学手册》），是“商业”词汇的借用（他的原话是“‘救赎’这词，来自希腊文agorazo，意思是’在市场买回来’，通常是指在市集买奴隶回来。这个词用于形容信徒，从罪的市场中被买回来，而且从罪的捆缚中被释放。让信徒重获自由及获得释放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的死”。的确，“赎价”二字，希腊文是lutron，意思是指付出金钱，叫奴仆得自由）；其实从词的来源学来看，应该从以色列先民的“赎罪祭”“挽回祭”就表示了出来，是“祭祀”观念的继承（从《希伯来书》特别强调基督的“大祭司”身份可以看出）。《以弗所书5：2》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罗马书5：8-9》：“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祂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祂免去上帝的忿怒。”《启示录1：5》说：“祂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希伯来文一直用brit这个来源不确定的单词来代表约（covenant）,它源自动词bara（切开），这是上古时期杀牺牲祭祀的普遍做法，我们不但从《圣经》中，也从各种人类学著作中读到这种行为。

②、“替代性赎罪”的神学解释：替代（ substitute，用…替代），“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来8：3》）“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前2：24》）“神使那义的代替不义的”就是替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53:5》）就是替代，基督设立最后晚餐时，他已说明饼和酒是代表他的身体和血；这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叫罪得赦（《太26:26至29》；《可14:22至25》；《路22:15至20》），赎价就是他所流的血，更将“替代”的意思表露无遗。《希伯来书》的核心主题就是大祭司：“所以，祂凡事该与祂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来2:17》）。从基督教神学来认识，我们要知道“替代性赎罪”是神使用的救法。神用不同的方法让人明白十字架的救赎，祂先使人类经历大洪水——除灭罪也就除灭了人；后经历出埃及——社会解放也不能除灭罪。神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不能消灭罪吗？不是，而是神要让我们明白祂的心意和“替代”的方法：能够除灭罪的只能是血，能够拯救生命的只能是生命。神不断在教我们：伊甸园中亚当夏娃犯罪，神杀了一只羊（原文中是“动物”）给他们做衣服，是一只羊“替代”两个人；逾越节神让以色列民杀羊用血作标识，是一只羊“替代”一家人；在西奈山赎罪日神让以色列人献祭，是一只羊“替代”一个民族；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是以身作神的羔羊“替代”全人类。《圣经》描写耶稣基督“替代性赎罪”的各个角度：“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就知道这是古时候祭司的职能与特性，表示将自己作为“牺牲”。在以色列，每年一次的赎罪日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众人的罪都归算在他的身上，来到宝座前求赦免。神“处境化”地告诉人们永远的大祭司耶稣更其如此。施洗约翰看見耶穌的第一句话是说：“看哪，這是神的羔羊”（《约1:36》），说明施洗约翰不但明白耶稣的先知、君王身份，更强调的是祂的祭司的“牺牲”身份（耶稣的祭司身份参见《希伯来书4:14》：“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耶稣自己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太26:28》《路22:20》）保罗说：“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后5:14-15》）。耶稣“道成肉身”只有两个目的：作为先知传讲神的道和作为祭司上十字架。因为神不可能在他的公义和律法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宽恕人的罪过，祂的律法要求对罪进行公正的惩处。基督赔付了律法所要求的惩罚，代替祂子民承受了律法的诅咒。《腓立比书2：8》：“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加拉太书3：13》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穆迪写到：“有两个希腊文前置词，是用来强调耶稣死亡代替性的本质的，一个是anti译成’为了’，意思是基督’为了’罪人而死（《太二十28》  ；《可十45》）。另一个前置词是huper，也翻译成‘为了’，意思是基督‘代表’或‘代替’罪人而死。（《加3：13》 ；《提前2：26》  ；《林后5：21》  ；《彼前3：18》）。《腓利门书13》也显出huper 一字有’代替’的意思。”（《穆迪神学手册》）。莫尔特曼也说：“神的恩典与公义，唯借真正的代替、独一的献祭、角色的交换才启示出来”。《威斯敏斯德信条》总结上述经文说：“主耶稣把祂那完全的顺服和自我的牺牲，藉永恒之灵，一次献给上帝，便完全满足了祂父的公义，不仅为父所赐给祂的人买赎了和好，也买赎了天国永恒的基业。”改动鲁迅的一句诗来表述耶稣的“牺牲”身份，叫做“我以我血荐上帝”，用来表述“以马内利”的耶稣与我们的罪同在并以自己的义来替代，我认为会更加深刻，这一真理在系统神学中表示为“与基督的死和祂复活的大能联合”（参见《罗6：1-4》）。

3、耶稣十字架上的“替代性赎罪”：按照《圣经》的观点，神对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是创造和救赎。创造已经完成，救赎正在实施。救赎在《新约》时代通过耶稣的先知、君王和祭司身份来完成：耶稣在世时用语言传讲真理传达神的义，用行为表达怜悯启示神的国，体现的是“先知”职责（参见《赛42:6，7》，这是《圣经》中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的原因）；在十字架上“替代性赎罪”（耶稣的死用拉丁文来说是 vicarious，意思是’一个代替一个’），体现的是“祭司”职责（参见《诗110:4》，这是《圣经》中耶稣被称为“神的羔羊”的原因）；而耶稣的再临，在“千禧王国”执掌王权，体现的是“君王”职责（《诗2:6-8 》，这是《圣经》中耶稣被称为“大君王”的原因。我对耶稣的“君王”身份与加尔文的理解秩序上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写道：“.他被差派，首先来做先知，传扬真理，成就预言，教导又行使父神的旨意；其次来做君王，治理全教会和众肢体，抵挡各种仇敌保护他们；再次来做祭司，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除罪，借其顺服叫神与我们和好，在父面前永远为他的子民代求” ）。毫无疑问，耶稣在十字架的死，就是他执行祭司事奉里最重大的祭奠仪式，是上帝赐下救赎唯一合法有效的根据。无论《旧约》还是《新约》，耶稣基督的“替代性赎罪”都是清晰显明的：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

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53:4-6》）

“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45》）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前2:2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

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来 2:14–17》）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了”（《来10:14》）。

“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弗5：2》）；

“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约一4：10》）；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前2:5》）；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来6:19、9:12》）。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25问：基督执行祭司的职分，是一次性的将他自己献上为祭，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且为我们继续代求。耶稣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为要将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弗2：13-16》）用生命完成了人类罪的救赎的耶稣，代人类承受了律法对违背律法者所宣布的咒诅，甘愿受按照律法来说是招致神咒诅的死刑，以此救赎在律法以下之人免受咒诅。

有位神学家巴恩豪斯用巴拉巴的例子来解释基督的死所具有的代替性质，他说：“巴拉巴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说，耶稣实际代替了他位置的人。但所有基督徒也可以说，耶稣基督在属灵上代替了他们的位置。”（转引自博爱斯《罗马书注释》）。这个对比太直接冲击人的神经了，是的，我们都是巴拉巴，有罪的是我们，该死的是我们而不是耶稣，可是，死的却是耶稣。巴恩豪斯总结到：“基督教的信仰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我该下地狱；耶稣取走了我的地狱；他将天堂留给我。”

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在前面我们已经解释了“替代性赎罪”是神使用的救法，是一种神学性的阐释，因为救赎的本义就是将人类从罪和死中拯救出来。神曾经用大洪水来对人类的罪施行审判，但那不是神真正的审判，而只是祂为了预告人类耶稣上十字架的必须和必然。因为大洪水也只是物质的手段，它不能对付人的罪，它在消灭罪的同时也消灭了人，这相当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创造。神的意思是：大洪水只是给你们一个预警，让你们知道十字架才是真正的救赎。这里我们再把它放在“历史”中来看。耶稣的年代，“救赎”有三种方式：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文化改革、奋锐党人的政治革命和耶稣的“替代性赎罪”（其实整个人类历史都贯穿这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消极的，律法只能让人知罪而不能消除罪；第二种是冒进的，即使可能带来民族解放也无法消除罪，而且会让胜利的一方继续犯罪。这两种方式都是“人的方式”，终极意义上都是在建造那永远建不成的“巴别塔”。只有耶稣的“替代性赎罪”是“神的方式”“神的救法”，这是人类历史的终极解决方案：《彼前2:24》：“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来9:14》：“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来10:14》：“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3:36》），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后，保罗说：“相信圣子的人不会“因罪被神忿恨，因为圣子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带走了神的忿怒”（《罗5:6》）“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忿怒。”（《罗5:9》）。那些不相信圣子、不接受他为救主的人会在忿怒的日子得到审判”（《罗2:5-6》）。作为公义和公正的上帝，照着祂的本性必然对罪作出忿怒的反应。这种忿怒必须通过基督之死来消除，以满足上帝的公义。正是耶稣上了十字架，用祂的义交换我们的罪，才形成所谓“替代性赎罪”，因为不经审判和惩罚，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来9:22》“既然藉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西1》另见《赛 53:6》《林后 5:21》））；因为要“替代性赎罪”，才有Agape这种牺牲之爱即圣爱，有了Agape这种牺牲之爱，才是人类得救的唯一路径。这替代性救赎的拯救就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生命之道，是赐人永远生命的福音。耶稣的Agape是对所有世人，耶稣的替代性救赎是替所有的罪人，但有些人就因为不认识耶稣拒绝这种爱而自寻灭亡。

④、“替代性赎罪”是基督的爱也是基督徒的责任： 《圣经》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教导：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5:14-15》）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帖前5:10》）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吗？”（《来9:14》）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8》）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来7:25》）

这些经句都指向一个方向：“替代性赎罪”是基督的爱也是基督徒的责任。教会作为“罪人”组成的群体，我们与其他同胞一样都是“罪人”，唯一的区别我们是一群“认罪的罪人”，我们的罪已经“归”在耶稣身上了。但即使“认罪的罪人”也没有“替代性赎罪”的能力，也没有“替代性赎罪”的权柄。是耶稣明确授权我们和他一起担当拯救的使命：“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14:12》）耶稣也暗示要将上帝的百姓转变成为祭司的国度，彼得称教会乃是圣洁的祭司和君尊的祭司（《彼前2：5、9》），约翰也说：“（他）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上帝的祭司”（《启1:6》），保罗的说法是：“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林后5:19》）。《希伯来书4:16》更要求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因此，新教伦理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人人皆祭司”——不是“人人皆先知”；也不是“人人皆君王”。当然，“人人皆祭司”在马丁·路德来说强调的是我们可以不经任何人间的权威直接去面对神，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真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来10:19-20》）；但是，祭司是神人之间的中保，耶稣一再要门徒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好为自己和人民的愚妄把血献上”（《来9：7》），就是要求我们要用耶稣宝血赎回来的生命，走上耶稣基督亲自示范并指示我们的“替代性赎罪”道路，用我们的生命去唤醒同胞的生命——这是神交给教会和信众的责任和使命——因为十字架不但是救赎性的，也是启示性的——是“显明祂的义”。换句话说，耶稣不是要我们靠在十字架上等待主，而是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

a、“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使”人悔改：  前面我们探讨了“谁是祭司”即“替代性赎罪”的角色，现在我们探讨“替代性赎罪”的目的——以血换血、以命抵命到底为的是什么？“替代性赎罪”的目的是引起被替代者的认罪悔改，神因此不再追究他（们）的罪。在耶稣已经为人类“替代性赎罪”之后，为什么还要我们也参与其中？在希腊原文里，“悔改”和“赦罪”之间有一个介系词，直译是“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说明悔改是赦罪的前提，也是被赦罪的原因。悔改是人的工作，指对罪的唾弃；赦罪是神的工作，指神对人类的救赎。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造桥者”的我们既要“替”人悔改，更要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使”人悔改（祭司在希伯来原文中为“造桥者”）。我们先来谈“使”人悔改。分享两段《圣经》故事：其一是亚伯拉罕为所多玛祈求辩护（参见《创18：6-33》）。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亲密到神将毁灭两个城的“天机”特意告诉了亚伯拉罕：”我所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创18：17》）亚伯拉罕凭着"爱众人的心"（《彼后1:5-8》）充当了所多玛、蛾摩拉的“辩护律师”，他的策略是“有罪辩护”："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又问说:"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毁灭全城吗?……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有三十个怎么样呢?……有二十个怎么样呢?……有十个怎么样呢?……"(创18:24-25) 神派天使到所多玛“取证”，证明“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3:10-12"》），所以俩城最终还是被神毁灭了。审判官耶和华的“判词”明明白白：“人子啊，若有一國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斷他們的杖，就是斷絕他們的糧，使饑荒臨到那地，將人與牲畜從其中剪除。其中雖有挪亞、但以理、約伯這三人，他們只能因他們的義救自己的性命。這是主耶和華說的”（《结14:13-14》）。第二个故事是约拿即使躲进鱼腹也没有躲掉的使命——进尼尼微城宣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尼尼微大城虽作恶多端，他们肯定不是义人，但虔诚地认罪悔改，“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神的后悔希伯来词nacham，意为“平息了”，指“神因着人的变化，其旨意也发生相应的转变”的意思），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拿 3:10》）。这两段故事结果正好相反（后来《那鸿书》记载：“尼尼微因着他们的罪要被毁灭，却因着悔改而得赦免；但是当他们又回到罪中，审判最终追上了他们” ），是神更喜欢信心不足的约拿而不喜欢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吗?是尼尼微人的罪比所多玛、蛾摩拉人的罪轻吗？是所多玛、蛾摩拉没有“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儿童不足以引起神的怜悯吗？显然都不是，前一个故事中亚伯拉罕虽然替所多玛作的是“有罪辩护”，但其是向“法官”讨价还价，不可能引起两城人民的悔改（只有罗得一人“被称为”义人，上帝放了他们家一马。神有祂一个神圣的原则：若没有代祷，祂就不能拯救任何人。在创世记十八章，神临到亚伯拉罕就是要他担任代祷人而不是辩护人，但亚伯拉罕没有领悟到神的启示）；后一个故事中约拿直接向“尼尼微人”宣告神的审判，尼尼微人群体性“虔诚地认罪悔改”，神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可见，“悔改”与否是神最重要的审判依据（在《耶利米书》中耶和华说：“我何時論到一邦或一國說：要拔出、拆毀、毀壞；我所說的那一邦，若是轉意離開他們的惡，我就必後悔，不將我想要施行的災禍降與他們”《耶18:7-8》）。同理，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担当多人的罪”，而我们却并不认罪悔改，那耶稣“道成肉身”何意？“上十字架”何义？约翰·卫斯理的“大复兴”运动之所以成功，就是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认罪悔改，从而归向了基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借佐西马长老说出了其中的道理：“只要你心里不懈忏悔，上帝会饶恕一切。只要真心忏悔，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也不会有一种罪孽上帝不加饶恕的。一个人也绝不可能犯那么大的罪孽，甚至都无法再享有上帝那博大无边的爱。难道还能有连上帝的爱都无法包容的罪么？ ”“难道还能有连上帝的爱都无法包容的罪么？”就是我们要悔改的秘密。悔改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对于个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按公义审判天下”（《徒16：30～31》）；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结14：6》）；“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结33：11》）。悔改意味著从此我们不是“在世界上”，而是“在基督里”。它被林慈信牧师称为“属灵景况的循环系统”：神的子民犯罪-神审判并惩罚他们-神的子民悔改-神饶恕他们、重新给他们加力、赐他们得胜，这就是“神的道”要我们改变的真谛。历史上，认罪悔改既然能够重塑以色列民族，能够重塑维京海盗，能够重塑英国人民，也就能够重塑中华民族——我们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中撞了几千年的南墙没有回头，再不回到“我死你活”的救赎之路顺服到神面前，中华民族将“走投无路”最终沦为“死无葬身之地”。

b、并非人之常情的“替”人悔改： 现在再来讨论“替”人悔改。当下，我们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使用的方法仍然是“革命”（奋锐党）或“改革”（法利赛）。其实通过上述两个《圣经》故事，我们已经明白“哈爱理命题”中最关键的钥匙——认罪悔改。约翰·卫斯理说：“一切复兴都只可能始于深刻的大规模的认罪悔改”（转引自《真正的复兴》）。认罪悔改是神喜悦的方法。认罪悔改必然自觉自愿为同胞“替代性赎罪”，自觉自愿的“替代性赎罪”又必然引发更大规模的认罪悔改，这就是通过改变人心来改变社会的良性互动原理，换言之就是添加了爱的回路即“爱的方程式”（爱的运行原理与物理世界的电一样，一定需要“回路”，没有回路就不能够持久运行）。一方面，神审判的日子即将来临，生存还是毁灭，摆在中华民族的面前，认罪悔改刻不容缓；而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民族既没有认罪悔改的习惯，也没有向谁认罪悔改的对象，我们这个国家“在上掌权柄的”还认为可以担当“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认识神更不认识罪何谈悔改？当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即三自领导们还拜倒在政权下面，用凡火献祭，拜金牛犊，也没有任何认罪悔改的迹象；当代的奋锐党人民主斗士们被“仇恨”所包围，幻想用革命迎来民族的解放，并不认为自己也是认罪悔改的对象。当下的中国，更像被神毁灭的所多玛、蛾摩拉，而没有尼尼微城那样“虔诚地认罪悔改”的征兆。在这一关键时刻，作为这个时代和这个民族的“守望人”和“祭司”，教会最应该做的就是替代性的赎罪，“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阿，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願你睜眼看，側耳聽，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禱’，承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尼1:5-6》）“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林后5：21》）。而且，替代性的赎罪更应该替在上的君王，因为君王的麻衣，是一个国家通往尊荣的希望（参《诗6》）。本课同学王腾传道在作业中写到：“耶稣的死与复活所带出的是替代性的赎罪，而让所有信他的人得着他替代性赎罪所带出的一切的“义”。这是拯救的秘诀。因此，中国文化被医治的关键点也在这个地方，那就是耶稣的十字架死与复活。”《圣经》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忿怒”（《罗5：9》），我们凭着耶稣赐下的命令，用我们算为“义人”的权柄“替”同胞赎罪，为我们民族不认识神向神认罪悔改，为我们民族崇拜偶像向神认罪悔改，为我们性格中的“自以为是”认罪悔改，为我们文化中的“无天无法”认罪悔改，为“在上掌权的”对基督徒的迫害认罪悔改，愿神的恩典与我们民族同在，“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無人能改變民族的厄運，唯獨整個民族回歸創天造地和守約施慈愛的主，这就是“借着他免去神的忿怒”。当然“替代性赎罪”是神圣的行为，需要我们的“心灵与诚实”，因为“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项，献供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赛66:3》） 。      

 但是，“替”人悔改往往难以被人理解更难以被人忍受：“革命”是人之常情——被人拿走的东西我要拿回来；“改革”也是人之常情——我认为错了我就改正过来；但“替代性赎罪”不是人之常情——你抢了我的东西、杀了我的亲人、毁了我的生活，我没有犯错而是你犯错，凭什么我还要“替你赎罪”？扪心自问，且不说像耶稣一样“替人偿命”，替害你的人、恨你的人坐牢还要引起被你替代的人埋怨、辱骂就是人所难以承受的，“替代性赎罪”就是苦难、逼迫、委屈、自讨苦吃的代名词，也与亲朋不理解，社会不承认，国家不容忍相伴随。“替代性赎罪”真的太难为人了，它不是人干的，是神干的，是神之常情。可是耶稣偏偏又要我们效法祂：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5：44—48》）。

保罗也这样劝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

只有住在基督的爱里面，才有可能“替代性赎罪”，也才有可能说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也正是因为耶稣的替代，他才具有审判的权柄——“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约5:22》）因此他才会宣布：“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约5:24》）耶稣如此不难解释，因为祂本身就是神之子；耶利米、以西结如此也不难解释，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先知；奥斯维辛牧师替人被枪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本身是圣徒。“替代性赎罪”的关键在于饶恕，“饒恕不等于容忍。。饒恕表示我們認真面對邪惡；事實上，饒恕表示我們對邪惡加倍重視。一開始，饒恕表達了我們堅定不移的決心，要把邪惡指出來，而且厭棄它。如果沒有這一步，根本沒有什麼好饒恕的。接著，饒恕表示我們也有同樣的決心，盡自己一切所能，在處理邪惡之後，與加害者重建適當的關係。最後，饒恕表示我們的心已經決定，不再讓所發生的惡行，決定我們之後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這些才是饒恕的真義。饒恕很困難：難以實行、難以接受，但是它一旦真的發生，就難以摧毀”（奈特：《邪恶与上帝新世界》）。从上帝對我們的饒恕，到我們彼此的饒恕、或甚至我們對自己的饒恕，都是“救我們脫離兇惡”的關鍵，它不只釋放了接受饒恕的一方，也讓給予饒恕的一方得著自由。回到我们身边，仍然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属灵前辈谢模善1956年因不参加“三自”被捕入狱，靠主恩典度过了23年非人的监禁与劳改生活。出狱后因到处传福音，又数次被拒捕、关押。他这样写道﹕“我既以身许主，将生命放在祭坛上，当作活祭，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人理当报答主的恩爱，在患难中补足恩主的缺欠，唯愿主旨成就，个人祸福非所计也！”王明道、倪柝声、李天恩、以巴弗、王志明等属灵前辈也与谢模善的心态一样，是用自己的受难来“替”自己同胞的“罪”。他们都把坐牢受死当作传达基督之爱的机会，所以痴心不改，至死不渝，绝不埋怨于他人，更不加祸给政府。王怡牧师的坐牢就是一种“替代性赎罪”，对他的行为，政府媒体漫骂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教会的信众不理解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们认为“不值得”；可最刻薄最尖酸的批评谩骂来自基督教的许多牧者，我们对此都难以平复，往往愤怒地写文章怼回去；可王怡牧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遭遇委屈而仍报爱心。有人说他“修为”好，其实与“修为”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充满仇恨、暴虐、愚昧、奸诈的悖逆时代，“替代性赎罪”是“造桥者”的责任所在，是修复这个民族与神关系的唯一“桥梁”，是对神救赎计划的响应，是向同胞弟兄传达神之爱的最有效方法，是基督徒爱国立场的宣示，是教会对社会爱的示范。王怡牧师有一次被抓在派出所里，审问他的警察挑战他的信仰，说：这时候有一颗炸弹飞进来，你的主会来救你吗？王怡牧师回答：这时候我会扑在炸弹上去救你，因为我已经有了得救的确据，而你还没有。这就是“替代性赎罪”的一个活生生的样本。

我认识一位老弟兄名叫安宁，他是贵州土司的后代，半个贵州都是他们家的家业，最有资本堕落，但他却“从不做害羞的事”；他是王明道的学生，也是老北大的学生，最有资格骄傲，但他却十分谦卑；他的一家二十几口被先后的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杀害，他本人因为信仰坐了大半辈子牢房，他最应该仇恨，但他却充满宽恕。现在已经耄耋之年的他每一天中心的工作就是祷告——为同胞、为教会、为国家“替代性赎罪”。他的跪凳旁写着一篇祷辞，来自圣法兰西斯：“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基督的大爱成就了他，他通过个人的生命翻转，帮助更多人的生命翻转，并且在祷告中希望最终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翻转。这个老人在祷告中把所有的罪都归在了自己身上，也就把基督的义也归在了身上，使他充满了馨香之气。

当然，我们必须要注意教廷的教训，他们把代祷的果效归算到教会身上，这实际上是不符合救恩论的。

     我们可能处在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也可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在“老路”上已是穷途末路，不得不面临转型：向左转，我们有一个榜样——北韩，那是我们这个文化喂养出来的极权怪胎，是人文化的道路尽头，曾经的“平壤大复兴”在逼迫下只仅存蛛丝马迹，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愿走向这个尽头；向右转，我们也有一个榜样——南韩，这个同样由中国文化喂养出来的国家，曾经的极权、贫困、愚昧比我们更甚，但短短的二十年，从认罪悔改开始进入福音化，福音化又带来民主化，民主化又带来现代化，在上帝的看顾下完成民族的伟大复兴。该国前总统金大中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曾被独裁政府装在麻袋里准备扔进大海毁尸灭迹，曾被独裁政府判处死刑，曾被独裁政府制造人为车祸落下终生残疾，他一生历经40年的政治迫害、14年的软禁、5次被逮捕、6年牢狱、5次面临死亡，他在法庭上发表了“替代性赎罪”的宣言：“前天当我听到要判我死刑的时候，我的心情意外地感到平静，那天晚上我睡得比平时还香。我是一个基督徒，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上帝。我相信，如果上帝愿意，就会通过陪审团来处死我，否则就会通过陪审团来拯救我的生命……” “这次重新被拘留后我读了《圣经》，使我离上帝的距离更近了，我认为这也是上帝的恩赐，我饶恕和理解把我弄到这种境地的人们。另外，我还想对在座的被告们提一点希望：即使是我死了，你们也不要再进行这种政治报复，这就是我想留下的遗言。我认为，民主主义必将在 80年代得到实现。我相信这一点。届时，为了我这个先走一步的人，也为了其他所有的人，希望你们能够做到，在这块土地上，不再重演政治报复的悲剧，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也是我以上帝的名义留下的最后遗言。”（转引自《金大中的神奇故事》）1997年12月，金大中当选总统后的第四日，因贪污渎职而坐监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被金大中用耶稣的大爱而特赦，而正是这两人当年数次欲将金大中置于死地。金大中宣称：“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吾友流亡作家余杰说韩国的经验是：“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我们也希望韩国的今天能够成为我们的明天。  

   提摩太·凯勒在《慷慨的正义》中描述了一幕景象：

“圣经最后几卷书展望了一个时代——上帝的子民被从‘各方、各种语言、各族、各国中招聚来合成一群（《启5:9；7:9；11:9；14:6》）。耶稣的死和复活带来了世界历史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是所有种族分裂和仇恨的终结。”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祂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祂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赛2:2-3》）。

   从“社会主义”转型成功的波兰有教皇保罗二世与天主教会、乌克兰有东正教会和大牧首，从儒教国家转型成功的南韩有金大中和基督教会，我们同宗同文的台湾有高俊明牧师和长老教会，他们都是在社会的转型中能够为民族为民众“替代性赎罪”，因此修复了神与他们所在民族的关系而取得成功。我们也有家庭教会和王怡等牧者，因此我们认为，中华归主的时刻到了，相信神在天上对中国的看顾，“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C、代祷也是“替代性赎罪” 因为神给了人类管理物质世界的权柄，但神并没有将灵性世界的权柄也赐给我们。面对灵性世界，人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巫术式的希望获得操控灵界的能力，这是中国宗教的方式；另一种是宗教式的呼求我们的神给予帮助，而基督教，就是一个十分重视向神祷告的宗教。在以色列人受到各种不公平灾难的时候，上帝会为他们派下摩西一样的领导者、批评者，同样也会为他们派下以斯拉这样的代祷者。以斯拉带领群众的方法不是具体去处理罪行，而是为了整个民族的罪孽而向上帝认罪悔改。以斯拉祷告：“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為我們的罪孽滅頂，我們的罪惡滔天。從我們列祖直到今日，我們的罪惡甚重；因我們的罪孽，我們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殺害、擄掠、搶奪、臉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現在耶和華我們的神暫且施恩與我們，給我們留些逃脫的人，使我們安穩如釘子釘在他的聖所，我們的神好光照我們的眼目，使我們在受轄制之中稍微復興。我們是奴僕，然而在受轄制之中，我們的神仍沒有丟棄我們，在波斯王眼前向我們施恩，叫我們復興，能重建我們神的殿，修其毀壞之處，使我們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有牆垣。”（《拉9:6-9》）。以斯拉的代祷引起全民族的认罪悔改，“從被擄之地歸回的以色列人，…耶和華神使他們歡喜，又使亞述王的心轉向他們，堅固他們的手，作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拉6：21-22》)。

“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來13:3》）按照《希伯来书》的启示，祭司除了献祭的职责外，他的第二种职责就是代求。“替代性赎罪”代的是罪，代祷代的是求。也就是前面引用《以赛亚书》提到的“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里的“又”显然指的是“另一种”）。祭司“献为活祭”是极端情况下的方法，也只有耶稣这一个大祭司才具备整体性救赎人类的能力和资格。而经常性的代求也是耶稣的工作：“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为罪人代求的职份自十字架开始”（《路23:34》）现在仍在天上继续为我们代求（《来9：24》；《约一2：1》）。我们作为人“献为活祭”是虽然果效不能达到但精神上追寻耶稣，而“代祷代求”则是行为上可以实现的追寻耶稣。这是证明人是按照他的形像创造，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同工，且是基督的身体，以同样方式参与他的代求工作。而且，我们的代祷之所以有功效也是因为耶稣作为中保：“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弗2:18》)。天父因基督的代求而应允，而赐予属天的恩赐。我们不能“红色殉道”也可以“绿色殉道”、“白色殉道”，把自己的生命与使命挂钩就是“绿色殉道”、“白色殉道”。因此，“代祷代求”也是不可或缺的“替代性赎罪”：

“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箴15.29》）、这称为我名下的百姓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

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代下7：14-16》。

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代下30：27》）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6:18-18》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6》）

王怡牧师在《历史是大写的基督》一文里提到一件趣事“我有一次被抓到派出所,国保问我,你有没有颠覆政权的行为。我说,请问祷告算不算?我常向主祷告,说主啊,我们受压太重,你能不能伸手,叫这个政权一夜之间瓦解。还是你要叫法老的心刚硬,在将来显出你的荣耀和能力来。我说主啊,你在中国有千千万万儿女,都巴不得这一天早日来到。我就问警察,请问这个算不算以祷告颠覆国家政权。他想了想,说,这个不算。我说,啊,那就没有其他方式了。因为这是教会的秘密武器,是教会的原子弹。正因为上帝给了我们祷告的能力和管道,所以才叫我们顺服那乖僻的统治者。我就把歌罗西书1章16节背给他听;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歌罗西书 1:16 和合本)”

慕安得烈说：

在所有“效法基督”的特性中，最高超、最荣耀的一项，就是“效法基督在圣父面前不止息的代祷事工。

基督的代求是全然得胜的。我们愈多住在他里面，长成他的样式，他的大祭司事工就愈多在我们身上彰显；

我们的生命就愈发像他的生命 ——不断为他人祈求、且得胜的生命”（《 祷告的学校 》）。

《圣经》中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罗8：26—27)，因为祷告是求神以祂的能力参与我们的工作，我们只需“心灵与诚实”，许许多多的奇妙恩典就在祷告中诞生。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赛48：11》）摩西为百姓祷告求情，改变了神的想法；但以理不顾王命一日三次面朝耶路撒冷祷告，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以利亚祷告要雨得雨，要不下雨就不下雨；神亲自告诉耶利米:“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33:3》）。正是因为相信上帝拥有这个世界的主权和上帝有权审判这个世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属灵征战的最有力武器就是祷告。祷告不是上帝的子民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我们所有行动开始前的行动。《圣经》教导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4:6-7》）马丁·路德说：“祷告是教会坚固的围墙和堡垒，是敬虔基督徒的武器。”“正如作衣服是裁缝的事，修鞋是鞋匠的事，祷告是基督徒的事”约翰·班扬说：“上帝宝库中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祷告。”掀起大复兴运动的约翰·卫斯理更加强调：“神惟一的工作就是回应信徒的祷告。”朋霍菲尔也强调以祷告支取神的力量，以神的力量在人群中行公义：“追随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两样，就是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就像我们给父母说话一样，祷告不在于形式和格式，只需要“心灵和诚实”；不是“每天花多少时间祷告”，而是像司布真说的一样：“我们必须使自己沉浸在祷告之中” 。对中国福音事工形成巨大影响的戴德生就是一个祷告的巨人，在中国内地会开创之前，戴德生尚是一个“待业青年”时就开始祷告的工作。他每天用几个钟头跪在中国地图前面祷告，求神应许他将福音传遍中国内地。戴德生一生都在践行他自己的这一句名言：“如果我有一位无所不能的父亲，我又何求于一无所能的人呢？” 而倪柝声弟兄更有一个“子民祷告神才作工”的看见，他写到：我们真看见了祷告是一个大奥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神作工的原则，就是：必须神的子民祷告，神才肯兴起作工。祈祷不是别的，不过是信徒与神同工的一种行为而已。祷告就是信徒的旨意，与神的旨意联合。信徒在地上的祷告，不过就是说出神在天上的旨意而已。。。神的原意绝对不是要信徒藉着祷告来成功信徒自己的目的。神乃是要藉着信徒的祷告来成功神的目的。正因为祷告是基督徒对神的呼求，祷告带着“算为义人”的基督徒从神那里领受的能力，祷告产生了人类历史上很多奇迹，有着奇妙的功效。我们来分享两个现实中改变了国家民族命运的祷告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美国开国之父们在祷告中完成美国宪法的著名故事。独立战争后，美国各州代表聚在一起商讨国家宪法，巨大的利益之争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55名代表都受过良好教育，30多人出身于律师，20多人是银行家、政治家，不少人担任过州长、议员或法官。如果按照人的自义即在各自利益、理性层面互相争斗，非常有可能“掐断彼此的喉咙”（富兰克林语）。这时，年龄最长的富兰克林“倚老卖老”发言，他说：“前面四五周会议的一个小小成果就是悲哀地证明了人类理智并非十全十美。在人类理智之外，代表们还需要的是：众光之父给我们理智亮光”，他提醒与会代表回忆独立战争时期，同样在这个大厅，他们如何定期向上帝祷告：“先生们，我们的祈祷，上帝已经听见，并且慈爱地应允了我们。我们忘了这位强大的朋友吗？还是我们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祂的帮助？先生们，我活了一大把年纪，年岁越长，便越笃信我所见的真理——上帝统管人类事务。如果没有祂允许，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到地上，那么一个帝国有可能不需祂的帮助就崛起吗？先生们，已有圣书明确地告诉我们：’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完全相信这句话，并且我也相信，若非他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所建造的这一政治建筑，不会比巴别塔好到哪里去。”（富兰克林当时已经年老病重，发言都是其他人代表，而昏聩的他提出的意见也常常不着边际，但就是他的这一次发言，决定了美国二百多年的国运。因此，我相信他的这次发言仍然是“其他人”代表，这个“其他人”就是圣灵）次日开始，与会代表每日同声祷告：“求上帝按上帝的心意行事，而不要按我们的利益行事。”会议的结果是产生了目前人类最完善的现代宪政国家制度。美国宪法的作者之一麦迪逊事后写到：“真正令人惊奇的是，有那么多的困难需要去克服……一致的同意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之前没有被预料到。去思考这种情形而又不发出令人惊讶的感叹，对任何坦率的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对虔诚的深思者来说，在其中不去领会那只全能之手的一根手指，那是不可能的，这只全能之手在革命的决定性阶段一直都如此频繁、如此显著地带给我们安慰。”（《联邦党人文集》）非常多学者认为是建国的国父们创作了美国宪法，也有学者认为美国人民创作了美国宪法。其实，真正主导美国宪法诞生的是圣灵，是神亲自创作了美国宪法。综观人类的历史，宪法的平均寿命是17年，美国的宪法能延续230年，就是因为美国的宪法源自于《圣经》，美国宪法的28条原则，全部都有《圣经》依据，说明它直接来自上帝的启示（有一位美国姑娘卡里·海斯作了《5000年飞跃的经文索引》，比对了《飞跃5000年》一书中提到的美国宪法的28条原则全部都有《圣经》依据，比如：原则1健全的政府和公正的人际关系的唯一可靠基础是自然法。只有遵守自然法，才能做到可靠的基础，以及建立健全的政府和公正的人类关系。比照《利未记  24:22》、《申命记30：11-14》《诗篇19：7》；原则2. 自由的人民除非在共和制下具有道德上的坚强才能在共和制下生存。比照《利未记18：26-28》《约翰福音8：31-32》等等，。。。说明美国宪法根基深植于《圣经》之中）。从此以后，祷告成为了美国政府的“政府行为”，一八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林肯总统发布政令：把一八六三年八月三十日星期四这一日分别出来，为全国谦卑、禁食、祷告日，他说：“国家的一致呼求必蒙神垂听并赐福”。著名的、定期举行的、有总统参加的“白宫晨祷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传统的。这个祷告会永恒不变的主题是：“承认和确认人的缺陷、尽头和有限性，承认和确认人人都有原罪，以求放下彼此间的分歧，寻求和平与相互理解”。一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却承认人自己的局限求告于神，这样谦卑的国家肯定蒙神悦纳。正像川普总统在第66届“白宫晨祷会”上说到的:“我们的权利不是来自任何人，而是来自我们的创世主。无论如何，地球上的任何势力都不能把这些权利夺走。这就是为什么在华盛顿纪念碑上面铭刻着’赞美上帝’，这些话同样铭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今天，我们赞美神，因为神保佑美国人民。当美国民众能够实践自己的信仰，以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我们就能够蓬勃发展，以一个国家整体完成任何事情。只要我们张开眼睛看到神的恩典，敞开胸怀去敬仰神，那么美国将永远是自由之土、勇敢之家，以及光明之国。美国因信仰与祈祷而强大！”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美国能够长时期称霸世界靠的是强大的武力和财力（典型如亨廷顿），其实，强大的武力和财力都来源于美国宪法这一“神来之笔”。而这个“神来之笔”，就是由祷告产生的。《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一书的作者鲍恩在该书序言中写到：“奇迹不会随便发生，而1787年在费城发生了一桩奇迹，也非作者本人的意见，这话出自华盛顿和麦迪逊。他们在给友人的信中——华盛顿致拉法耶特，麦迪逊致杰斐逊——都曾分别使用“奇迹”一词形容他们的感想。凡是奇迹，都有它的缘由；凡是奇迹，都曾被祷告祈求。迦南的美酒原是白水，首先要有一场婚礼和需求，水才会变成酒。如果说奇迹其实是人类希望的实现，费城的奇迹也不例外。”刘军宁在一次读书会上也说：“在中国读者的印象中，美国的秩序是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启蒙的；其实美国的秩序是神灵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启示的。印象中，美国秩序是一群政治精英在费城横空出世的妙想；事实是，美国秩序的原理已经在数千年之前，作者认为是5000年之前就已经启示给了人类。”（现在美国的这个祷告传统正在失去，由于“政治正确”，议会的祷告是“奉佛主、安拉等名”，结束时呼喊“awumen”，这样的祷告肯定不会蒙神悦纳）

   第二个故事是東德教會的“烛光祷告”。柏林墙是一道邪恶的屏障，它阻碍了东德人民对自由的向往, 据估计共有5043人翻墙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当时东西德许多教会与基督徒大力宣扬非暴力破除柏林墙的主张，一位莱比锡尼古拉教堂的年轻牧师弗瑞尔查考《以赛亚书9:2》：“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心灵受到极大的感动。他与几个同工看到上帝透过这段经文告诉他们就连“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也有光照耀他们”，因而发起烛光祷告会来祈求上帝的帮助。他们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出去发三支蜡烛，并告诉百姓：“你是否觉得活在黑暗中？请你每天也出去发三支蜡烛，告诉他们同样的话”。短短一个月不到，祈祷会从莱比锡扩延至德累斯顿、哈雷、马德堡、普劳恩、阿恩施塔特、恩斯托克、波茨坦和施威林等地，人数从百、千、万，最后高达五十万。祷告会后，参与的人总是手持蜡烛，以和平方式唱着赞美诗游行，期盼将两地人民隔绝的围墙拆除。当时的东德政府定性这是“蜡烛政变”，对参加祷告会后，手持蜡烛上街游行的群众下令镇压。面对强大的政权，以及同样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同时期发生的大规模镇压事件，“烛光祷告”无异以卵击石。奇妙的是，神保守了这次运动：警察们被这些迫切祷告、准备殉道的群众所感动，违命没有制止祷告会，更未对群众开枪。1989年11月9日当晚，聚集人数约有五十万人，他们照惯例在尼古拉教堂及东柏林市政厅前聚集，但是这次他们徒步走向柏林围墙。当局接获消息之后，随即派出军警在围墙边等候，坦克和机枪对准了群众。一些基督徒姊妹将蜡烛放在炮孔上，递给军人，也将蜡烛放满了围墙。西德方面的人看到东德那边很亮，以为发生火灾，走近才发现东德的人点蜡烛唱赞美诗，于是西德的人也自动聚集一起唱诗。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一次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政府发言人、中央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在没有任何人的授权下，“鬼使神差”宣布说“可以自由去墙那边”。就这样，柏林墙先在人心中倒掉，然后在政府发言人的错误中倒掉，最后自然也就被推倒了(虽然里根总统发表了著名的“柏林墙宣言”，但柏林墙不是从西德而是从东德这一边推倒的)，不久后东德的总理自动解散共产党，再后来欧洲共产党国家一个一个倒掉。是烛光可以融化政权？还是游行可以战胜坦克？不，都不是，是神垂听了东德人民的祷告，祂亲自管教了违逆的东德当局。能使红海分开、耶利哥城倒掉的神，也能够让击石的卵坚硬无比，因此而石破天惊！後來一位東德領袖說：“我們已預備了迎戰各種挑戰，但沒有預計要面對的卻是蠟燭和祈禱。”莫尔特曼回忆这次运动时写到：“每年舉行的合一和平十天祈禱運動（Ökumenische Friedensdekade），都有許多人參與。自一九八〇年起，在每個星期一晚上，有一個和平祈禱聚會在萊比錫（Leipzig）的聖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裏舉行。在一九八九年秋天，這個和平祈禱聚會更成了大規模示威的引發點，這些示威最終導致東德共產專政統治的瓦解。這便是以無暴力克勝暴力：既沒有來自示威的暴力，亦沒有針對示威的暴力！德國人呼喊着「我們是人民！」，在他們的歷史上第一次自己爭取了民主。這是德國第一個成功的革命，而且是一個無暴力的革命！”（《合一運動語境下的政治神學》）

  d、 华夏大地上传来了阵阵的祷告声  早在1913年4月27日，各教会基督徒們推動全國教會一同為國家祈禱，是“為國祈禱日”，这是教会替国家祷告的滥觞；而这种祷告的高峰，则同步出现在上世纪下半叶中国家庭教会运动中。中国著名的“无名”传道人边云波见证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兴起的“中国大复兴”就是始于祷告：“没有祷告没有复兴，多有祷告多有复兴，少有祷告少有复兴。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熬炼、患难之后，神还是留下了少数的人默默地祷告，或者是隐藏地祷告。文革期间，家庭聚会最早开始的时候，不是查经，不是讲道，因为当时没有圣经，唱过去熟悉的诗歌、背诵一些短的经文之后，就是祷告。应当说五旬节复兴是从祷告开始，中国的家庭教会起初也是从祷告开始的。” 

  在一首几乎每一个中国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歌中这样唱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 祈祷带来复兴和平，带来合一得胜。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 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五湖四海皆弟兄。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飞越了万水千山，融化冰冷的心灵。再没有捆锁，再没有战争，带来了祝福，扭转了命运，今年是好收成。”这首名为《中国的早晨五点钟》的歌曲，几乎每一个家庭教会都在传唱，它是中国农村家庭教会真实朴素的写照——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村家庭教会就是这样开始他们的每一天的。这首歌的作者吕晓敏是中国农村中一个文化不高的平平常常的基督徒，她与中国各种文化水平的基督徒一样，相信上帝有能力救赎我们这个有罪的民族，因此在歌中表达了这种感情。《中国福音会》的一位台湾讲员写到：“此行還有一個很棒的經歷，就是參加禱告會。當地的弟兄姐妹火熱的敬拜，懇切的為這世代的屬靈復興祈求，為宣教工作、為家庭的重建、為流離的青少年得以回轉等一一迫切禱告，他們大聲宣告神的主權，求神在全地彰顯祂榮耀的作為。如此兩個多小時，他們幾乎都是站立著，一點兒也不喊累（我們很不習慣長時間站著禱告，不時需要坐一下）。當我們住在聚會點的樓上，也體驗到了每天早晨五點就傳來的祈禱聲，發現「中國的早晨五點鐘」這首詩歌果然是他們真實的寫照；即使前一天聚會到很晚，隔天他們仍照樣早晨五點就起來聚會禱告。這種情形在下一站也是如此。”（康靜《培訓之旅》）通过祷告这种基督徒特殊的与上帝对话的方式，中国的基督徒才会得到上帝的意志、能力，表现出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爱国者都要高的气度、都要大的胸怀；而在中国农村，出现了数以万计的“主护村”（当年摩拉维亚弟兄会的祷告重镇）。   

  我们看到在那些艰难岁月里祷告蒙神悦纳的奇迹故事：李天恩是中国家庭教会运动中一位重要的推动者，1975年8月4日南阳地区法院张贴公告在大街上，宣布在第三天（8月6日）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和枪毙李天恩等三位老基督徒弟兄。当地的基督徒知道这个消息后，便自发地集聚在一起，共同禁食向神祷告。“他们举手向天祷告！大声向神哀求！很是迫切……可是，又一个上午的时间过去了，他们仍未得到神的回应。“主耶稣！你听见了没有？我们从昨天祷告到现在，你听见没有？我们要神的仆人，我们需要呀！……”这时，大家心中不由得慌了起来，着急啊！因为第三天就要行刑了，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怎么办？！“主啊！如果十个换一个，我们也愿意。”有人急得要哭了。“我们把自己的身体铺在路上，看他们是否会从我们身体上压过去！”一些老姊妹一着急，就想用人的办法。他们就这样一直在院子里哭泣祷告着……一直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本来是艳阳高照，晴空万里的天空，却突然阴云密布，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狂风大作，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人们只好退到屋里面继续祷告……刚下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室外地面的雨水就已经涨到了一、二尺高……“主啊！你听祷告了！……下吧，下吧！下到他们不能开公审大会！”有人兴奋地大声祷告到。当水开始溢进屋子里的时候，人们就背着老人，抱着小孩开始往山上……大雨从下午四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九时才停。由于这次瞬间降雨量实在太大，超出历史峰值，很多处山洪暴发，水库崩塌，南阳、方城等地被淹，房屋倒塌，灾情严重；河南多地都出现了洪水险情……事发突然，情况紧急！干部都出去救灾了。哪里还有什么功夫开公审大会啊！只得临时取消了。”“水灾过后，南阳地委只好改定在第二年的春节期间再次召开公审大会、对李天恩他们三人执行死刑。未料，次年元月8日，周恩来去世，南阳乱成一团，甚至发生两派造反派武斗的恶性事件。这一乱，又将执行死刑的日子延了下来。再后来，南阳地委又决定在1976年国庆前召开公审大会，执行死刑。当时，判决通告都印好了。但是，随着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被抓，造反派倒台，革命老派重新掌权。要枪毙李天恩等三位基督徒老弟兄的南阳地委书记等人，也因被指认为“四人帮”体系份子而啷当下狱。这位要枪决李天恩的地委书记进狱不久，李天恩弟兄就被从狱中释放了出来，继续传道、颐养天年，直至2016年5月3日安息主怀。而这位地委书记却被判了15年徒刑，最后死在狱中。”（王熠之《1975-1979年，李天恩（李慕圣）狱中奇遇记》）。李天恩生死之间的神迹，使我们对保罗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罗 8:28-29》）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们注意到在2010年6月4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一份《为国家祷告文》：

“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在责备我们时显为公义、判断我们时显为清正（《诗51：4》）的上帝，因你儿子受的刑罚赐我们平安、因他的鞭伤给我们医治（《赛：5》）的独一的主啊，孩子哀声叹息，为我们生在其中的民族、活在其中的国家求告你荣耀、圣洁、慈爱的名。若可由自己的意愿选择，我宁愿离开这片震动不停的盆地，迁移到另一片阳光明丽的大地；若可以自主决定，我宁愿不曾生在自己的父家和本族，而尽一切努力移民去另一个国家；若可以在你创造的世界任意往来，我宁愿穿梭前往另一个时代；若可以立时离世与基督同在（《腓1：1 3》）我愿今生的日子短少，肉身的衰残快快到来。因我的国家大大得罪了你，我的时代充满恶贯满盈，我的家乡偶像遍地。我虽然蒙恩，得知你的福音，却如保罗一样，想起骨肉至亲的刚硬、冷漠和无知，我的日子还是荒凉，我走在路上还是忧伤。若没有你赦罪的恩典忽然临到，若没有你向你百姓守约施慈爱的应许（《尼1:5》）；我活着就没有安息，只有窒息；我凡事也没有喜乐，只有苦乐。恩主啊，我们传道有谁能听，何时能听，如何能行呢。你若不天天搭救我的国家，快快在这土地上复兴你的教会，速速在这世代显明你在这生养众多的族群中的心意；你不如早早带我离去，不如咒诅我手上所作的一切工吧；因我只有自己的奢望，却没有你赐下的指望。慈悲怜悯的父神啊，像我这一个卑微、渺小和败坏的小子，你也恩待，你不如也恩待我的国家。像我这一个从母亲怀里就有罪的人，竟然也蒙你用慈爱的话救活了（《诗1 1 9：25》），你不如也救活我父家和本族一切属乎你的人吧。既然这城里你有许多的百姓（《徒18：IO》），恩主啊，你凡事都有定时，我却不知道；我如今跪下求你，愿主体恤仆人软弱的良心和芦苇般的信心，就在你量给我们的这个时代，让罪人的归正、灵性的复兴、教会的建立、社会的扭转，都因着主基督里丰盛的恩典，充满这个国家吧······愿主基督的国降临在这个国家，借着信靠你名的儿女，就在这地上之城倾倒你的怜悯。愿向你悔改的儿女在这国家多到数不过来，稳妥到不可动摇。我们举手为这城求平安，求父的荣耀、怜悯、眷顾和慈爱，因你儿子流血所立的新约，也福杯满溢。为这可怜的、将要过去的世代带来普遍的祝福，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未曾想过，今日也未曾经历的。愿你赐给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认罪，和前所未有的蒙福，好叫你荣耀的恩典因主耶稣的名而得着称赞。召在秋雨之福教会作长老的王怡，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

 我曾经流着眼泪动情地诵读过无数遍这篇现代版的“哀歌”，因为它传达出了中国基督徒爱神爱人的忘我境界。秋雨之福教会从2007年起，每年都在6.4这一天举行为国家的祷告会和禁食，并把这个禁食祷告日和为国家祷告会写进秋雨之福教会的《治理章程》中。当局认定“为国家祷告”是非法行为，于是出现了这黑色幽默的一幕：不为国家祷告是合法行为，为国家祷告反而是非法行为，每年这一天都使用各种方法来破坏祷告聚会。但由于神的保守，这个聚会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继续，从来没有一次停止过。我在一位姊妹的微信留言中读到了他们的心声，也相似当年的耶利米（她家弟兄刚因参与祷告被抓捕）：“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爱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爱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爱邻舍。因为，这是神的命令！”

我们还看到，“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7》），北京一些家庭教会冒着“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的定罪风险，每天接力围着北京城呼求祷告，多年以来无论风雨雾霾严寒酷暑从未间断。他们衷心地为统治者代祷，是为了提醒他们“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约12:35》）神用了5000多年预备中华民族，神用了1400多年预备中华教会，神要藉着一群忠心代祷者的祷告来医治复兴这个民族，我们不知道神是否让中华民族“接最后一棒”，但神要让中华成为列国（世界）的祝福真切地显示在我们面前。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弗6：18》）、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2:1~4》），

保罗所说的为“众圣徒”代祷对于我们不难，难的是对“仇敌”尤其是镇压我们信仰的“君王”也要代祷（如同撒母耳为扫罗代祷）。现在，中国家庭教会处在新一轮的逼迫中，大批的教牧教徒被捕被关押，大批的弟兄姊妹被驱赶流离失所，大批的普通信众因信教失去工作失去困难补助。但他们不管在狱中在看守所在桥洞下，都在“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代祷。祷告代求是我们把“君王和一切在位”交託在神的手中，相信神可以使顽梗的他们回心转意：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21：1》）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代下7：14》）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赛55:7》）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从天而来的力量能摇动“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心：“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诗68:31》）；因为他们相信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罪是义人与恶人一并被责罚： “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结21:3》，甚至如同前节说到的“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的血”（《结33》）；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全民族的罪，要影响3-4代人（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20:5》）。因此，为执政掌权者代祷既是我们的“利益”，也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使命”。莱特在《基督教旧约伦理学》中说到：

“祈祷是对所有事物——包括所有人间的当权者——保持关照。祈祷是为国家寻求好处，但拒绝将国家绝对化，因

为祷告这个举动本身，就是诉诸一个高过国家的权柄（这也就是为什么祷告本身就是政治的行动）”。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代求不是害怕他们，而是要告诉他们神审判的烈怒：“耶和華如此說：大馬色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摩1:3》）主说：“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耶22:21》）“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诗81：11-12》）“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出14：17》）；这表示我们对人间权力的藐视，告诉“君王”还有一位真正的掌权者在你之上（《但2:28、4.26》），你不过是我们向祂为你施舍恩典的对象。对“三自”领导也要代祷，只要他们还“坐在摩西的位上”一天，我们的代祷就一天不停。我们可以是雅各式的祷告：“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创32:9-12》）也可以是耶稣式的警告劝勉：“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13:3》）以此同时我们也相信，现在的拜偶像政权与历史上一切的“作恶”的政权一样，都是神“任凭”的。神设立政权，是要赏善罚恶，如果执法者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反过来赏恶罚善、逆天而行，那么最终神岂会不审判？与神子民政权（以色列）悖逆神，神要“管教”不一样，“任凭”的背后没有“管教”的程序，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审判。而神的审判“后果很严重”：“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若有一國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斷他們的杖，就是斷絕他們的糧，使饑荒臨到那地，將人與牲畜從其中剪除”（《结14:12-13》）神许可和任凭这样的政权出现，神什么时候收回他的“许可”和“任凭”是神的主权，我们不可去“试探神”。现在狱中的王怡牧师摹写耶和华的悲愤：“人子啊，你尽管来和我辩论吧。我岂没有为中国开一条出路呢，我岂没有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行呢。只是我的先知被你们杀害，我的使徒被你们驱逐。有的死在狱中，有的用手枪抵住后腰，有的被污名所伤，有的被谎言所杀。我的殿在中国被拆毁，我的仆人在中国被捆绑，我的话语被中国被审查。这一切岂没有报应吗？耶和华难道是不公义的吗？”（《为中国作起哀歌》）但我们也知道，即使是邪恶的政权，神也不愿看到它崩溃，而是希望这样的政权悔改，因此，我们在尽到“先知”职分、“管家”职分的同时，还要尽到“祭司”代祷的职分，用我们最真心的祷告，显示 “爱邻人”（《路10:30》）“爱敌人”（《太5：43》）真实地发自我们内心，显示我们“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是否能够真心为执政掌权者代祷是一项极大的挑战，但只要我们明白，我们不是要用“革命”推翻执政掌权者，我们是要替执政掌权者代祷来改变中国。马丁路德写到：“（我们）是永远的祭司……我们作祭司，配在上帝面前为别人祷告，并将属上帝的事教导别人。这两种事就是祭司的责任，而为不信的人所不能有。这是基督为我们得来的。”（《基督徒的自由》）

《圣经》已经给了我们应许：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启20:6》）

你看见神的手正在世上作工吗？神有没有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祂不寻常的拯救是何等智慧呢？我们相信，只有从天上而来的能力才能征服中国领导人刚硬的心，祷告是大复兴的前奏曲，祷告曾经使中国家庭教会从地下的芥菜种变成今天的大运动，祷告改变中国，使中国成为“祭司的国度”是指日可待的灿烂前景！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赛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