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从社会观念\经济局面看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

上一节课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看社会转型的迫切性，今天我们转到社会观念和生存环境来看社会转型的迫切性。我们的社会观念是传统的儒释道加上无神论形成的，它们的形状如何呢？

A、官家与 儒家的“中国梦”  

由于失去了农耕文明的生存土壤，失去了科举制以及宗法制这两大组织基础，儒家已经不能为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提供适宜的思想资源，儒学已经不是一种公共的国家性质的指导原则，两千年来第一次失去了道统地位，成为了非制度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它不是被“五四”打倒的，也不是被“文革”扫除的，而是被社会发展自然淘汰了的。但是，恰好在这时它成为了执政党的无选之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给中国共产党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国家民族主义”理所当然成为了执政党的唯一选项——当“国将不国”，“国将不国之学”（李零语）理所当然成为了执政党的不二法门。中国执政集团需要一个理论来支持其政权合法性，病急乱投医的执政党毫不在意这付千年老“中药”是否已过“保质期”。而且，儒家在国家至上、皇权（领袖）至上以及文化专制这些核心观念上与其高度一致，儒学传统的“王道政治”具有“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的天道、历史、民意的“三重合法性”资源（参见蒋庆的有关论述），与执政党标榜的“宇宙真理”、“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可以“会通”，能够解释执政党“合法性”问题；儒家的“圣王崇拜”与执政党的“人民领袖”可以“互释”，能够解释执政党“信仰依据”问题；并且，儒家“从周”的“小康”目标，“三代”的“大同”目标，都可以直接转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经验告诉统治者，儒家千百年来都是专制政权忠实的护卫者，从未充当事实上的造反派。于是，中国执政集团迅速由“反传统”转身“返传统”，重新乞灵于被自己亲手打倒在地的孔夫子，回到“君权神授”“天人合一”老路上来。这时候“已经准备向人间告别”的“儒学”，已经不单是一个学派，它上升到了治国方略与政治道路，所谓“国学”的称谓，便是其地位形象的表述。说句闲话，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以反儒发迹，长期领导人毛泽东终身反儒，邓、江、胡也无亲儒迹象，儒家附庸政权，却只是到了习近平时代才得以“恢复政治权利”。

   新儒家看到“今上”给了那么多青眼，惯于因缘时会，讲究“圣之时者”，推行“得君行道”的他们（包括那些依附权贵生存的“软体动物”）以为是他们的“一阳来复”，因此比附习近平为汉武帝，寄希望于“复古更化”。他们一反“心性”传统，高举“公羊”大旗，谋求充当“帝王师”。陈来欢欣于执政党的“再中国化”，他说：“我们学者也应该去推动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充分肯定政治文化的这个变化”（《世界意义的儒家》）。那个以善于揣摩上意著称的潘维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从中解读出了执政党的心里话：“应当从中华政体持续两千年这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像中寻找经验”。原因是：“中国政治是在不变中求变化的。中华政治体制，或者中华政体，根子没有变，主干也没有变。不仅仅是30年没变，60年没变，而且是两千年都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个政体的历史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再有三十年，中国赶超美国》）习近平到曲阜走了一趟，以夤缘干进知名的学者型官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马上解读出“曲阜之行”与邓小平“南巡讲话”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的南巡解决了经济领域的“姓社”“姓资”问题；习近平的“曲阜之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姓孔”和“姓马”的对立问题。他附庸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相协调”来建立起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价值观，用强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做支撑来推进下一步的全面改革开放（《习近平曲阜之行与邓小平“南巡”具同等意义》）。“处江湖之远”的儒家人士余东海一贯淡薄，此时也似乎打了鸡血：“习近平几年来的文章和讲话颇有儒味，特别是五四青年节和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两次讲话，充满对儒学的推崇。将儒学义理引入核心价值观，将中华文化称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空前的。。。我说过，习近平作为执政党领导人，好得不能再好了，再进一步的话，就要变成中华领导人了”（《我为什么支持习近平》）。中国社科院研究儒学的方克立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召开的“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座谈会上发言总结到，“马魂、中体、西用才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化思想宗纲”。主张“儒家社会主义”的甘阳以公羊学“通三统”（为“五德终始”变种）的方式，将儒教传统、毛泽东时代的传统、邓小平时代的传统贯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来：“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从前中国公羊学的一个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通三统》），他还指出，中国未来的道路，既需要发掘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更需要发掘儒家的深刻内涵：“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当代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陈明不但也提出对满清、民国在中国的政治谱系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以重建历史的“通三统”，还提出了“所谓党国就是党在国上，权力集中于一党之手”的“新党国”，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讲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一切，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 “习大大更上层楼，讲中国梦，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讲人民的幸福就是执政的目标和责任。升级的地方就是在对外争独立的任务完成后，建国大业完成后，救国党成为执政党，人民的幸福成为权力使用的目的。所以，在中国梦的理论体系里，如果还是党国论，那么它也已经有所改进有所升级，已经是以人民、民族、国家为基本概念的2.0版了”（《超左右、通三统、新党国——中国梦的儒家解读》）；与当年董仲舒“天人三策”后“得寸进尺”提出“独尊”一样，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康晓光宣扬“可望又可即”的儒家宪政，提倡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的“儒士共同体专政”。从自由主义阵营“回归”到新儒家去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秋风鼓吹“宪政儒学”，他说：“政统反对道统的结果是社会之严重失序、乃至于无法运转，价值、文化、经济、社会、政治，无不陷入绝境。上个世纪中期至今，中国全部问题之总根源，似正在于政统与道统之对立。”因此“宪法若以接续和扩展文明为己任，就必须顺乎道统、守护道统。这是宪法最深层次的根基 ”（《论宪法之中国性》 注：秋风所谓“宪政”非一般意义上的“宪政”，乃依圣王经义确立之政治，以“王道”确立最高政治原则——这是他同门领袖蒋庆解读的）；在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新儒家们提出：“儒家思想应为当今世界提供正心正德的文化维度和兼济天下的精神力量”。加拿大籍学者淡贝宁因之推出“贤能政治”来对抗“民主政治”，他说：“将一人一票理想‘去神圣化” “将一人一票形式的选举理想’拉下神坛’”，因为“选举民主不一定比政治尚贤制表现得更好”。他的看法被认为是“替中国开出的药方”，得到国内儒家一片叫好。他们为中国的专制制度翻案，认为这是“学术殖民”，是西方抹黑中华文明的“阴谋”。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蒋庆。因为上述人等的鼓噪要么不恰，要么零散，要么粗鄙，要么违心；他们有汉代公羊家“资政”的愿望，却没有汉代公羊家以命相拼的“骨鲠”；他们都想成为“仕”，却没有谁敢担当“士”。而只有蒋庆不但是政治儒学的创始人，只有他真正形成了整套系统儒家政治神学，只有他甘居“山林”而不像其他儒家人物“食朝廷俸禄”；事实上，儒家虽然有“文人相轻”的臭毛病，但蒋庆作为“大陆新儒家”精神领袖的地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他于佛、道、耶、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用功极深，还翻译过不少经典，然一门心思值守孔门。以“公羊学”并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创《政治儒学》，人或谓其学为“盤山學”（蔣庆號“盤山叟”）。他被秋风认为是“60年来唯一思想家”、“当代康有为”；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范瑞平在指认李泽厚、杜维明不够纯粹，牟宗三等多数新儒家是“殖民化儒学”的同时，说“现在大概只有蒋庆、只有少数人认定儒学讲的“天道”是一套真理，要从它出发来改革现代的制度，思考什么样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是符合天道的”（《蒋庆是更纯粹的儒家》）其徒曲阜儒家文化联合会会长周北辰更溢美称道：“黔中蒋公，上承孔子，下传阳明。包容汉宋，内圣外王。其为学也，阳明洞之幽谷难比其端；其为德也，龙岗柏之参天足可落帽”。而蒋庆本人心志更高，他不甘心儒教只是“一元”，他要成为“一教”；甚至不止于“一教”，儒教要“一统”。为此，他高喊“中国必须恢复国家化的儒教”，宣扬一种“为民而王”的王道政治，鼓吹“政治的孔子”和“孔子的政治”。他认为“儒家宪政”是“圣贤政治”，高于“凡人政治” 的“民主宪政”：“儒家的根本政治价值与民主的根本政治价值不同。儒家的根本政治价值是“王道价值”，民主的根本政治价值则是“民意价值”，“王道价值”在政治合法性上是立体的天道、历史与民意的三重合法性，“民意价值”在政治合法性上则是平面的民意独大的一重合法性。另外，在政治形态上，“王道价值”主张的是“圣贤政治”，“圣贤政治”的理想形态是“圣王政治”，而“民意价值”主张的是“凡人政治”，“凡人政治”即美国学者卡尔·弗里德利希所说的“普通人政治”；“圣贤政治”的正当性来自“主权在天在圣”——圣受“天”之委托代理“天”而拥有权力，“凡人政治”的正当性来自“主权在人在民”——人受“民”之委托代理“民”而拥有权力。具体落实到政治形式的制度安排上，“圣贤政治”要求复杂的等级性选拔制度，“凡人政治”则要求简单的平面性普选制度；“圣贤政治”把绝对的“天道”与永恒的“心性”放在政治的首位，“凡人政治”则把流变的利益与短暂的民意放在政治的首位；“圣贤政治”认为权力分配向贤士倾斜的制度安排才是符合正义的政制，“凡人政治”认为权力分配人人平等的制度安排才是实现公正的政制；“圣贤政治”认为真正的大圣大贤无须民众普选就应该拥有政治统治的权力，“凡人政治”认为政治人物只有经过普遍性的选举程序才能获得政治统治的权力。凡此差别，还有很多。这些差别都是“圣贤政治”与“凡人政治”在根本原则与根本制度上的差别，表明了“王道价值”与“民意价值”在根本政治价值上的不同，这些不同体现的正是“儒教政治”与“民主政治”在根本原则与根本制度上的差异。”因此，“儒家宪政”才是真正的宪政：“在我看来，“宪政”有两个维度，一是从价值层面的合法性上制衡限制权力，一是从技术层面的制度安排上制衡限制权力，前者是“儒教宪政”，后者是“西方宪政”。而价值层面的“宪政”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宪政”，因为只有解决价值层面的“宪政”才能为技术层面的“宪政”提供义理基础”。他看到“从价值层面的合法性上制衡限制权力”的宪政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宪政”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甚至是深刻的，但将“西方宪政”与之对立则是错误的，因为“西方宪政”背后的观念来源正是基督教。他将“儒教宪政”作为最根本意义上的“宪政”更是错上加错，原因很简单：基督教的神可以“从价值层面的合法性上制衡限制权力”；而儒家没有神，并且把权力的掌握者皇帝当成神（天子），因此儒家不但不能限制权力，反而是皇权的护卫者。袁伟时批评说：“蒋庆与贝淡宁(Daniel A. Bell)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官员的选拔制度——所谓贤能政治远远超过西方民主政治，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大笑话”。千百年来“道统”从未制约束过“政统”，怎么到了蒋庆这里就可行了呢？而且，蒋庆忽略了“凡人政治” “民主宪政”中的“代理人制度”实际上就是“精英政治”，他说：“在“民主的形式”中，我们不可能想像通过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人一票的程序性普选制度，能够选出体认到“天道性理”的大圣大贤并授予其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建立在“民主价值”上的“凡人政治”，只能通过基于理性与民意的普选制选出代表民众欲望、利益与意志的“普通人”，亦即“普通人”只能选出“普通人”，“普通人”不能选出圣贤，因为“普通人”常处于“民者暝也”的状态，不能知晓“天道性理”，因而不能知晓什么人知晓“天道性理”，故不能选出知晓“天道性理”的圣贤。儒教相信圣贤不世出，圣贤的出现，靠的是“天运”，不是靠理性建立的制度。而民主制度，即李教授所说的“民主的形式”，恰恰是靠理性建立的制度，故圣贤是不会出现于其中的。如果我们考虑到韦伯关于“现代性政治”是“理性化铁笼”而无“先知”的论断，“民主的形式”即是“理性化铁笼”的典型表现，故民主政治不能选出圣贤人物，也就不奇怪了。”在政治运作上，基于上述认识，蒋庆认为“圣贤政治”正是最为重要的“儒家的内容”，离开了“圣贤政治”，就不是儒家，而“民主的形式”排斥了“圣贤政治”这一最为重要的“儒家的内容”。所谓“儒家的形式”，即他所谓的“王道的形式”“人類的任何政治，都不能與宗教分離，政教合一是儒教文明的最大特色”，即按照三重合法性原则建立的体现“圣贤政治”精神的“儒教宪政”制度。这个制度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有三：超越的神圣天道（天）、传统的历史文化（地）、人心民意（人），相应地，立法部门应当包含三个议院：通儒院（天）、国体院（地）、庶民院（人）。因此他设计了“儒家议会三院制”的宪政构想：政府从议会产生，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由“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三院组成，分别代表民意、天道和传统。体现民意的“庶民院”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体现历史文化的“国体院”按血缘关系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其范围包括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体现儒家圣贤理想及天道价值的“通儒院”，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以考试、举荐和到民间察访等方式产生。蒋庆说：“根据《春秋》’孔子为王’的义法，孔子是人文教化的素王，孔子子孙应享有’万世一系’的素王血统继承孔子的王者身份获得政治权力，同时，孔子更是古代圣王——殷王——的后代，具有实实在在的圣王血统，而根据《春秋》’存王者后’的原则，孔子后裔更应该享有’万世一系’的圣王血统继承孔子的王者身份获得政治权力。孔子后裔的血统具有如此的神圣性、高贵性与久远性，因而具有其他帝王血统不能比拟的权威性与正当性，故孔府衍圣公世袭‘国体院’议长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还说：“所谓‘立儒教为国教’，是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将尧舜孔孟之道入宪，即在宪法中明载‘尧舜孔孟之道为中国立国之本’，以此来完成儒家‘王官学’的现代复位，恢复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宪法地位。”（蒋庆的“圣王血统论”得到“科学界”的回应，大连理工大学的董大海就提出“从基因的生物学属性谈‘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发展”）儒家政治与普世价值并不兼容，因此，蒋庆反对人权平等、普选、政治民主，他反对台港新儒家拥抱民主的看法（见下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位先生在港台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说：“不可思议的是，几十年前新儒家的先贤们就曾经认为：民主政治为充分实现儒家的价值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所以中国必须走民主政治之路。”“我觉得儒家最不能接受的，是西方人权观念中的政治权利。陈来文章的基调是普遍认同西方的人权观念，包括政治上的人权观念。我觉得政治上的人权最大的问题是平等参与政治选举的权利，儒家最不能同意的就是这种政治选举的权利，因为这种政治选举的权利是建立在不管上智下愚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的政治参与上，也就是建立在所谓程序优先的“普选民主”上。这种人权儒家不能同意。如果儒家同意了这种政治上平等的参与权利，儒家政治文化的基础就崩溃了。因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的“学治传统”上的，而中国的“学治传统”赋予了士大夫阶层天然的政治统治权利与统治权力。”“儒教宪政”与“西方宪政”的最大区别还在于：“儒教宪政”不只消极地限制权力，更积极地教化权力提升权力，使权力成为实现道德价值即实现善的载体，即成为儒家追求的“王政”“善政”在蒋庆的设计中，这三院还不是“最高权力机构”，王道政治是“经典至上”： 故在中国，政治权力合法性之最终渊源不在议会三院所表达之主权意志，而在儒教经义；即不在议会三院所作出之议案表决，而在儒经之义理价值。依此，王道政治最终之合法性渊源不在议会，而在儒教经典，具体落实到制度层面，则在“太学”所设之“儒士委员会”“是故，儒教宪政可在圣王待兴之“无王历史”中建立“太学监国制”。“经典至上”的经典解释权在“儒士委员会”，而建立“儒士委员会”的“太学监国制”仿效天主教教宗由教内精英选举产生、选出后终身任职和伊朗共和国之精神领袖由伊斯兰教法学家组成之“专家委员会”选举产生、选出后亦终身任职的制度，“故在儒教宪政中，太学是国家最高监督机构，是现实政治之最终裁决者，而太学祭洒则是儒教最高精神领袖，是在“无王历史”中圣王之最高代理者也。”不但是“最高”，还要是“独尊”。这种仿效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制度设计，只会产生“神权政治”，已经被“宗教改革”扫入历史垃圾堆，却被蒋庆奉为思想武器。他的“为后世制法以待后王取法”的“公羊家”责任意识，使他十分急迫地将儒家从思想观念化推行到政治制度化：“当代儒家在政治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因应时代的变化激活源自公羊家“政治儒学”的“创制意识”，重新培养基于儒家根本价值的“创制能力”，从而创造出一个比民主政治更好更完善、更少缺陷的现代政制，而这一现代政制就是建立在儒家“王道价值”上的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中国式政治制度。”当年康有为著名的《孔子改制考》还将民权、议会、选举、民主、平等统统纳入其中，并附会到孔子身上，到了蒋庆这里，赤裸裸抛弃这些包装，直奔政治-文化专制的主题。在“儒期于无儒”的幌子下，蒋庆将“王教”作为整个社会的唯一思想：“人类政治之演进须经三阶段：民主政治之低级阶段——形式理性之统治，王道政治之中级阶段——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有机结合之儒教宪政统治，圣王统治之高级阶段——纯粹实质理性之圣王及身直接统治。过此，即无政治矣。而所谓纯粹实质理性之圣王及身直接统治，即依圣王“王心”当下直接统治也。“三代”无儒学，圣王以其“王心”为治，故圣王即心即学，勿需儒学也。无儒学即无儒家，天下唯圣王一家，一家即无儒家，以儒家与诸家相对而立也。故“三代”普天之下皆王教，不需以儒名家也。是故，圣王再兴，一道同风，王教普在，世无儒学，国无儒家，是后儒所当期盼也。此乃儒家追求之最高理想，所谓“儒期于无儒”也。”这与某人所讲的“我将无我”多么相似。现阶段还做不到“独尊”的情况下，蒋庆的理想是“圣王”与儒家的合治：“圣王拥有宗教、立法、司法、行政、教育、军事等统治权力，故代理圣王统治之儒士亦因之拥有与此相应之统治权力，唯圣王以其“王心”独断行使此统治权力，而儒士则须依圣王经典代圣王行使此统治权力。”（以上参见蒋庆：《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再论政治儒学》《广论政治儒学》《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学的时代价值》）在执政党修宪完成后，国家主席可以终身制，有“圣王”理想并时刻担忧“當代新儒學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未能開出新外王”的蒋庆立即发表了《儒教政治之最高理想——圣王再兴说》，欢呼雀跃地用儒家理论为“无冕皇”背书，他说：“儒教政治之最高形态是“德位合一”，“德位合一”即“圣王合一”。鉴于此，王道政治在今日之重建须经两途径：一、确立“新王制”，建构实现“王道”理想之现代政制，以“新王制”之制度架构保障“德以位叙”，使“王道”理想能实现于制度性之“位”中。此儒教宪政所由而作也。二、在历史之期盼中圣王再兴，圣王以其人身之魅——圣格之神圣性——得位而直接统治，以实现“圣王合一”之儒教政治形态。。。王道政治之最高形态，是“圣王统治”，即圣王及身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直接治理国家。因圣王“王心”乃世俗宪法之最高法源，即政治正当性之最终依据，故圣王在宪法之外，不受宪法约束而超越宪法。换言之，因主权在圣王，圣王之外无主权，圣王即主权之源也。然圣王既往，而圣王“王心”之迹，凝为圣王经典中之“王道”义理，传于后世，故圣王经义——“王道”——乃审查世俗宪法之最高合法性依据，非可以世俗宪法审查圣王经义也。故中国之君主政治可看作王道政治之余绪。若然，即为“历史虚无主义”矣。”（笔者与蒋庆是多年前的老友，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曾一起举办过中日韩王阳明研讨会和筹办阳明国际书院。笔者一直认为他是一位有批判精神并知行合一的真儒者，在这假道学如过江之鲫的时代也算是凤毛麟角，虽道不同，却仰慕他的人格独立，思维超群。但最近见他走上了传统儒家颂圣的老路，心有戚戚，为他代祷）。原先，我十分尊重我的这位老乡的人格，哪怕是合作过程中有过一些斗粟尺布，主要就是敬重他坚守“道统”。背书以后，没有想到他未走出传统儒者的窠臼，仍然是“货与帝王家”的腐儒，这一份敬重也就淡去了。总的来看，蒋庆的所作所为就是现代版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蒋庆与其他儒家人士不同，他熟悉基督教，翻译了《基督的人生觀》《自由與傳統》《政治的罪惡》《當代政治神學文選》《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等基督教神学著作，并一度准备皈依基督。但一种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使得他并不真正认识基督。他的大学同学舒揚回忆了一件事：“昔日，蒋先生幽居歌乐山，正值高校’留学热’，先生既不关心，亦不與闻。后因留学名额少，激烈竞争之下，學校难以调停，竟将一公费留美名额付与蒋先生，而蒋先生答曰：’美国一无孔子，二无释迦，吾不愿往也。’众青年教师愕然！”蒋庆及蒋庆们虽是知识分子，但与当年义和拳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义和拳起事于“玉皇庙事件”，玉皇庙位于山东冠县梨园屯，本是儒释道各路神仙杂聚地。后该庙荒废，其地天主教欲买来建教堂，乡绅们认为：你买来建猪圈都行，唯独不能在我们神的基础上建你们神的庙，冲突遂起。前些年“十教授”反对曲阜建教堂，以及蒋庆兄的这些言行，去“玉皇庙事件”远吗？去义和拳远吗？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当世大儒”们只是历史的“算盘侠”，却偏偏要充作当世的“键盘侠”，实在是不知“今夕何夕”。

   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位先生在港台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探讨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定位，认为“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需要科学与实用技术，中国文化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牟宗三还特别指出：“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中国以前所要求的事功，亦只在民主政治的形态下，才能够充分的实现，才能够充分的被正视。”“对现代化以来「事功」方面表现最突出的科学，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才能充分实现”“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我们看到尚是“君子儒”对人类命运深切的关怀；到了“得君行道”的大陆新儒家这里，只剩下对统治者的拥抱和权力的膜拜，已然堕落为无耻无聊的“小人儒”了。马克斯·韦伯曾经批评：“儒家文化不是实学，而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学校既不教数学，也不教自然科学和地理，培养出来的人，毫无逻辑创造的才能!生活里都是一些机智的文字游戏、婉转的甚至是转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以及引经据典的考证，这也造成了形式主义的极度泛滥。对经济管理放任自流，或者根本就没有能力对其进行管理，这种仅靠吟诗作赋式的管理从古代持续到近代”。同是新儒家的台湾李明辉先生就明确指出大陆新儒家的“一厢情愿”：“他们所讲的政治儒学在我看来就是乌托邦，公羊家的那套讲法都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由衍圣公去选国体院的议员，而不通过投票，真奇怪，现代社会还有这种想法。”许锡良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件事：“当年的康晓光先生说，我们倡导儒学，重尊孔子，其目的就是要为了维护中国的专制制度，防止西方的民主法治在中国形成气候。听了这个话，雷颐先生不再说什么。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对话的空间与可能。倡导一种理论的目的，如此赤裸裸地不加掩饰，毫无顾忌地为专制制度辩护招魂，已经到了不需要任何遮羞布的地步了。康晓光先生最后还对雷颐先生说：我们走着瞧，十几年之后的中国肯定还是孔儒的中国，因为中国不可能走别的路，只能够走专制之路，而要走专制之路，就离不开孔儒思想。”（《“国学”果然是一个阴谋》）历史学家刘泽华一针见血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的一个根本主张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只是，当代董仲舒们的这种种荒谬想法，既没有正当性，也没有操作性，更被认为是“与虎谋皮”——就像当年董仲舒差点掉了脑袋一样，今上的“复古更化”也与汉武帝时代的情节差不多，最终便是露出“法家”的尖牙。余英时先生生前接受采访时也说:“现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为替代性的意识形态,高扬民族主义,若如此,则是把中国传统又糟蹋一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后再造新孔家店,这是很不智的事情,要把公领域与私领域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况且，就算儒化成功，也只是把西药换成中药，专制的药性毫无损伤。儒家思想的落伍，儒家人才的凋零，儒家臭名的昭著，以及儒家人物的倨傲狂妄，注定使他们只是一些“高不成低不就”的小众，执政党并不敢轻易把它扶上正位。执政党羞羞答答地宣布了几次“以德治国”、“和合文化”、“发展软实力”、“复兴传统文化”，发现均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时代不允许、人民不答应、世界不买账，也知道了儒家这一剂过期千年的老中药，医不好执政党的急症，反而有使自己中毒的危险，因而未见得达成了党内共识（前述中办和国办联合下文《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5年前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只是帝王一人的意志），所以也是“举棋不定”。因此，也注定了儒家的当代命运：

 1、“高不成”——新儒家的主张不可能成为“制度文化”，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成为“国家宗教”。正像我在上面说到的那样，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但儒家的知识系统理论系统并没有更新，它已经被时代淘汰。但是，传统的“得君行道”与政权勾兑仍然是新儒家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得君行道”方面成型的理论如上述是蒋庆的“儒家宪政”。还有康晓光蔑弃“主权在民”这一宪政首要原则，要求“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但在同样是儒家学者的李存山看来，“儒家宪政”经不起推敲，其实是另一种“乌有之乡”，因为儒家与宪政根本就是不兼容的（基督教认识这个问题更深刻，他们支持的宪政是从底线入手，控制人性中的恶；儒家的所谓宪政是“圣贤政治”，放大了人性中的恶），它们已经丧失了儒家的理性价值甚至是文化价值，不要说“架构”，甚至是“进入”一种时代文化都已经不具能力。新儒家们也毫不掩饰他们在“得君行道”方面的担忧：“儒家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像清末民初，由于政府不支持儒家，儒家很快就垮了。儒家毕竟不是西方人讲的宗教，不完全是扎根于民间的土壤，一旦上面垮了，就会很快失去影响。这不像基督教最初完全是民间信仰，被迫害了几百年，还能顽强生存下来，最终还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但正因如此，没官方的承认，就永远是被迫害的命”（《曾亦：《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余英时先生对此下定论说:“儒家是可以被利用的。传统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不许犯上作乱的儒家，这是传统的王权皇朝所推崇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在西方做研究的人常常称它为制度性的儒家，叫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所以在大陆，某组织提倡儒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种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OK”（《大陸提倡儒家是死亡之吻》）。而袁伟时先生的说法更直白：“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至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令人寒心的是，当代儒学信徒仍然热衷灌输信条，俯伏在圣人脚下，在堵塞儒学前进道路的同时，继续充当愚民的工具。”（《宪政是宪政，儒家即奴学》）被称为新儒家同时又是儒家批评者的邓晓芒在谈论到现今的新儒家一心走“得君行道”时说：“至于当今现实生活中到处发生的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如维权问题、拆迁问题、矿难问题、农民工问题、失业问题、司法不公问题等等，都基本上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这些人的作为，其实还不如那些利用“国学热”开班赚钱的伪儒，后者至少还有一种对中国当今时代的现实感，尽管欺人，却不自欺”。

2、“低不就”——不接地气的儒家更不可能成为大众接受的“社会文化”，要想成为“公民宗教”更是痴心妄想。我们知道，传统儒家在“得君行道”外尚有“觉民行道”，这被称为儒家并行不悖的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新儒家对此的态度是：“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蒋庆语）；但正像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样，新儒家和儒商们提供的社会文化产品，只是一些与旧习俗相关，与新时代不配套的快餐文化，顶多是一些古代文人的技艺复苏（如琴棋书画等）。在现代商业的濡染下，他们的推广已经不是“觉民行道”而是“欺民行骗”，是邓晓芒指斥的“伪儒”。而真正的“觉民行道”传统，已经在两千年来“独尊”的“政教”中养尊处优大腹便便，失却了动力也失去了能力。就像上面曾亦自己所说的那样“（儒家）不完全是扎根于民间的土壤，一旦上面垮了，就会很快失去影响”。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千百年来占领城市，而城市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已经在自觉地屏除这些传统；而农村历来是佛道“小传统”的天下，儒家再要转身相争，又已经没有了阵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赵法生说了一句公道话，他基于在曲阜尼山实地调研和开展工作三年的经验，发现基督教教徒是依靠关怀和奉献征服了基层民众，而这恰恰是今天的儒家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儒家学者韩星也自审到：“基督教目前在中国城乡的爆发式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而儒家还主要还停留在学院和研究所，即是出来几位自称为“儒教徒”的激进分子，其实也是被社会看成怪异，被警戒排斥。儒教在自己本土复兴的实况是游兵散勇，儒学在天上飘浮，民众在地上渴望，读经运动整体来看只是毛毛雨，最多是阵雨，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复兴仍然处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状况，最关键的是儒家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化、民间化、宗教化的组织形态，特别是缺乏基督教那么多虔诚、热心、具有奉献就是的传教士和积极分子”（《平议黄蕉风君所谓“墨家基督教神学”》）。自诩与儒家对话的文化基督徒学者刘小枫谈到了另一个观察角度：“在漢語世界，儒家的書院與基督教的神學院在數量上不可比較，後者遠遠多於前者。原因並不是基督教神學比儒學有更多的文化吸引力，而是因為，儒家從來沒有一個分化的宗教建制作為其社會基礎，在古代型社會，儒學的社會建制基礎是國家官僚體制。在現代化過程中，國家官僚體制的轉型，使儒學的存在基礎被置換了。與之不同，基督教會及其牧職體制則能繼續供養神學院建構。於是，僅從數量上看，神學院在漢語世界的擴散遠甚於儒學院。”（《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

为了实现执政党领袖“引领人类未来”的雄心壮志，也为了配合“一带一路”的战略战术，更为了迎合今上的外儒内法，儒家还搬出“王道行天下”“天下为公”，倡导发起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东亚命运共同体》：“所谓共同体是指有共同或相似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宗教的理念，相互尊重、共同担当、平等对待、互学互鉴、开放包容、同心相向的命运联通的总和。东亚中、日、韩及越南等之所以为共同体，体现为共同理念，儒学共鸣；共同文字，汉字共享；共同制度，郡县共建；共聚民心，同舟共济；共生共存，命运共同。”他们说：“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理论思维精神的源头活水是儒学，儒学是东亚各国礼乐文明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行为方式的善恶评价，构成东亚各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精神价值。儒学虽资始资生于中国，但她具有普适的价值，特别是东亚各国，在地理环境的自然生态，社会环境的人文生态，国家治理的政经生态，风俗习惯的民俗生态，儒学是化解各生态冲突危机、改善各生态环境的异化、创新各生态环境体系的指导原则，她是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历史选择。”（参见张立文《儒学与东亚命运共同体》）可是，时过境迁，古代皇权专制所依赖的完全封闭的对外关系、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大一统意识形态提供的凝聚力都已经不再是现代专制“政统”的“保护伞”了，作为“道统”的儒家也只好“与时俱进”，将其“天下观”所函摄的“民族主义”发挥得咄咄逼人。配合战狼的“武统台湾”，新儒家陳明策划了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在中央電視臺播出），他说：“我策划這個選題，主要是想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其次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陳明大肆鼓吹要有清廷不顧一切打台灣的氣概：“能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有了意志和決心，一次打不下，可以再來第二次第三次。這就叫血戰到底。”台湾的庄万寿先生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他说：“20世纪英、法甚至俄国，吐出数十个民族国家给复活，而中国依旧是一个继承’天朝思想’、’天一统’的中华帝国，’中国民族主义’是今后人类民主与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民族主义与文化霸权》自序）。出生於台灣、成名於日本的思想家黃文雄指出：“儒教思想是中國思想與思考變態、僵化的元凶，稱之為’儒禍’，一點也不為過。” 黃文雄指出，“思想家殺人”是中國和儒家文化中特有的現象。這種思想最典型的表达，就是中共鷹派的軍人和文人共同發出的不顾同胞生死、只顾帝王世功的“將台灣打成無人島亦在所不惜”之叫囂。辜鸿铭当年戏作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如今仍在情景之中。毛泽东当年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不知“一句顶一万句”的“英明领袖”是否还会“一语成谶”？  

  我们以大陆儒家与台湾儒家相比较，可以发现出现了极大的区别：由于台湾政治格局呈现西方式宪政民主（大陆学人眼中的“儒家宪政民主”并不是事实），台湾新儒家学者绝大多数也拥抱宪政民主，交好基督教；而基督教学者反过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主力。没有专制政治为纽带，没有“政统”与“道统”的羁绊，“新儒家”与基督教在“文化”上少了原有的龃龉，而进入一种平等、良性的“会通”；“新儒家”间接成为了基督教文化的“传声筒”，基督教也掌握关于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因此，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在谈到儒家与基督教“会通”问题时，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尼布尔的《基督与文化》一书中提到：犹太人的文化与基督的存在是誓不两立的，钉死基督是保存其文化的唯一路径。他们没有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可以把犹太的文化‘重生’过来——中国执政党是否也在重犯犹太人的错误呢？

顺便说一下佛道教与无神论   我们来看与儒家同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佛、道教。佛、道教虽然不能给现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但其有着“罪的赎买功能”，可以“暗助王纲”。因此，在“维护宗教生态环境”的旗号下，佛、道教也成为号称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执政集团明里暗里支持的宗教。但是，佛道教自身的巫化、俗化和赤化，执政党明目张胆的利用他们来神道设教，已经注定成不了气候。

   最后我们还是来扫描一眼执政党鼓吹过的无神论，虽然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上帝在创造世界时完全没有使用既存的物质，这就是对无神论最彻底的否定。保罗在战神山上与希腊哲学家辩论时指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23下-28上》)。我们的神是“造物主”，凡物都是祂一手所造，从创造论来说祂本身就是最大的“唯物主义者”—— 唯物主义并非与无神论有必然联系。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执政党的无神论系统仅仅来源于马列主义和理性崇拜；而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内在超越”是人“自义”的最高境界，是人的主观精神的恣意放大，人可以通过修行成为神（圣），它已经形成了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中国文化传统既是无神的又是泛神的，因此一方面不需要向任何对象负责，另一方面又见菩萨就拜。从认识论来看，两希传统关键问题出在“谁是我的神”上，而实用主义的中国关键问题出在“谁是我需要的神”上，这种东方实用主义的“无神论-泛神论”危害更大：东方实用主义的“无神论-泛神论”诞生“偶像崇拜”，最大的“偶像崇拜”就是国家-领袖崇拜，“偶像崇拜”不但是最大的罪，而且是一切罪的根源。偶像只是暂时的、名义的救主，却不可能带来真实的救赎。因为没有一位道德的神，犯罪就无所谓；没有一位绝对的神，道德就是相对的，任何东西都不具有永恒的价值，忽而“人定胜天”，忽而“求神拜佛”，这就是现在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甚至轻视生命的根本原因。事实上，马列的“战斗无神论”从未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宣传教育策略”。这种“无神论”很难掩盖执政党事实上的偶像（领袖）崇拜——尽管习近平亲自宣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但同时响起的还有《东方又红》。

B、“信仰危机”不是急症而是基因病  

由于马列主义在国际上的失败，执政党的信仰缺失，儒家法家道统的非主流化，传统宗教的世俗化，它们都不能够或不再能够给中国人提供“信仰”，五千年来第一次整个中国社会感到了“信仰危机”。中国曾经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危机，曾经经历形形色色的天灾人祸，曾经多少次遭受外寇入侵，曾经多少次面临亡种亡族，但是中国在之前的种种失败都只是有形世界的坍塌，没有触动到中国人的灵魂。就在执政党宣传“大国崛起”的同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暁波却看到了“大国沉沦”，他说：“在这样的‘经济奇迹’背后，是制度腐败的奇迹、社会不公的奇迹、道德沦丧的奇迹、挥霍未来的奇迹，不仅是经济成本和人权成本极为高昂的奇迹，更是社会综合成本难以估量的奇迹”（《大国沉沦》）。按刘澎的描述：“目前的中国是经济空前繁荣、环境空前恶化、精神空前贫困、思想空前混乱、信仰空前缺失、道德空前堕落”（《两个转变——中国基督教的前景》）。还有一个“空前”他没有说出口，那就是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民族的中国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无力感、无奈感，甚至恐惧感、绝望感空前强烈。一部分中国人在制度剥夺下丧失了家园，一部分中国人在思想禁锢中丧失了精神家园，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所皈依，每一颗中国心都无所皈依，从原来的“伤国”、“伤家”、“伤身”到现在的“伤心”，这是一个深刻的过程，这是难以医治的“内伤”。五千年来，“哀莫大于心死”从个体现象到集群体现象再到整个社会的共同现象，伤得深伤得重和伤得宽使得我们再也伤不起了——从有型物质匮乏的“外伤”到了精神崩溃的“内伤”并发。

其实“信仰危机”并不是一个急症，从根本来说它是中国人的基因病，只不过现在各种因缘的聚合它“急性爆发”而已。卡希尔在《人论》中集中介绍了各种对人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有理性的活物”，马克思断言人会使用工具，历史学家认为人是历史的动物，康德看到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维特根斯坦则认为人是有语言的活物，甚至海德格尔认为人是“会死者”。。。等等，仔细推敲起来似乎都各有瑕疵。如果由我来给“人”下一个定义，我认为“人”有两个根本的特点：有信仰（指严格意义上的一神信仰）和会下棋。有信仰是人的“良知”所在，是人作为被造物的“自知之明”，其他生物不可能有这种“自知之明”，只有“人贵有自知之明”；会下棋是人的“理性”所在，下棋就会产生输赢，只有下棋产生的输赢是最纯粹的输赢——不带来任何功利（下棋引申出来的“比赛”“奖金”不包含在内），其他生物不会干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由“有信仰”产生了“对错”，由“会下棋”产生了“输赢”。因此，“有信仰”的只有人，“会下棋”的也只有人，同时兼有二者的更只有人（这是可以用《圣经》神造人在“灵”里注入“良知”“理性”来解释的）。“同时兼有二者的人”在现实中总是偏执一方，换句话说，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世界上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讲求“对错”，一类讲求“输赢”。讲求对错的人求善，一定会导向终极关怀；讲求输赢的人求恶，一定只导向现实关怀。整体来看，有信仰的人属于前一类，会下棋的人属于后一类。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属于前一类，而最大的一个族群华夏民族属于后一类(指的是殷商之后的华夏民族。古罗马人也有这种特质，但很快就被基督教改造了)。“对错”的原则是“追求真理”；“输赢”的原则是“追求成功”，为追求成功便会不择手段不设底线。我说中国人属于后一类并非没有依据，不信你翻开二十四史，读来读去一言以蔽之：“成王败寇”（华人教会最受欢迎的是成功神学，也反映了我们的“民族性”）。在“成王败寇”价值观者看来，追求真理是傻，追求自由是疯，追求平等是弱，因为这三样都不能带来成功。

中国人有两大缺陷：“性无能”和“信无能”。因为“性无能”，反而造就中国“繁荣娼盛”和女同胞热衷于性能力超强的黑人男性；因为“信无能”，反而造就林林总总的寺庙神龛人头攒动香烟缭绕。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在欲望的支配之下。中国人的神不是拿来“信”，而是拿来“用”（不能“保佑”人的菩萨绝对得不到“香火”，给同胞传福音最经常遇到的一句话就是“信了何用”？）。“成王败寇”不但是我们中国人一时一世的文化标准，这就是整体华夏民族的精神底色。我们常常听到追求成功的人们自我标榜为“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者”，严格地说“无神论”和“唯物主义”都属信仰范畴的探求，我们不配，一个讲求“输赢”的民族是不配谈信仰的（我们在前面提到中国人对“政教”只有崇拜没有信仰），一个只追求“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的民族是不会谈信仰的,一个追求世俗欲望的民族是无资格谈信仰的，一个把“识时务者为俊杰”挂在嘴上的民族是不懂得信仰的。而不会谈信仰的民族永远只能是“二等民族”，因为“输赢”的终极还是“欲望”——情欲与物欲，《約翰一書2:16》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而只要是“欲望”就没有走出“世界”，说明我们还是“世界”的俘虏，是“肉体”的俘虏而不是“灵命”的主人，并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个灵体合一的并最终归回祂的“人”。

正是由于中国宗教的此岸性和功利性的长时期熏袭，绝大多数中国人患上“生命近视”——他们只关心“身前”事（自己和家庭）和“生前”事（当下物欲生活），目光只在“我”及“当下”，生命的长度、宽度、高度都极其有限。造成的中国人的普遍性格是：淡漠真理不求真相，在“对-错”问题上崇尚“难得糊涂”，反之则锱铢必较；在“输-赢”问题上崇尚“成王败寇”，要不成为“英雄”欺行霸市，要不甘当“巨婴”跪舔权力。我们都很聪明（东亚人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族群），那种聪明是“会下棋”的算计，只有人对人的“老谋深算”，没有人对神的“心领神会”。其实人有千算，天则一算，人算不如天算，唯一的结果是“反算了卿卿性命”。我痛苦地发现绝大多数中国人真的只能归为三类动物：

一类为“饕餮”——贪婪、残酷的既得利益者（日本人林巳奈夫考据帝的形象即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联想到饕餮贪婪暴食,这个名头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现网络上称为“赵家人”，他们原先指帝王家族，现在指“红一代”到“红n代”），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贪得无厌”，他们的形象是“吃像难看”；

二类是“鹰犬”——唯利益驱动的既得利益者帮凶（网络上称为“精神赵家人”“白手套”，他们希望从“跪族”变“贵族”），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为虎作伥”，他们的形象是“狗腿狼牙”（对“饕餮”是狗，对“牛马”是狼）；

三类是“牛马”——受压迫受欺诈而麻木不仁的劳苦大众，（网络上称为“草民”“屁民”或直接叫“韭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任劳任怨”，他们的形象是“呆若木鸡”。

三类“动物”中没有一类在追求“身前”和“生前”以外的目标，因此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动物王国”，各种文化、制度背后最深沉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实际形成的是法家理想的霸主-酷吏-顺民格局，儒家希望形成的明君-贤臣-顺民格局则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的道路选择不能怪是谁强迫谁的，它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选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它都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同时我们也应当知道，神的审判是包含全体中国人在内的：“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结21:3》）

这个“盛世”就像一桌“盛宴”，要么你在宴席上，要么你在菜单上。“输-赢”原则造就的是一架恐怖的“绞肉机”，这个原则下你要么成为这架机器的“螺丝钉”，要么就会被这架机器碎尸万段。这个原则形成的人格特征，便是雨果所说的“炮灰与炮手”：“炮手”掠杀“炮灰”，“炮灰”崇尚“炮手”。“输-赢”原则是中国从国家到国民的共同心态。我们不断看到各种“专家”“学者”散布毁灭敌国消灭同胞的“理论”，无差别灭绝人类的基因武器、病毒武器也成为科研的重点，一些吃地沟油的“屁民”操着“中南海”的心，无道德底线的“丛林法则”不但是国家文化而且是公共文化，消灭全人类都已经稀松平常，他们要直接挑战神的权威。更为可怕的是，“中国道路”很有可能成为人类明天的道路，“输赢”正在吞噬“对错”成为人类共同的追求，反映在现在最火红最前沿的科学“人工智能”，都是在克隆讲求“输赢”的人而不是克隆讲求“对错”的人，这是一种人类走向自我堕落自我毁灭的表征。如何重新结构社会，如何重塑价值，是基督教会、基督教宣教运动、所有神的子民包括神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和广大牧者面临的一道崭新的而又紧迫的课题。

E、“信仰危机”可能转化为政权危机  在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导致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往往就是整个社会的心态和整个社会意识的形态。当下，“大国崛起”从心态变成了形态，“外儒内法”从潜态变成了显态，现在的执政党看到“基督教”三个字便大为警惕，认为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是企图“西化”、“分化”我国。认为“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不仅在于扩大某种宗教的影响，更在于争夺意识形态阵地，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因此上纲上线到“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在这种“管制”思想的作用下，提出了“十年内消灭家庭教会”的目标（本文只谈基督教）。多手段、全方位挤压宗教生存空间。

《圣经》告诉我们，神使埃及法老的心“刚硬”，并以此提前审判了他（降下十灾）；神使尼布甲尼撒王的心“骄傲”，神惩罚他直到他悔改认罪。中国正在进行较之以前更高强度的“宗教战争”；而执政党宣布打胜这场战争的“武器”是“法制”。因此提出“依法管理宗教”，“宗教不是法外之地”。荒谬的是，从立法环节来看，我国对宗教没有一部专门法律，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本身就是违宪产物；从司法环节来看，对家庭教会的审判没有一次是依法的，执法过程也像黑社会一样偷偷摸摸。不但宪法36条规定的“信仰自由”得不到落实，对破坏“信仰自由”进行惩处的条款更如同虚设。有一段历史执政党很熟悉：上世纪60年代江青宣布“我们已经消灭了基督教”、张春桥宣布“基督教在上海建立了三百年，我三年就消灭了它”。江青张春桥话音未落，他们自己进了秦城，而基督教却呈现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发展。我们还应该将加尔文所说的一句话告诉执政党，让他们警醒：“当上帝决定要审判一个国家，祂就赐下一些邪恶的统治者，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对邪恶的人民的惩罚，目的是催逼上帝的百姓向他悔改”。

F、“信仰危机”是一场深刻的民族危机  “信仰危机”传导到整个社会，就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与“信任危机”的互动、联动，就造成了一场深刻的民族危机。

因为身体的无家可归是灵魂无家可归的原因之一，我们从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来分析。对于“高端人群”来说，他们今天还贵为人臣，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之囚；他们刚才还在台上高谈阔论“反腐”，一会儿便有纪委大员上台擒拿“双规”；他们今天还是百亿富翁，明天就可能一贫如洗；他们今天还呼风唤雨，明天就可能被雨打风吹去。官员-商人构成的“利益集团”危机感十分强烈，他们随时处在欲被“新利益集团”清算的状态，“官不聊生”成为一个新兴的“成语”。于是“官二代”、“富二代”基本都成了外国人。现任中共中央委员共计204名，有子女187人，其中移民欧美的占91%。候补中共中央委员167名，有子女142人，其中移民海外的占85%。中共部级子女亲属中，持有海外绿卡者占91%。中共地市级以上领导，其配偶子女在国外居住或入籍者，高达344290人。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社会上层尤其是执政集团核心和资本集团核心“外化”严重。

对于“低端人口”来说，他们耕种了几十代人的土地，随时可以被强行征拨；他们住了几十代人的祖屋，随时可以被强拆；他们传宗接代的孩子，随时可以被强制引产；他们生产生活了一辈子的“单位”，随时可以将他们扫地出门。一些农民工、北漂学生和被拆迁户，甚至连作“中国梦”的床都找不到安放处（首都大张旗鼓驱赶低端人口），他们就像新时代的“七科諦”（秦汉庶民之下的贱民），有力气干活，无资格入籍——家乡无活路，城市又不承认，他们如何证明自己是“中国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18年年底，年收入不到人民币683元“绝对贫穷”户，中国还有2100万人；60%的人口月收入在500元-1875元之间。按照世行2017新标准，2017中国贫困人口是3.08亿，贫困率是22.16%。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全国有6亿人每月的收入仅仅为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租房都不够。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支持这一说法：根据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而最近中金的一份中国总财富分析报告给出这样一组数据：中国财富总量为790万亿。其中，国资为360万亿；1%的富豪阶层，约460万人，为290万亿；中产阶层，约9900万人，110万亿；剩下的13多亿人，总资产为30万亿。按比例计算的话，最普通阶层的13多亿人的财富总额，在社会总财富中的占比为3.79%。一个国家的最基本功能就是保守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健康和发展，而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住房、医疗和教育则是国家赚取利润的重要方面，因此被称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的“新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并走向“刚化”（转引自《拼搏不如拼爹》）。

不管“高端”还是“低端”，不管“外化”还是“刚化”，生命不安全，财产不安全，身份不确定，命运不确定，人人绝望，对自己的未来绝望起源于对国家绝望。于是资本外逃，精英外逃，贪官外逃，企业家外逃，甚至劳动力外逃（冒死偷渡，现在劳动力外逃的主要线路中越边境加装了电网，甚至有报道还埋下地雷，“走线”成了一个流行词汇），都是对国家绝望的表现。而“国家”，曾经是中国人信仰的中心，对国家绝望意味着信仰的坍塌。早在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指出:“中国的富有是事实，贫困也是事实。中国低廉的劳动者，像乞丐一样求职，从早到晚工作，仍无法养家糊口。他们吃最污秽的食物，把自己无法养活的孩子像狗一样扔在水里。中国过分的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破坏了经济平衡。中国的专制暴政的法律制度，造成中国的停滞，甚至倒退。。。”（《国富论》）亚当·斯密之所以如此准确地描述当时的中国和预言今天的中国国情，就在于他是基于对中国的文化和制度的洞察。这种文化和制度没有改变，中国的国情就不会改变，这就是经济学的底层逻辑。

一个好的社会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陷入绝境，更不会逼任何一个人走入绝境。著名的“洛克文明底线”是衡量一个现代社会的最低标准，这就是洛克所说的“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的三项基本权利：生命、财产、自由”的著名理论，我们的政府在“保障”方面不作为、懒政，但在“剥夺”“剥削”方面则机关算尽，以至于堕落成为以公权谋私权的工具，不断地将公民陷入绝境。中国北大法律网刊登法律人士蒋福财文章《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指出：

如果政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须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惩罚和清算；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辖内就是王土，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权者的自动取款机，发行股票和货币就是动用大规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法学家张千帆在《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一文中写道：

在一个权力压倒一切的国家，道德堕落是迟早发生的必然结局。这是因为权力本来就和道德无关，掌握权力——尤其是通过暴力夺取权力——的事实本身不等于善恶或对错。但是一旦权力成为一种社会通货，不仅可以换取金钱、文凭、荣誉、美色……，而且成为权力本身的正当性来源，社会就丧失了基本是非标准，权力成为真理的代名词。

明末王船山论到皇帝制度弊病时说：皇帝传子不传贤尚有宰相传贤不传子来救助，而现在，几十个红色家族不但掌握了绝大多数国家生产生活资源，而且把控了几乎所有政治资源，而且“子子孙孙永宝用”，因此可以说现代中国的专制超过了历史上皇权的专制，是中国专制的最高峰。我们要明白在这种制度下，国家不是解决方案；国家就是问题本身。

更为可怕的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游离于我们的视线之外，他们没有渠道发声，社会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这个社会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生，沉默的活，沉默的死，仿佛这个国家里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们”。不断积聚的疾苦、不断积聚的不公正，加上公开表达不公正权利的被剥夺，不难想象，无从宣泄的痛苦必然导致怨恨，就出现布迪厄在《世界的苦难》里描述的：“怨恨是人类苦难的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它是支配者强加在被支配者身上的最糟糕不过的东西”。于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处在“怨恨”之中，处在“中国梦”的幻灭之中。主义靠不住，神明靠不住，国家靠不住，单位靠不住，组织靠不住，大师靠不住，亲友靠不住，家人靠不住，甚至自己也靠不住。“变法而治”不行，“自力更生”不行，“复古更化”也不行。文化无神、社会无权、人民无产正是中国的三个代表性现象，它分别对应着缺乏信仰、缺乏信仰团体和缺乏有信仰的独立人。“来生不做中国人”，可能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中国梦”。当今中国，从自然环境的生态，到市井社会的世态，再到百姓人心的心态，从天到地，从外到内，已经全方位“失态”。五千年来，中国第一次整个社会感到了“信仰危机”！

更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下层的中国人连“中国梦”都没有，上帝赐给我们“灵”的功能已经丧失，这不能都怪底层的人们——他们连肉体都养不活，还奢谈什么灵魂。由此而来的底层的人们（如拆迁队与拆迁户、城管与小贩）互害，就像《箴 28:3》说到的那样：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对释奴令给予前奴隶的权利总结为四条：第一，“一个受保护的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第二，“免于随意的逮捕”；第三，“自行选择工作的权利”；第四，“自行选择迁徙的权利”。我们自我审视一下我们获得的“权利”，看看我们是否还是一名“奴隶”？

杜兰特的旷世巨著《世界文明史》列出七个文明崩溃的征兆：从上而下的自大狂热、不再有良性竞争而只有体制的安排、以斗争与封闭代替合作、精神与道德水平急剧下降、激进主义大行其道、用暴力手段平均财富、推行乌托邦主义。以杜兰特的标准观之，我们的现状似乎正在为他的理论提供“样本”。《箴1:24-33》中神恳切地对悖逆的人们说：“我呼喚，你們不肯聽從；我伸手，無人理會。反輕棄我一切的勸戒，不肯受我的責備。你們遭災難，我就發笑；驚恐臨到你們，我必嗤笑。驚恐臨到你們，好像狂風，災難來到，如同暴風，急難痛苦臨到你們身上。那時，你們必呼求我，我卻不答應，懇切地尋找我，卻尋不見。因為你們恨惡知識，不喜愛敬畏耶和華，不聽我的勸戒，藐視我一切的責備，所以必吃自結的果子，充滿自設的計謀。愚昧人背道，必殺己身；愚頑人安逸，必害己命。惟有聽從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靜，不怕災禍。”神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还顽梗到底，不见棺材不掉泪吗？

执政党在其“十八大”上定下“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说现在最大的目标是中国崛起，但我们需要明白：中国崛起是“国”的肌肉的隆起还是“人”的灵魂苏醒？是把“追求成功”发挥到极致还是换频道“追求真理”？我们不要让表面宏大其实似是而非的“中国崛起”遮蔽深层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无天无法”导致了中国社会没有救赎，导致了中国文化没有盼望，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问题。所以中国崛起首先就是要回归顺服到神面前来。在这里我引用几个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民族关心而产生的认识。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前说过：

“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方式的崛起——独裁崛起与自由崛起。凡是依靠独裁崛起的大国，无论是拿破仑的法国还是希特勒的德国，也无论是明治天皇的日本还是斯大林的苏联，不仅无一例外的衰落了，而且无不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灾难”（《大国崛起是天下心态的复活》）鉴此，他强调：“如果没有上帝，中国就没有希望；中国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悲剧人生中的抗争──刘晓波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

作为基督徒的谢文郁教授这段话情真意切：

“超越的上帝通过基督, 为人类提供了通向超越的道路。以基督为道路, 人就能轻易超越自身。超越的契机

在于如何去开放顺迎上帝的恩典。西方文化的进步在于他们领取了这个恩典。如果我们不想跟着西方文化一

点一滴地仿效改良, 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西方文化也照着我们中国文化改良自己, 那么, 唯一道路就是开放

顺迎上帝的恩典”。（《通向基督教化的中国文化是全盘西化吗？》）

作为非基督徒的潘知常教授也有相同的认识:

“中国人离‘信仰’有多远，离现代化就有多远，离现代世界也就有多远。因此，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当今中国的不二选择。”、“因为没有“人是目的”的目的性价值的觉醒，没有自由意志的觉醒，因此在古老中国也就不可能看到作为个人的生存诉求的人权、作为个人的政治诉求的平等、作为个人的权利诉求的民主、作为个人的经济诉求的市场经济、作为个人的制度诉求的法治社会，能够看到的，只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猜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怨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仇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算计、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提防，而且，既然彼此都无法通过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呵护来互利互存，那么，就只好借助权谋、冷漠、自私与投机来增加生存的机遇了。毫无疑问，这样的精神生活完全与真正的现代社会背道而驰，也完全与真正的‘信仰’背道而驰。”（《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

体制内学者刘澎则描绘了“补天”路径：“对于一个人来说，信仰是必需的，它激励和督促一个人为了心中的目标而努力。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信仰为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发展提供最根本的理由，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达成共识、团结奋进的精神基础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信仰，人不能存在，民族不能存在，国家不能存在。”（《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

王怡牧师内心燃起的灵火：

“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的一个‘肿瘤’，它的道德价值和政治合法性的全面亏空、核心价值的混乱和虚位以待，以及她强大的世俗力量，若不经过福音的洗礼，势必将在未来成为拖累全世界的动乱之地”（《属灵复兴与世俗化 ──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评价》）。他更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隐藏着两把火：一是在地下呼啸、聚集之全面的社会危机的火；二是上帝在祂的教会中预备的复兴之火。因着对教会历史的观察和对上帝主权恩典的信靠，我认为，不经过一个认信的、承传新教改革的改革宗正统神学的布道、植堂和教育运动，这后一把灵火就无法熄灭前一把血火。” （《属灵复兴与世俗化 ──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评价》）

因为“无神”，绝大部分中国人“无产”、“无情”、“无信”、“无德”、“无法”，以至于堕落为“无赖”，国民如此，国何以堪？世界正在“去中国化”，而我们却拼命“去西方化”，我们与世界越离越远，最后的结局就是闭关锁国。“去西方化”并不是绝对的不可以，只是包含在其中的“去上帝化”才是问题的关键。但恰恰是，我们正在“去上帝化”的道路上“末路狂飙”。我们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观点来检视：一个帝国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径。从道德史观看，道义颓废、政治腐败是原因；从阶级史观看，社会撕裂、斗争激化是原因；从经济史观看，经济萧条，人民穷困是原因（见《中国史》“自跋”）。我要加上一条：从信仰史观看，信仰缺失又信仰混乱是原因，而且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此观之，中华帝国世寿还有几何？

在这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但以理为以色列国的祷告，但以理從耶利米書看到了神的應許，神應許祂的選民被擄滿了七十年以後可以回到故國故鄉，重建聖殿。时刻已到，但以理認識神的子民被擄掠，是因祂的子民犯了罪，得罪了神公義的法則，因此，他“披麻蒙灰，悔改認罪”：“主阿，求你按你的大仁大義，使你的怒氣和忿怒轉離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聖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們的罪惡和我們列祖的罪孽，被四圍的人羞辱。我們的神阿，現在求你垂聽僕人的祈禱懇求，為自己使臉光照你荒涼的聖所” (但9：16~17)。中国的教会“被擄”也七十年了，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恒切地向神求告：“我的神阿，求你側耳而聽，睜眼而看，眷顧我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前懇求，原不是因自己的義，乃因你的大憐憫。” (但9:18)

   “信仰危机”既是一场深刻的民族危机，同时又是中华民族一次伟大的觉醒，当下大多数中国人与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中国百年前就有“印伽挑夫等灵魂”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现在才流行开来。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终于意识到灵魂的匮乏，我们像那个印伽挑夫一样，开始在寻找自己的灵魂。我们终于不但感觉到了灵魂的存在，我们同时还感觉到了灵魂的饥渴，同时我们还知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