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课：案例分析之二：文革是一场邪教运动

“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诗10：4》）

“有干旱临到她的众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颠狂。”——（《耶50：

 38》）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唉哼。”——（《耶51：52》）

 

“文革”的本质是什么？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对“文革”有大部头专著，总的认识是“党的内部斗争”；许成钢教授也有长文研究，他的结论是“极权制度下的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是“领袖个人崇拜”；其它著作大都在记录描述，没有“定性”。我不想顺从这些共运史、政治史、社会发展史或经济史的思路，而提出一个新的认识视角。我们大家都熟悉文革时的一个词汇：“精神原子弹”，正是“精神原子弹”的爆发，推动了文革的发生和发展。“精神原子弹”是文人的说法，老百姓的语言是：毛主席是大气功师，他老人家在天安门上挥手发功，全国人民就都进了他的气场。而文革之后官方文件的总结，认为是出现了“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關於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管是雅说俗说还是官说，无论是“精神原子弹”、“气场”还是“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都说明一个事实：这是一场带有深刻宗教色彩的社会运动。你一定会反驳说文革是反宗教的。是的，文革的确在“砸烂封资修”旗号下反对一切传统宗教，一切传统宗教在文革中也的确遭到强烈冲击。我的看法是：正因为它是一场“造神”的新宗教运动，它才会排他性地反对一切有神的传统宗教信仰。我们之所以说文革是“带有深刻宗教色彩的社会运动”，是因为一切的宗教崇拜的特征，都可以在文革中找到：“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偶像崇拜”、“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揪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交心”、“自我批评”、“早请示、晚汇报”、“唱红歌，跳忠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为信仰不怕牺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一把钥匙打开千把锁”、“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些本来只会在宗教（更多是异端邪教）中出现的观念和行为，成为了那一时代典型的特征。从每个人胸前的“像章”到每一个家庭、单位里的石膏像再到每一个城市中心、每一个广场上的塑像，偶像崇拜充斥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读经运动”将全国变成一片红宝书海洋；“他是人民大救星”、“世界革命的领路人”的“造神运动”得到全国人民内心深切的认可；神明“触染”的案例比比皆是：与毛主席握手后不洗手，毛主席送的芒果切块煎大锅水分喝，背诵“老三篇”治病，毛主席像章别在肉身上；全国人民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向毛主席表忠心”。。。刘晓波写到：“老毛只用极为简单的挥手动作，在城楼上从东到西，停停走走，间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喊一句’人民万岁’，就会产生类似于神奇大师发功的无边效力，使偌大的广场如醉如痴，让亿万人心肺颠倒”（《作秀与戏子中国》）；赵天恩牧师说：“以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取代中国现存的宗教，可说是文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群众组织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你死我活的斗争目标都是相同的一个：“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为保卫同一目标而彼此开战在人类历史上仅此一见。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以造成夫妻反目、父子对垒、师生仇恨、战友反戈（这四种关系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最亲密也最私密的关系，其它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想不通一个问题：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需要发起的组织，通常的情况下要么是国家，要么是政党，要么是社会集团，要么是宗教力量。而“文革”首先就是砸烂国家机器、废除政党组织、摧毁原有社会、消灭传统宗教，只是毛泽东一句“造反有理”就煽动了全部中国人。为什么手无寸铁的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发动一群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娃娃,就只手打败了整个国家、整个党、整个军队？俘获了整个社会？其实这在文革当中已经揭示，那就是“真理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翻开人类历史，你会发现只有宗教性的崇拜具有这种力量，中国的皇帝崇拜就具有这种宗教力量，因为宗教崇拜与政治权力交织在一起，使得国家与全民共同崇拜一个偶像。毛泽东“破旧立新”，他的标准就成为国家、民族的标准，他提拔工人王洪文作国家主席，全国人民都认可；提拔农民陈永贵作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都买账；指定侄儿毛远新、老婆江青、情妇张玉凤为政治局常委，也没有谁认为不正常。他指定林彪为接班人，全国人民就“祝愿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他说林彪叛国投敌，全国人民就声讨林彪“死有余辜”。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写道：“政治统治者有时会建立一个教派，这个教派不是真正宗教感情的表现，而是伪装成宗教的某种政治观点：例如伪宗教的仪式表达了对政治统一的渴望，这个社会已经尝尽了动乱时期的困难。在这样的境况中，已经赢得民心的并被他的臣民视为救星的统治者可能会成功建立一个教派，而他本人、他的政府机关以及他的王朝都会成为崇拜的对象”。该不会汤因比是从“文革”吸取到的灵感？1964年12月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坚持认为执政党对饿死三千多万人负有责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果真在一年多后，不但打倒而且打死了。就此而言，“文革”的“史无前例”绝非浪得虚名。 

  为什么“精神原子弹”会在顷刻间爆发？为什么“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会在短时期内就席卷全国？为什么这个造成一亿人受到迫害、两百万人迫害致死、经济损失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总和、陷国民经济于崩溃的民族大灾难还在当今相当一部分人中“深入人心”（有一个调查，70%以上的被调查者希望文革再来，东北、河南和湖南出现很多“红色广场”，农村出现多个供奉毛泽东的“寺庙”，许多驾驶员在车里悬挂毛泽东像“保平安”）？我们来分析一下文革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正像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表面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无可避免且实际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两种思想资源有两个交汇点，那就是极权专制（孟德斯鸠定义的专制）和以人（领袖）为神。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表面上看都是无神的，都是反宗教的，但要形成崇拜就必须借助宗教的方式和方法。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包含宗教精神宗教形式的“政治信仰”即我们前面提到的“政教”（鉴此，我很同意历史学家张鸣的一个观点：“政治体系无法建构效忠结构”。按他的说法引申，“政教”是政治的，更是超政治即宗教的）。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同，它不崇拜神而崇拜人，它把政治领袖当成神来崇拜。早在1918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发出过“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伦理学原理》批注）的“豪言”；在党的七大上,把政治领袖当成神来崇拜写进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文革开始前的1958年3月，壮年的毛泽东在成都會議上明確指出：“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怎麼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斯，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毛主席都支持個人崇拜，“毛主席的好学生”柯慶施当然要加盐加醋并把偶像聚焦在毛泽东身上：“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個人崇拜”的责任不单单只在“个人”，“众人”之责也在所难免。由于崇拜的升官、反对的坐牢甚至枪毙，在对毛的個人崇拜风中，党内干部生怕落于人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3700万人尸骨未寒，刘少奇“人相食，要上书的”言犹在耳，1962年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竟然高达15分钟。“文革”開始后，個人崇拜惡性發展，演變成新的“造神”運動。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利用廣大群眾被運動所煽動起來的對領袖的狂熱，把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思想吹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林彪在《關於把學習毛澤東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的指示》中說：“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哈耶克说：“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通向奴役之路》）。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文革没有出现在实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国家而只是出现在中国？我的回答是：因为我国的文化传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有趋同性。前苏联有东正教，波兰有天主教，东德有路德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或二个深厚的传统宗教文化背景，这些传统宗教文化又都是基督信仰大树的各种分枝，这些传统宗教文化背景导致他们二元地看待这个世界。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虽然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也推行個人崇拜，但文化基因的作用无论显隐，实际上都仍然支配着人心。而在中国，我们所有的精神资源包括宗教在内都没有至上神（即使信奉唯一神、至上神的基督教，在其官方教会中神也是第二位的）。这就造成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国文化里没有至上神而中国社会需要至上神。造成的话语环境是：统治者要神话自己，便宣称“天命所在”，是“历史的选择”；革命者要神话自己，便宣称“天命流转”，是“人民的呼声”。总之，都要争当神或神的代理人“天子”，才能掌握中国历史的“天命”，把持中国文化范围的“天下”。因此，不管是革命者还是统治者，只要出现在这片文化土地上就必须“造神”。余英时先生认为文革的基因是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是造成文革乱局背后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再版。要警惕文革这一大套东西，还有可能要借民族主义还魂。我最近有这样一种预感：中国共产党现在想借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控制的最后手段，把国家往纳粹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上引，走一条中国式的纳粹主义道路。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中国官方在大陆社会上下煽起一股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连知识分子都很受这股情绪传染左右。这样的民族主义是最容易走极端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文化中国：文革三十年”研讨会发言）。他所说的“民族主义”即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以人为神。前国家新闻办主任赵啓正在博鳌论坛上代表官方发声：“我们不是没有宗教信仰，我们有政治信仰与文化信仰来整合宗教信仰”；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对此一针见血：“政治家并非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政治信仰的对象不能是神，只能是主义或领袖。”（《中国人的信仰》）。赵、葛的“对话”就可以视为对余英时观点的注释。

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文革没有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其它任何时期？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名义上没有、却实际存在“皇上”。皇帝制度名正言顺时皇帝一言九鼎不需要利用“文革”手段，而真正的“共和国”民主政体也不可能发生以破坏自身肌体的“运动”。“文革”的发生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国家政治体制实际上并没有走进现代社会，它仍然是没有帝号的帝国。我们原先以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专指古代社会，其实不然，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底色，“二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是极权政治的圭臬，掌握神化自身制造崇拜的舆论权与镇压对手制造恐惧的军警权不但是历朝历代中国统治者的看家秘笈，现在仍然是现代统治者的不二法门。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读懂文革；而不能读懂文革，就无法读懂中国。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从社会管理机制来看文革。我国现行的政权因袭和发扬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结构方式，即“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国家高度垄断政治权力，“社会”不能制衡“国家”。而没有制衡机制，就像一部汽车没有安装刹车。从秦开始的“原子化社会”思想和制度，强烈排斥“社会”的产生，到明清时已经在城市中消灭了“社会”，“社会”只在县以下的农村才有存在空间。“帝国”思维到了“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反而不断加码：民国时期，国家政权机构延伸到县以下，设立“区”一级政府。1949年后，由于“土改”要消灭与地主阶级紧密联系的宗法社会，这种政权结构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国家政权延伸到乡镇一级，直接颠覆了原有社会的结构方式。“人民公社”把历史上“体国经野”的二元化管理都消灭了（甚至一度还想用公社食堂来消灭家庭），“全国一盘棋”，政权已经完全没有管理死角——“国家——单位（或村镇）”的关系把所有人都通过工作、档案、户口禁固在一个具体的狭小空间。这个表面看起来强大无比无懈可击的政权，其实有着最脆弱的软肋，那就是一旦有人攫取了权力中心，他就自然会被这个政权神化，而神化后作为“神”的他又会轻而易举毁掉这些“牢不可破”的“上层建筑”——因为只有他才可能触发“精神原子弹”的按钮。仅仅是毛泽东一句轻率的“造反有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仅仅一两年时间，就“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我们回想一下文革：“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被“踢开党委闹革命”一脚踢开，“钢铁长城”被“揪出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轻易推倒，“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公、检、法被“中央文革小组”轻松兼管，“洗脑机器”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成了“封资修部”被首先“火烧”。国家主席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被整死，一大批“革命战友”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关进监狱或牛棚，“亲密战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也在“接班”途中机毁人亡。。。。“神”一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国家就报销。而“神”轻松地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说了半天，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文革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是什么“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不是“造反派斗当权派”，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群众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文革就是一场邪教运动，“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邪教教义，毛泽东这尊“神”毋庸置疑是最大的邪教头目！而在国内，除了林昭、遇罗克、顾准这样的极少数“先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个邪教组织成员——正是我们“万众一心”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包括林昭、遇罗克、顾准都曾经是这个邪教组织成员，他们也是在受迫害过程中觉悟而开始反对这个邪教组织的）。不可否认的是，信仰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参与文化革命的动力，在文革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逼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他们在被枪毙时，拼着最后一口气也要高呼“毛主席万岁”。虽然中国已经从政治层面清算了文革，1981年，胡耀邦总书记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改党章时加入一条重要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但是，如果没有从宗教崇拜层面上去认识和清算文革，文革就有可能随时再来。因为文革根本上来说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宗教问题。如果不从人性上来认识，文革病毒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我们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是我们愿意认定的，但“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都是民族的罪人”却是我们不愿认识的，我们不为此认罪悔改，彻底清除每一个人内心中的那个“小毛泽东”，毛泽东预言的文革“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不是没有可能。

文革就像一场瘟疫，有人终身免疫，有人终身带毒。有人说“文革”将两次祸害中国——一次是“文革”本身，一次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现在的执政党七常委中六个知青、四个工农兵学员）。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2018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就将原来的“文革是动乱灾难的十年”改为“艰辛探索、跌宕起伏，有建设成就的十年”，肯定了这个造成中国人民痛彻心扉的大灾难。为纪念建党一百周年，执政党推出党史新编，全面肯定中共百年历史，其中就包括“文革”。在主张彻底否定文革的邓小平祭日，有大批纪念文章出现，其中少不了反思文革，网警最忙的不是封杀美帝日寇，而是封杀“邓小平”。而在过渡性人物华国锋的诞辰百年，又高调召开纪念大会，被很多学者解读为重召“两个凡是”。现今当局对毛泽东行为的认同，就是对文革的认同。中共建政时毛泽东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尚是集体领导的“党天下”;习近平执政时期提出的“两个确立”:“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直接把同志关系变为君臣关系，变官民关系为主奴关系。除了“两个确立”还有“定于一尊”,这更是明确无误的“天子天下”。文革中也没有谁要把“清华大学”改名，现在，一些无耻文人和官人，公然呼吁将“清华大学”改名“习近平大学”。军人也不落人后，喊出“三个一切”：一切重大事项由习主席决定、一切工作对习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三个凡是”：凡是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凡是习主席决定的坚决执行、凡是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文革遗风卷土重来（这不但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四个一切”和后文革时代的“两个凡是”，甚至让人想起北洋军队的口号：“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替袁大帅出力”）。2022年4月，广西自治区党代会上，高调喊出“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正式公报时改为“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各省劝进、效忠之风一浪高过一浪，党内如此可以理解，而一些不相干的人士也是如此就很难理解，我非常痛心地看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榮休院長、吾友卢龙光牧师也将今上放到“神龛”之上，他说：“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也講過“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就是上帝的全人類共同體的角度。”（《基督信仰中國化的回顧與展望》）。宦-士如此，黎民也非无关。传媒包括自媒肉麻吹捧今上，抄录下来都有污笔端。托克维尔评论查理十世的一段话,对我们理解文革极有参考意义,他说:“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们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界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某个机缘让他上了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而且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社会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忽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刘擎在分析《叫魂》一书时提出的现象，更是让人惴惴不安：“初看起来，250年多前的这场妖术闹剧完全匪夷所思，与当今科学发达、思想昌明的社会似乎毫不相干。但借助历史之鉴，我们得以勘察那些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机制。这些要素一直潜伏在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驱之不散。一旦它们在特定的时机中汇合起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态重新上演。”（《叫魂，群体性疯狂如何可能》）正因为“两个确立”、“定于一尊”、“三个一切”、“三个凡是”，也就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执笔者胡福明教授所谓的“三个千万”：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的无耻，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之愚昧。

文革中，我们最爱听的“最高指示”就是那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现在回想起来，“群众”正好是《马可福音》中那群也叫做“群”的污鬼附体的猪。凤凰网历史频道一个关于文革的在线调查,结果是非常惊人的：支持文革的网友多达58%,反对文革的仅42%。在一篇叫做《谁在为”浩劫”招魂？”文革”怀旧群体田野调查》文章中写到现在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为“文革遗民”的群体。他们并非在媒体和学术圈频频发声的左翼知识分子。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有相似的家庭和人生境况：工人出身，文化水平有限，在九十年代下岗，所依附的国企破产，个人陷入贫困，靠养老金度日。在新时代的集体失落感，会让他们本能地追忆毛时代“激情燃烧”的青春，以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哪怕只是一种自我想象。”《中国青年报》载：宁夏银川市最繁华的步行街，于2000年12月19日出现了一家名为“人民公社大食堂”的餐厅。门口贴着“回味逝去的岁月”的条幅，一楼展柜内陈列着“文革”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最高指示》、《红旗》杂志等书刊；雅座以“前进大队”、“向阳大队”命名；电视里播放“革命样板戏”，整个餐厅有意营造出一种“轰轰烈烈”的“文革”气氛。《寒冬》网刊报道：“在政府支持下，毛澤東廟、毛澤東紀念堂越來越多。’鄉政府官員鼓勵蓋毛主席紀念堂，因為習近平走的是毛澤東的路，所以毛澤東紀念堂可以隨便建。’河南省禹州市一名廟主說，’以後不讓敬其他神，都得敬毛主席！’這處貼毛像的小廟現在被打造成’毛主席思想傳播基地’，香客來這裡可以穿軍裝唱紅歌。。。在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的魯台寺毛主席紀念堂，對聯赫然寫著’一代偉人承鶴去，千古流芳顯神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信息称，2020年中国红色旅游出游人数超过1亿人次，并且近几年都“保持稳定增长”。2021年5.16前后，《红卫兵之歌》再度响起，许多城市的广场上大跳“忠字舞”，聚会的人群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万万岁”的口号，知识界召开“李进（即江青）同志党史地位研讨会”，中宣部副部长庄荣文用“曲笔”方式肯定“文革”，他说：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的27年尽管充满曲折和挫折，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2021年12月25日毛泽东冥诞128周年，韶山市东方广场昨晚人山人海，红歌回荡。民众挥舞着中国国旗和印有“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等标语旗帜。有民众穿着“红军制服”，或扶老携幼，手捧鲜花，排队走向毛像鞠躬。时间来到12月26日零点，有人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张艺谋担任总导演的光影大剧“最忆韶山冲”昨天在韶山的红五星剧场首演。一百多舞蹈演员在声、光、电等特技的配合下，串起毛泽东成长的故事。中国发射的「嫦娥5号」探测器2020年自月球携回部分土壤，昨天12月25日被放在韶山的“月样备份”存储基地。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称，此举是告慰毛泽东“上九天揽月”的愿望。

最早对“文革”有认识的恰恰是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与毛泽东一同发动“文革”的林彪以及“林彪反党集团”——因为太阳的红每一笔都是他们带头描上去的，在那份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写到：“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先知”性的人物。刘晓波在一篇叫做《只配跪着接受皇恩的民族》的文章中说：“每年的十月，中共执政的庆典时期，被舆论界反复渲染的一句著名口号，就是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真正站起来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其他的人、包括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脚下，高呼’万岁！万万岁！’”。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悲叹道：“文革暴行将把中国带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狱的边缘”，中国已经堕落成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极权主义怪兽加暴民恐怖专政的双头恶龙”。张灏说到：“毛泽东的革命思想能够发挥宗教的两种功能：一方面使人相信他可以从现实的“苦海”中获救，同时这个信仰也可以使人从对生命的迷茫与困惑中化解出来。”（《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杜导正反思：“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破坏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毁灭性破坏。”吾友王康说：“一个积累了巨量苦难、仇恨、狂热、偏执的国家，一个数以亿计缺乏敬畏、感恩、救赎，不认同自由、民主、宪政的饱受精神创伤而又充满世俗欲望的人类最大共同体，一旦被某种事变刺激，被某种意识形态裹挟，被某个领袖盅惑，那就谁也难以逆料它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显示其力量、意志和愿望。”（《帝国与共和：中国命运的两种抉择》）中国的“神”死了没有？“文革”过去了没有？没有！我联想起一篇报道：2018年11月1日，中央宗教督查巡视组，洛阳市统战部和洛宁县统战部的三十余位官员，前往巡视河南洛宁县东村教堂。在巡视中，一位巡视组的官员命令该教会：对悬挂在教堂中的“十诫”进行删改，删去“十诫”中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当该教会的负责人和会众据理力争时，该官员威胁道：“这一条是习近平反对的，谁敢不配合，谁要是不同意，就是跟国家对抗”（刘同苏:《评河南洛宁县东村教堂事件》）。我们再从当下疫情的一个情节来观察：2003年SARS疫情后，中国“亡羊补牢”，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7亿多元，建立了“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这个系统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系统——从疫情发生的最基层到中央决策层只需6小时，而且无障碍传递。本来，闭路传输就是极权政府的优势，可是，本次的武汉肺疫真相被隐瞒，活生生耽误了宝贵的两个月，造成了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大灾难。是诊断失误吗？是传递障碍吗？是知情不报吗？是地方失职吗？都不是，摧毁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直报系统”的，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权力，而且只能是最高的权力——这种权力曾经使国家系统崩溃，现在也能够使任何一个系统崩溃（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在写给其部下苏东波的亲笔信中透露，从12月28日就开始讨论两会是否延期召开，可见当局至迟在12月28日就知道疫情了，而中国疫情管控的最高责任人、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是在12月30日晚睡觉前才从网上得知武汉出现了疫情）。就在疫情正虐肆全球，中央电视台“人民领袖”栏目推出系列特稿《习近平战“疫”兵法》，其中说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始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从’遭遇战’到’阻击战’，从’重中之重’到’人民战争’，从’头等大事’到’全面胜利’……观势、谋局、落子，总书记在亲自指挥这场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很多对策、措施与中国古代兵家思想高度契合”——习近平不但是儒家大师，还成了兵家神帅。但我们清晰地看到,当下的“清零政策”,与乾隆时期的“叫魂”案对比,其构成机制、运行轨迹都高度近似，不但造成数不清的民间灾难，国家也耗资14万亿，相当于大清全部对外赔款的6倍。几百年过去了,从“上”到“下”仍旧愚昧.党中央还用文件形式推出“四个意识”——党组织和党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已经结束，全世界人民都过着正常生活的同时，我的祖国数亿同胞正在被比感冒还轻微的奥秘克隆封锁在家中和隔离点中。因为它已经不是一般的病毒，而是今上认定的病毒，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不是科学而是政治，都是“不知敬畏”。于是我们看到：数亿人宁可饿死、病死、穷死也不敢反抗。可以说，比肺炎祸害中国人更厉害的是脑炎，是文革病毒造成的脑炎。通过各种手段，我们还在不断地制造“脑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公布了中国政府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以及在包括中小学在内的教育系统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思想，并且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新华社社长傅华撰文：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把“忠不忠，看行动”具体为“忠不忠，到分钟”；见到主子没有发话，他在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上更加高声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效应对了当今世界的思想赤字、形象赤字、领导力赤字，是宇宙最高级的思想，没有之一”。在全民都需学习的《世界需要中国 中国需要习近平》一书中，更有一个雷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有千个不是，只上山下乡培养出这一个习近平，就一万个值”——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数千万个家庭妻离子散，整个国家命悬一线，就是为了塑造一尊“神”？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天子”崇拜本身就深入每一位中国人的骨髓；而习近平本人一贯宣称“我将无我”的“圣人观”,继续用他自己的大脑来代替十亿人思维，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不犯错的模式——比如昨天还“动态清零绝不动摇”，今天便“党员带头应阳尽阳”，导致中国现在成了疫情肆虐的重灾区;他上任之初欲比肩大禹，亲自决策亲自指挥“治水十六字诀”“海绵城市”，导致他亲自规划的雄安新城回归白洋淀不说，600年未遭受洪灾的京城包括从未受到水淹的故宫也泡在水中；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的“战狼外交”，使中国在世界上空前孤立。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刘泽华、李冬君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传统圣人观对近代政治伦理生活,具有深刻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它的认无我为本位的臣民价值观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并妨碍了近代价值观的确立.如果说自我意识是近代民主的酵素,那么无我意识便是古代传统专制的思想支柱.在宋代理学圣人观中, 自我像幽灵一样被驱逐、被流放, 无我意识、臣民意识和圣王意识构成了王权主义和专制制度的道德基础.从中世纪走出来,首先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新的道德基础, 即以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民义意识代替无我意识、臣民意识和圣王意识.(《伦理学的圣人无我及其向圣王专制的转化》)李锐既做过毛泽东的秘书，也曾经在中组部长时提拔过习近平，他有一句名言：“毛病不除，集恶成习”，良有以也！

作为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极度的领袖崇拜在毛泽东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其人虽已殁，千载有遗毒。在国际上，当年“输出革命”的重灾区非洲、南美、亚洲，“毛病毒”余害无穷——如阿富汗塔利班就宣称他们是学习《毛选》才重新掌握了政权。十分可怕的是，这个毒害了中国的有害思想，正在以“政治正确”成为美国的“文革”。据说奥巴马未当总统之前，每年圣诞节供奉的圣诞老人都是毛主席；当选副总统贺錦莉也是一个“毛粉”，她家客厅里就挂着毛主席语录“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政府首席战略顾问安妮塔·邓恩（Anita Dunn）最崇拜的政治哲学家就是毛泽东，她认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教父，发动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反自由、反上帝、反宗教，将基督教从公共生活中抹去，并将“国家”册封为该国唯一可接受的神；一些重要议员在接受采访时，可以看到其背后的墙上悬挂着毛泽东像。欧洲重要政治人物中“毛粉”更数不胜数。。。中国的病毒，造成的却是世界的瘟疫。

对于这种“个人崇拜”，原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反省到：“毛亲手培养的党文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绝后的精神创伤。无论夏桀和殷纣，无论周厉王和秦始皇，也无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明清两代的文字狱，都比不上他对整个民族伤害之深，这是精神世界的内伤，它抽掉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脊梁骨，消灭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独立人格”；对纠正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总书记胡耀邦说：“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会作出这样的历史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章力生牧师评判到：“拜人主义，灾祸厉阶──人文主义者，至此必起而争辩说，人的价值，人的生命，不在小我，乃在大我，小我固会灭亡，但是藉着民族伟大的精神，社会崇高的理想，这人生的价值，却是千古长存，而且日形光大。然则，崇高的理想，固是令人向往的美丽动人的名词，殊不知却是“自我神化，制度神化”的别名。历史上许多野心者征服世界的企图，例如酿成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运动，以及现在泛滥世界的无神极权的共产运动，便是迷信这种‘神化制度’的结果。而整个世界人类，正因惑于这种美名，日形狂傲，自趋于‘万劫不复’的末路而不自知！”（《人文主义批判》）于建嵘是体制内的异见人士，他在博文中提出的几个反思很有看见，他说：“19届6中全会再次强调彻底否定文革，大家都很兴奋。可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要彻底否定文革的什么？我个人认为，文革之所以要否定，这在于它有如下特性：政治：1、终身任职，2、领袖崇拜，3、个人专权。社会：1、以言治罪，2、派系争斗，3、废除法制。经济：1、全面计划，2、禁止私营，3、抵制外资。文化：1、反对多元，2、样榜独尊，3、禁忌甚行”。作家冯骥才写过一本《100个人的十年》反思文革，他在“自荐”中说到：“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割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做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做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１００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１０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３０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１０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中共一再声称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个“集体”还是太小了，它不足以承担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或“罪大”，其实，毛泽东思想是整个中国帝王文化的结晶。“文革”结束并不是因为执政党的觉悟，不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反思，它的结束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神”自己死了——真正的神看不下去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出手让这个瘟神死了。但如果诞生瘟神的环境还在，这样的瘟神随时可能再来。虽然我不太赞成远志明牧师的很多神学观点和文化观点，但我赞成他以下的这个判断——“只要有一天，有罪的人充当正义的神，有限的人掌握无限权力，中华民族的灾难就没有过去”。我还要加上一句：只要中华民族的灾难没有过去，整个人类的灾难就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