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课：中国教会在社会转型中的责任四：君王的社会关怀

①、君王与管家  有一家ngo机构名叫“知无知”，这的确是“大智慧”又“低智商”的人所取，“大智慧”和“低智商”是同义语，都是赞扬取这个名字的人如苏格拉底般明理：我们唯一所知的就是我们的无知；更如保罗般的明理：我无知，但我们的神无所不知（由于这家机构的负责人是基督徒，我相信他们的用典不仅于庄子或苏格拉底）。这是一句极具智慧的“傻话”，尤其是保罗得到了永生的确据。的确，在这多维的宇宙中，正如遭受“无妄之灾”的约伯不明白灵界发生的事情一样（《伯1-10》），作为受造物的人类也永远不能完全知道其它维度里神的奥秘。即使是人类居住的三维空间，人类的所知也如沧海一粟。但只有一点我们知之甚确，那就是神是宇宙的大君王（《诗47》、《诗103：19》、《代上29：11》）；耶稣生下来就是君王（否则希律不会有那么多担心,参考《弥5:2》），《太28：18》：“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们到了迦百农，耶稣随即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教导人。大家对他的教训都很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经学家。（可1:21-22）《路加福音》：“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1：32-33》）神曾在耶利米书中说：“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耶23：5》）；曾在以西结书中说：“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结37：24》）；先知但以理曾预言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但2：44》）；《以赛亚书》说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赛9:6》）；先知何西阿也曾预言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　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何3：4-5》）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天上地下的权柄赐给了耶稣。“大君王”自然就要“统治”，《圣经》也是在政治学意义上沿用了此词义：祂主宰权柄的国度，不但“天上国”的权柄，“地上国”的废王，立王也都在祂的手里。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诗110:1-2》）。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赛9:6-7》）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　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　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林前15:24–26》）彼拉多问主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太27：11》）所以十字架上的罪名就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太27：37》）。复活的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他再一次阐明了自己是永远的王。《使徒行传17:6-7》，保罗与西拉也宣称耶稣是“另一个王”。《圣经》成书于君主政治时代，用“大君王”来表示“统治”无可非议；但《圣经》中的君王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政治学中“服务”的含义（正是这个含义预示了日后的宪政制度）：“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20：26-28》）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徒13:36》）。还在《旧约》时代，“王”的性质就定下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赛53：5-7》）《圣经》中的这个君王与众不同，被一些政治家嘲讽、也被一些神学家形象地称之为“奴仆君王”。而在《创世纪》神交给我们文化使命时，实际上就是交给我们君王的权限、职能和能力。而且，按照《申命记17:15》的语义，君王必须是敬神的“弟兄”，政权不可委与“外邦人”。现在，耶稣是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他普世的治理主要是属灵的，就如我们在《以弗所书1章21和22节》读到的那样。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全地会更新，成为他国度的一部分，而且他的权能和统治也会取代世上所有的政权，他的统治也包含整个物质界。《新约》告诉教会是要与主“一同作王”的(《哥前6：2》：“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提后2：12》：“也必和祂一同作王”)，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在基督的王权上效法祂，也授权给我们为君王—— “又使我们成为王”（《启1：6》；译者注：中文和合本翻译为“又使我们成为国民”。根据英文钦定本新译，英文钦定本为“and hath made us kings”）。“又叫他们成为王……在地上执掌王权”（《启5：10》；新译）。而按《启示录》的描述，终有一天地上的诸国都要废去，只有耶稣基督的国要存立、扩展、得胜、直到永远，我们也会和再来的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时“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启22:3、5》) 。但现阶段，教会的君王职分仅仅是“代理作王”即事实上的管家或家人（《提前3:15》“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弗2:19》“是神家裏的人了”），它的存在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弗3:10》，这里“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指的是邪恶的势力。参《来2：14》”）。我们应该对“代理王”有一个属灵的理解，那就是基于“两城”时代“僕人騎馬，王子像僕人在地上步行”（《传10:7》）的实际情况，教会是“在生命中作王” (《罗5:17》)而不是“在社会中作王”（耶稣在政治上作王是肯定的：“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赛11:4》），《林前15：24-28》讲得更具体，《启示录》讲到基督用铁杖辖管也是这个意思。但不是现在仍然是在期盼中的将来）。但是，作为神的器皿、代表、仆人的教会，有责任将上帝借以施行统治的权柄、公平、公义、判断、慈爱……彰显出来。人的治理如果不能表现出这些，弥赛亚的统治便不能被真实地代表——这便是耶稣告诉我们“天上-地上一同捆绑”的道理。弗洛姆在《护教学》中更把这种责任提前到神造人时就给予了“王”的位置：“人與上帝相象的另一點，就在于人之受造，是來作王治理全地的。作爲上帝的代表，人不斷地發掘出隱藏在世界中的各樣潜能，用來服事上帝”(參見《創 1:27-31》)。 按他的描述，我们现在就是在将来与基督一同为王的“实习期”。

现在的情况是：在拜偶像的当局按照自己的逻辑把基督教政治化、基督教被作为“帝国主义颠覆红色政权别动队”情况下，正像当年耶稣被罗织“犹太人的王”并因此定罪一样，说教会拥有政治性的“君王”权柄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纠缠（实际上，耶稣除了在祂指定、差遣使徒们这事上，很少运用祂作君王的权力）。这些纠缠既来自教内一些宗派神学上的不认可（一些激进的宗派认为教会要成为社会的王，一些消极的宗派又认为教会与社会无涉，当然更不应该成为社会的王），也来自教外政权政治上的借此构陷（当前对家庭教会牧者的逼迫中，“煽颠”就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罪名，这个罪名意味着夺取政治权力）。耶稣教导门徒们“服务最小的”，“奴仆君王”的“服务”职责也接近于“管家”——“管家”是真正“君王”的授权代理人，是“君王”委派的ceo，这一认识也可以得到《圣经》支持：“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祕事的管家”（《林前4:1》）“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前4:10》）“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太25:21》）“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路12:42-44》）。《哥林多前书12：27》、《以弗所书5：23》：“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头与身体定义了君王与管家的身份与功能。管家与君王在原则上没有差异，都是按照基督托付、基督指引来行事为人，基督才是一切的真正主人。基督再来与我们“一同作王”之前，神的“家”就是教会，这是基督在“地上国”的产业，我们就是神在地上国的“身体”，我们不只是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我们也要成为神荣耀的基业（参《弗1：18》）。王明道牧师在回归天家前写了一首短歌，就有这样的期许：“异日为王今需交战，求主与我前行，我愿勤劳忍受试炼，靠主恩言长征”。“君王”“管家”名称有异，但性质不变, 都是要“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小要理问答》在“基督如何执行君王的职分?”问题时回答说：“基督执行君王的职分，是驯伏我们属他自己，管理保护我们，束缚征服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其中，“驯伏我们属他自己，管理保护我们”是就教会的内部训导而言，“束缚征服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是就教会的外部争战而言，基督的“君王”职分在于这两个方面，教会的“管家”职责任务也就在于这两个方面。“束缚征服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就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弗3:10》）；“驯伏我们属他自己，管理保护我们”就是“为要将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弗2:15》）。

②、“管家”首先要管好自己的“家”  耶稣当年在自己“家”里也面临“家无宁日”，也面临与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撒都该人的物质主义、希律党人的机会主义、奋锐党人的狂热主义的无休止争战，说明无论什么“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尤其是中国家庭教会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平信徒运动”发展起来的，组织松散、宗派主义、家长制度、缺乏纪律等顽疾困扰着我们。《圣经》记载耶稣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徒 15:16-17》)。“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指着教会说的，“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教会，“倒塌”既是指当时教会的堕落更是预言了教会在日后的败坏。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两封书信中，都提到教会处在“末世”，而“末世”的景象是：“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从前雅尼和佯庇怎样敌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提摩太后书3：1-9）在中国教会高速的发展中，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教会过去的历史充满坎坷，因此属灵传统先天不足；中国教会现代的发展超速运转，因此教会建设后天失调，造成了三大恶疾困扰我们：

a、领袖崇拜+时代潮流+社会福音催生了“三自”和“基督教中国化”。

“三自”和“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资源是“政主教随”，其思想资源是领袖崇拜+时代潮流+社会福音。虽然中国的“三自”只占基督教会总人数的约1/3不到，但它具有“国教”地位，不加入它的均为“非法教会”。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教会“教依国主”，与政权“合流”依然毫无松动而且越加“合一”——执政党在教会内建立党组织，教会提出“永远跟党走”。这些教会越来越像传销组织。他们传销的不是商品，而是“成功神学”“效忠神学”。需要强调的是，对家庭-三自之间的分歧有不同的认识：政治观点认为是反政府或拥护政府（这是执政党的观点，实际上家庭教会并不反政府）；教义上认为是基要主义与自由主义神学（这是分歧之一但不是决定性分歧，这是他们各自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这是信仰神与信仰人的分歧，也就是王怡牧师所说的“不是跟主走就是跟党走”，这是最根本的分歧。我们最后两课再来详细分析。 

b、民族主义+修身养性+敬虔主义催生了闭关主义教会。

我们传统的宗法制社会，“夷夏之辨”的文化自大，加之文化中“内在超越”的修身养性模式，与19世纪传入中国的属灵福音运动相结合，产生了属灵色彩深重、民族情绪强烈的教会如“聚会处”、“基督徒会堂”，宣教组织如“伯特利环球布道团”等。他们虽然信仰纯正（同属基要派），但“闭关”式的神学观类似于重洗礼派，他们认为信仰是个人关怀而非社会关怀，主张国家与教会完全分离，重视“灾前被提”，他们共同的倾向是不注重追求“真理”而只注重追求“生命”，不注重追求“社会”而只注重追求“教会”，他们错误地把“属灵生活”与“属世生活”完全对立。一些代表人物如倪柝声、王明道、赵世光、计志文等信心前辈，他们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是深远和长期的。王明道《耶稣是谁》一书中把世界的希望完全推给耶稣再来，他写到：

“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世界便逐渐变坏。世上的列国，在人眼中看是有文明的，有野蛮的，有富强的，有贫穷的，

有民德高尚的，有民德低下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看，却无一不是充满了强暴罪恶，神不要修理这败坏的世界，祂是早

已定意毁坏这悖逆的列国，建立公义永存的国。。。。我们不信在这一日比一日坏的世界上，凭人力能够理想的社会实现，

我们信神在基督复临以后建立祂的国度。我们不提倡人须努力改良社会，好使天国实现的臆说，我们宣传基督再来，

用铁杖治理万民，除尽罪恶，建立天国的福音”。

倪柝声的“破船理论”“沉船理论”更能代表他们的观点：

“基督第一次來，只救我們個人，沒有對付這個世界和它的制度，也沒有對付社會問題。基督第一次來，只解決屬

靈問題，沒有對付物質問題。但祂不是不解決這些有關國家、社會、國際等等的問題。基督是要來解決這一切的問題，

而且要徹底解決。但是我們基督徒的工作是什麼呢？我們基督徒只注意神所注意的事情，只作基督所作的工作，這是我

們最基本的原則。。。這個世界好像一隻又大又破舊的船。這條船是用各式各樣的材料作的，又有木頭材料，也有鋼鐵材

料，可是都損壞了，舵也失去了，而且又觸了礁，破了個大洞，隨時就要沉了。現在時候不多了，你要快點定規是救船

還是救人？假若時間夠的話，你可以救人又救船。但是沒有兩樣都救的時間，你救那一樣？我們基督徒的看法，是認為

這條船沒有用了，太破舊了，就是救上來，也不過是破木頭爛銅鐵，機器也是廢物，沒有一處是中用的，所以只救人，

不管船了。把人救起來，船不要它了。而且我們的船東要另造一條新船，是全新的，那是我們所要的新船，這也是我們

基督徒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倪弟兄於一九三六年在天津講道》）

但当“国家”碾压“教会”时，“社会”挤压超过“属灵试探”时，他们的神学观念导致他们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强大的政治压力时手足无措——无力正视也无法分辨福音真理与政治形势等重大议题。他们的局限就像“声闻”的“上座部”被贬为“小乘”一样，也像基督教修士最终要走出修道院一样，信仰的宽度往往决定信仰的深度（这与知识的获取是相反的，因为神本身就是无远弗届长阔高深的）。倪柝声、王明道们可以保守自己的信仰，却无力阻挡教会的崩溃。作为信心前辈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但作为“管家”他们却有失职之责。与倪柝声、王明道不同，当时的另外一些基要派领袖如贾玉铭、杨绍唐则在巨大的社会改革浪潮——消灭娼妓、消灭鸦片、消灭剥削面前，无法分辨这是否是神倡导的社会，他们不是软弱了而是糊涂了，因此有“道理”之称的贾玉铭，有写下遗书面斥蒋介石国民党之罪的杨绍唐都“一失足”参加了“三自”，导致他们终身后悔不已。如果完全放弃了神交托给人类的文化使命，交托给教会的神国目标，把世界拱手让给撒但，世界就会在我们的消极中毁灭。与社会福音派的“三自运动”不委身基督而委身于国家相反，这一派在“属灵”的旗号下消极地逃避政治和看不清政治，他们漠视“国家”，但“国家”并不漠视他们；他们不“搞”政治，但政治要“搞”他们——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逃脱“国家”的政治迫害。更为可怕的是，从属灵传承来说，中国现代的家庭教会运动承接的正是这一传统（尤其是前期），因此他们得的病是“遗传病”——许多现代家庭教会尤其是农村家庭教会的神学观念、行为方式、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力都与近代的属灵福音运动极其相似。

举例来说，吾友李英强长老在一次证道中提到两件事情，一件是基督徒、山东盲人维权者陈光诚致力反对计划生育，遭到当局严酷的打压，全世界的有良知者都自发到他的家乡声援，最后是非基督徒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了出来（现在此人正为此遭受牢狱之灾）；而他的家乡教会很兴旺，但这些“兴旺”的教会不但没有对他的义举发出过任何声音，做出过任何行动，反而是在拥护党的政策的旗号下，不顾神“生养众多”“不可杀人”的诫命，由教牧领着，排队唱着赞美诗去做人流，以博取政府“爱国爱教”的奖励。

第二件事是吾友基督徒律师唐荆陵自费为农民工维权，成为“搅动天下”的人。当局把他作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危险分子，他所在地方的家庭教会便没有一家敢接待他，致使没有“管家”管理他的灵命。

从上述①②在中国传播的福音运动来看，①没有分别世界、醉心于政治而被执政者工具化（胆怯），②没有进入社会、不关心政治而被社会边缘化（冷漠），都没有正面挑战中国文化的核心“领袖崇拜”和“国家崇拜”，都不“爱邻舍”，因此，失败也都将在所难免。

C、神秘文化+克里斯马+灵恩运动催生了异端“邪教”（邪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因为只有政府定性宗教才能够有“正”“邪”之分，我在这里借用这个概念并不表示同意这一概念，所以打上引号）。

“灵恩”源于希腊文charisma，意思是“恩赐”。如果说，救赎事工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共同成就的事工，那么，在旧约时代由神，在新约时代由基督，在教会时代由圣灵在事工中各自发挥着主导作用——年复一年，使徒们一个个都去了，唯有圣灵留下来，作引领我们的向导。

“要被圣灵充满”（《弗5：18》）是《圣经》的教导，圣灵以“保惠师”的身位来到世上，充满并住进信衪之人的里面，形成神-人在灵里的生命结合的奥妙关系，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各样属灵恩赐。（《林前12:4-11 》），这些属灵恩赐包括良知上的自省：“圣灵充满是叫人知罪而悔改──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约16:8）；理智上的能力：“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从天上来的能力，为主而活，为主作工” （徒1:8）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属灵的智慧和启示，能以明白圣经，真正认识基督。（弗1:17）；使我们有爱：“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5：5），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林前13：1）成为新造的人：“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基督内住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 10:10b），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倚靠圣灵，能以在世过得胜圣洁生活──胜过肉体，罪恶，世界和魔鬼。（罗8:13，约壹4:4）圣灵充满是叫我们预先经历，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弗1:14a,18，彼前1:4）。但是，圣灵的理解在最早和现今的基督宗教中是有分歧的，其中一些神学思想违背《申18:9-14》所订的原则，从东方宗教中吸取修行的方式，尝试与灵界交易，形成了“灵恩运动”。

“灵恩运动”被他们自己认为是“第二次宗教改革”（“第一次宗教改革”是从天主教的以“圣职”为中心改革为以“圣道”为中心；他们的“第二次宗教改革”是从以“圣道”为中心改革为以“圣灵”为中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对圣灵的临在与工作往往较有敏感的体会和认识，却较易对完备之真理系统和作为重要的蒙恩之道的圣礼和教会的组织生活抱较为轻看的态度。二十世纪初三波“五旬节运动”，使“灵恩”不但以运动，而且以宗派进入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灵恩派”是基督教内各宗派中增长最快的宗派（如果把他们都归为“灵恩派”的话，比如韩国趙鏞基的汝矣島純福音教會是當今世界最大教會，1958年成立时有50人，现有70万人），目前全球灵恩基督徒有52300万人（《维基百科》）。灵恩的特点是专注于圣灵而将圣经作为第二等的真理，传灵恩不传救恩。以《哥林多前书12章》中提到的9种恩赐为依据，将神迹、医病、赶鬼、方言这四样能力的达成当作圣灵工作的指标，崇拜中强调圣灵充满、圣灵的浸、圣灵击倒、权能布道、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方言祷告等，认为末世教会与初代教会一样可以得到各样灵恩。医病赶鬼是华人灵恩教会最显著特征，耶稣的确有医治的大能，但这些医治的目的并不在身体疾病上，而是要“显出基督的能力”，是通过治身体而救灵魂。赶鬼的功能也一样，《路加福音》中，耶稣派门徒出门传福音，他们回来时有这样一段对话：“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路10:17-20》）。对华人教会比较普遍的“异梦”“异象”，《圣经》也有明确的分辨：“多夢和多言，其中多有虛幻，你只要敬畏上帝。(《傳5:7》)“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做夢的起來，向你顯個神蹟奇事，對你說：’我們去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事奉它吧。’他所顯的神蹟奇事雖有應驗，你也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做夢之人的話”……（《申13:1-3》） 实际上，主早就把道理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14:27》) 主赐给我们的平安，与我们文化中的那些怪力乱神无关。

在组织方面，灵恩派宣称的“属灵遮盖”又构成了封闭且牢固的系统，成为上层领袖辖制下层信徒的精神工具。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斥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如冥想、内在医治、击倒），同时充斥着对克里斯马人物的偶像崇拜，这些思潮在教会内的反映，就是与世界基督教内强大的“灵恩运动”合流并形成其中的主力。民国期间，中国基督教曾经有过两次“复兴”，都与“灵恩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一是“西安事变”期间，被扣押的蒋介石查考《耶利米书31:22》：“背道的民哪（“民”原文作“女子”），你反來覆去要到幾時呢？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護衛男子”，后宋美龄到西安接回蒋介石，被认为是“神垂听了祷告”，引发了一次教会的“复兴”（抗战时期，传教士减少了约5000人，教徒总数却不降反升，在1945年初达到约77万人）。其实，这可能只是中国深厚的“谶讳”文化的心态作祟而已。还有一次是以“山东大复兴”“华北大复兴”“东北大复兴”为标志的“复兴”，这几次“复兴运动”中都充斥着事例繁多的神迹奇事，“山东大复兴”中功勋卓著的宣教士倪维思、“华北大复兴”“东北大复兴”的古约翰、孟得逊教士也都是“灵恩神学”的拥载者和“灵恩运动”的推动者。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一时代产生的中国教会著名领袖中，很多人都有灵恩背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风靡全国和东南亚的著名布道家宋尚节，宋尚节被莱尔称为“神在近东的火炬”、“中国近代基督教三大标杆人物之一”，也在当时基督教内被视为“神人”。宋曾经于战乱频仍的30年代，在东南亚展开奋兴式布道，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被誉为“东南亚的五旬节”。这把“火炬”在当时的缅甸、马来半岛、沙捞越、越南、泰国和印尼诸国形成燎原之势，为当地的的华人教会带来极大的复兴。但他的“奋兴式布道”“灵义解经”燃起了巨大的信主热情的同时，教会（责任不在作为布道家的宋尚节；而且，宋尚节特别强调“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他还指出来山东大复兴中有谓猪亦会被充满“真是亵渎之至”）不注重教徒的牧养而注重宣教的火热，其副作用是：在当时推动教会“复兴”的同时，长远地也埋下了名目众多的异端神学思想。我曾经短期学习过的新加坡金链神学院的创始人吴静聆是宋尚节的同工兼翻译，她意识到了这一缺陷，为了巩固这场奋兴运动的长久成果，于1937年创立了东南亚第一间华人神学院——新加坡金链灵修神学院。这间神学院以改革宗神学为背景，我想大概也是为了纠正“灵恩运动”的一些偏差。

   “灵恩运动”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本土宗派如魏保罗、张灵生的“真耶稣教会”，敬奠瀛的“耶稣家庭”，季三保的“门徒会”，华雪和与李贵瑶的“灵灵教”，赵维山的“全能神”，吴杨明的“被立王”，徐文库的“三班仆人”，刘家国的“主神教”，以及海外传入李常受的“呼喊派”、台湾梅绮的“新约使徒教会”，韩国文鲜明的“统一教”，美国白克的“天父的儿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中国教会在近半个世纪的大发展尤其是农村教会、少数民族地区教会的大发展，“灵恩运动”功不可没。但他们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以自己的“属灵”经验来解释圣经经文。我自己倒是经历过一些神迹奇事，如我还在贵州省宗教局工作时，一次新春茶话会，贵阳老牧师巫国骥在回去的天桥上摔倒，医院拍片诊断为“粉碎性骨折”，张姓医生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打麻药有危险；不打麻药呢，疼痛你又受不了。巫牧师说：那就不打嘛，我受得了。最后就像关公刮骨疗毒一般，取出了碎骨头。复拍片，还有一些散碎处理不干净，而且复位也不太好。张医生说：算了，再动手术很麻烦，就这样吊着胳膊度过余生吧。信友们纷纷去到医院看望老牧师，巫牧师怕吵到其他病友，便申请回家疗养，两个星期后去拆线拍片，张医生大吃一惊：不但碎骨头全部消失，没有复好的位也完全复位了，张医生从此归在了主的名下。张医生没有完全治好巫牧师的“手”，神却借着巫牧师的“手”救了张医生的“命”。我原先作为宗教工作干部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督教与乌蒙山区新农村建设》时，曾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教会作田野调查，后在新加坡“逃城”期间，曾经在一家灵恩派教会短暂聚会。我观察的印象是：正面来看，乌蒙山区农村教会的崇拜“很有生命”，与一些城市老教会不冷不热不死不活形成鲜明的反差；新加坡这间教会的年度报告，他们一年中跨国植了345间堂，为一万名以上大学生传了福音。负面来看，“灵恩运动”强调的个人生命体验（圣灵充满）、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强调对克里斯马人物的崇拜，把“圣灵为基督做见证”的福音信息扭曲为“圣灵为满足信徒愿望”的成功神学，极其容易走向异端。我们回到一个历史节点上来比较：中世纪威克里夫的追随者“罗拉德派”（低语读圣经）的中心是读经，所以之后的宗教改革核心行动就是翻译《圣经》和普及《圣经》；而中国60-70年代“地下教会”时期，这些教会并无《圣经》可读，所以他们比较强调“圣灵”，导致了后来的“家庭教会”强调“圣灵”的传统。就灵恩问题而言，我认为中国教会既不应该高举它，亦不应该全盘否定它。我们要注意保罗的提醒：“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 因為這些事 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林前2:14》）。 

需要指出的是，历来将“灵恩运动”和异端邪教只与家庭教会挂钩，由于家庭教会分散、无中心、自我生长的特点，的确“灵恩运动”在其中滋生了一些异端派别；但是，“灵恩运动”与三自系统的合作更触目惊心：1990年8月15日至19日,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举行的“圣灵与福音会议”(The Congress on the Holy Spirit and Evangelism)，1991年在澳洲堪培拉(Canberra)举行的基督教协进会第七届会议，可以说都是“灵恩运动”的宣信大会，全世界最重要的灵恩派团体领袖如掀起第三波灵恩运动的葡萄园团契(Vineyard Fellowship)创办人温约翰(John Wimber)、瓦格纳(Peter Wagner)、克拉夫特(Charles Kraft)，韩国女神学家郑玄镜(Chung Hyun-Kyung)等都在会上装神弄鬼，而中国基督教协进会主席丁光训对两次会议表示了高度赞赏，说:“中国基督教协进会能出席这次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 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这使我们能再一次与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联为一体”。“三自”在各地建立的“工商团契”，他们与美国著名灵恩大师、“新使徒改革”异端运动的开拓者瓦格纳共同打造“香柏-瓦格纳领袖学院”，使国内“工商团契”受异端思想影响几乎完全沦陷。“在一些“工商团契”中，他们交易的不是知识，是附庸风雅和名望财礼的交易。这种交易，在教会曾经司空见惯。如今这种恶习，借着工商团契的平台，也进入了素称“保守”“传统”的中国城乡诸多教会。。。商人们组成的“工商团契”将传统的基督教会带入了巨大的试探。用一些牧师的话来说，教会不仅要和外边那些不信的人争论基督是否存在，如今还要和教会内部那些“受洗的慕道友”讨论基督实际要基督徒关注什么做什么；有一个无形的力量正在试图瓦解基督教会。”（沈阳《中国基督徒商人，真有那么美？》）三自与灵粮堂、爱修园、赵镛基、寇绍恩等灵恩派合作趋于深入，寇绍恩更是从南到北通吃各个三自教会，甚至灵恩派的深圳主丰盛教会竟被扶正为南山堂，成为三自嫡系。他的父亲寇世远早年就与三自勾搭，污蔑大陆家庭教会为乌合之众。丁光训“三自神学”中的“宇宙的基督”论、“耶稣适为男性”之“偶然”说，都为异端“东方闪电”的“再次道成肉身”“女基督”提供了神学支持。吾友邢福增教授就指出丁光训“在80年代对属灵派有过多的保护”。

其实，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成长于特定的信仰背景和传统之下，但是，圣灵的工作是不会被我们有限的属灵背景和传统所规限的——圣灵并非只光顾灵恩团体。上帝赐给罪人的恩典同时包含了教义性认识、经历性体验与情感性体会；同时体现在关注圣职的天主教教会、关注圣道的新教教会和关注圣灵的灵恩教会。这就是《使徒信经》告诉我们的“我信圣徒相通”。

 受国际上新纪元运动影响，还有一种新诺斯底主义的倾向，与中国传统的“三教合一”相一致，鼓吹每种宗教都是殊途同归，搞《世界宗教大同会议》，三自的高层如丁光训等可谓推手。在当下疫情肆掠时期，从《多马福音》、《犹大福音》等伪经推行“阴谋论”，国际上有《达芬奇密码》这样的思潮，韩国赵镛基的“第四度空间”，但在国内尚未形成组织和宗派，因此我们未将之纳入探讨范围。

如果说，上述①是受中国文化“政统”影响的话，②是受中国文化“道统”影响；①②是受中国雅文化影响的话，③是受中国俗文化影响，①是中国教会的“大传统”（官史传统）的话，③是中国教会的“小传统”（民间传统）。总之，①②③都被中国文化严重浸蚀，这三大问题是当前中国教会的沉疴顽疾，这三大腹心之疾不除，中国教会随时可能病入膏肓，随时可能一病不起。我们要牢记《圣经》的教导：“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来13：9》）

教会作为主在地上国的“管家”，理所当然要维护基督在教会的属灵权柄，管好自己的家。我们看到，上述三个问题尚是中国教会的致命之痛，我们与这些“肢体”都需要“悔改”，老约翰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2：5》）。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悔改”的迹象，这迹象就是“归正”之风——正统的改革宗神学+新兴城市教会+普世的国度化教会观+理性知识分子信众正在为中国家庭教会吹入新的风气。我们知道，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改革宗反抗“世界”最为坚定，殉道最多，也最具理性，对“世界”的贡献也最大。如果说，信义宗强调“因信得救”；浸信会强调“圣礼”；循道宗强调“人对神的责任”；公理会主张“管理决断权”；天主教强调“教会合一”；长老会与改革宗教会则强调“神有主权”，其它的教义比较多讨论“人的原则”，但是加尔文主义讨论“神的原则”——这在上帝文化与皇帝文化激烈争战的“主战场”就显得尤其重要。美国清教主义神学研究者H. W. Schnerider认为：“加尔文式的神治政体，从人文研究的角度来看，其实应该等同于蒙拣选者们的民主政体（the democracy of the elect）。而这种民主政体，若我们能够严肃研究胡可（Hooker）的理论，我们就会得出导向一种神圣的无政府状态，即，无为而治境界，即人们只要绝对地顺服上帝铭刻在人心中的律法，就会自动地践行爱邻舍等诫命。”怀特腓说：“加尔文主义以「神的荣耀」为起头，以「神的荣耀」为中心，又以「神的荣耀」为目标；他们在献上别的东西之前，先将自己献给神，让神在他们生活中各样大小事上掌权”。伯特纳则说：“在今天这个世代，在不信思潮的冲击之下，许多教会已经屈服了。他们堕落的路线一律都是先从加尔文主义退到阿民念主义，再从阿民念主义退到现代主义(就是新派神学)或独神论。退到最后这一步的结局就是自我毁灭。我们坚信基督教的命运与加尔文主义的命运密不可分，一同进退。”（《基督教预定论》）范亚峰在《探索基督教文明神学的纲领》中说：“改革宗神学和清教徒神学对中国教会来说，是个巨大的祝福。因为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很差，改革宗神学补足了这一环节。改革宗神学为中国思想提供了心灵秩序与公共秩序、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平衡框架。”（但不排除一种“真理只在自己手里”的“属灵骄傲”也在侵蚀我们，比如贬低盧雲为靈修主义、潘霍華为自由神学、特蕾莎为道德主义）针对“基督教中国化”，已故改革宗牧师赵天恩提出了中华民族福音化、中国教会国度化、中国文化基督化的“三化目标”，其中中国教会国度化是较为近期的目标；中国文化基督化是较为中期的目标；其最终目标是中华民族福音化，“三化目标”为上述改革宗神学+普世的国度化教会观+知识分子信众的新兴城市教会推广和倡导，并得到越来越多教会的认同和推行，各派教会归正到“主里合一”正在成为方向。在倪柝声家乡最大的一间聚会处教会，现在就聘请新加坡著名改革宗神学家张克复为他们上神学课，这在原先是不可想象的，从中我们看到了“主里合一”的倾向。祁伯尔曾饱含感情地写道:“虽然有这许多因人而来的缺点，教会仍然是基督的身体。为了这教会，神预备了世界；为了它，基督献上他自己；也为了它，使徒们受苦又受死。如今，藉着圣灵的祝福，这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即将变成大山，充满天下。（《但2：35》）”（《历史的轨迹》）。我们共勉主耶稣的应许相互代祷：“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9》）！

③、“管家”要为主争战世界  我们接下来讨论教会“管家”职分的第二重责任：为主争战世界。前面已经提到，在《圣经》开篇的《创世纪》中，神就明确了“争战”是人类的主题：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两个阵营“彼此为敌，互相争战”；神呼召亚伯拉罕时并不是让他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开展新文明，而是要去有强大敌人所在的地方迦南通过争战摧毁旧文明；“争战”将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一直到《圣经》最后一章的《启示录》中的“哈米吉多顿大战”，“争战”才最后消停。如此看来，所有的“争战”其实都是“属灵争战”。这个主题我们已经在“先知使命”一课讨论过了，那是着重在针对“政统”的“批判”和“抗争”，是一种社会批判；但以“管家职分”的视角，还需要针对“道统”的“批判”和“抗争”，是一种思想批判；同时，“管家职分”不可或缺的是“管理”和“建设”。也就是说，“先知使命”注重的是政治的抗争和行为的抗争，而“管家职分”更注重思想抗争和抗争的理论建设。福音派领袖斯托得牧师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基督教(与世界)的沟通就像建造一座桥梁，我们需要建造一座将圣经世界和现代世界连接起来的桥梁。如果失败了的话，我们就会被拒绝。因为我们所讲的，完全与社会脱节。所以，必须想法子让福音扎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当“神国”与“末世”同时降临世界，根本上就是世俗主权与基督主权的冲突，争战就会异常激烈。争战不只是“砸烂一个旧世界”，争战要“建立一个新世界”，这个“建立”当然是耶稣基督的主权，但不影响他要我们努力把“神国”原则实行在“世界”上“打地基”。本笃十六世就曾说：“当教会与这个时代的精神联姻，就会在下个时代守寡。”

按照《罗马书13》的观点，“君王”就是代表神以政治的权柄管理百姓的人。为什么神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君王还允许“看为恶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从永远到永远”掌权的大君王还“任凭”撒旦的代表在世上掌权？这是绊倒知识分子甚至是主内知识分子的大问题，尤其是当下“黑暗掌权”的世代。对这个问题我试着放到神-人的契约关系上来理解：神把世界交给人类管理，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在神已经完成而在人还没有完成（福音还没有传到地极、人数还没有添满），我们还没有达到履约条件，基督因此没有再来。只是我们会扪心自问：我们的主将来回来时，看到的是撒旦横行罪恶滔天的世界，看到的是生态灾难道德败坏的世界，作为“管家”的我们将有何面目交账？我们也知道，神“任凭”人类的管理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我们“如羊进入狼群”锻炼成为祂争战的“精兵”。“精兵”需要明白的是：福音不是说教性的运动，不是理论性的教导，也不是道德规范的推衍，福音乃是藉着上帝所给我们的争战能力，把人从亚当的源流抢夺回来，把人的全部心意夺回来，归向耶稣基督。王志勇牧师在《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中写到：“作为上帝的国度的大使，他来到撒但的国度，命令撒但的部队缴械投降--“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他告诉他们继续抗争毫无意义。他告诉他们上帝的主权。他告诉他们当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 那些仍然穿着敌人的军装的人，将会面临的可怕的未来－永远的沉沦“。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在传统“系统神学”“圣经神学”之外，还特别应该注重兴起“公共神学”的原因。保罗的下面这段话，也是对我们问题的回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1：28-32》）想想保罗在雅典“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徒17:16》）的姿态和勇气，这正是中国教会所缺乏的。我们的缺乏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a、社会制度建设战场我们还没登陆 

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刘小枫对基督教的公共地位有一个评价：“基督教从未对汉语世界的生活总体有过发言权”（《汉语神学和历史哲学》），他的评价整体来看是符合实际的。政论家马立诚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中总结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出路上的八种出路：(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老左派思想：(3)新左派思想；(4）民主社会主义思潮；(5)自由主义思潮：(6)民族主义思潮：(7)民粹主义思潮；(8)新儒家思潮。从中也没有基督教的身影。甚至在基督教导引出的宪政思想上、由基督教学者杨小凯在《基督教与宪政》里提出来的宪政话题上，基督教学者也没有立锥之地：2013年发布的《公民宪政共识》联署宣言中指出目前主张宪政的学派分为三派：自由民主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和儒家宪政。基督教学者谌洪果（前述“知无知”创办人）在其《中国当下的宪政思潮：目标及路径之争》一文中将宪政思潮分为7派：社会主义宪政派、自由启蒙宪政派、儒家宪政派、民国宪政派、国家主义宪政派、反宪政派、公民宪政派。无论是非基督教学者还是基督教学者没有把基督教纳入宪政研究视野都有足够的理由。刘澎教授指出：“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资源除了官方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之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大多数人对基督教的偏见、疑虑与担心主要是文化上的。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出版物中，基督教仅仅是从被批判的负面角色改变为可以容忍其存在而无需公开加以批判的“中性”角色，但政府从来不曾对基督教的文化、价值观、伦理道德等有过任何公开的承认与肯定。在文化上，基督教的地位与官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国文化及儒家思想相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极少数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激进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还会不时地将基督教作为西方敌对势力反对中国的文化工具，予以妖魔化。基督教的经典与出版物还不能自由发行。总的看来，基督教在文化上还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还没有成为中华主流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基督教尚未认识到，对话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有效途径。在操作层面上，教会不能也不在乎是否能够正确地使用公共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更糟糕的是，一些基督教徒在掌握了圣经的片言只语之后，往往喜欢将一些十分动听的圣经话语挂在口上，心里却有一种自认为自己属于“得救”之人因而“高人一头”的优越感。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是基督教的爱心与谦卑，而是毫无道理的盲目自大与虚拟的精神胜利。许多基督徒难以看到自己的不足，不愿向本教会外的群体、组织、个人学习。他们处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却沉浸在自我封闭与自我欣赏的小圈子里，形式主义地比赛“属灵”，抽象地追求“个人得救”，满足于教会能够维持简单聚会的现状，对教会之外的事物，不屑一顾，不知情、不关心。”（《两个转变——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王志勇牧师也说：“可惜，基督教在中国接近两千年，却还没有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选择，这岂不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近两千年的奇耻大辱吗？”由此可见中国基督教对社会发出的声音微弱到被社会忽略不计。米塞斯说过一句名言：真正的对决是观念对观念的对决——教会呀教会，你连观念都没有，还拿什么去对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管家职分”。“管家职分”(stewardship)在语源学上与时代(dispensation)一词同义，基督教神学里有一种理论叫“时代论”，经常被改革宗批评。但在“前千”与“职责”这个角度，我比较赞同他们。“时代论”看世界是神所管治的一个家，在这个神圣的家里，神给予人要负的责任，这就意味着“管家职分”有强烈的“时代责任”。上世纪70-80年代起，禁锢已久的言论、学术开了一个口子，“思想堰塞湖”磅礴而下，形成了中国新一轮的“百家争鸣”。围绕“中国向何处去”，思想界主要有三种理论，其中一种是自由主义与执政党内改革派。自由主义在近代西方是从基督教母体中分化出来的世俗理论，它吸收了传统基督教的神圣观念和一些主要价值观，被称为基督教的伦理为自由主义提供了自由、平等、法治等核心观念，他们的主要诉求在于“解放人性”的“启蒙”，在经济学上主张有民营参与的“市场经济”，在政治学、法学上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提出建立“宪政”的目标。这种思潮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完全找不到资源，在中国社会中也缺乏基础；同时由于自由主义理论自身的缺陷，他们以为离开上帝是时代进步，却没有想到脱离基督教后所导致的是超验正义的缺失，使得他们的理论不能自洽，在政治文化作为唯一范式的中国，被贴上“资本主义的理论”遭到围剿，围剿他们的主要有执政党内保守派+民粹主义+新左派和执政党内保守派+民族主义+儒家保守主义形成的两大国家主义阵营，这场围剿几乎重现了国家与各家联手“辟墨”的景象。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思想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这一派代表人物要不流亡海外（如魏京生、刘宾雁），要不开除工作（如刘军宁、許章潤），要不判监入狱（如刘晓波、许志永），要不禁言禁足（绝大多数），要不白旗投降（如刘小枫“国父论”，秋风加入新儒家）。作为思想流派，他们已经早早地退出了战场。

虽然自由主义高举的“启蒙”大旗，将人的“理性”抬上神坛，这一点与基督教背道而驰，但是，正像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脱胎于基督教，作为思想流派消退的自由主义干将中的一些人物经过反思，找到了自由主义理论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归根基督教的基本要道。于是，许多人“归正”到基督教特别是改革宗里来。其中最著名的如王怡、金天明、李英强、孙毅、林刚、张春雷等等。在这个新的邻域，他们放弃“理性”这尊偶像，甘心情愿作神“合用的器皿”，但平心而论，他们现在只是传灯的星火，还不是照亮社会的火炬。

当然，有些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礼失求诸野”的，王怡牧师谈到过一个案例：“我要舉的例子在偏遠的農村，四川遂寧市的步雲鄉。這是中國第一個尝試鄉長直選的地方。02年我在那裏調研，住了半個月。步雲有13個自然村，調研結果最令我意外的，不是它的所謂鄉長“直選”，而是那裏的宗教複興。全鄉共有13座寺廟或教堂，12座佛教或民間宗教的廟宇，和一座天主教堂，每個寺廟的領袖稱為會首，每座寺廟的信徒從8百到2、3千人不等，並且均有自己的選舉制度。在步雲，很明顯已經形成了兩套公共治理的框架和兩套公共生活平台。一套是村委會、村黨支部的治理系統，一套是信仰人群的民間自治的治理系統。 13個村委會的平均債務是20幾萬，13座寺廟的平均現金流規模高於村委會，並無一元錢赤字。”（《信仰与中国复兴》）。但步雲鄉的鄉長“直選”必然要失败，因为构成“信仰人群的民間自治的治理系統”的这些“非法”的宗教组织，在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环境里，本身就是国家管制的对象。他们可以形成“江湖”，但不能构成“社会”。

虽然有如此之多的不如意，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从古至今的制度根基就是两张皮：专制与大一统。专制与大一统一个强调“制”，一个强调“统”，互为支撑，谁也离不开谁。而基督教独一真神的信仰，本身就是给一切专制的彻底否定，因此执行“大使命”的教会是专制最根本的掘墓人；而家庭教会回归初代教会的传统，这一传统契合了现在的“区块链”理论：区块各自信息存储而非中心化，各区块之间可以互相查验、彼此质证、集体维护，保证核心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区块链可以有限或无限复制、增殖。而家庭教会各凭恩赐服侍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人群，自然形成权柄，地方教会与地方教会互不隶属，同感一灵、共敬一神又使他们成为牢不可破的共同体。就像长老教会替美国社会提供了制度样板一样，中国家庭教会在自身的制度完善过程中，也为中国去掉大一统的社会转型作了宝贵的“试验田”。

整体来看，作为“祭司”的基督教会是合格的——因为在中国只有这一个群体真心实意在为这个国家、民族赎罪、代祷（执政党的基础共产党员这一群体都不能做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为了谋自己的“肚腹”）；但作为“守望人”和要为主争战世界的“精兵”“管家”，中国家庭教会又是有亏欠的——我们似乎忘记了保罗在雅典战神山和以弗所的推喇奴学房就是用神的道去战胜那些精英的头脑的。   莱尔主教提醒的那些事实并没有过去：

   “我们当带着羞愧和忏悔认识到，我们迄今为止，都未能依照生命里面的光的标准去生活。我们本应成为世上的盐

   ——但我们里面却少有基督的味道。我们本应作世上的光——但多数人却都只是一个罕有闪亮的火花，以至他人难 

   以察觉。我们本该成为世界中最特别的人——但我们和这世界之间的不同却是那么微弱而渺小。我们应该像以色列

   人中的利未支派那样，去立志成为基督徒的群体中被分别出来的一小群——但我们却常常像其他支派的人那样去行。

   我们应该将这世界看作暂时寄居的旅店，但有时我们却好像已经把它当作了我们的家，乐于安顿在其中——它本该

   是我们为了寻求永恒而接受训练的一所学校，但我们却安逸在这里，好像它是一座长久的城；我们也常常在这世界

   中蹉跎时间，好像我们是要在这里玩乐而非学习。”（《省察你们的道路》）

    除了社会制度之外，灵恩运动的神学家约翰尼‧恩罗(Johnny Enlow)所说的七座山——媒体、政府、教育、经济、家庭、宗教和娱乐（包括艺术）等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文化领域（并不代表我赞成“转化七大山头”运动），这些领域在近代中国几乎都是基督教亲自参与或在基督教影响下建立的，而现在哪一座“山”上还能够见到基督徒群体的身影？一个让所有中国基督徒更尴尬的现实是：在曾经发生“大复兴”的山东、苏北，教会林立，但却是中国贩卖妇女儿童的重灾区；在中国基督徒数量最多的河南农村，却正是中国造假的基地；在福建晋江，这个较早开教、基督教历史悠久的地方，却正是假医假药的滥觞地。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教会没有社会影响力。

网上这样的语言也刺痛着我们：

当国内出现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时，基督徒不说话！当国内食品问题出现严重危机时，基督徒不说话！当贪官污吏

非法强拆打击农民时， 基督徒不说话！当访民被关连精神病院黑监狱时， 基督徒不说话！当许多人权律师被打压监禁

之时， 基督徒不说话！当有关部门打击家庭教会时，基督徒（不但是三自，家庭教会也不乏其人）说话了：“我们强

烈反对某某牧师绑架教会搞政治”。

 “当看到教会和基督徒被迫害，人权被践踏，我们沉默。当看到公义在街道上被打倒，警察和国保在光天化日之下，

殴打凌辱老幼妇孺，我们沉默，躲避，或者自以为义地说：基督徒不参与政治。当我们看到“圈地运动”的暴力拆迁让

人民流离失所，就说：顺服政府和掌权者吧。看到邻居家的毒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我们无动于衷，因为不是自己的孩

1. 一.都市的角落里，因昂贵的学费而失学的儿童与进城打工的父母相依为命，或沦为童工，我们却视他们为二等公民，

而那些“有能力”的基督徒们，已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国家读书。30年来，不计其数的怀孕妇女被政府强制堕胎，

我们当中的“最弱者和最无力抵抗的”婴儿，在产台上一出生就被杀死，或抛弃在街道的角落和垃圾箱里。我们没有胆

量站出来说话……当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扶起那位倒在地上的伤者，就说，撒玛利亚人，你有政治野心。当我们看到有

人在为逼迫的基督徒或其它弱势群体说话，就指责说，基督徒不应参与政治。 我们没有为孤儿寡妇祷告，没有替弱者

和受迫害的邻舍发出声音，没有为受到社会歧视的人群说话，没有为哑巴说话，也没有象耶和华所呼吁的那样“为弱智

者说话”，甚至，都不敢看望受到逼迫的基督徒和他们的家人，更没有发出谴责的声音，让恶者、暴政者和堕落的人民

知罪悔改……但我们却喜欢为中国祷告，为共产党执政者们祷告，为暴君和腐败的政府祷告，祈求上帝赐福中国及其残

暴的统治者，而不是宽恕中国统治者和中国人民的滔天罪恶！我们还常常在教会和团契中，泪水横流地唱着《我有一颗

中国心》，这首没有任何基督教信仰内容的歌，敬拜着那具可怕的偶像——我们的祖国。 中国的基督徒啊，你们喝了红

旗下的那碗红豆汤，已经酩酊大醉。”

王怡牧师也说过：“家庭教會的主體是非常軟弱的，甚至是非常懼怕的。就像參戰的士兵，如果戰爭中的目標 

成了避免犧牲、要自己活下來，那麼這個軍隊必然是很軟弱的。這就有些類似近年來中國家庭教會的狀況。”

慕容雪村的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是一本比较严肃探讨现代人心灵的作品，写出了人在罪中不能自拔的苦况，在自序中作者写道：“陈重死在平安夜，死在耶稣慈祥的目光里，这种结局有点讽刺意味，但它可能更接近真理：任何伟大的时刻都会有人死去。在人类的困境里，上帝是个下岗职工，他的仁慈和他的话同样值得怀疑。”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上帝是个下岗职工。他们得出这个认识，只能说明以“传福音”为“大使命”的中国基督徒都成了“下岗职工”。

基督徒本是光是盐，可是光不敢照进黑暗，盐不能进入人口——我们轻看了自己的身份，忽视了自己的使命，自我边缘化到教堂的角落，退回到中世纪的修道院。《彼前4：11》"叫神在凡事上……得荣耀”。这里非常明确的是“凡事上”而不是“教会里”，说明教会也必须致力于改造并且充实文化，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可7：8, 9：13；创4：21-22；林前9：19-23；腓2：5-7；林后4：5）凯波尔《教会论》说到：

“教会的本质就是争战。当一个教会停止了争战性，她就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了。教会在地上之所以是荣耀的，正因为她是争战的。一个真正争战的教会，不论在教会内或教会外，都是与世界抗争的。教会的争战性证明她虽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教会的争战性显示出神的儿女与魔鬼儿女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绝对的、是水火不容的。当然，教会希望世界中的人得救，也从未忽视靠神恩典，有可能在转眼间使仇敌变为朋友的事实。虽然从外表上来看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实上下仅世界与教会为敌，教会也与世界为敌。积极他说，从教会的争战性就可证明她的圣洁。教会是世界之光，她就不能不将罪恶的黑暗驱逐出来。身为一个真理的受托者，必须支持神的真理、纠正错谬，如此教会的争战与教会的荣耀乃是二而一的事。”

吾友“民间思想家”王康对基督教期许到：

“如果基督教不关切全人类，不为所有人提供自由、真理、信仰、公义、希望和爱，并把人类从精神上团结起来，它的全部价值、公信力和神圣性将立即化为乌有。如果基督教只是单向度的接纳信徒的‘纯粹信仰’而不能生气勃勃地介入和分享人类命运，那么世界就会落到敌基督和魔鬼的手中。”（《圣徒，奇迹，希望》）

吾友基督教作家余杰也写到：

“在南非、南韩以及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转型和价值重建过程中，教会和基督徒都发挥了不可忽视之作用。对于今天的大中华文化圈来说，基督信仰、价值重建与社会转型，不仅是教会及教会中的牧者和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挑战，亦是所有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华人理应深入思考的公共议题。先有基督信仰，才有价值重建，进而才有社会转型，此一因果链条和先后秩序绝对不能颠倒。”（《“以神为本”丛书总序》）

     拉塞尔·柯克在《美國秩序的根基》一书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必须要重温一下，他说：

      “一旦基督教信仰為某個民族普遍接受，那麼，任何政治安排都會受到基督教有關道德秩序的教義的影響。這一 

道德秩序會作用於政治秩序。基督教有關正義、仁愛、共同體和義務的觀念可能會在不急速改變政府架構的情況下

轉化一個社會。”因此“我們堅韌忍耐，信靠上帝，並希望越過時間和死亡的限制抵達上帝之城。我們盡其可能地

 生活在共同體之中，與那些試圖依靠新的時代秩序自我治理的人聯合起來，努力幫助其他人抵禦試煉和誘惑。我

們在此世的身份是朝聖者、客旅，明了眼下的疲憊和危險過後是永恆的歸宿。而且我們不會迷失在塵世生活之中：

因為上帝的護理掌管一切。我們仿佛被帶入一個角鬥場，為真理而戰鬥”。

   中国基督徒尤其是知识分子基督徒的软弱和亏欠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包括我自己。我们这门课的同学李子虎传道在作业中有一段话非常激励我：

“正因腐烂才需要盐，正因黑暗才需要光。上帝把我们从世界中拣选出来，不是要我们消极的坐着等上天堂，而是要我们积极的进入世界，进入社会，进入人群作见证。信耶稣不单单是得永生，更是得使命。如果每一位中国基督徒都为使命而活，中国将大有改观”！

 、对“统一战线”我们的认识严重不足  

    王明道牧师当年指出：“二十年代底反基督教有个反基督教大同盟，那是从教会外部反。五十年代底反基督教，有个三自会，这是从教会内部反。”“从教会内部反”指的就是“统一战线”。当年，共产党派遣许多地下工作者潜入基督教会（主要是青年会）开展学运、工运，对形成后来的“三自爱国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冯玉祥的国民军随军牧师余心淸就是一名地下党员，中共建政后任政务院典礼局局长，文革中自杀；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在抗战的陪都重庆从事谍报工作，侦知德国将入侵苏联的准确情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重要职务，1967年死于秦城监狱；圣公会牧师浦化人，担任延安新华通讯社英文编译、社长，是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这一类基督教地下党员的情况十分普遍。而另一种情况是，由于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在教会内部也很有市场，他们被王明道称为“不信派”。从组织形式来看，这就是共产党统一战线与教会内的“不信派”的合流。

对于执政党的“统战”，我们很多的牧者（尤其是海外的）看不明白更无力应对。例如现任罗马教宗方济各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阿根廷）的教宗和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价值观方面与中共有许多契合点(比如反对民主政治),就与中共签订了丧权辱教的秘密协定，导致有着1000多年传统的“授衣权”被拱手送给公开反对基督信仰、实行计划生育等反人性政策的“平信徒”；荣休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批评教宗做了“三件扼杀我们教会的事”：其一与北京签署的秘密文件，政府可以以教宗的名义向人民提出任何要求；第二个令人恐怖的行径是让7名分裂主教合法化；第三件也是更可怕的是要求（中国神职人员）民事登记，这种加入不效忠教廷的教会是背教行为。相同的情况还有福音派的领袖人物葛培理，思想一贯左倾的他也被现象蒙蔽而将三自荐入一些基督教国际组织中。但更多的情况是，与从前的“统战”是共同观念的“统战”不同，现在的执政党已经没有那么多共同观念的“战友”了，“统战”便转移为共同利益的“统战”。执政党把统战对象瞄准到国际上著名的牧者和学者，如一些知名基督教领袖、名牧、基督教学者和神学院院长、教授，通过利益输送、名义收买、感情投资，力图使他们成为执政党宗教政策在国际上的“代言人”，让他们为执政党的宗教迫害“洗地”。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接触到的情况是很严重的——绝大多数“统战对象”都不能持守信仰立场“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栽倒在“统战”的“蓝、金、黄”面前。应该来说，由于国际基督教界对中国基督教的情况了解不多体会不深，执政党的国际统战政策还比较成功。近些年随着个人崇拜在共产党内的抬头，堪培拉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网站和澳中传媒集团旗下的澳中周末报同时刊登一篇整版文章——《习近平——上帝兴起的一代明君》（现已扩充为一部英文的“专著”；历史上只有希特勒宣称自己是耶稣再世），这篇文章是一位卫理公会的女传道人所作，完完全全要把习近平塑造为在世耶稣。对中国领导人“颂圣”的言论不时出现在西方教会、重要教牧、媒体甚至是主要媒体上，可以看出这既是执政党“统战”和“外宣”的成功（我所在的澳洲“近乎95%的澳洲中文报纸都被中共不同程度收买”（悉尼《太阳先驱报》和墨尔本《时代报》报导）而美、欧的情况更加严重），也是神的仆人神的教会的软弱和糊涂。利用“统战”进行所谓的“认知战”，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理论洗脑海外华人，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利用“统战”力量打击反对中共政策的海外传道人，也正在成为趋势。如香港善乐堂创会牧师林国璋“被罢免”，美国加州山景城教会主任牧师刘同苏“被驱逐”，丰收教会总会主任牧师张伯笠被“去张伯笠化”，香港7000名基督教领袖就《香港国安法》发表《支持宣言》就是典型事件，香港多间教会号召信众参与“投票”。现在绝大多数海外华人教会对中国打击基督教的事实噤若寒蝉，成为“离岸三自教会”，也可以证明“统战”的成功。

   如果说，原来的统战政策还保持着传统“软绳子”的话，随着执政党在各个方面抛弃“韬光养晦”的假面具而强调“有所作为”，现在的统战政策性质上发生了巨变，变成了“硬刀子”。我们看到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4月30日《关于举报宗教领域涉黑涉恶线索的通告》，宗教被作为“涉黑涉恶”的对象被打击。该《通告》中宣布：“现任宗教活动场所管委会班子及成员煽动蛊惑信教群众闹事，组织策划群体性上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成立非法宗教组织或披着合法宗教组织外衣，从事违法活动的”“未经政府宗教部门依法审批、登记，经常性组织宗教聚会活动，活动内容和人数超出传统意义上家庭聚会范围的”都在举报范围内，统战部门已经完全不顾自身的形象，赤裸裸跳出来与国安、国保抢饭吃。而于2020年2月1日起实施的《宗教团体管理办法》，又给统战部门的“执法大队”提供了一件称心的法律工具。新法規定宗教團體成立的申請、負責人的任命、會議的舉辦、解決團體內部發生的矛盾糾紛等，需先報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核同意後方能執行。其中第32條還規定了强制洗脑：“宗教團體應當建立學習制度，組織本團體工作人員學習中國黨的重大決策部署、國家政策法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宗教知識等”。而且，这把“硬刀子”还有“长臂管辖”功能。

c、对“基督教中国化”我们还很模糊   

    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不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教会在每一个时代都必须认真地拾起护教的责任，而这一时代最重大的责任就是揭露批驳“基督教中国化”。由于执政党与“三自”故意混淆“基督教中国化”与“本色运动”，将“基督教中国化”宣传为“本色运动”的现代模式和对该运动的继续，把“基督教中国化”包装为一种文化行为和一种神学反思，造成了基督教内思想的混乱。一些神学上比较“基要”的神学家也中了撒旦的诡计。仅举数例：陈希曾是倪柝声系统内一位享誉世界的圣经学者，是基要神学家。一生出版了数十本书属灵书籍。他使用一种灵义解经方式，引人入胜地把《圣经》与中国历史相联系，如朝拜耶稣的东方博士来自中国，中国人是闪的后裔，造成一种《圣经》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分离的假象。因为他在教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他的神学思想又很“属灵”，很多人在接受他的神学思想时对他的这些文化观也囫囵吞枣吸收进去。

远志明是政治上对共产主义有明确认识的电视布道家，是六四事件的学生领袖，流亡海外后于1990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参与创办神州传播协会任总编导，是现在用影视布道和文字布道最有成果的牧者。但他在其影片《神州》，书籍《神州忏悔录》、《老子与圣经》，文章《上帝與中國》等作品之中宣扬所謂“神州神學”，以拆字方式、重新释读方式、附会方式，将老子当成类似于旧约的先知，将《道德经》和《圣经》并列的表达，中国古代的上帝就是耶和华，刻意制造出“基督教在中国古已有之”的“事实”，认为：“從福音本質看，基督信仰與中國五千年不是格格不入而是息息相關”。鼓吹“在神光照下重新解讀中國歷史文化，顯然已成中國教會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五千年文明再也不能拱手讓給無神論了。”宣称：“按照聖經的上帝觀，上帝從來不僅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乃是萬族之本（《徒》17:26），人類之光（《約》1:4），普世之王（《詩》47:2,8）。“難道上帝只作猶太人的上帝嗎﹖不也是作外邦人的上帝嗎？是的，也作外邦人的上帝”（《羅》3﹕29）；按照聖經的啟示觀，上帝的一般啟示遍及宇宙（《詩》19），詰問文化（《徒》17:23），廣佈人心（《羅》1:19），“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徒》17:27）；按照聖經的歷史觀，上帝是全人類歷史的主宰（《徒》14:16﹔《詩》29:10；《耶》10:10）；現今人類都是挪亞的後代；創世記前十一章記載的人類共同史，有可能在任何一個足夠古老的文明中找到痕跡。顯然，上帝自古也是中國人的上帝，在中國也有主權作為﹔中國文化中也有上帝的一般啟示﹔中國人也是挪亞的後代，中國古經中也可能有創世記前十一章的痕跡”、“中華文明與基督信仰的關係，在我看來完全是印證與被印證的關係。我的研究只是一種印證性研究。” “你一追念上古之事，就知道我是神，是你先祖的神，是黃帝的神，堯舜禹的神，周公的神。出我之外，別無真神。”（遠志明：《神州忏悔錄－－上帝與五千年中國》）其实，早在明末清初，利玛窦的接班人龙华民就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人看来，“天”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但它不视、不听、无憎、无爱，只通过由“理”所约束的人开展这些运动；而世间之物只能暂时存在，不能保持永恒，必然会有一个永恒的因或者源，这就是“天理”，天理是无尽不灭、没有生命也没有直觉，只能通过人们的感知来理解；而“理”这个“第一律”与元气结合，通过五行之变化形成了现存的世界万物，这就是中国哲学思维的进路，本质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参见龙著《儒教专论》）。其实，所有“基督教在中国古已有之”的理论本身的前提并不成立，因为用以比观基督教的老庄之“道”，是在《新约》成书之前就提出来的，总不能说不是犹太民族而是中华民族才是“神的选民”吧？

杨森富是台灣学者，世界宣道神學院道學碩士、宣道學博士，任教于高雄靈糧神學院。他的研究方向为教會歷史和本色神學，主要著作有《中國基督教史》、《中國風土與基督教信仰》。杨森富虽然一再宣称他所谓的“本色神学”只有宣道學上的意义，认为“本色神学”的归宿在于“回归圣经”，同时也认为“拆字解经”为“无稽的文字游戏”。但纵观他的著作，在“神性”上认为与《道德经》《易·系辞》描述的“神是灵”相同；在“神的先存”上认为“太初有道”类同“象帝之先”；在《易经》《道德经》《春秋》《中庸》中隐藏着神性的“唯一性”“自有永有”“无所不在”“光明正大”“至圣至爱”；在“主的代赎”上认为类同于中国古代的“告祭天神”，认为“基督观”的“先在”“救恩”也同样隐藏在上述典籍中；在《广韵》《玉篇》《道德经》中，杨先生还发现了“圣灵”无所不在；在人性论上认为中国的罪恶观、赎罪观类同于《圣经》，赞成庄子的“反性复初”就是“穿上新人”；“被提”上认为类同于中国古代的“升天”；在“人得荣耀”上认为类同于中国汉代许慎、王符的“人贵思想”；认为《罗马书》的“善恶报应”类同于中国《尚书》的“行赏施罚”；中国“五伦”思想也在《圣经》中各有对应；《约14:16-17》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天人合一”；他用《林前2:6》“在完全人中也讲智慧”来论证“本色化”的可行性、必行性，强调学习保罗的“按时分粮”“因地制宜”。

    杨鹏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壹基金秘书长，是一位拥载宪政的良知学者。其著作有《“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如何重新认识老子》《成为上帝》等。《“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号称“中国历史的第一次以上帝视角审视中国政治—宗教思想史”。我一直认为，当今国学研究最严谨也最有突破的就是杨鹏（虽然其“小学”和“神学”部分尚需提高）。这个传统领域由一位基督徒学者执牛耳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但他的观点中的绝大部分我持反对态度。他在采访中说：“我研究到现在，越来越明白中国的“上帝”、“天”，就是《圣经》中的“上帝”。“上帝”或“天”、YHWH或LORD，衪是造物主，无形无色，不生不灭，无所不在。衪是自然秩序和历史命运的决定者。衪关爱生命，惩罪扬善。个体生命对生死苦难的超越，核心在于认识衪，与衪建立联系，遵从衪的道。这些根本性的特征，是普世的，是各主要宗教的核心概念。宇宙之中，只有一个终极创造者，只有一个至高者，只有一个本原力量，这是生命、光明与爱的力量。”“从最高层面看，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等描述的抽象的“上帝”，本质相同，是不同的人对同一本源的不同表达。寻找共同点的心灵，与寻找差异点的心灵，会看到不同的景象。当我们从创造与爱的角度去看，当然会看到那唯一自在的造物主。“道法自然”中的“自然”，原义就是“自己本来这样”，宗教或哲学式的翻译就相当是“自在”，“道取法于那自在的力量”。宇宙之中，“自在”的力量是唯一的。《金刚经》中的“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若见若相非相，即见如来”中的’如来’，即是“自在”。《心经》中的“观自在菩萨”，就是“观察自在”的菩萨。“自在”在英文《圣经》中，名称就是“I am I am "。宇宙之中，只有一个力量可以称为“I am I am”，其余的一切都是非自在的，是要依赖其他条件而存在的。我想借《“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英文版出版之机，在哈佛大学组织一次讨论，就讨论各文明中所描述的“造物主－我们－人类”的关系。在这个主题下，容易看到那统一的造物力量。中国周朝的“敬天保民”，孔子的“畏天命”与“仁”，与耶稣的“敬畏上帝”与“爱邻居”，你认为会是完全对立吗？”“中国人把真理说成是“真谛”，“谛”，左为“言”右为“帝”，真理就是上帝之言，这可是造中国字的老祖宗留下的象形信息！见不到上帝，心中就缺了“真谛”，就体会不到那源源不绝的爱的洪流在支撑生命系统。看不到上帝，就缺少爱的信仰，就缺少服务生命的精神与创造的力量。”“我的结论是：中国古往今来，都在崇拜上帝。但是，这个上帝崇拜，从周朝以来，就逐步被君王垄断了。不是全民宗教，而是皇家宗教。继承中国传统的上帝崇拜，应将其全民化，也就是把中国的上帝崇拜还给民间。” 杨鹏的进路与当年的吴雷川一样，希望证明上帝信仰是中华民族本有的，希望用基督教来补益儒家，他将《圣经》中的上帝与中国古籍中的上帝列了七条特征来比对，得出《圣经》中的上帝就是周人特别是周公的上帝（他将中国文化传统分为周与秦两大传统，主张恢复周传统），他认为利玛窦从自然法-普遍启示进入，会通古典儒家，是自觉而不是策略，因此高度评价“利玛窦规矩”。他的目的在中国各种宗教基础上，建立’上帝学’、’上帝神学’，实际上是恢复中国人原初的宗教信仰，因此他宣称：“历史将会这样书写二十一世纪的传道人：他们传基督教救了中国人，也使中国人救了基督教”“从深层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上，儒、道、墨与基教同方向，这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基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会使中国文化精神返回到儒、道、墨原有的航向中，原有敬奉本体造物的伟大力量及善之秩序的航向中。未来中国思想演进，应是从被佛教引偏的方向的返正，就是儒、道、墨与基教的对话，就是欢迎基教发展，就是儒、道、墨的深层精神得以真正实现的进程，就是中华精神真正拨乱返正的进程”。苏小和弟兄对杨鹏的思想高度评价，他说：“今天的杨鹏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几乎随手就可以翻开福音书，如果杨鹏在“特殊启示”的神学思想史维度上理解了福音，他将最有资格接过孔子、老子和墨子的信仰传统，并有力量比这些古老的哲学家们走得更远。”（《楊鵬對孔子信仰傳統的辨析》）。杨鹏对新儒家《儒家与基督教》进行尖锐批评，所有立论就是基于“利玛窦规矩”。成中英教授回应的观点认为他既错误理解儒家神学又错误理解基督教神学，其中说：“杨君援引利玛窦所谓的“儒家一神论”对我提出批评，认为我的儒学观点充其量是宋明理学的观点，是对原始儒家之“天”“上帝”信仰的背弃。我要说，在儒家和基督教的差异问题上，二者究竟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它们各有一个复杂的思想背景。首先，我也不否定中国古典儒学确实存在“上帝”和“天”的观念。所谓天生万物，天是创生万物的主体或力量，上帝和天作为人们敬畏的对象，也确实具有一定的宗教含义。但要知道，儒家讲天的“创生”与基督教讲上帝的“创造”，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第一，儒家的“天”虽然创生万物，但天不是造物主，它的创生也不是像犹太教的《创世纪》描述的上帝造人那样，凭空制造出来一个东西，然后给它吹一口气。这点是要加以辨别的。所以，儒家“创生”指的是天自身的运动，也就是《道德经》所说的“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而基督教的上帝则是个“造物主”概念，我们人类都属于祂，所以祂是“主”，而人只是“仆”。可见，就“创造”这一概念来说，基督教的上帝与儒家的上帝或天，是根本不同的宗教观念，是对不同神性的认识。第二点，儒家的上帝与天不是人格神，尽管它对万物“生之”“长之”，把自身的生命力灌注于人和万物之中，就好像从父母体内创造出子女一样。在这里，天与人类万物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所以后来才有孔子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第三点，天本来是一个空间概念，但我们可以想象有个管理天的主宰，将其称之为上帝。与这个实体相对应的，是作为治理基础的权力结构，它是世间万物秩序的保证。更重要的，这种天是关注人民福祉的统治者，是具有道德意义、生命意义和管理意义的天，《诗经》《尚书》也称之为上帝。此上帝并没有特别的人格界定。上帝的重要性，在于其行为，或创生、流行的方式，即所谓的“天道”。有天道，因此也就有了相应的地道与人道，道才是天的精华和本质所在。因此，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最初虽然有一个对象化的位格，但到了后来，道变得更加重要。人为天地所生，因此要效法天地的生生之道，要“则天”“法天”，故孔子说“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天作为被敬畏的对象，它是一个具有道德力量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具有位格的实体。我在一篇文章中曾专门论述过，天地之道体现为道德流行、万物化生，儒家的上帝是一个原始创生的概念，就像开花结果的花蒂一样。那么，天有没有神性呢？当然有神性，其神性表现为它能够创造出新的事物，并赋予新事物以美感，保持事物的内在之善，籍此开出一个真实的生命世界，使整个宇宙生生不已地发展下去。《系辞》有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中国的这种“神”是一种“易道”、一种属性，而不是一种位格。儒家“鬼神”一词中的“神”，也更倾向于一种属性，而不是对象性的存在体。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神”在这里就是一种变化莫测的力量。所以说在儒家，人性可以具有神性，人性可以发展出神明之性，神而明之，诚而明之，这就是中国的天道人文主义精神。其他如《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尚书》所谓“天命无常,惟德是从”等等，都体现了这种精神。显然，利玛窦对儒学中所谓的“天”并无了解，说不上什么水平，只是他已经选择了有神论的信仰，把不是他所信仰的都名之为无神论。杨君说的所谓定型（他叫作观模）在此处并不存在，因为我的想法是深思出来的，并非人云亦云，教中说教。。。杨君拿利玛窦来说事，简单地将古典儒家的天道信仰说成是像基督教的上帝信仰那样的有神论，这是很有问题的。他对儒家“神学”的基本精神缺乏深入了解。”（《再论“儒耶之争”》注：成中英批评杨鹏错误理解基督教神学的部分我不赞同，便不录了）

“2024新中国文明论坛”上，我与杨鹏同时作为讲员，在自由辩论环节，我就他高度评价的“利玛窦规矩”向他请益，我认为，杨鹏的上述思想逻辑上是不洽的：如果上帝是中国本有的信仰，向中国人传福音就没有前提；如果中国的上帝不是《圣经》中的上帝，那岂不是拜别神？用基督教来补益儒家，或者用儒家来补益基督教，都必然造成基督教的堕落（范泰爾說：唯一配稱得上“有神論”這一尊稱的 ，只有基督教的有神論）。甚至，这种方式在学术上也是不严谨的——将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中的至上神观念与《圣经》中的上帝对比，都可以找出或多或少的共同点。而且，“利玛窦规矩”也不是利玛窦个人的创造，而是“耶稣会”的传教方针。当耶稣会在日本遭遇将耶和华翻译为“大日如来”的乌龙事件后，耶稣会才痛定思痛，规定“音译”的原则。我认为，“利玛窦规矩”在当时无可厚非，但今天仍然高举则显得不合时宜。因此，送了他一句话：太阳已经升起，是否还需要高举油灯（刘军宁与他在回答我提问时都强调普通启示与特殊启示都是神的启示没有必要区分。我认为是口误，因为生命如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救恩只存在于特殊启示中）。纵观从赵紫宸-吴雷川-杨鹏的整个思想，包括苏小和弟兄对他的批评中从孔、老、墨的信仰传统路径认识基督，都只是一种现代版的诺斯底主义，是用“普遍启示”混淆“特殊启示”，是在传一种文化基督徒意义上的“基督教哲学”，而不是传扬与我们生命连接的道路、真理、生命；是用学术语言包裹的“基督教中国化”，相当于否定了“唯独圣经”，而寄望于“四书五经”；相当于否定了“独一真神”，而寄望于“怪力乱神”。他经常用“天命”来解释“革命”，其实这个观点早就被顾颉刚先生批评过，顾先生认为中国“革命”依据的“天命”是五行终始的天命而非上帝的天命，见他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看到杨鹏弟兄的网聊，我似乎明白了关键所在，他不是“信”基督而是“用”基督：“对基督教我最初动机是批判性研究。我在佛经研究和冥想上投入的时间，其实比研究基督教更早更长，约有十年之久，现在还能大段背诵。但研究基督教后，很快就进去了（尽管现在仍喜欢不时读读《坛经》）。反思起来，主要有四个原因：1、自己关注宪政-公正的自由法治秩序建立，这方面（入世秩序）佛经不关心，关心的是个人解脱生老病死轮回。基督教上帝绝对道德律，走出埃及的自由及上帝面前的平等力量，为自己自由宪政提供了直接精神支撑；2、自己长期从事公益慈善事业，这与基督教爱人服务人改善世界思想统一，但佛教出世认为世间即苦不可改善；3、佛教是从死进入的思考（从释迦牟尼佛思考生老病死到悟出因果缘起论），基督教是从生进入的洞察（从起初上帝创造诸天和大地到治理好这个世界、到战胜死的新天新地的永生），风格完全不同。4、佛祖是伟大思想家，佛学是伟大的哲学，但佛教与佛学矛盾很多。从此继续研究佛学，但回避了佛教”。我把加尔文的一段话送给杨鹏弟兄：“普遍启示是我们上吊自尽用的一根绳子”。加尔文的意思是：我们的起点不是完全的无知——对神没有认识，或者与神没有关系——而是确定的知识和经验，只是我们故意将其错解、歪曲、糟蹋，进而崇拜偶像，不敬拜神。   

  与杨鹏弟兄我们只是在认识上有差异不同,像金陵神学院的田童心推广的“儒家基督徒神学”,我不屑以对,撒旦邪教也不过如此。在《基督时报》、《福音与当代中国》上,读到他的《儒家基督徒神学介绍》一文,兹录其奇文供大家欣赏:“作为一个学术体系，从传统的儒家内圣外王视野考察，可以确定儒家基督徒神学的基本学术构成最起码应当包括觉悟神学和政治神学两大板块。…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相比，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唯一缺失的环节就是儒家化。所以，今天可以说，基督教儒家化尚未完成也就意味着基督教中国化尚未完成，今天基督教中国化需要努力补齐的唯一方向就是基督教儒家化。追求“内圣外王”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启发性地帮助基督神学解决基督教中国化所面临的众多难题。…当今中国基督教最大的问题在于，包含严重错误的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尤其是加尔文宗原罪论/预定论神学思想伴随着基督教的快速发展而正在无声无息地毒害中华民族。（详见笔者另外专文五万字《原罪论/预定论批判》）不仅“洋教”形象会妨碍基督真理的传播，而且“洋教”内涵更会毒害中国的信众。中国基督教最关键的神学思想三论（基督论、人性论、称义论），目前虽然比起二十年前有所进步，但是相当程度依然弥漫着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这些西方教会古代近代的缺少辩证思维的神学空气，连带基督教灵修学以及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相处的宗教关系论，都仍然存在问题，特别是在广大基层教会信徒的一些言论里更加可以清晰地看见加尔文宗原罪论/预定论的神学毒素。…处于中国文化环境里的我们，当我们看见儒典文献里存在着大量的可以和圣经相呼应却和西方传统神学核心论点相左的道理的时候，再去读圣经，自然就会提醒我们质疑西方传统神学思想。比如儒学传统的人性有善端的思想就会提醒我们，西方教会历史上多人宣讲的“人性全然败坏”的观点并不符合圣经里耶稣基督的“人既有肉体软弱又有里头的光”的人性论。又比如儒典《尚书》里上帝动态判断的思想又提醒我们，西方传统加尔文神学宣讲的“无条件的拣选”明显违背圣经“上帝拣选看人内心”的教导。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主张在精神上与强调“信行合一”的《雅各书》极为呼应，这完全可以帮助教会矫正对于“因信称义”的肤浅误解。由于儒学资源里存在着大量可以和圣经真理呼应的信息，故近些年来儒家基督徒神学在思考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关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耶稣基督亲口的自我表白并且从中发挥出了一个全新的基督论，那就是“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按照基督教儒家化的精神方向完成基督教中国化，其意义就不会局限于中国范围。它不仅能够落实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信仰真正深刻地扎根于中国大地，它也不仅能够唤醒中华民族从远古《尚书》时代就有的敬天爱人、德谦双修之宝贵精神传统，对于中国传统儒家美德起到保护、巩固、更新、传承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借助于中国强大的文化场而强有力地矫正西方传统神学思想，彰显真理，从而有益于包括中国教会在内的普世教会的信徒灵性生命的健康成长，并且进而在社会政治层面挽救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全人类的危机。这是从神学维度所展望到的未来中华文化可以贡献于全人类的应有之内涵。”可怕的是,田童心的这些奇谈怪论不但刊登在中国基督教的权威刊物上;而且,他作为中国基督教最高教育机构金陵神学院的教员,还在毒害未来的教牧。

  台湾的康来昌牧师有一段话我赞成，因此把它抄在这里：“教会界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很多：热衷耶佛对话的基督徒；向新儒家捐诚输忠的神学家；对异教徒说：“我们和你们，同一信仰，各自表述”的本色化者；“你们的天，就是我们的上帝”的开明宣教士；认为基督是最早共产主义的解放神学家；鼓吹进化论和基督教不冲突的神导进化论（Theistic Evolution）者。他们不断对保守的信徒说：“不要对立，基督教与他们是和谐的”。问题是，被和谐的对象不领这个情。新儒家对基督教寸土不让（热衷 “会通”的基督徒让了万里江山）；异教徒、共产党始终反对基督教独一真神之说；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者，断然否认进化的后面有“神导”。神导进化论者，不懂达尔文主义ABC的进化后面是自然选择（Nature Selection）：不论Nature（自然）是什么，N绝不是有意识有位格的神；不论Selection（选择）是什么，S绝不是有目的、有意义，而是随便的（random）。落花（前进开明的基督徒）有意到花落离本枝了，流水（世界潮流）依旧无情而去。”（《简评简介「保罗新观」》）

对于没有多少传统可继承的“传统中国神学”，对于不具备多少现代性的“现代中国神学”，建立一个整全完备又鲜活表达、忠实于神的道又能够方便中国人接受的神学体系十分必要也十分紧迫，它既能够克服片面将神学重心放在“更新上帝创造的世界”的世俗目标（现代派神学，一些三自教会），也能够克服片面将神学重心放在“个体得救”的个人目标（基要派神学，大多数家庭教会），还能够克服“形而上学认识论”而不是从生命上与主联合的“知识”目标（汉语神学，文化基督徒），更能够克服“皇帝替代上帝”的“政治”目标（基督教中国化，大多数三自的不信派）。这个“中华神学”太重要了，求主赐给我们中国的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这个“中华神学”不但应该是文本的，更要是生活的；不但需要“作者”，更需要“行者”；它既是“神学”，更是“学神”；这个“中华神学”不仅要形成成熟的“文本”，更要形成气势恢宏的社会“运动”，成为广泛普遍的属灵生活。在当下基督教受到强烈逼迫且大量教牧被看管被监禁的情况下，这个任务困难到非人力所能及，也求主赐给我们中国的约翰∙卫斯理和当代的戴德生。这是中国教会成为神的教会、中国基督教成为公民宗教、中国基督教引领中华民族同奔天路伟大目标的前提。

其实，教廷与中国政府的秘密协议也可以从“基督教中国化”来认识，教廷为了世俗的利益出卖“授衣权”给中国政府，其说得出口的理由也是“将天主教会的使命与每个国家的背景以及每种文化的传统表达方式结合起来”“关于中国主教任命程序的协议旨在保证对天主教信众群体领袖的主教任命是“经中国政府和教宗相互同意”后作出的”“现在仍然能够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就像几个世纪以来它在不同文化和历史环境中所做的那样，维护了教会神学的基本要素”（阿列塔主教：《教廷与中国的协议》），他们就像浮士德一样，明明知道是魔鬼，却偏偏要与之交易。殊不知他们并不了解这个交易对象并没有守约的传统，以致仅仅几年，中国天主教信徒的信仰权利就被政府“合法”剥夺，中国政府认为的“地下”主教（即教廷任命的主教）被抓捕，中国政府还超越“协议”单方面任命主教，导致教廷抗议不断。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箴26：4-5》)，到底应该回答还是不回答？我想用这一事例来解读：执政党的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并且执政党意识到信仰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急迫地提出“重建中国的核心价值”，在十八大上确立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同意这个见解（主内很多人不同意这个核心价值观，认为是用来绑架信仰，当然这是执政党的主观愿望，但我们没有必要陷入一种单向性政治思维：“凡是皇帝提出来的我们就要反对”），只不过我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基于“中华归主”基础上的，而不应该把富强即“富国强兵”放在第一位，也不应该没有前提地提出“民主”“爱国”作为绝对标准。我们也有与执政党同样急迫的心情去“重建中国的核心价值”，因为上述“核心价值观”全部都包含在《圣经》的倡导之中，我们与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矛盾。真心实意“重建中国的核心价值”不但是执政党的号召，也是中国基督徒的愿望。而且，有目共睹的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基督徒比其他人群做得更好。中国基督徒用自己的行动不断证明：基督教不是社会的问题，基督教是来为社会解决问题，国度化的基督教会正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林荣洪博士的一个看见我非常认同，他说：

1900年至1948年的中华神学环绕着一个显明的主题：挽救国运、重建国家；1949年至1979年，中华神学却环绕着另一个主题：保存信仰，为主殉道；而1979年至现在，基督教成为自由政治、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的福音，中华神学环绕又一个显明的主题：社会重建、重塑国魂。（转引自《二十一世纪中国基督徒的独特使命》）

 ④、“管家”精神就是“仆人”传统   前面说到基督教有两大传统：“先知传统”和“仆人传统”。如果说“先知传统”说的是“扎心”的话，“仆人传统”就是“温心”的话；“先知传统”是“行公义”，“仆人传统”就是“好憐憫”；“先知传统”关注“公义”，“仆人传统”关注“慈爱”（公益）；“先知传统”表现了基督教的“锐度”，“仆人传统”表现了基督教的“温度”。特蕾莎修女的祷告词，就把这种“温度”表露无遗：“上主，请将我塑造成和平工具/哪里有伤害，让我传达宽恕/哪里有仇恨，让我播种爱德/哪里有疑惑，让我提供望德/哪里有绝境，让我带去喜乐/上主，请赏赐我梦寐以求的/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不是被安慰，而是去安慰/不是被人爱，而是去爱人/因为，只有给予，我们才会获取/去原谅，我们才会被宽恕/死于旧我，才会获得基督内的永生”。因为政治环境的严酷，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基督教在“先知传统”方面的不足，但在基督徒“仆人传统”方面的贡献却是“润物无声”的丰富。我非常反感一些肢体将“仆人传统”贬损为“发福利”，其实这正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传福音”，是身体力行的“无言之教”。《雅各书2：14-16》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由此我想起了两个身边的老姊妹（为了她们的安全我就不说名字了）。其中一个老姊妹主持了一项救助被遗弃儿童的项目，她们知道计划生育堕胎是违背《圣经》的，救助被遗弃儿童就是在反堕胎，就是在传福音。她和她的团队默默无闻甚至是偷偷摸摸地义务工作，深怕媒体报道了“伤了政府的面子”失去救助被遗弃儿童的机会。十五年来，她们倾其所有，穿得破破烂烂，吃得简简单单，但经她们救助的被遗弃儿童已达1600多名。我见过其中一位身带残疾的青年，他六岁时被他的亲生父亲从四川带到贵阳火车站丢弃，他因而仇恨社会仇恨人类。是这个老姊妹把他收养，作了四次手术使他能够站立起来，教会他做面包的手艺使得他可以自食其力，最重要的是用爱温暖了他那受伤而冰冷的心。爱是可以通过生命来传递的，现在的这个残疾青年，也把他的关怀送给与他一样不幸的孩子。（现在，我们的教会被“取缔”了，这位老姊妹的工作并没有停下；但新的《慈善法》的通过，她们的这项爱心事工处于了“非法”的境地）。另一个老姊妹来自香港，一个偶然机会让她看到贵州山区缺乏教育的现状，这不是神喜悦的“公平”。她与她的先生取出所有的养老金，坐了两天两夜的车，又走了两天两夜的山路，来到贵州纳雍县大山深处的一个偏远的苗族寨子，建了一所学校，周边的十个寨子的孩子从此读上了书。十五年过去了，最早受益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她的先生也已长眠于此，识字不多的她仍然在山间奔忙。我采访她时，她说了这样一个细节：每次学校要招生、建设或办事，当地村干部就要敲诈索贿，不满足他们，学就开不了，满足他们吧，又有违《圣经》。她想到每年要读书的一百多个孩子，也就忍受了，“让罪归在我身上好了”——这是她对她的行为的解释（她不是用“灵巧如蛇”来开脱）。只是有一次深知“不轻易发怒”要旨的她发了怒（为这次发怒她忏悔了很长时间），那是她的先生去世，先生的遗嘱要葬在他生命中最关注最投入的这个地方，他生不能看见这些孩子成才，死也要在这里祝福这些孩子。但当地的公安部门不许可，理由是他们不是中国人。她愤怒了——他活着可以在这里工作死了却不能在这里埋骨？他把生命都献给了中国中国却容不下他的一把骨灰？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莫非是英国人？“旧社会”献身中国的那些传教士们尚且可以葬身中国，甚至皇帝还“赐给”他们墓地，怎么“新中国”就不行了呢？好在学生家长们集体上书，才使他的遗愿得以满足（与上一个事例同样，《慈善法》的通过，也使她的这项爱心事工面临了“非法”）。人们印象中秋雨之福是一个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教会，其实这间教会中有许多上访者和乞丐，王怡牧师在一次证道中提到：“有一次，国外一个长老会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聚会。他看到我们当中有上访者和乞丐。你们记得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缺了双腿的乞丐，坐在轮板上进来。我们要拆掉四个座位，让他躺在那个地方参加崇拜。那一天，那个国外牧师看见这一幕非常感动。他说，在我们美国长老会里面，我已经三十年没有看见过有乞丐进入长老会了，因为长老会都是体面的、都是中产阶级、都是有学问的、都是收入比较高的。那个牧师对我说，我希望在你们这里，永远都有乞丐出现在你们当中，信仰不是一种人们成为更好的人、更体面的人的宗教追求和心灵家园。”上帝正是通过祂的“管家”，一个一个地重建中国社会失落已久的人心。与这两个老姊妹和北京、成都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成千上万的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活出耶稣的式样，在平平凡凡中为中国社会输送新的价值观，他们让中国人明白，基督信仰不是知识，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基督徒是实践天国的群体，唯有活出天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能影响世界、改变世界。正是基督徒身上体现的“公义”、“牺牲”、“谦卑”、“宽恕”和“爱”，悄然无声地改变着中国——哪怕现在还显得微不足道。成功人士余虹自杀了，自杀前写下“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 我把他的死看成是对教会的“倒逼”——希望教会运用主的爱去医治余虹和余虹们的“郁闷”（余虹说：“郁闷”最为准确地表达了“我与中国”的关系。郁闷是一种压抑而又难以发泄与倾诉的情绪，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这显然是国人当代生存晦暗昏茫的症候）。

    拉塞尔·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这本书中说：“基督教没有划定任何特定的政治体系。教会曾和王国、独裁政权、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共和国、民主政体，甚至20世纪的某些极权政体共存。然而，一旦基督教信仰为某个民族普遍接受，那么，任何政治安排都会受到基督教有关道德秩序的教义的影响。这一道德秩序会作用于政治秩序。基督教有关正义、仁爱、共同体和义务的观念可能会在不急于改变政府架构的情况下转化一个社会。”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德也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我对他们的看法由衷认同。我们的争战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保罗说：“―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合而为一，认识神的儿子”（《弗 4：13 》）——这不但是对着教会讲的，也是对着社会讲的。

让我们重温一下凯波尔《基督荣耀的身体》中对教会的勉励和希冀：

由现今教会大肆宣传福音来看，人会想到教会为胜过世界的努力，乃在乎劝勉未得救的人信主归向神，当然这是得胜世界的好方法，但却不是彻底的办法；教会也必须传扬基督为主，要求各处的人在他面前屈膝，并在行事为人间服从神的律法。复活的基督岂不是对他的门徒，以及后世的教会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

圣经教导基督为中保的王，他不仅仅是信徒的王，从更广泛的事实上看，他也是世界的王，因为耶和华的圣仆在受苦，他将他的生命倾倒以致于死，神要使他与位大的同份，与强盛的均分掳物（赛五三12）。当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并安置他在自己右边的时候，使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弗1：21～22》）。

教会必须传扬她元首的王权，并要求各处的人，在他们的生活领域中承认他为万有之首、万王的主宰；简言之，不但坚持有基督教的教会，也要坚持有基督教的社会。神教会的行动像一支强大的军队，唱着“基督精兵前进，奋勇赴战场”。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争战”是整本《圣经》的主题，“争战”也是神许可的整个人类社会的主题。传统的“争战”是与信仰的错误、生活的压力和和道德的败坏为对象，譬如约翰本仁的《天路历程》。近代以来，“属灵争战”进入世俗领域，“争战”以以下形式展开：文明与非文明的“争战”、拓殖运动与民族运动的“争战”、民主阵营与纳粹阵营的“争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战”，这些“争战”有时候相互交织。只要你身处世界，你就无法置身“争战”之外：要不你是神的战士，要不你就是撒旦的战士。一些有识之士从属世的角度看到了这些“争战”的本质，如1947年3月12日，在与共产主义冷战正酣中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过一句世纪预言：世界已经被“两种生活方式”一分为二，不是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而是民主对抗专制。1963年，弗里德里希的《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出版，其中指出宪政的最大敌人是极权主义。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文明冲突理论”：宗教和价值观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的政治生活。而其中，伊斯兰文明和中国儒家文明最可能对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威胁和挑战，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神权政治”对代表基督教文明的“宪政制度”的威胁和挑战。福山更比他的老师收窄，他认为共产主义失败以后，能向西方自由民主的意理提出挑战的，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儒家东亚模式的威权主义。911事件、中国当前的去基督化与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的逼迫，证明他们的这些理论不但深刻而且准确。但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基督教文明自身正在衰退——从基督教文明中滋生的社会主义不但占领了欧洲、南美，现在唯一的“山上之城”美国也在加速陷落。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结成联盟，勾结原基督教阵营里掌握权力的社会主义者，联合绞杀本已经相当脆弱的基督教文明：在原有的基督教国家，绞杀是从政治、法律、教育、文化、舆论来展开，在伊斯兰国家和儒教国家，绞杀是更加直接的杀身体、灭教会。毫不夸张的说，现在正是新的“被掳时期”。我们用“第三只眼”（属灵眼光）看世界，相信世间的一切争战都是“属灵争战”，伊斯兰文明与人类社会现代性相去甚远，又最不会“处境化”，它要取代基督教的可能性不大；而人类仅存的两种原生文明——代表皇帝的中华文明与代表上帝的基督教文明——正是“专制与宪政”争战背后最深刻的基因。这是因为：代表“地上国”的皇帝文化是与代表“天上国”的上帝文化最根本的冲突，而现实中中国又把西方社会主义者、伊斯兰复兴运动等反基督势力勆入麾下。现今的状态是：东西方最黑暗专制力量合流；但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大水之上，耶和华坐着为王”，神的道“超越东西方”（吳經熊语）。神用严厉的手段管教过以色列民，祂也同样会管教他现今的子民，但祂加给我们的都在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何时攻克最大最顽固的“人造神”之国，神自有祂的时间表。面对这个弯曲悖谬的人间社会，教会所传递的是：以谦卑宽容去修复撕裂，以公义慈爱去挑战不公，以民主宪政去克服专制，以福音真理去收拾人心。这四个方向是递进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只有单一的选项。相信终有一天我国政府办公大楼上镌刻着的“为人民服务”会换成了“我们相信造物主”，这一天的到来意味着中华民族整体被拯救的开始，这一天的到来也意味着“千禧年王国”即将到来。历史学家汤因比把人类出现过的社会形态总结为26种文明，他充满诗意地写到：

“16个文明已经死亡了，另外9个文明现在可能处于死亡的边缘，但是我们第26个文明（指基督教文明）并不是非要我们的命运服从统计学上的盲目计算。我们身上依然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火花，只要我们得到上帝的眷顾把它点燃，那么一切星辰都不能阻止我们到达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历史研究》）汤因比为什么有说这话的底气？因为耶稣给了他确据，耶稣告诉我们：“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2∶26-29》)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约一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