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中国教会在社会转型中的责任一：先知的守望使命
工业革命-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在世界呈现完全的两重形象：既是近代文明的源泉又是世俗文明批判的对象。世俗文明中的科学理性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死敌，它们对基督教的攻击一度成为了时代主旋律，掩盖了民族主义对基督教普世运动的冲击。随着科学理性主义的自我认识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退潮，民族主义的冲击逐渐占据上风并为学界注意。我们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两场战争和亚太地区的局势，都在从侧面证明这一事实。正如科学理性主义没有看到基督教是一个理性的宗教而认为基督教“反理性”一样，原先的“洋教”“骑着炮弹进来”“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现在的“海外敌对势力”“带路党”“颠覆社会主义别动队”成为民族主义抵挡基督教的武器，基督教的“爱国”基因往往被人忽视。这是我们需要重新正名的地方。
A、“先知”传统与“守望人”职分 神的道丰丰富富有真理有生命，祂对每个时代都会给人类特别的护佑：罗马帝国的崩溃没有带来教会的崩溃得益于奥古斯丁在神的道中读出了“两国论”，教皇国的堕落没有带来教会的没落得益于马丁路德在神的道中读出了“因信称义”。在当下“上帝与皇帝”的最后交战中，改革宗神学核心的“国度论”将是神给予我们时代的精神武器。它不但归正了中国教会以个人生命得救为核心的“救恩论”，扭转了福音不出教会的“修行”倾向，联系了神的国与地上国，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打通了教会与社会，更恢复了“先知-守望人”的责任并把它放在教会头上，使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战斗堡垒。
“先知”，希伯来语指上帝的代言人，向人透露上帝所启示信息的人。“主耶和華不會做任何事情，除非先將奧祕指示他的僕人眾先知。”（《摩3：7》另参《王上12:22》；《王下4:9；23:17》《代下18:13》）。他们之所以“先”于人“知”，是因为有限的人看不到未来而神全知，先知就传讲从神而来的信息，告诉人们改变由错误引发的行为，制止悲剧的发生。“先知”的希伯來原文意是“如泉湧出”，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是“站出来说话的人”，就“处境”而言，前者表达了善于代表上帝发言（“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講道”《林前14：1》），后者表达了敢于代表上帝发言（“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弥7:8》）、“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10：11》）。他们的发言有三个主题：谴责罪、警告审判、预言复兴。
我们发现“先知”们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是面向并代表本国家本民族的，这就意味着他们首先是民族性（以色列）的而不是普世性的。《旧约》时代的“先知”如此本不奇怪，最后一个“先知”、《新约》里的施洗约翰（“受命”的先知“到约翰为止”《太11:13》）也没有跨越出本民族的范围。我们参考以色列先知的职责和功能，也会发现“先知”就是作为上帝放在以色列民中的“特派观察员”，因此《圣经》中把他们又称为“守望人”。《以西结书》33章大段描述了“守望人” 的职责，採用的却是“先知”的材料，可见“守望人”与“先知”两名一实，“先知”强调对神使命的传达，“守望人”强调对于本民族的责任；“先知”是人看他与神的联系，“守望人”是神要他与人的联系：
“人子啊，你要告訴本國的子民說：我使刀劍臨到哪一國，那一國的民從他們中間選立一人為守望的”（《结33:2》）。
“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的血。”（《结33:8》）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9：1-3》，新标准修订版NRSV把“弟兄”译为my own people，即“国人”，这是一段“外邦人使徒”保罗的话，可见他仍心系“国人” ）
你或许会依据“受命”的先知“到约翰为止”《太11:13》来说明“先知”是《旧约》时代的产物；或许会依据《加拉太书3:28》:“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以弗所书2：11—14》“所以你们应当记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间隔的墙”说明“先知”已经是“过去式”了。的确，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福音是普世的，教会也是不与地上的国度来定界（“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启5：9》)。在《使徒信经》中，“我信圣而公的教会”的这个“教会”就是单数。但是，鉴于中国这一长时期没有接受到神的特殊启示且是皇帝-宗法社会形态的自源性文明国家，鉴于整体的中华民族还处于“被掳”的状态，鉴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福音工场，鉴于“上帝-皇帝的争战”是末世“最后的斗争”，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是《新约》“大使命”必须的对华夏中心主义的拒斥（重点在批判“基督教中国化”）；另一方面是《旧约》“先知”功能的重拾，证明“只有基督的，才是爱国的”。这两个面向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交织一起：只有成为同胞们认同的生命榜样道德楷模才能够征服他们的心，只有攻克这块最大的“福音硬土”福音才有可能“传到地级”。这正好印证了我们的一句老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现代政治学词汇中，“民族-国家”互为基础，英文中甚至合用一个词“nation”。对应到中国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地上（皇帝）国的“道统”，地上（皇帝）国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政统”，它们相互支撑互为因果，就像“海中兽”与“陆上兽”敌基督一样，“民族-国家”是交织在一起的。如何破除这种组合，现实世界束手无策（第三次浪潮、民主终结论、全球化都成为了笑谈），唯有神的道是破除之利器。
“先知-守望人”曾经是以色列人在“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摩西、但以理、耶利米、以斯拉、尼希米、末底改、以斯帖就既是先知又是守望人，他们都是爱神-爱人-爱国的榜样。正因为有“先知-守望人”的民族责任，华人牧师在讲道中常常把他们简单描绘为“爱国者”，三自牧师更将其作为“爱国爱教”的“圣经案例”。比如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在接受采访时转述丁光训的观点说：“旧约时代的先知，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民族，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国家，像以赛亚、耶利米这样的先知，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衰亡，整夜整夜地哀哭。”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必须要明确，那就是“先知”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爱国者”，因为爱一个抽象的政治结构就是偶像崇拜；恰恰相反，神学上他们是另外一个国度（神的国）的“使者”，宣教学上他们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先天与任何国家主义的“爱国”都是死敌。阿摩司先知被“不爱国”的攻击被放逐（参《摩7：11》），耶稣所受的诬告，也是不忠于国家：“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路23：2》，保罗也常受不忠于国家的攻击（参考《徒16：21》）。正是因为“先知”代表神“守望”这个民族和国家是他们的使命，他们才天然是“爱国者”。这也是戴德生“假如我有千磅英金”那一段“爱中国”言论兜底的定义——“不，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基督！”（这也是经常被华人教会尤其是三自教会“省略”掉的一句）。
“先知-守望人”的“爱国”传统有两个正相关的指向：劝诫君王和守护人民，即作为“先知”对君王谴责劝诫，以及作为“守望人”对国家-民族守望。《圣经》中他们的活动完全围绕这两个方向，相关的实例比比皆是。我们通过耶利米来认识《旧约》时代“守望人”的“爱国”逻辑。
《旧约》人物中，除了约伯之外，最让我动容的就是担任“守望人”的耶利米。耶利米是《聖經》中最伟大的爱国者，但却是被他的同胞视为“犹奸”。他是猶大國滅國前最黑暗時期的一位先知，是便雅憫支派祭司希勒家的兒子，生來就有祭司的地位。猶大國約西亞王第十三年（前627年）蒙召，作先知四十年。又因为神要他向以色列民众传达審判的信息，所以他是一位典型的以色列民族的“守望人”。
耶利米得到几任国王（约西亚、西底家、尼布甲尼撒）赏识，位高权重的他完全可以在舒适的生活中安享晚年，但他对人世间的欲望无所动心——包括自己的需求和国王的恳求，作为“守望人”的他只听候神的命令：“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祂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20、9》）偏偏神要他传达的信息是他感情最不能接受的——告诉以色列民众因为他们背离神的罪太深重——原先強調耶路撒冷和聖殿固若金湯的“錫安神學”（詩四十八，一三二13；耶七4）已被證實是一堆空話，神要让以色列国家亡在巴比伦手里：“耶利米從陀斐特，就是耶和華差他去說預言的地方回來，站在耶和華殿的院中，對眾人說：“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我必使我所說的一切災禍臨到這城和屬城的一切城邑，因為他們硬著頸項，不聽我的話。”” （《耶19:14-15》）“你去告訴猶大王西底家，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這城交付巴比倫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燒”（《耶34:2》）耶和華是公義的！祂這樣待我，是因我違背祂的命令。眾民哪，請聽我的話，看我的痛苦，我的處女和少年人都被擄去（《哀1:18》）。他一边谴责统治者“並且你的衣襟上有無辜窮人的血。你殺他們並不是遇見他們挖窟窿，乃是因這一切的事” （《耶2:34》）他們肥胖光潤，作惡過甚，不為人伸冤，就是不為孤兒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為窮人辨屈。（《耶5:28》）；一边传达神谕规劝民众“投降”：“你要對這百姓說：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將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擺在你們面前。住在這城裡的必遭刀劍、饑荒、瘟疫而死；但出去歸降圍困你們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為掠物”（《耶21:8-9》），他还要人们被掳后在那里“蓋造房屋”“娶妻生兒女”，并“為那城求平安”。正像神事前明确告诉他的那样：“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眾民反對。” （《耶1:18》）他成为了“全民公敌”——在民族仇家国恨的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奸”、“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者”、“卖国贼”、“假先知”、“叛逆神的人”：“耶利米說完了耶和華所吩咐他對眾人說的一切話，祭司、先知與眾民都來抓住他，說：“你必要死！” （《耶26:8》）“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26:11》）。在本族同胞面前，他这个拼了老命的“守望人”遭到的却是痛恨、嘲讽甚至是鞭打、监禁、负轭游街、下到地牢里不见天日。“全民公敌”他还可以忍受，可是神似乎并不待见他这个“代言人”——神似乎把他面上的光照从耶利米身上挪开：禁止他为子民祷告（《耶7：16，11： 14，14： 11》），禁止他娶妻生子（《耶16》），禁止到丧家哀悼，也不得参加宴席。正如他的名字所蕴含的意思那样，他既被神“高举”，也被神“抛掷”，他既被敌人“优待”，又被同胞“唾弃”，他“終日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我” （《耶20:7》）“我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我喊叫說：有強暴和毀滅！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淩辱、譏刺” （《耶20:8》）。他同时经历双重的“试探”，不但“里（本族）外（敌人）不是人”，甚至还被“上（神）下（民）抛掷、唾弃”。为此他内心的痛苦达到极点，在“求你觀看”（《耶1：9、11，3：63，5：19-21》）也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肝肠寸断地痛哭流涕：“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裡面煩躁不安，我不能靜默不言，因為我已經聽見角聲和打仗的喊聲。”（《耶4:19》）“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9：1》）“我因這些事哭泣，我眼淚汪汪，因為那當安慰我、救我性命的，離我甚遠。我的兒女孤苦，因為仇敵得了勝。”（《哀1：16》）耶和華啊，求你觀看，因為我在急難中，我心腸擾亂，我心在我裡面翻轉，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劍使人喪子，在家猶如死亡。（《哀1：20》）我眼中流淚，以致失明；我的心腸擾亂，肝膽塗地！都因我眾民遭毀滅，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內街上發昏。（《哀2：11》）他因此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也指责神把祂的意愿强加给他，而自己是被利用，因此跟神说“我天天被你的力量逼迫要去讲这些我不想讲，人家也不想听的信息，我所有知己密友通通毁谤我。”甚至说“我希望我生的日子被咒诅，不要活在这世上。”虽然他身体上遭受创伤、生活上遭受痛苦、心灵上遭受煎熬，体无完肤肝肠寸断生不如死，但他还是忍受了自身的痛苦委屈和思想上的怀疑抱怨，一时一刻从未停止传讲神审判的信息。当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后，君王赐耶利米很好的待遇和高位，而且他本身就是“列國的先知”，接受也是顺理成章；但耶利米拒绝了，他自始至终没有忘记“守望人”的职分——选择与被掳的本族本家百姓在一起，哪怕受苦受难，直到最终死在同胞手中（参《希伯来书11：37》）。与耶利米的命运一样，《圣经》指出民族的“守望人”必然要承受本民族的冷淡，一直到耶稣都是如此——“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赛53:2》；《约1:11》）。而现在的中国教会，在大多数中国人还不认识基督的情况下，我们承受由自己同胞的冷淡和攻击都是神给我们的试验，由此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传福音。
在耶路撒冷陷落后，神让耶利米看见了好坏两筐无花果的异象，神告诉他人民就是那好的无花果：“神如此說：被擄去的猶大人，就是我打發離開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顧他們如這好無花果，使他們得好處。我要眷顧他們，使他們得好處，領他們歸回這地。我也要建立他們，必不拆毀；栽植他們，並不拔出。我要賜他們認識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因為他們要一心歸向我。”而坏的无花果是那些原先的统治者：“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將猶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領，以及剩在這地耶路撒冷的餘民，並住在埃及地的猶大人都交出來，好像那極壞、壞得不可吃的無花果。我必使他們交出來，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遭遇災禍。在我趕逐他們到的各處，成為淩辱、笑談、譏刺、咒詛。我必使刀劍、饑荒、瘟疫臨到他們，直到他們從我所賜給他們和他們列祖之地滅絕。” （《耶24:5-10》）最终，这些统治者的命运十分悲惨：“巴比倫王在西底家眼前殺了他的眾子，又在利比拉殺了猶大的一切首領，並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銅鏈鎖著他，帶到巴比倫去，將他囚在監裡，直到他死的日子。”而原先贫寒的老百姓似乎并没有遭到这样的恶遇：“護衛長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窮的，使他們修理葡萄園，耕種田地。”（《耶52：10-16》）这个异象才给了他心灵些微的慰藉——“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祂的憐憫不至斷絕”（《哀3：22》）。
耶利米是软弱的，他不断把自己的软弱在神面前述说；耶利米是坚强的，领受了“守望人”职分就义无反顾承担责任——这样把痛苦体会到极致，把责任也承担到极致的“悲剧人物”，不要说现实世界，哪怕是在最深刻的文学作品中也“创作”不出来；而耶利米是神亲自“创作”的，神要“创作”一位在极端环境下神的忠仆，向我们展示“忠诚”和“责任”、“爱神”与“爱人”在一个人身上的完美结合（读懂耶利米，就能够理解当代中国王明道、王怡的内心世界，两位牧者都将耶利米作为生命榜样）。事实上，正是通过耶利米，人类才明白神派来“守望人”的目的，看到最终得救的光景：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 （《耶23:5》）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耶31:31-33》）
“先知-守望人”是否止于《旧约》？的确《新约》有明确的表达：“受命”的先知“到约翰为止”《太11:13》。但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一而足。我们不去参与讨论，只是另辟蹊径认为即使没有“受命”的“先知”，但“先知”的职责与功能仍然存在，否则为我们展现《启示录》的老约翰怎样理解？《新约》中有一段话被称为“耶稣宣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 4:18》）。这段话里耶稣明确地指出，传福音的目标人群：贫穷的人；传福音的目的：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被掳的得释放是身份解放，瞎眼的得看见既是身体解放也寓意灵魂解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是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可以看出，耶稣首先关心的是被压迫的人，对他们的解放也是从身体到身份到灵魂的全方位解放，基督的“爱人”是全然的、不可分解的“人”。“耶稣宣言”形成了一个基督教的“道统”，西方古典保守主义政治理论的“抑公权、扬私权”和“保护民族利益”就出于这一传统。下面的这一幕最能说明“守望人”的双重“守望”：罗马帝国统治者骄奢淫逸之时，基督教的主教神父（后先知时代主教神父担当了“守望人”）给予他们强烈的谴责，哪怕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但当罗马城破之日，王公大臣早已逃之夭夭，基督教的主教神父们却挺身而出，高举着十字架代表罗马市民与野蛮的日尔曼人谈判，保护了人民免遭涂炭。无论是外寇强敌还是“在上有权柄的”，只要你行神“看为恶的事”，都要受到“先知”的谴责劝勉；无论国已不国，人民流离失所，“守望人”也不放弃他们看护的职责。现实环境中，针对公共生活的公共神学就是“守望人”精神的继承，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公共神学就应该是中国的“守望人”神学。公共神学不回避现实社会问题，它根植于整全的基督信仰，通过传讲真理、指责罪恶、批判谬误、见证基督、呼唤悔改，以便唤醒社会。 只是，需要指出，“守望人”作为“爱国者”他们爱的“国家”实际上是指这个国家的人民——不是抽象的“国”而是具体的“人”。而且，对具体的“人”最深切的爱是把他们从对国家-帝王的偶像崇拜的文化陷坑中救拔出来。《時代論壇》是我非常喜欢的香港基督徒的刊物，他们在自由受壓，社會扭曲，經濟衰退，識時務者紛紛閉口不言的情况下，坚守着使命，他们就把基督徒称为“時代的守望者”。而他们自己就是真正的“時代的守望者”，该社的任志強社長写到：“自去年至今，在世紀瘟疫和政治高壓雙重夾擊之下，香港的言論與資訊自由、各級學府的學術自由、各行各業的專業自主，以至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都承受著超過半個世紀以來未曾遭遇過的巨大壓力。。。然而鵪鶉退縮絕非出路，逆水之中仍要行舟。我們決意，一方面在原有平台上致力提升議事的深度，並且令信仰更加緊扣日常，另一方面部署搭建更適切時下媒體習慣的新平台，繼續凝聚和裝備信徒群體面對世界，也幫助世人更了解基督信仰的真義” 。下面的这些经句，就不断出现在他们的刊物中：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箴 24:11》）、
“你当为哑巴（或作“不能自辩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箴 31:8》）
上帝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结3:18》）
即使是在基督教已经成为“世界宗教”的今天，这个传统也没有离开过神的教会，它成为了基督教的“爱国”传统——只不过戴德生等“爱国者”将它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他在自己的祖国被视为“叛国者”，在他服侍的中国被当作“侵略者”，“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基督！”——它超越了“祖国”边界，超越了“血缘”边界，是用“圣爱”（Agape）来拥抱人类，也是用“天国”原则来覆盖“地上国”(参《林前14：1，31， 太28：20》)。因此可以说，《新约》时代的先知不但存在，他们甚至超越了《旧约》先知的服务范围，但完整继承了“先知”的职责与功能。
B、“守望人精神”是中国家庭教会的“道统” “黑夜，无边的黑夜，寒露浸透单薄的衣衫，霜风刺进骨髓的深处，孤独的守望者还坚立望台。”这是刘同苏牧师写的歌唱“守望人”的一首诗的开篇几句。为什么我们要重拾“守望人”这一概念？在“全球化”时代重拾这一《旧约》时代的概念是否有些不合时宜？在“国度化”时代重拾这一“民族性”神学观念是否有些不合时宜？我想说的是：对于中国教会现状来说，“守望人”有强烈的针对性：一是为了修补我们的文化传统，二是为了揭露三自的现代阴谋，这样既能更好地体现教会“属灵团契”（参《弗1：22- 23》）的功能，也能发挥教会“社会组织”的作用。
先从文化传统说起，《以赛亚书42：6-7》：“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约），作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这里的“中保”意味着“先知”，“光”意味着“守望人”，这里描述的光景既是属灵的也是政治的。这与耶稣第一次出来讲道所说的“耶稣宣言”完全一致，重点在于表示救赎不单是“体”的救赎，也不单是“灵”的救赎，而是全方位“人”的救赎。华人教会常常以关注“教会”不关注“社会”、关注“灵魂”不关注“权利”来抵挡社会责任，表面上看起来“属灵”，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属鼠”。如果“教会”不是在“社会”之中，如果“教会”不用去影响“社会”，耶稣何必降生“社会”？在疫情中不惜被罚款仍坚持敬拜的麦克阿瑟牧师说：“教会是人类社会唯一的防腐剂。我们必须被揉进这个世界，就是说我们必须融入人群。连盐都要溶化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整个世界就像一具腐烂、生蛆、变质发臭的尸体，而我们是唯一的道德和心灵的消毒剂。我们必须影响世界，而不是被世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默默的见证，就是一种敬虔，正直，良善的生活给你的家庭、你的邻里、你的职场、你的学校带来影响的力量。这种影响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挡社会的腐烂变质。”（《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仍然以耶利米来作比，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出不了耶利米这样伟大的爱国者，因为我们的爱国文化中没有“爱神”。我们把他与中国的“爱国诗人”屈原相比较，高下立判：屈原式的爱国是在“天问”基础上的，他并不明白“天”的用心，这样他就双重误判：把“天子”当作“天”，把“亡国”当作“亡天下”；他“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的完完全全是“忠君”。因此屈原式的“忠诚”既不是忠于神也不是忠于民甚至也不是忠于国而仅仅只是忠于君。而且，他的“忠君”也不彻底，还可以不负“责任”地“一死了之”。而耶利米的爱国是神交托的使命，神所赐“似乎有烧着的火闷在他骨中”的催迫下，他是对民族，对同胞，对国家，对时代向神负有责任，哪怕是痛苦超过了他的生命他也必须忍受，因为他知道神的使命大于他的生命，所以死都不是自己拥有的权利。耶利米身上所体现的“守望人精神”只可能在《圣经》文化背景下才可能生发。因此，我对中国文化中把“爱国主义”拔高到最高价值的理论保持怀疑，因为这个“爱国主义”不是神的使命而是人的托词，与“爱人民”也毫无关系；而且，在“爱国”的旗号下，将“爱人”（“天子”）抬高到“爱神”（“天”）的地位，“爱国者”被动参与了“天子”篡“天”之位的“僭越”，因而陷入罪中。
基督教进入中国有一个时代背景：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殖民运动疯狂扩张，另一方面天国主义的宣教运动风起云涌，这两大运动是平行的，有些局部还交织在一起。前者为了利来中国，后者为了爱来中国，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占领中国”却是共同目的——1920年出版的大型社会调查报告，英文就叫做《TheChristianOccupationofChina》（直译：《基督教占领中国》；中文版题名为《中华归主》）。虽然，前者是为了攫取利益“占领中国”，后者是为了救赎灵魂“占领中国”；虽然，最纯正的宣教运动如戴德生的内地会对殖民运动是完全否定的，甚至正统的社会福音派从本质上也反对殖民运动。但是，由于腐败的中国旧体制在与帝国主义的争战中全方位落败，数千年皇权社会形成的“天下第一”观念的梦碎，一些传教士也的确利用了殖民运动的势力，“基督教是骑着炮弹来中国”（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语）成为从知识分子到市井百姓，从王公贵族到义和拳民，从“睁眼看世界”的先进分子到沉睡在周公梦里的冬烘先生的共同认识。由此煽动起来的民族和民粹情绪使得全体中国人盲目排外——“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反基督教”成了“爱国”的同义语。这种民族情绪的濡染即使是传教士“血种麦粒”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会也不能幸免，这便是“自立运动”“本色教会”“汉语神学”络绎不绝的主要原因。从深层意义上来说，这正是《圣经》中“守望人”观念缺失造成的。“守望人”是神放在黑暗世界里的亮光，神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我設立守望的人照管你們，說：’要聽角聲。’他們卻說：’我們不聽。’ 列國啊，因此你們當聽！會眾啊，要知道他們必遭遇的事！” （《耶6:17-18》）正是漫长的中国历史缺乏“守望人”这一束“亮光”，我们才有“黑暗的四千年”——景教、也里可温、耶稣会士一直到三自的领导人都选择与帝王站在一起，选择不触碰这个文化最核心的偶像崇拜，这就决定他们自动放弃了“守望人”的身份和责任。
但是，在神所预定的计划中，在历史的每一阶段，尤其是“麥秋已過，夏令已完，我們還未得救” （《耶8:20》）之时，神都会选择时代的“先知”和民族的“守望人”。我们看到在这人本主义、民族主义浊浪排空的当口，一股闪耀着守望人精神的涓涓细流从未停息，那是戴德生“爱基督因而爱中国”的宣言，是柏格理、富能仁“带着爱来中国”的见证，是杨绍唐面斥蒋总统的勇气，是王明道冒着被日寇刀劈、被共产党枪毙高呼的“我们是为了信仰”。虽然，这股涓涓细流不能形成“反潮流”——他们既没有能力在外寇面前保护民众，也没有正面向东方专制制度的核心发起挑战，但他们必竟成为自己领域里的意见领袖，是保守了纯正信仰的“清流”。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环节：揭露三自的现代阴谋。保罗在《罗马书1:18》中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保罗把不虔的人和不义的人区分开来的,运用到中国,“不虔”指的是打着神的旗号的三自，“不义”就是明确反对基督教的统治者。他们都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正是植根于中国式“爱国”即偶像崇拜的文化土壤，利用了这一文化土壤酿造的民族和民粹情绪，因此才有“爱国爱教”作为三自教会的“信仰告白”，才有所谓的“双黄蛋”“天父爸爸与祖国妈妈”的三自神学。如此来看，屈原与当前“三自”里面那些真心高喊“爱国爱教”的糊涂虫没有什么区别（与假借爱国而谋肚腹的假师傅有区别），而耶利米代表的“守望人精神”则不但社会陌生，甚至在教会中也陌生。我们不明白在世界上掌权的是神：如果是神认可的“国”，祂必然保守，即使“抛掷”两千多年也必复国；如果不是神认可的“国”，哪怕强大如巴比伦、罗马，神也会让它顷刻间灰飞烟灭；如果神不认可这“国”中的“民”，祂没有必要保守这“国”，如同索多瑪與蛾摩拉；如果神要保守这“国”中的“民”，哪怕罪恶如尼尼微祂也会派遣约拿九死一生去劝勉悔改。没有神的信实前提，没有人的信仰前提，爱国只可能是糊涂的爱（如中国把爱君王当成爱国）或虚伪的爱（爱国当成获利手段）。只有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才有可能产生耶利米这样伟大的爱国者，因为我们爱神，神要我们担当本族本国的守望人，因此我们爱人、爱国。在“三自爱国运动”造成的第三次大教难期间，王明道、倪柝声、赵天恩、林献羔、以巴弗、袁相忱、谢模善、杨心斐、王志明等一批忠仆就承担起“守望人”的责任，为我们这个罪孽深重国家和灾难深重民族传递神对这一时代这一民族的启示。由他们建立并艰难传递下来的中国家庭教会又继承他们“守望人”的角色，使“守望人”的传统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的“道统”，也成为中国家庭教会对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使命。劉同蘇牧師在《城市裡的福音之火》一文中說：“ 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不僅為家庭教會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路，更將整個大陸福音運動推向新階段，這里特別注意，神在城市中興起的新型靈命群體決不再是’第三工場’，如果這個群體仍然居於中性的‘第三’。那麼，他們就尚未進入中國福音運動的主流，他們就仍隔絕於聖靈引導並由十字架鑄造的偉大靈命傳統。這一群體是家庭教會在城市中的發展，是那偉大傳統在城市裡的繼承人，是名副其實的城市家庭教會”。
中国家庭教会的爱国传统是耶利米式的受苦受难，是耶利米式的心身煎熬，是耶利米式的长久忍耐，是耶利米式的乐天知命，是耶利米式的斥责缪用耶和华神名的假先知。由此我想起被人们称为“现代耶利米”的王怡牧师（他与耶利米一样爱流泪），他在一次讲道中对当局破坏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进行谴责，勇敢地称“总统是罪人，总书记也是罪人”“罪人唯一的道路就是悔改”“因为我们不忍心看到他们沉沦”“我们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恨来劝勉他”,他像耶利米一样清楚地知道不信神的国家领袖顽梗下去就是整个国家的灭亡：“他們若是不聽，我必拔出那國，拔出而且毀滅。這是耶和華說的”（《耶12:17》）耶和華如此說：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離棄耶和華的，那人有禍了！（《耶17:5》）。正是出于“爱国”和“爱人”他必须发声。为了这次讲道王怡牧师付上了代价：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9年。在判刑几天后的2020年1月9日，从监狱里传出他写的一张字条：
“如有人攻击我，我温顺如羊。如有人攻击教会，我勇敢如狮。出于耶和华的我默默不语。我以前评价当权者时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恨，但我们提到当权者时，别人不会相信我们没有恨，只有我被抓起来的时的顺服，才能让所有人知道，我真正是出于爱。”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愿意用失去宝贵的自由来证明爱，来践行爱，哪怕是面对迫害他的当权者。当只能用“默默不语”才能传递爱时，这位曾经的法律专家放弃了法庭辩护和上诉。耶利米向神述说：“豈可以惡報善呢？他們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紀念我怎樣站在你面前為他們代求，要使你的忿怒向他們轉消”（《耶18:20》）；王怡牧师的这几句话，表达了同样的心境。这短短的几行字感动了世界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他们从王怡牧师对爱的执著和坚韧上，体会到只有心中完全没有这个“世界”才可能产生的“顺服”，体会到耶稣基督那伟大的牺牲——这就是真正的爱国，这就是最深沉的爱国，这就是耶利米式的爱国，是《圣经》逻辑下的爱国——在中国你只能在基督教内才能找到像王明道、王怡牧师这样爱国爱得深沉的爱国者。
正是因为中国家庭教会有自己的耶利米，才有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守望人道统”。1998年11月，在赵天恩牧师的组织下，中国北方的一个村庄里，十几位分属4个家庭教会系统、代表着数百万家庭教会成员的同工们齐聚一堂，为追求在基督里的合一协议发表了《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及《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两份文件。前者宣告了中国家庭教会共同的信仰标准，并在圣灵的权柄、三一神论、基督的救赎等教义上驳斥了当前流传于中国的异端教训；后者向政府陈明了家庭教会爱主、爱民、爱教会、爱国的态度，解释了他们不登记、不加入三自的缘由，希望政府明白他们政教分离的立场。这是中国家庭教会最早出现的信仰告白和政治宣言，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独立宣言》。这无疑宣布：中国家庭教会公开而不再是私下、主动而不再是被动、整个教会而不是个别个体担当起了“守望人”的角色。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家庭教会运动。家庭教会的兴起既是《圣经》的传统，又是中国的特色，从“传统”来说，“家庭教会”就是不愿意妥协的初代教会的现代继承人（参见：徒11:14、16:15、31、34、18:8；林前1:16；门2；提后1:16、4:19），也是“不从国教者” 的现代继承人；从“特色”来说，“家庭教会”就是“三自运动”的反对者，也是一批明目张胆的“反革命”（中国革命定义我在原先的讲座中专门论述过，也见下节“大使命反对大革命”）。“家庭教会”这个名词的出现不可考，并不知道它是“他称”还是“自称”。但对这个名词的理解政府与家庭教会是有偏差的：政府理解的是family church,强调的是血缘家庭为单位的聚会，以便控制它的规模；家庭教会理解的是home church, 强调的是在非教堂内的聚会，表达对“三自”把持了所有教堂不得已的抗议。home church如同《新约》中的“马可楼”（最後晚餐和聖靈降臨就发生在这里），《圣经》中对此有多处记录：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罗16:5》）
“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地问你们安”（《林前16:19》）
“请问老底嘉的弟兄和宁法，并她家里的教会安” （《西4:15》）
“和妹子亚腓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门1:2》）。
中国家庭教会运动的老前辈边云波对家庭教会的认识非常到位，他说：“在使徒行传12:5中也提到，当彼得被希律捉拿起来的时候，关在监狱里面，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当彼得被天使救出监狱之后，他往哪里去呢？他想了想，就往马利亚家里去了。在使徒行传12:12说那里有许多人聚集祷告。前面说教会为他祷告，后来说有许多的人聚集为他祷告，可见那“许多聚集祷告的人”就是“教会”。他们在哪里聚会呢？当时的教会就在马利亚的家里面聚会，也就是说，马利亚的家里有家庭聚会，有教会的会众聚会。 在歌罗西书4:15中可以看到，老底嘉教会曾经在宁法的家里面聚会。在腓利门书2节中可以看到，保罗问在腓利门家里面的教会安，可见歌罗西的教会也是在腓利门家中聚会的。从哥林多前书16:19中可见以弗所教会曾经在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家里面聚会，而从罗马书16:3-5中可见罗马的教会也曾在他们的家里面聚会。教会就是圣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林前1:2），我们信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教会是信主的会众，聚会的房子绝不是教会。所以说，大陆家庭教会无意之中延续了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但这实在是神的恩典。”（《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
弄清楚home church与family church的差别很重要，因为政府往往以此作为政策的依据，家庭教会也往往以此作为《圣经》的凭证，马利亚的家里有家庭聚会，宁法的家里有家庭聚会，腓利门家里有家庭聚会，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家里有家庭聚会。。。家庭聚会是初代教会的主要形式。《新约》中家庭教会有许多特征，我们只列举最显著的三条：
a、政治上他们是非官方教会，与犹太公会听命于罗马政权完全不同，也与政治上反对罗马政权的教派不同，他们认为耶稣是教会唯一的头；
b、文化上他们是非传统教会，与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等传统犹太宗派格格不入，甚至他们没有自己的教堂；
c、神学观上他们认耶稣基督为唯一救主，依靠神的恩典而不是律法是得救的唯一途径。
与《新约》中家庭教会相较，中国家庭教会有相同的特征：
a、政治上他们也不被官方认可，被称为“地下教会”“未登记教会”“非法教会”，因此，官方有一个十年消灭家庭教会的计划；
b、文化上他们反对三自教会的“基督教中国化”，而明确提出“中国文化基督化”，不妥协于“领袖像进教堂”“政策宣讲进教堂”“唱红歌”等拜偶像行为；
c、神学观上他们认耶稣基督为唯一救主，不接受三自纲领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三自用“爱国爱教”取代“爱神爱人”，反对三自用“因爱称义”取代“因信称义”。
在中国，“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都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李鹏牧师对此有个简短的
说明：
“所谓的家庭教会并不是在家庭中小型的聚会才叫家庭教会，而是指从1950年吴耀宗发起“三自”革新运动以来，所有不肯妥协加入“三自”、坚守圣经基本真理的教会都叫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不是指聚会的形式，而是指信仰的道路与对神学的持守，家庭教会即使有千人聚会，有教堂建立仍是家庭教会；“三自”分散到家庭中聚会仍然是“三自”，家庭教会与人数、地点、环境无关，家庭教会与“三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道路。”（《家庭教会为何不加入“三自”？》）
王怡牧师将家庭教会的“道统”总结为以下四条：
a 信仰层面：在极权制度下，持守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在现代文化中，持守圣经启示的无误与全备。
b 政教关系：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坚守政教分立的原则；在逼迫中，持守对掌权者的顺服。
c 属灵传承：强调十字架的受苦与捨己道路、恒切祈祷的传统、对圣灵大能的依靠，以及强烈末世论下的宣教。
d公共领域：在民族主义国家持守天父世界的普遍立场；在最私人的空间（家庭）持守信仰的公共生活。（《属灵复兴与世俗化 ──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评价》）
国际视角中，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一项草根运动，被喻为士每拿和非拉铁非式教会。她虽然不是“神的国”本身，却有责任在地上国彰显神的国的爱和公义，她是末后将临的神的国的先驱。一些国际人士认为中国的家庭教会有以下五个主要特点：以圣经为中心，对祷告有坚持，对传福音有激情，从苦难中有得着，对神迹有期待（Phillips, Tom, and Liushi.” China on Course to Become ‘World’s Most Christian Nation’ within 15 Years”）。艾得理(David Adeney)在他的书《中国教会长征录》(China:The Church's Long March 9 中文版由美国中信出版)中说到，经过逼迫的中国教会是: 1. 原始性的(原生的，Indigenous):他们已经脱落了西方教会的包袱。2. 根源于家庭为单位:他们重视的不是外在的结构。3. 脱离一切不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聚会和形式都是因为多年的教会历史 演变出来的。4. 重视耶稣的主权:耶稣是身体的头，我们应当全然降服。 5. 神的主权。6. 喜爱神的话。7. 祷告的教会。8. 互相关怀、彼此相爱的教会。9. 重视平信徒领袖。10. 被苦难炼净。11. 火力传福音。
无论是三项比较四大道统还是五点特征或者十一要点，都说明中国家庭教会运动是一个符合《圣经》原则、有教会传统、适应中国环境的特殊产物。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的第五代孙戴继宗牧师在一次宣教大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中国的家庭教会是神给中国福音的一个产业，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同时，他认为这是神给未得之民尤其是伊斯兰教、佛教等地区开的一个功能之门，是新世纪通向福音的敞开之门。
在了解“三自爱国运动”实质的同时，即使仍以三自为标的也能看到：只有家庭教会是在没有任何外国传教机构支配下建立并自治的，完全由中国教牧人员自传的，全部由中国教徒自养的，并不认可《三自爱国宣言》的家庭教会才是真正的神学意义上的三自教会，反复被国家逼迫、碾压的家庭教会运动才是真正的“爱国运动”。我们从几个时间节点来观察中国的福音事工，得到一个惊人的发现：中国家庭教会不是“中国教会”中的一员，甚至不是“中国教会”的代表，它就是“中国教会”！这几个节点分别是：1908、1948、1958、1978、2018。
1908的前一年中，在上海召开了新教入华百年大会，出席大会的1179人中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教会代表，会上也曾就‘中国教会’这个称呼进行过议论和表决，非常遗憾表决结果是只能用‘Churches in China’（教会在中国），不能用‘Chinese Church’（中国教会），这意味中国只是外国教会的传教区，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教会。
1948是“基督教与民国的黄金时期”的汇总，全世界的宣教人员和资源75%以上的都集中在中国，全国基督徒也只有区区七十八万人，尚不足全国人口的0.2%，意味中国即使有“自己的”教会，这个“自己的”教会也弱小到仅是“芥菜种”而已——按照宣教学的指标，中国也只能称为“未得之民”。
1958是三自运动的高潮，实行了“联合礼拜”，上海140多间教会被合并成为8间，北京66间教会剩下了4间；数年过后，全国仅剩下北京2家、上海1家共3座开放教堂和稀稀拉拉几个会众，还是政府为了表明“宗教信仰自由”而勉强开放的象征性的教堂，这意味着“三自运动”已经“成功地”从地面上、物理意义上消灭了“中国教会”。
1978 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联合礼拜”实施8年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三自教会”也被迫解体和瘫痪的情况下，家庭教会“在地下”出现雨后春笋般的复兴。正是在这个“敌基督”时代，没有一个传教组织可以在中国公开活动，没有一个受过按立的牧师可以领会，没有一个受过正规神学训练的传道人可以公开布道，没有一本《圣经》是合法出版，甚至没有一次聚会不是“非法”，可是家庭教会在这种状态下获得了近百倍发展。神通過家庭教會把福音的火燃遍了中華大地，这只有一个解释——祂亲自动工！同时意味着：神对中国的恩典，是通过中国家庭教会承接的，家庭教会即是“中国教会”，家庭教会是中国唯一的基督教会。
王怡牧师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以下的意思（我手边找不到原文，凭记忆记个大概）：我们不否认尚有1/4-1/3的弟兄姊妹还在“三自”控制的“教会”聚会，我们不否认这些弟兄姊妹与我们一样爱主，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这些弟兄姊妹在错误的领导、错误的教导下仍然保持对主的爱是多么的不容易。因此，我们也盼望“合一”，但这个“合一”不是政府所说的在“政策范围”内“合一”，不是“三自”所说的在“三自系统”内“合一”，而是真正地在“主里合一”。当然，现在来看“主里合一”是有难度的——这相当于要执政党放弃对基督教会的领导，相当于推翻了执政党宗教政策的全部立论基础，相当于三自神学完全被摒弃；于是，“合一”成为了一种各自的预期：在“政策范围”“三自系统”内“合一”成为政府的目标，“主里合一”则成为家庭教会的诉求。
2018是新修改的《宗教管理条例》正式颁行的第一年，也是当局“十年消灭家庭教会”的攻关之年。从2015.12在贵阳开始试点消灭“贵阳活石教会”起（参见附录《活石教案，知秋的一叶；活石教會，报春的勁草》），借《宗教管理条例》的颁行，由政法委牵头，成立专案委员会，在“政策范围”“三自系统”内“合一”被政府用强制手段执行。政府组织國保、技偵、網安、經偵、治安、出入境、通信等16個警種和部門“聯合执法”，通过取缔教会、没收聚会场所、没收教会存款和财产、抓捕牧师和教会相关责任人的“行政执法”；对教会信众采取开除公职、解聘合同、关停生意、家属连坐、不许子女读书等“多对一政治工作”，全方位搞垮活石教会。这一模式“成功”之后，各地前来取经，并正式在全国拉开了对家庭教会的围剿，以2018.12中国最具标杆意义的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被取缔达到高峰。一方面，“取缔”还在不断进行；另一方面，与原先家庭教会被打压时只是消极的“转入地下”不同，现在的情况是：教会里、社区里、媒体上、法庭上，家庭教会全面抗争，用“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对“取缔”“打压”进行了全方位的“大抗命”。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能够承担神要求的“守望人”使命，“中国教会”不但是一个成立的教会，还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更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当然，现在的“成熟度”还很有限，主要反映在还有很多家庭教会神学观念受老一辈信心前辈的影响，还没有起而争战；还有一些文化基督徒如刘小枫还在替国家对家庭教会打压背书，他说：“新教也出現了新的宗派分裂，即認可或不認可三自愛國會的宗派分裂。但是，這種分裂受到政治管制的抑制，很難有建制性的發展。倘若政治管制鬆馳，宗派的建制性復與是可能的”。（《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
C、 当代中华“守望人”的社会使命 由于中国世俗国家已经成长为世界经济第二，且是“人的路线”老大；而中国家庭教会天然的草根出身，“守望人”职责没有“外寇”之忧，主要就聚焦在“国家”。《启示录》中，国家被形容为“无神的巴比伦”和“從無底坑上來的兽”，它们注定是要毁灭的。但《启示录》中又有地中兽和海中兽，“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褻瀆神的名並祂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憑牠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牠，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启13:6-7》），寓意着环境严酷性及争战长期性，说明神与魔鬼的斗争将持续到世界末日，同样也就预示着中国家庭教会的“守望人”使命是一项长期的使命。凯波尔曾经对神的教会期许到：
“神在各世代中都有盟约的百姓，那就是教会，此盟约恩典的传流，是一直绵延下来，永远不会被阻挠。”
“从起初到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在欺骗、虚伪的谎言、摆布中，只有一个机构，唯一关注的事就是高擎
神特殊启示的火把，这个机构就是基督的教会。”（《教会论》）。
约拿单·李曼则有更强烈的盼望：地方教会应成为世人面前的模范政治共同体。它是最政治化的聚集，
因它代表了要最终审判总统和首相的那一位。我们聚集在一起，以我们君王的话语作光，我们的生命作盐，直斥
万邦，定万邦的罪，向万邦发出呼吁。——（《万邦如何争闹：再思一个分裂世代的信仰与政治》）
当代中华“守望人”的社会使命主要有两条：一是用“大使命”来反对“大革命”；二是用“大抗命”来获取“大使命”的自由（权利）。我们今天先谈第一个议题，下节课我们再谈第二个议题。
1、用“大使命”来反对“大革命” 在《圣经》里，耶稣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个宣教士，上帝亲自差他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上来宣教，传扬福音。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也吩咐门徒们去宣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大使命”（参《太28:18-20》；《可16:15》；《路24:47-48》；《约20:21-23》；《徒1:8》）。《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向父祷告说，你怎样差我来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如何去。 按照克里斯托弗.H.莱特的观点，“mission”是“使命”，包括上帝“所是”（being）、“所为”（doing）以及子民参与的事工即“宣教”。《罗马书1章》指出：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因為，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如果，他們“明明可知”却“明知故犯”，那是他们的罪有应得；但他们是因为错误的观念导致“無知的心就昏暗了”，那就回到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24问的那一命题：基督如何执行先知的职分？回答：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在于借着他的道和圣灵，将神的旨意启示给我们，为要叫我们得救。这一问的内在逻辑在于：你信或不信、都不会改变我们是被造的事实；但你信或不信，却是决定你是否得救的唯一原因。“信”既然是唯一的救赎之路，传递“信”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只管传递，信不信不由我也不由你而由神）。这个“信”的信息就是神的信实——神来到世间不是“降维打击”而是“降维救赎”。骄傲的人类只有两件事不能自我克服：死与罪。人得救事关战胜死即“永生”，因此，“大使命”是最优先的使命；人类的“罪”是对神创世界最根本的破坏，而除福音外其它任何形式的革命和改革都不能消灭罪，因此“大使命”又是最重要的使命。“救赎”本是神的工作，但传达“救赎”的信息是我们的“使命”。教会既是宣教产生的果子，教会也都在其诞生之日就肩负着继续宣教的使命。末底改对以斯帖说：“你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此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但你和你的夫家必致灭亡”。或许我们可以用两个“道成肉身”的循回来描述“大使命”：耶稣道成为肉身以便向我们颁布“大使命”、启示“神的国”，圣灵的道成就我们的肉身完成“大使命”以使失去的羔羊回到基督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灵命、使命双向与主连接，因此，“大使命”本身就是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按照加尔文的说法，“推进福音的传扬，就是献上上帝所悦纳的祭。”
“大使命”是在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对历史的参考因此具有意义。我们从“社会撕裂”这一人类的常态现象来观察：社会撕裂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话题：说它老，是因为它周期性出现，它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说它新，现在世界各国都被它弄得焦头烂额，而且到现在人们仍然不能找到真正有效解决的办法。社会撕裂最容易发生在社会的剧烈转型时代，一般认为是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造成的，18世纪的欧洲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在资产阶级革命家如卢梭、罗伯斯庇尔看来是传统君主制旧制度与自由、平等、博愛等新原則的矛盾，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马克思、列宁看来是传统的有产阶级与新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两者处理社会矛盾的方法是相同的，那就是将世界撕滥开来重新组合，撕滥世界使用的方法就是“革命”——前者发动了“法国大革命”，后者发动了“俄国大革命”。即使推崇“古老宪法”的保守主义大师柏克也不反对一定形式的革命，因为“国家没有某种改变的办法，也就没有保全它自身的办法”。应该说，在此之前的所有社会转型都是通过革命或与革命相类型的行为来推动的。那么，是否所有的社会转型都必须是由革命来推动呢？是否“旧制度”必须要由“大革命”来推翻呢？是否社会是只能撕裂开来重新组合，还是可以弥缝撕裂来建构社会？历史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哈爱理命题”：法国历史学家哈爱理（Elie Halevy）分析社会剧烈转轨的两个相反的典型，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充斥杀戮但迎来的却是拿破仑复辟帝制（法国的民主政体，是二战后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建立的）；另一个是“英国产业革命”静悄悄的没有流一滴血却完成了现代转型。哈爱理追问：“为什么在欧洲各国中，英国成为最不革命、没有严重危机和突然变革的国家？”他研究后认为，答案不在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在英国发生了“宗教革命”，“宗教革命”替换了“政治革命”，推动了“经济革命”：“毫无疑问，英国之所以能避免政治革命，是因为它经历了一场宗教革命”。哈爱理所指的“宗教革命”其实与“革命”毫无关系，是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领导的“福音派复兴运动”，他认为该运动充当了英国“宗教革命”的核心。当时的英国社会，穷人富人同样堕落，尽管他们所经验的堕落不一样：工业化过程使大量人员流动到大城市的工业中心，缺衣少食生活艰辛；贵族阶级垄断了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欺行霸市穷奢极侈；移民迁徙、社会变化形成的阶级冲突十分严重，导致“政治革命”成为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火药桶。约翰·卫斯理使用《圣经》的观点，与卢梭、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也看到了社会撕裂的现象，但与卢梭、罗伯斯庇尔以及马克思、列宁不一样，卢梭与马克思们认为社会撕裂的主要原因是富人的堕落，而约翰·卫斯理则认为穷人富人同样堕落，是人性的堕落导致社会的堕落。“教会是社会的良心”，当时英国的“良心”是圣公会，圣公会属灵观念十分保守，不关注社会问题，自然就把下层民众拒之门外，因而已成为了徒具形式的“国教”，丧失了“公民宗教”的地位；与之相反，贵格会的革命牧师普莱斯发表《论爱国》布道辞，煽动英国人支持法国革命和自己也搞革命；圣公会漠视社会的“社会绝缘剂”立场自然被“社会”漠视，贵格会抨击社会、号召进行政治改革的“社会融化剂”立场也遭到了受到威胁的“社会”的抵制。莱尔在《英国复兴领袖传》中描述：“从1700年到将近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好东西。在一片可以自由拥有《圣经》，自由承认新教信仰的土地上，出现这种情景令人难以理解。基督教似乎已经僵死，你完全可以说它已经死了。尽管讲台上大肆鼓吹道德，道德却在街上被踩在脚下，高阶层、低阶层到处充满着黑暗——从法庭到军营，从国会到法庭，从乡村到城镇，从富人到穷人，巨大而隆重的信仰与道德黑暗令人触手可及”。在社会一方面冷漠一方面撕裂，教会一方面堕落一方面癫狂之时，约翰·卫斯理这个认为是“人性”出问题的牧师自然是从人性下手医治社会的问题，他提出两大属灵原则：向内的敬虔之工(works of piety—爱神) 和对外的怜悯之工（works of mercy—爱人）。他的“敬虔之工-怜悯之工”理论，形成了他的“救赎论”的“重生-成圣”观和“教会论”的“教会-社会”论。在这种新型神学思想指导下，他坚持“在社会成圣外，别无其他成圣”的观念，从爱出发，大声喊出：让我们学会聆听彼此的故事！与以往的“革命”不同，以往的“革命”都是由仇恨出发；而约翰·卫斯理的运动则是从爱出发；也与传统的教会不同，传统的教会只关注“灵命”，他们眼里只有教会没有社会；而约翰·卫斯理相信所有的成圣都是社会性的，必须落实在社会当中。他有一句名言，“世界是我的教区”，他相信所有的成圣都是社会性的，必须落实在社会当中。于是他就走出那些华美无比的教堂，站在空旷广场的肥皂箱上（有几次还站在他父亲的墓碑上）向下层民众布道（从此以后这些教堂也对他关上了门，还受到很多圣公会牧师的投诉和攻击，还被牛津大学开除），将别人羞辱他们的记号“循道派”来成为荣耀基督的徽号。他并没有只关注大众灵性上的需要，也始终关心他们的社会困境，为他们的生活需要奔走呼吁。约翰·卫斯理并没有一套系统的神学理念，讲道也不如他的战友怀腓特那样出色，但他唯一比别的“神学家”“布道家”做得多的就是将神学理念化成实际可行的社会运动——他是基督教社会运动的先驱。他提出一种“成圣”观，指出：“整个成圣 这就是上帝在世界上复活卫理公会的原因”。对卫斯理来说，若信仰中沒有社会层面的存在，那么这就不是信仰；若圣洁沒有包括社会的圣洁，那就不是圣洁，他的“成圣”观不仅是个人的“成圣”，还是社会的“成圣”。他要求大家在生活裡活出信仰，包括在個人、教會、社會以致環境和世界裡活出信仰，包括活出聖潔、殷切事奉、本地佈道、社會服侍、社會關注和普世宣教等等。为此，他组建一个个属灵的新型教会-社会细胞——小组，再透过小组去关心吸收更多的人。他被后来的教会史学家认为是建立了“属灵共同体机制”，在这种属灵的新型教会-社会细胞的“繁殖”下，不但很好完成了“大使命”（到1986年，其成员包括世界约90个国家的64个教会团体，会友约4000余万）；而且形成了新的社会观念，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催生了废奴法案，促进了监狱改革，督促禁止使用童工，参与创建了工会组织，无形化解了社会矛盾（酗酒：1740年酒的销量700万加仑，1780年100万加仑；主日学：1780年前，很少孩子读书，1840年，70%孩子上学；信仰：1850年，80%人口进堂礼拜）。约翰·卫斯理的“大复兴”运动，没有选择政治革命，也并不直接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只是“催生”、“促进”、“督促”、“参与”等“无形”的行动），社会改革也不是他们的直接目标（更不要说“革命”），但“神的国”原则就润物无声地渗透进了“地上国”，18世纪英国的社会转型既没有发生17世纪那样暴风骤雨般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出现19世纪那样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它的工商方面、道德方面、法治方面，还有它的文明方面成功塑形了一个现代社会。这是“使命”战胜“革命”的成功案例，也就是哈爱理总结的“宗教革命”替换了“政治革命”的“哈爱理命题”——不是圣公会漠视社会拥抱旧制的“社会绝缘剂”路线获得成功，不是贵格会“抨击社会”、号召进行政治改革的“社会融化剂”路线获得成功，而是“保守社会”的“社会凝结剂”面目出现的约翰•卫斯理（循道会路线）反向成功。英国革命被称为“光荣革命”，它之所以“光荣”，在于不流血就建立了教會效忠於上帝而非教宗的现代信仰原则，同时建立了國王效忠於國會而不是人民效忠於國王的现代政治秩序。同样道理，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也有这样的差异，朋霍费尔比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几乎在同一时代，并且，在政治上，这两次革命并非毫无关系；然而它们却呈现不同的品格。美国民主不是基于‘被解放的人’，正好相反，它是基于上帝的国度，基于地上一切权力受上帝主权限制。与《人权宣言》（法国革命纲领性文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可以说，美国联邦宪法的作者是那些了解原罪、认识人心邪恶的人。”
其实，早在耶稣上十字架后的约70年中，犹太人不断发动反罗马的“政治革命”，但是起义被罗马皇帝维斯帕先之子及其继承人提图斯镇压而一事无成；但耶稣从旧有犹太宗教中的“宗教革命”以及他的门徒们广传福音，并没有放一枪一炮，仅凭福音最后成功征服了罗马帝国。纵观人类历史，暴力革命往往形成历史倒退，而“人的心意夺回”才是神的心意。我们坚信不疑：神以“话语”创造了人类世界，也以“话语”维系人类世界，最后要以“话语”救赎人类世界。能够进入人心的神的道，就是牵引世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最大能力！《圣经》中明确说到：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23、29》）。这个道理说明：人类的秩序其实是灵魂的秩序，灵魂的秩序将从根本上维系人类的社会秩序。
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曾多次参与顶层设计，参与制定治国方略，参与文化建造，参与外交谈判，参与社区建设。从宏观层面上看，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其中既有没有挑战中国皇权专制核心理念的主观原因，也有在中国文化的“硬土”中水土不服的客观原因，但最基础的原因是基督徒没有“满了数量”——基督徒人数不够造成的社会影响力太小。我们首先要明白，传福音是神对我们的催逼。这种催逼往往借助逼迫，就像使徒雅各被斩首、彼得被抓、司提反被杀。在神怜悯下，祂的救恩临到了中国：经过一千多年传教士们的“血种麦粒”，特别是三自运动的逼迫形成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徒8: 4》)，有史以来第一次基督徒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接近于5%（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对家庭教会进行的实证调查认为，目前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 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左右；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发表的《全球基督教报告》(Report ofGlobalChristianity)， 2010年时，有5%的中国人是基督宗教信徒，其中包括5800万基督教徒和900万天主教徒。《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前主任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一书中写道：“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000万新教徒，1200万天主教徒” 。2014年，国家宗教事务局（SARA）的报告说，中国有在政府注册登记的2900万新教徒和570万天主教徒，而未注册的未统计。三自主席徐晓鸿用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他说是“4000万以上”。哈塔维《河南:中国的加利利》一书作一个省的单位统计，仅河南一省新教基督徒共14，082，942人，其中三自教会为5，226，714人，家庭教会为8，856，228人）。而5%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当年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是在达到5%时，基督教翻转了罗马帝国（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金明日牧师介绍，在军政权的高压下，当韩国基督徒的比例只有5%的时候，教会的影响力却最大，主导了光州事件。由此，5%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指标——一种力量达到5%则有可能影响甚至引导整个社会（记得有一位社会学家提出一个观点，他说一个社会中有5%的好人和5%的坏蛋，剩下的90%是追随者，哪一个5%占上风90%就跟他走，这个外邦人的理论也有助于理解我们传福音）。30年前，我在写《窄门前的石门坎》时判断：“现存所有宗教形式，都不具备植入中国而又不被异化的热力学优势”。现在，我一方面仍然担忧基督教被中国文化异化的可能（我的担忧说明我的信心仍小，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但另一方面，我改变了原有的看法，我认为这样的热力学优势正在形成。中国宗教调查（China Religion Survey，CRS ）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联合28所大学与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共同实施，是我国在宗教实证研究领域最大规模的一次协作研究。该调查（2015）指出：
“多项指标表明，在五大宗教中，基督教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环境适应得最好的宗教，这可能是基督教近30年来取得长足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使约5%的中国人丧失生命，使约5%的中国人脱离正常的发展轨迹，同时使若干个5%的中国人成为浑浑噩噩的“巨婴”，我们的昨天因此而极其惨烈；当下，约占中国人口5%的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约占中国人口5%的中国人加入那个庞大的政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约占中国人口5%的留守儿童丧失学习机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17年9月发布的《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15 年中国留守儿童 6877 万人），我们的明天因此充满艰辛。我们所占比例接近于5%的基督徒就是要来避免上述几个5%的发生，以此来“合神心意”，在神的看顾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的这一看法可能会被批评为“民族主义”，不符合福音运动是“世界运动”的大潮，也不符合主耶稣“传到地极”的命令，甚至犯了与大卫一样“数点百姓”的罪。但是，基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福音硬土，基于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待牧养羊群，基于中国的皇帝文化是基督教上帝文化最大的敌人，基于我们对自己民族的热爱，我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福音运动中要倡导民族性的“守望人”精神。这不是“退回”到《旧约》年代，而是“回归”到《圣经》精神；我们不是“数点教会”来荣耀自己，而是给我们一个客观标准。我们在前面说过：革命的目标是换政府；那么，福音的目标就是换人民。中国的问题不单单出在政府，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它都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因此，我们同样渴望神兴起中国的约翰•卫斯理，兴起这一时代的“大复兴运动”，用“大使命”来战胜绵延了数千年又从来没有给中国带来进步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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