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课：从政治视角看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

按照政治学的常识，构成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有三大基础：

•一是意识形态合法性，二是程序合法性，三是绩效合法性（参见赵鼎新《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展开来谈。

A、信仰消失，执政集团失却了思想

   我们仍然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 治国方略上失“统”、2、经济分配上失衡、 3、文化领域内失态。

  1、 治国方略上失“统”  “统”是什么，是“统绪”，包含了“正统”和“传统”两方面的意思，比如基督教历史上的“使徒统绪”。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政统”和“道统”的说法，指的是所有朝代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不管是儒家礼教、法家法治、黄老无为还是外儒内法，都一定有一个鲜明的指导思想作为执政纲领。即使蛮族入主中国，也会很快“入主中国则中国之”。数千年来，所有朝代的核心价值观都有一个共同点：再剧烈的改朝换代也离不了“君权神授”的“政统”和“三纲五常”的“道统”。哪怕是以打破“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建立的中华民国，它也发生过皇帝复辟的“政统”闹剧和长期党领袖独裁霸屏“政统”，它倡导的“三民主义”也没有完全离开“道统”（“国父”孙中山说：“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新儒家人物秋风说：“《中华民国宪法》表面上的现代意识形态规范，也即’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其实并不构成对道统之消解。因为，该’遗教’之核心就是守护和扩展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统，五院制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坚持的”《论宪法之中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由于这个政权是“卢布政权”，是“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以按照毛泽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一个新创的“政统”和“道统”。这是中国执政集团三千年来第一次试图彻底与传统决裂（元朝统治者也曾试图与殖民地中国文化决裂，但这个马背民族没有统治的思想资源，所以决裂不能“彻底”并立即转身“借用”），用外来的“先进文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来“接管”中国。其实，这只是“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中儿皇帝的策略而不是治国的方略，我们那些读《资治通鉴》起家的革命领袖扯的是马列的旗，行的是皇帝的实（毛泽东多次讨论马克思加秦始皇，意味着要把中国从1950年以来，全面从苏联复制来的共产主义的极权制，变成一个极权主义与中国帝制的混合制度）。在引进外来价值观方面，使用的是“中成药”制剂即中药里面加西药的办法——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选择性引进相似性品种，所以引进的仍然是“人的文化”而且是“最坏的人文化”，与我们的传统帝王文化并无本质差别，都是“专制”，都是“人民就是江山”，唯一的差别就是将“使用说明书”的“文言文”换成了“德文”“俄文”。（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就不是以马列主义来“救”中国，比如李大钊的《青春》里面，从传统的“天人合一” 思想出发，再吸收了⻄方理性主义对精神力量的无限肯定，认为个人凭着无限的意志力，不但自己可以进人“无尽的青春”，而且整个⺠族、世界、宇宙都可进人无尽的青春，这种思想陈独秀更突出）史华慈分析了“毛泽东主义”产生的中国文化传统源头，他说：“在战争时期毛就开始向莫斯科显示出一种独立性，他大力推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实质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将民族主义情绪用于它自己的事业……不再满足于按照莫斯科宣布的’联合阵线’的一般理论来解释他的战略，而是热衷于证明中国的发展变化意味着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独特的创造性的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他已经发现中共还未建政就已经开始建统，只不过没有敢表现得明目张胆而已。邓晓芒有一个观点很精辟，他说：“我特别要提醒人们关注当前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现实变革，这种变革对传统儒家文化几乎每一个命题都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但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注：如果他要加上“马列主义”就完整了，也可能他认为“马列主义”就根本没有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邓晓芒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颠覆了“传统文化”，而对“文化传统”则束手无策，因为这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经典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差别不是谁好谁坏，而是是否体载了文化传统。流行文化体载了文化传统也就成为了经典文化了，这就是所谓的“根基”。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千呼万唤寻来的马列主义只是没有“根基”的时代“流行文化”“实验产品”，当“流行文化”不再流行，当“实验产品”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实验溃败后，中国的执政集团三千年来第一次没有了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合法性发生了危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修正”立场，从“放之四海而皆准”到“摸着石头过河”是“修正”，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到“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再到“三个代表”是“修正”，从“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修正”，从“科学社会主义”到“科学发展观”还是“修正”。从国际到国内，从大同到小康，从理想到现实，从马列到传统，执政方向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原有引进的指导思想不再能够指导发展，用来立国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就成了问题。进退失据中的“修正”看得出执政党的不自信，因此，邓小平“不争论”，江泽民“闷声”，胡锦涛空对空的“科学发展观”，基本上都是“萧规曹随”。习近平时代，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积累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蛮夷”看来的“巨婴”，在“皇帝”眼里可是“巨人”（这与汉代“文景之治”后汉武帝登台很相似）。于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油然升起，“提供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成为当局的诉求，为“朝贡制度”和“皇帝制度”的复辟，为统治寻找替代的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几乎赤裸裸放弃马列外装，回到“文化自信”。他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教育引導廣大幹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通過交流研討等方式，向國際社會展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講清楚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讓世界了解中國歷史、了解中華民族精神”（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的讲话）。“自信”就是“信自”，就是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导向。执政党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用以提高“文化自信”。执政党分管宗教的最高领导叶小文逢迎：“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强大、切实、管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古为今用”》）现在直接动用法律手段——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用具体法条来对标惩治“不爱国”（因此出现穿了和服就犯法的荒唐案例）。宣传画是执政党传播其方针政策的一种常用手段，原先执政党的宣传画是马恩列斯毛并列，现在改成孔孟老庄习衔接。如果说，维护“大一统”有两套方法，一是政治上“大一统”而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管控上放开，这是邓、胡、赵、江、胡时代的做法；另一个“大一统”则是从政治到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管控都必须一统，这是毛、习的做法。执政党自身的性质和素质，决定了走回头路是必然选择。

    近期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执政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又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具体到说中国话、吃中国食、穿中国衣、用中国货、在中国游、过中国节、购中国物、有中国脑、安中国心、想中国事、守中国礼、做中国人。这被吹嘘成中国路径从“赶上时代”进入到“引领时代”的主体性实践新阶段。习近平指出民族复兴不但需要物质力量，更需要精神力量，对中国文化传统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体”就是根本，“用”就是贯彻。虽然，现在的政治气候下习近平还在谈“让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宣传部门还播出《当孔夫子遇见马克思》的荒诞剧，但在一段未经证实的谈话中，习近平告诉学者官员潘岳：“五年之内取消马列”——这大概才是习近平的真实心理（刘同苏牧师将中国共产党称为“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 。现在“复古更化”已经进入到立法阶段：《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第二款：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第三款：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都在治安处罚的范畴。为了贯彻习近平“从考古建立文化自信”，中国考古界权威许宏的著作被下架了，因为他赞成“中国青铜西来说”。一些御用文人也不失时机地打造“世界中国”新理论，如汪晖说：“我从不同角度、方面探讨了’中国’这一范畴的不同的含义，力图将这一概念从一种单纯的欧洲民族主义模式中的’民族认同’中解放出来；’中国’是一个较之民族范畴更为丰富、更具弹性、更能包括多样性的范畴，在重建少数民族王朝的合法性、重构王朝内部不同族群间的平等关系，以及塑造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朝贡或外交关系等方面，这一范畴都曾展现出独特的弹性和适应性。”（《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其实习近平寻找的历史文化资源，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被顾颉刚驳得干干净净，顾先生指出为了政治打扮历史的传统要打破，主要有四条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说：（统治者）“计划政治制度时就要使用这原理，编排历史系统时又要使用这原理”（《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如果顾先生活到今天，“煽巅”之罪逃得掉的话，“不知敬畏”罪定逃不掉。其实，“天人合一”也好，“复古更化”也好，“文化自信”也好，“领袖崇拜”也好，这种“政教”诉求都是为了护佑（或复辟）皇帝制度。在现代中国，你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会被取缔，你播放《国际歌》会被传讯，原装的马列著作你在书店里也看不到几本。其实按我们前面的分析，正因为共产主义“烂大街”了才敢明目张胆“复古更化”，正因为马列主义不管用了才好顺水推舟推行“中国精神”，正因为不自信才要高喊“文化自信”“历史自信”。虽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加上新增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写在宪法上，还是“制度文化”“指导思想”，虽然还举着“第二个结合”的遮羞布，虽然这个党的喉舌还在宣讲“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的最高理想”，但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供起来的“神道”，仅仅起“设教”的作用而已——“主义”早变成了“生意”，而且现在这个“主义”再也换不来卢布，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已经失去信仰价值。可以说，没有“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神道”前提，要设教化是很困难的（习近平在2022年开年之时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已经提出“如果马列主义不与时俱进就有可能被抛弃”，反映出已经对经典马列主义失去信心）。“修正”不是“归正”（到神面前来），它没有终极标的，当“外在的权力”不能成为信仰的依据时，危机就会出现。更为严酷的现实是，执政集团内部也并非相信主义或领袖，当政治信仰的价值观失灵，当文化信仰的价值观也失灵，当知情人频频的“爆料”爆出“领袖”们的丑闻——他们的贪、腐、色、毒早已超过人类历史的底线，纵然有9000万的党员队伍，也不再是“价值共同体”而只能是“利益共同体”了。而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古训是：“以利相交者，利尽而疏”。当政府的合法性并不来自它的制度化权力本身，也不来自于它与组织内部的普遍信念，而又与人民的基本利益不相一致时，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现在就在危机之中。许多同胞还寄希望于党内改革派，其实，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执政，只要是一党专政，不消除“根本性”的冲突，这个“危机”就一定会发生。按照韦伯的观点，只要信仰崩塌，国家就会分崩离析。中共20大会上提出“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推动中国发展模式发生历史性转变”，其中说到：“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其实哪里有什么“历史性转变”，只有“复古更化”转变到“历史”才是真的，这就是所谓“立心”“立魂”。一个有良知的体制内专家刘澎说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中共作为执政党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拿不出能够满足中国人需要的精神产品，解决不了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就会丧失作为中国人道德源泉的官方提供者与道德标准官方维护者的资质，丧失为全社会提供精神信仰产品的主要供应者身份”（《两个转变--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一旦这样的态势出现，一旦这样的局面形成，中国就成了没有灵魂的僵尸、不会思想的巨婴、没有精神的蛆虫。

2、经济分配上失衡 上面说到共产党不再是“价值共同体”而只能是“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追求“对错”，“利益共同体”追求“输赢”。已经堕落为“利益共同体”的执政党当然是追求“输赢”而不追求“对错”，追求“利益”而不追求“真理”。前总书记胡锦涛的“文胆”、用“唯物史观”看问题的俞可平给“政治”下了一个定义：“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按俞可平的这个观点，“厉害了，我的国”实际上是“利，害了我的国”。中国历史上，除了极少数朝代，统治集团从来身没有直接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只是通过“制度”剥削人民。现在，掌握权力、控制资源、形成组织、织好框架的“利益共同体”与民争利，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还下场踢球，输赢早已“预定”。以土地为例，土地是一个国家最基本也最大宗的资产，土地在什么人手里基本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体制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用“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完成了“土地革命”，用“土改”既兑现了对农民的承诺，又消灭了地主阶级； 但仅仅几年后，“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又把“革命成果”收为“集体所有”，现在直接宣布连农民的宅基地都是集体所有了。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但在具体的土地政策上从来就没有宣布土地国有，农民拥有土地是有习惯法保障的，所谓的“大地主土地兼并”也是在“合法”的土地私有范围内流转。但仅仅几十年，就颠覆了几千年的传统，政府成为中国土地的实质所有者和管理者，中国农民失去了最后的“立锥之地”（农民法学家）。按照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个人的权利是唯一的权利，所谓的集体权利国家权利通通没有意义。为什么在“人民共和国”人民会失去土地，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土地财政是国家权力为全面侵入社会而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威权型政府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治，乡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长期进行权力博弈而形成的一种动态均衡状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权力全面侵入乡村社会，国家侵权而又不对侵权后果负责，造成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产权残缺，为利润型土地财政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的良心”任志强在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把土地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把土地的收益当做非纳入预算的小金库，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制度上的失败”；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在21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各级政府垄断土地资源，用以生财。据农口专家估计，通过出售从农民征用来的土地，各级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差价总额高达20万~35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各级政府官员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腐败官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与土地剥夺配套的是中国特色的“强拆”，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强拆”？为什么各级政府不惜动用警察甚至与黑社会勾结也要坚定不移地“强拆”？为什么逼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杀人自杀也要“强拆”？任志强、吴敬琏的上述话语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这种失却基本社会公义的制度设计，既是中国执政集团腐败的根源，也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更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机，形成了中国以权力为导向的社会结构。不是马克思说的“资本-无产”构成社会，而是“无权-特权”形成中国社会的特征。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失去“社会”的人民大众（我所谓的“牛马”，流行语所谓的“人矿、韭菜”），任何一个“浪潮”都可能把他们淘洗得一穷二白一干二净。官媒说中国老百姓“仇富”，把矛盾转移到富人身上；实际上哪里是“仇富”，本质是“仇腐”。

有一组数据直观说明当下国情和危机,我们的官媒骄傲地宣称：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8年财政收入达到18.3万亿元，外汇储备在3万亿美元以上，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但它们绝不会告诉我们的是：中国同时是世界第二大贫困人口国（虽然我们的国家高调宣布摘除了贫困的“帽子”，但人人都知道并不意味消灭了贫困的“事实”。我曾经拍摄过一个电视系列片《挑战贫困》，对贫困的事实和形成贫困的制度性根源有较深的调查了解和认识，非常清楚“秒脱”的欺骗性）。我们的GDP世界排名：1978年第15名，1990年第10名，1995年第7名，2000年第6名，2007年第4名，2015年第2名；而我们的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5年第127名。GDP与人均GDP形成巨大反差，自己说明中国出现的是制度性剥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比较了社会保障水平，他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2020年达到3.21%，2021年在疫情肆虐、多数国家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比时，我国下降到2.96%。”他还贴出了各国的数据：2019年：法国31%、芬兰29.1%、意大利28.2%、德国25.9%、日本22.3%、英国20.6%、美国18.7%，就连穷得天天贩毒、偷渡的墨西哥，也达7.5%。比较之下，那些“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人都活得有尊严，只有“共产党人没有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下的人民不是人。央行最新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中国一半以上的家庭，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说得好听是“国进民退”，说的不好听是“让一部分人（利益共同体）先富了起来”（这就是俞可平所说的“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我们在前面说过，极权主义有三大特征：主宰精神、垄断权力、瓜分资源。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主宰了中国人的精神，垄断了政治的权力；而后毛泽东时代，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更瓜分了中国的资源，极权社会的特征更加完整。这种制度的特征是与“三个代表”相对应的“三个垄断”：精神资源的垄断，政治权力的垄断，经济利益的垄断。“三个垄断”产生了三个现象：文化无神、社会无权、人民无产。一般舆论批评中国在复辟“皇帝制度”，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已经远远超越了“皇帝制度”，是“皇帝制度”走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有如美国历史学家劳伦斯·罗森塔尔的描述：“是对自己国家、政府、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信心膨胀”，被西方学者命名为“进攻性民族主义”或“狂热的民族主义”。我们的确创造并处在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已故的民主斗士陈子明说：“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其专制势力之凶狠，权贵资本之贪婪，是其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哈耶克曾说：目前这个世界上，令人不解的事情之一是，极权主义国家好像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受’社会公正’的约束，更愿意让那些受发展的不利影响的人背负重担”（《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六十年》）；陈子明死得早了一些，若他能够看到最近几年的国情，看到跳河的农民工，跳楼的精英，活不下去的破产者滥杀无辜，一定会为他的预见而更加悲情。

“实话实说”以致被“药”的前央视名嘴崔永元说：“中国社会的六十年，前三十年是政治，毛泽东制造了拜神运动；后三十年是经济，邓小平制造了拜金运动。前三十年的冤假错案超过历史三千年，后三十年贪污腐败超过历史三千年”（摘自网络）。

提摩太·凯勒在《慷慨的正义》中描述的情况好像正是今天中国的写照，我怀疑他就是参考了中国的现状来描写一个社会的黑暗：

“压迫和不公义会以更残忍的方式出现，包括虐待儿童劳工、性拐卖、国家主导的宗教迫害、无审判或指控的拘禁、缺乏正规程序和正规支付的土地占用、强迫搬迁、对少数族裔的有组织暴力、国家或准军事化的恐怖主义，以及国家支持的虐待。”他还不知道的是：数十种收割机开足马力收割国民“韭菜”，器官买卖合法化使穷孩子成为富人们的“人矿”，甚至你亲人的骨质也成为了人家赚钱的“产品”。。。

  “不忘初心”是执政党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我们把磁带倒回到1940年的“初心”。那一年，毛泽东对爱国侨领陈嘉庚描绘未来的国家：一、没贪官污吏——现实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贪官污吏群体；二、没土豪劣绅——现实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土豪劣绅群体；三、没赌博——现实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赌窟澳门；四、没娼妓——现实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娼妓群体；五、没小老婆——现实中国有闻名世界的“二奶”“小三”群体；六、没叫花子——现实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无家可归人群；七、没有结党营私——现实中国只有营私的党，其他人没有结党的权利；八、没萎靡不振之气——现实中国在萎靡不振和亢奋自嗨间切换，只有躺平和杀外国人，没有正常气氛；九、没人吃摩擦饭—— “不能妄议中央”使这一点看似做到了，其实经济“内卷”政治“内审”使人人都坐在火山口上；十、没人发国难财——在武汉肺疫弥漫全球之际，各国均发钱帮助国民渡过难关，只有中国宣称通过防疫创造了几十万亿jdp；世界各国教育、医疗、托儿、养老都是政府“事业”，只有我们把它当作赚钱的“产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把行政管理变成执罚经济，而中国几乎所有行政部门（如路政、交管、税务、环保、卫生、计生、工商、城管、农管、文管等等）都是罚款机器；而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改革，这个事业被称之为“为人民服务”。用毛泽东的建国理想来对标现实中的中国，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执政集团先用“革命”抢劫“私产”（地主资本家）为“公产”（国有资本），后用“改革”瓜分“公产”为“私产”（官僚资本），先是用法家“国强民弱”方略造成“国富民穷”（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参见陈志武《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后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自己人先富起来”。形成如此局面的不仅仅是“经济政策”，支撑“经济政策”的是“政治制度”。美国5%的最高收入人群在上税之前，其收入是最低收入人群的53倍，税收调节后，下降到8倍，而中国这两个阶层的比例是260倍。为什么？因为税收政策是人大制定的，而人大是“富人俱乐部”和“官员俱乐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立法机关竟然没有替“无产阶级”说话的代表。“无代表不纳税”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的税买不到票（选票），“合法抢劫”的政策出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知道，“文革”之前包括“文革”时期造成的“均贫富”可能是世界之最；而短短的三十年，中国就造就了世界最大的亿万富豪群体，“中国速度”的确遥遥领先并史无前例。正是“无产阶级专政”造就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也造就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因此一方面可以为20人开两天会花费2000亿，也有人交不了两元钱面钱而杀人泄愤。公开报道的贪官已有百亿级，不公开报道的贪官更有千亿级，“小道”上的流传更有万亿级；另一方面又有因为贫困杨改兰杀死自己三个孩子然后自杀的悲剧发生。网上有个段子：“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人民的名义共产，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句句属实。权力世袭化、资源家族化、福利等级化、国企私有化已经是妇孺皆知的“秘密”，与这些“秘密”相比，贪腐仅仅是最末端的分赃方式。发展远不如我们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被爆国外有资产而下台，而实名公开举报中国某领导巨额股份和财产的商人被追杀，国家机器公然与腐败沆瀣一气。资本主义的代表美国为了追讨富人的欠税压迫瑞士银行公布储户信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政府发言人立即发声警告瑞士银行“不要增添动乱因素”，各自的政府是谁的“白手套”昭然若揭。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共有成员205名，5年不到的时间，就有34名成员被抓，被抓率为16.6%，也就是说每6个就有1个被抓。而国家发布的中国犯罪率只有0.36%。也就是说，十八届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的犯罪率是中国犯罪率的46倍！费正清研究清史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GDP世界第一，却不堪一击。何以然？制度落后和官场腐败是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中国网中国视窗》的报导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中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一数据已经超过太平天国时期的0.58、李自成起义时期的0.62，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撕裂的时代。到现在，基尼系数成为“国家机密”，国家统计部门与社会研究机构已经不再发布。但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中金公司发布的一个报告来看：社会总财富量790万亿，其中国资360万亿占比45.6%，1%富裕群体290万亿占比36.7%，近亿中产110万亿占比13.9%，剩下13亿群体30万亿占比不到3.79%。也就是说，“人民共和国”94%的“人民”占有资产不到总资产的4%，这是“共产主义”带给他们的全部利益；而以国家和改革开发的名义，1%掌握了这个国家82.3%的资产。而且，现在收30年前的税，放50年后的债，穷凶极恶到抢底层人民的生产工具（电瓶车），收农民的宅基地，国营垄断合法抢窃百姓的水、电、气、流量费。我们都知道一个政治学常识：一个社会最核心的运行逻辑是它的分配规则。因此，不管它是否“人民共和国”，不管是否“全民所有”，不管是否“人民当家作主”，上述数据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分配机制是上层按权力，中层按资本，下层按劳动。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时候就推断：国家将从“抽心一烂”到“土崩瓦解”。我们悲哀地发现：同一文化同一社会机制的历史走向往往惊人相似，同一基因只能患同一种病，中国社会不要说换个活法，连换个死法的机会都没有。正是因为信仰的缺失，才会有我们现在政治环境的腐败，社会环境的互害，经济环境的溃败，自然环境的破坏，“抽芯一烂”准确道出中国的现状，“土崩瓦解”预言了中国的未来。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印度总理对中国评价：“他们没有信仰，没有思想，没有选票，没有自由，除了GDP，他们什么都没有”（转引自王思想《中国如何走出“官民皆贪”？》请注意他使用的顺序）。我们注意到执政党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概念：“塔西佗陷阱”，他的概括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在河南省兰考县为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塔西佗陷阱”出现是理所当然之事——你在“割韭菜”，还寄望韭菜唱“镰刀颂”；你在蚕食社会，怎么能勉强社会认同你？在“党政干部财产不公开”路上谈“共同富裕”，在用汽车拉赃款现金现实面前谈“分半条被子”，“精准扶贫”却不能解决农民养老金，“一病返贫”却不解决医保，制造“铁链女”的逍遥法外，揭发“铁链女”的绳之以法，曝光食用油的媒体被全面接管，“反垄断”却不反国营企业垄断，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耍流氓”。。。习近平说：“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口惠实不至变成了口蜜腹剑。正是执政党自己失信于民，消灭了自己执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吴思在《潜规则》中有一段比喻很形象，他说：“只要是狼和羊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定局了。假如你愿意，尽可以规定羊称狼为父母，狼称羊为儿女。颠倒过来当然也可以，让狼跟羊叫爹娘或者叫主人，羊则有权把狼叫做儿子或者仆人。随便你怎么规定，反正狼要吃羊。如果某羊不反抗，也许能多活几天，一时还轮不上被吃。敢于反抗者，必将血肉模糊，立刻丧命，绝少成功的希望。。。那些为天子牧民或者叫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生存的根本—简称“民本”。大家都懂得爱护羊群的重要意义。奈何抵抗不住眼前绵羊的诱惑，也抵抗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诱惑。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别的狼照样吃；我不生，别的狼照样生。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集体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我的自我约束对羊群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在老狼忍不住饕餮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一声叹息：它们要是变成刺猬，俺们不就变成清官了么？”张学忠则在《新常识》一书中告诉我们一个“新常识”：“在今天的中国，私人财产很难得到应有的保护或尊重，政府总是以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名义，对国民的私人财产予取予求。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的公共或国家利益。如果一个政权总是要求人们为了所谓的公共和国家利益，普遍地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那么这个政权肯定是在以公共和国家利益的名义，竭力谋求特定范围内的极少数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其实已经沦为少数专制统治者洗劫和掠夺国民的工具。”有一位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张俊华在一篇文章中悲愤地写到： 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可能有一个对他来说很大的困惑：即那些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照理是应该已经消灭资本、消灭了私有制，杜绝了人类不平等，政治比传统的资本主义更自由的社会。但现实确实，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保留了资本主义的一切，而且拜金主义、商品拜物主义比比皆是，好多公司996如同正常，试图维护劳工利益的律师、记者被镇压。至于言论自由，可能还比不上马克思后期居住的英国。这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能接受吗？（《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而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亲手替“社会主义制度”套上绞索的戈尔巴乔夫最了解这种制度的弊病，他说：“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如果共产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须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惩罚；那么立法就是舞弊，权力就是凶器，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握权力者的自动取款机”。上述人的观点执政党自己也承认，那就是《陕西日报》高调的宣称——“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已回天家的吴向东教授有一个概念非常准确，他总结我们前面提到的总总现象，说：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内部奴役社会”。

3、文化领域内失态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谶纬时代与“官场巫术”交织一起。形成这种“无神论者”最为“迷信”的特殊现象是有迹可循的：一方面“利益共同体”脑满肠肥，另一方面新的“利益共同体”又以“打击贪腐”洗牌重新瓜分利益，因此使得在中国当官成为“高利益产业”的同时又是“高危职业”；加之“利益共同体”没有了信仰支撑，与几千年历史不断验证的事实一样，在没有信仰支撑（“经学”）的情况下，“纬学”（“谶纬”）就一定会兴旺发达。“纬学”兴旺发达的表现在“官场巫术”的兴起：各种传统与变种的奇技淫巧如卜筮算命、占星望气、奇门遁甲、解梦相面、堪舆择吉、符厌胜、捉鬼除魅恣意流行，严新、张宏堡、张宝胜、张香玉、义云高、李一、王林一类“大师”以及“高僧高道仁波切”如同过江之鲫层出不穷前仆后继，他们在高官显贵中拥有了极大话语权。学者李向平写到：

“官员的权力崇拜与巫术盛行相辅相成，建构为一种可怕的负能量。这些迷信、求助于巫师方士的官员干部，依赖于其手中的权力，并且把其手中的公权力私人化、秘密化，假公济私地与这些巫师方士进行资源交换，进而构成了权威主义政治与其私人性现代迷信之间的巨大矛盾。一方面是整合社会资源的意识形态信仰方式，一方面是自我满足的现代迷信。也正是这种依附于公共整合权力的现代迷信，才会在无神论的巨大符号之下，依旧具有极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而那些依据官权力而得以建构为大师级、影响社会的方士巫师，也才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官场辐射功能。”（《官场巫术与权力迷信》）

笔者当年曾与谢永健、柯云路搞了一个《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中国一大半的“牛鬼蛇神”网罗麾下，很多将军、高官、科学家都曾经为我们站台（如二炮政委管谦）。一次柯云路的“带功报告”，参与听讲的省级干部就有数十人之多（还是在官员相对稀少的成都）。已圆寂的淸定上师亲口告诉笔者一个小秘密：原四川省委书记某某某，每次上京前必夜访上师“问其凶吉”。为什么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会“问道于僧”？而且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源于他对自己组织的不自信，对自己行为的不自信，对自己信仰的不自信。这“三个不自信”就是现在泛滥成灾的“官场巫术”形成的根本原因。因为“三个不自信”才有“三个相信”——相信谶纬、相信巫鬼、相信大师。网载“警察沙皇”周永康并不相信自己的警察，而是将党国机密身家性命交托给“国师”、“新疆三大仙”之首的曹永正；大贪污犯谷俊山将“大师”、“仙姑”奉为上宾，被免职后，仍对“年关一过，立马复职”深信不疑；被“双规”时，还在裤兜里藏一块小桃木，妄图以“桃”代“逃”。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是一位注重实际的知识型官员，并被外媒称为“中国两个懂经济的官员之一”（另一个是重庆市长黄奇帆），他也曾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都江堰，并花费千万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当一重大投资项目接连出现不利突发事件后，他又安排道士作法驱邪。身陷“诏狱”的铁道部长刘志军长期烧香拜佛，并在办公室内放置了“保一辈子不倒的靠山石”。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大师”预测其可当副总理，但命里缺桥，因此他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顺理成章地在水库上架起一座“岱湖桥”，寓意“带福桥”（后胡成为阶下囚，“岱湖桥”遂被戏称为“逮胡桥” ）。 南京的释传真是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他送一个鞋拔子给季建业，寓意“提拔”，结果第二天季果真就被中纪委提走拔掉，释传真是“神僧”还是“教唆犯”？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相信“去过香积寺，平安又无事”的民谚，一边长期去香积寺烧香拜佛，一边又长期贪赃枉法，结果不言而喻——落马被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株洲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清纯“自从信佛后，只看佛书，每年必到四大佛教名山拜一遍，每到所谓的观音‘生日’，他必一天吃斋，甚至到后来，每天出行都要算一卦，看看往什么方向走‘吉利’。”最可笑也最可气的是河南省交通厅办公大楼案例：河南省交通厅比邻炮兵指挥学校， “炮”是“火”，不利交通厅官长的“事业”（所谓离（火）克乾、兑（金））。大师点拨以“水”灭火，所以省交通厅的办公大楼涂成“水”的蓝色（见附图）。炮校发现这是一个讹诈钱财的“生财之道”，遂将炮口对准交通大楼，交通厅几任厅长出价几百万欲让其调转炮口，讨价还价涨到了几千万使成交有了难度；交通厅方面又找大师化解，大师指点曰：“同门同宗不伤”，即日采购军装，与炮校服装保持一致，严令交通厅职员必须穿军装上班，并在交通厅办公大楼的楼顶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钢盔，“冒着邻人的炮火前进”。还记得当年气功大师严新“千里之外发功熄灭大兴安岭火灾”的旧闻么？那真的只算个“小巫”，江山代有妖孽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团中央授予的“中国青年好网民”（网上拥有198万粉）梁兴杨是一名全真教道士，曾出席2016年团中央举办的“优秀青年代表出席五四表彰座谈会”。他的“先进事迹”包括：当美军军舰在我南海兴风作浪时，他画了一道符贴在南海，上书：“辽宁舰急急如律令”，不久，美军军舰就接连二三在南海相撞。他还从道教的玄学角度分析了南海对周边国家、世界格局的影响，指出美方“盗用我大道教风水知识”，建议立即审查美国驻华人员的电子设备，排除我国风水科技被盗版的风险，保护传统文化。在抗疫决战中，梁道士在其微博中写到：“九九八十一，三月二十六，连续第81天#为国祈福#。祈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疫情早日退散（世界和平不含美国、丹麦、英国、（请填写正确答案）、澳大利亚、瑞典、印度），顺祝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比利时、塞尔维亚、西班牙、俄罗斯、巴基斯坦国泰民安、疫情退散”。（最近，梁道士被陕西道教协会开除了）不特梁道士用“道法”，我们用令世界惊讶的速度建起了火神山、雷神山两所救命的医院也在运用“道法”。《环球网》《凤凰网》报道：“‘火神山’并非属地的原名，它是近日被建设者们赋予特殊意义的最新命名。原来，楚文化传说中的湖北乃古楚之地，而楚国人被认为是火神祝融的后代，祝融（帝喾）则是黄帝的子孙。 人的肺部五行属金，火克金。 而荼毒人类肺部的新型冠状病毒惧怕高温，火神正好能驱瘟神，于是‘火神山’之名应运而生。至于‘雷神山’，也是对应着中国民俗文化的传说：雷神是惩罚罪恶之神。 凡有违背人伦法理且犯下不可饶恕罪责者，则将遭受五雷轰顶而毙亡。 这便是‘雷神山’一名的来历。”与各种高科技抗疫同时运用的，还有在武汉长江大桥施放焰火驱瘟疫的“降妖大法”。大飞机等项目是中国的骄傲，如此重要的高科技当然也需要“高人”开光（见附图）······如此奇闻淫事不胜枚举。（因为害怕现已经入罪的“诽谤和侵害他人名义”，我只使用媒体和网络公布的相关资料，并且文字都不改动），其荒唐程度，已远远超过《官场现形记》。前些年曝光的“吴达榕现象”最有讽刺意味：因为“皇阿爸”张铁林“坐床”为“活佛”，牵出替他举行坐床仪式的“白玛奥色法王”即吴达榕这个人。网上一搜，名头了不得：聯合國友好使者、加拿大美国多所大学客座教授荣誉院士、世界佛教文化交流聯盟（NGO）秘書長等。简介自己：“是藏傳佛教三大法王共同認證的第一位漢人活佛，由紅教達必頂法王認證祖古白瑪奧色仁波切為格薩爾王血統朗氏家族的轉世活佛；紅教莫紮法王親自認證其轉世並賜予“堪布”、“金剛阿闍梨”、“仁波切”之地位；國師直美信雄大法王也一致確認，也是被林肯大學聘為榮譽博士的第一位漢人活佛；是擁有最多藏傳佛教寺廟（二十七座）的漢人活佛，是青海、四川、新疆、雲南等地共二十七座寺廟寺主和活佛，僧眾上萬，信眾六十餘萬人，弘法足跡遍佈蒙古國、韓國、日本、斯裏蘭卡、美國等世界各地。國師直美信雄法王委任仁波切為世界噶陀總會香港分會常務副主席負責協助全世界一千三百多座寺廟”。我与他说到的紅教噶陀寺的莫紮法王以及罗噶法王是朋友，正准备打个电话求证，忽见莫紮法王代表噶陀寺声明："自始至终没有授予他任何活佛的名号，更没有举行什么坐床、赐冠、赐法衣大典。"假法王被真法王戳穿，别以为骗子就会没戏。2017年9月5日，TOM网新闻版刊载消息：“热烈庆祝中国香港共产主义研究会成立“北京交流会”在京隆重举行，开国将帅后代等百人参加了活动”（注：领袖遗脉将帅后代全部有名有姓）。这个“共产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名列第一的是:空气制水机发明人、马来西亚拿督、吴达镕教授，排在他后面的是毛泽东主席之侄女毛小青，革命家任弼时之女任远芳，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女陈冰兵，开国上将贺炳炎之女贺北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之子李南征将军，开国元帅朱德之孙朱全华；人民网、凤凰网、搜狐等632家媒体报道了此一消息。此红教不灵，再换一个“红教”，社会只服这两包药，骗子当然就只卖这两包药。不要小看了此“红教”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占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渗透”也不容小觑。上届澳洲议会大选，两党各推了一名华裔候选人，有好事者网上“人肉”，发现两候选人均出此“红教”门下，所以无论谁当选，都是该“红教”的胜利（这也从侧面说明“官场巫术”与“国际统战”搞到了一起, 说明巫术即权术）。据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里的转文透露：“据说有高人给“习帝”看风水，做京城规划，说香堂村的房子压了龙脉的气口（位于与天安门、故宫同一轴线），于是强拆。于是住户拼死抗争，特警保安威胁恐吓，双方剑拔弩张，严重对峙。...有人给总理李克强写信，有人想北京市政府提出紧急建议等。但事态还在恶化中。”同样以“压龙脉”处理的“秦岭别墅案”，就造成了陕西官场大地震（现在又在拆除北京中轴线上“压龙脉”的盘古大观的“龙头”）。习的“祖坟”习仲勋墓，占地2700亩，是“中山陵”的九倍，祖宗荫庇的目的昭然若揭。早在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曾发布“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程萍当时以东中西部地区的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副省级城市的900名县处级官员为样本，得出结论：52.4%的县处级官员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4种迷信的做法。《人民日报》2015年07月02日 05 版“过有信仰的生活”一文也公开承认：“一些干部虽身居高位却心中无敬畏、行为无底线,对民生疾苦视而不见。有的党员不问苍生问鬼神,“大师神术”“风水占卜”让他们迷失方位。“过期肉”“老赖”等市场失信问题,明星涉毒、情感混乱之类的价值危机,敲打着社会的神经,也丈量着我们社会与现代文明的距离。‘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一个人没有信仰,会成为失去方向感的陀螺；一个国家没有信仰,与一盘散沙无异。今天的中国,信仰的意义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坚守信仰的难度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夯实信仰的支撑、增厚信仰的土壤、激发信仰的力量”。信仰什么姑且不论，这段文字描述的信仰缺失、官场巫术、社会乱象却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而且越来越严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权贵膜拜仙佛大师，草民百姓自然迷信神汉巫婆。我们在网上就可以看到李小琳做法事超度其父李鹏的视频。于建嵘说：“当今中国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全民焦虑”时代。可以归结为社会权威消解、社会信任流失、社会行为失控三个层次的认同性焦虑。”（《社会焦虑：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旅美学者慕朵生曾在《王林现象剖析》一文中说，方士横行、方术泛滥，常发生在社会出现腐烂、政治出现紊乱，特别是主流信仰出现混乱的环境中。而以把实话说成怪话著称的王朔又说了怪话：“王林事件戳穿了中国精英、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文体明星的遮羞布，脱掉了他们最后一条内裤。1、他们智商很低；2、他们缺乏安全感；3、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科学常识，他们不是现代人，是前现代人；4、他们对社会毫无责任感。——渣滓俨然精英，这是时代的悲哀。”作为“小道”、“异端”甚至是“旁门左道”的方士方术，一旦成为民众尤其是社会精英的选项，就会大大加速国运的衰微，使整个国家呈现末世之兆或崩溃之势。现在更出现一个怪神崇拜——由于“润”成为中国各阶层的主旋律，一个叫做“签证移民菩萨”横空出世，这个菩萨是自由女神站在飞机上，一手举着火炬，另一手拿的是写有“EB-5”的美国移民签证。她的脚下是一架国际航班，上面既有莲花、祥云等中式吉祥图案点缀，也画满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的国旗和英文缩写。

以史为鉴，谶纬昌盛就是一个社会走向没落的征兆，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道德经》）；老子们（指百姓，借用2020年最流行短语“老子到处说”）说：“天将亡，牛鬼蛇神便要出来乱朝纲”。刘澎指出：“中共虽然拥有8千万党员，但却不再是一个由信仰与理念为支撑的信仰团体，不再是一个由具有崇高理想与远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组成的理想主义者的组织。共产党员为了实现信仰所必需的彻底牺牲与献身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中共内部真正相信并愿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凤毛麟角。尽管中共是执政党，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但却一步一步地丧失了道义的制高点，丧失了精神信仰上的原动力，丧失了思想理念上的征服力；曾经指导亿万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功利化了，不再是中国人心中的灯塔、中国人的向往；昔日的精神支柱本身已经虚假化、空洞化了。作为一个代表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官僚化组织，中共虽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但却无法实践这个理论，并在事实上正日益蜕变为一个以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指导的利益集团。面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种种乱像，特别是信仰缺失，中共无计可施，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两个转变——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现在执政集团因信仰真空而价值失衡，因价值失衡而行为失范，意识形态合法性受到了全国人民包括执政党自己的唾弃，整个社会“六神无主”，“乱之首也”将因之发生。执政党总书记说“不走老路、邪路”，但走什么样的路他也是“慌不择路”。朝“三”（三个代表）暮“四”（四个全面），必“不三不四”，甚至“颠三倒四”。执政理念空前混乱，从上到下都丧失方向，任何人都不知道下一站将去到哪儿。谶纬文化的本质在于操控鬼神，无神论的本质在于不知敬畏，人类最大的两股“敌基督”思潮就在执政党内合流，造成了执政党的信仰真空；又因为执政党垄断信仰、信息、道德、社会等几乎一切邻域，造成了这个国家的信仰真空。执政党一方面声色俱厉宣布“打赢意识形态保卫战”，将一切反对之声诉之道德批判、政治打压、法律审判；但另一方面却十分可笑，这场“保卫战”要保卫的“阵地”是什么在哪里都不敢说清楚。现在的社会一如古代人曾子所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论语·子张》））；也似外国人孟德斯鸠说的：“当中国政体的原则被抛弃，道德沦丧了的时候，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论法的精神》）

B、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程序合法性  本课聚焦在公共神学与文化神学范畴，并不研究作为政治学的国家政权的程序合法性，但由于我们模仿的政体——前苏联已经被俄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康斯坦丁·阿拉若夫斯基宣布为“非法建立的国家”，占用读者一点时间“顺道”来了解一下也有裨益。程序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必须来源於人民的自觉认可和服从，来源於人民的授权（人民的权利来源于神已经在前面的课程中有讨论），来源於人民的支持——尤其是宣称的“人民政府”更应该如此。一般来说政权合法性有两个来源：“神旨”与“圣约”。我们的政权既不源于神的“神旨”，甚至否定了传统的“君权神授” 、“奉天承运”；又不来源于与人民的“圣约”——以全民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民授政权是当今世界最广泛被人民接受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权方式，这使得它的存在非常尴尬。虽然它用“历史的选择”来概括“神旨”，用“人民的选择”来描述“圣约”，但这两种思维方式都缺乏底层逻辑，事实上证明“神旨”与“圣约”不可超越。不得已，在“神旨”与中共号称的“无神论”有矛盾的情况下，“圣约”成为了中共无可奈何的选择。“圣约”有两种表现形式，程序性、制度性的表述是“宪政”，观念性、文化性的表述是“民主”。前者需要缜密的制度安排，后者只需高亢的政治口号。毫无疑问，中共选择了后者。1945年，即将成为执政党的革命党领袖毛泽东与学者黄炎培之间有一次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问：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请问主席你们怎样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找到了办法，那就是民主。毛泽东不愧为熟稔中国历史的政治家，只两字既规避了要害又切中了肯綮。同年，毛泽东在答复路透社的记者问题时写道：“ 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就是一个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由民众谨慎通过匿名的方式选举出来的国家。这个国家会实现亚布拉罕·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概念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的四大自由。”之后毛泽东又发表了《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里，毛泽东说：“有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不可能、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并郑重承诺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自由。”根据毛泽东的观点，《新华日报》发表了《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社论，其中说到：“什么是主权在民? 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刘少奇也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一七二页）。而且，在此之前的1944年，毛泽东就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签订了一个关于联合政府的《基本协定》。《基本协定》确定了十大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屈的权利自由、人身与居住自由、免除威胁的自由。毛泽东与中共的上述言论，虽然高喊的是“民主”口号，但已经涉及了“宪政”的制度安排。对于共产党的这些表态和承诺，黄炎培与中国人民大喜过望，认为中国历史翻了三千年终于可以翻到新的一页了，追求“民主”“自由”成为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追随共产党推翻“蒋家王朝”的强大动力（家父时任国民政府总统府的简任官员，就是听信了毛泽东的承诺，毅然不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之后他的命运可想而知，也的确迎来了“解放”，不过那已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是胡耀邦时代对他1958年因“历史反革命”判刑10年的平反。从总统府到监狱再到劳改农场，家父的人生曲线也是那一时代大多数追随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人生曲线）。可也就是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一瞬间，毛泽东就忘记了那个中国文化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的“民主”“自由”，更不要说中国社会中根本没有存在过的“宪政”，“攻守异术”，转而鼓吹“百代都行秦政法”，大搞“无产阶级专政”：“镇反”开杀前朝之人，“取缔反动会道门”开杀“反动道首”，“三自运动”开杀“宗教界的帝国主义走狗”，“土改”杀了农村地富，“公私合营”消灭了城市资本家，“反右”整垮了知识分子，“四清”、“文革”剿灭了党内政敌，最后孤家寡人的他在万众一心的拥戴下踏着数千万冤魂亡灵走上神坛，不但全国人民以为他是神，连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是神了，竟然宣布自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这是从“人民同意”的“圣约”型向“君权神授”的“神旨”型转换的标志，标准说法是从“人民的选择”来到了“历史的选择”。虽然这个“神”以一己之力打败了整个国家、整个执政党，但结果是天怒人怨，国将不国，他自己也家破人亡。刘军宁写到：“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发生的是一场乌托邦革命，那么21世纪的中国则需要一场现实主义的宪政革命。面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局，应该将暴力最小化，避免将整个社会推倒重来。革命的权利永远不能放弃，但是绝不是要翻天覆地。如果革命不可避免，就把它转化成只影响到政体层面的宪政革命，从而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社会革命，还是宪政革命？》） 

 C、 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绩效合法性   剩下的只有绩效合法性这唯一砝码了。但绩效合法性仅仅只是政权暂时的“有效性”，不是长远的“合法性”。对于“绩效”，我们这个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是充满“制度自信”的。在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当晚，他的“老朋友”习近平给他打电话祝贺，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和专制国的领导人就制度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讨论，习告诉拜“民主将无以为继，专制将主宰世界”。他的理由是“局势骤变，民主的共识需要时间，而你没有时间”。但仅仅不到四年，疫情危机、经济危机、民生危机等共同构成了“专制危机”，“时间”站在了民主一边，专制“没有时间了”。

   赵鼎新在《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一文中指出：获取绩效合法性有三种途径“领导经济发展、官员作为民众的道德表率和炒作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这三种手段都不能为国家提供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首先，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经济的永久高增长（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经济繁荣不会赋予专制以合法性，只会加速革命的到来”）。其次，把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在法律层面上能解决的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最后，如果在和平时期仍然以炒作国际危机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这一国家的国际环境就会日趋险恶，并且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就会在这一国家中产生。这将推动一个国家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不幸的是，这三种手段正是中国执政集团正在使用的手段。存量耗尽，必转念增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长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早些年的一次内部讲话，就暴露出一种“军阀”的逻辑：“很多群众在下面议论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投票让你们共产党来代表我们，你们怎么可以自称为我们的’代表’？” 对这个问题不要担心。毛泽东同志讲，带领同盟者取得胜利，使他们得到利益，他们就会拥护你。所以，只要我们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去，解决了中国生存空间不足问题，中国人民就会拥护我们，那时就无所谓什么“专制”“独裁”的帽子了。所以，我们能否永远做中国人民的代表，就看我们能否成功带领人民走出去了。”“我们要想走出去获得新的生存空间，美国会答应吗？第一，如果美国坚决出面阻挡，我们难以对台湾及另外一些国家有什么做为！第二，即使我们从台湾、越南、印度甚至日本那里打下来一些土地，那能增加我们多少生存空间？微不足道嘛！只有象美国、加拿大和澳洲才有广阔的土地能够供我们大量殖民。所以解决“美国问题”就是解决其它一切问题的关键。第一，这使我们有可能向那里大量殖民，甚至建立同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另外一个中国。美洲本来就是我们黄种人先发现的嘛，哥伦布却把功劳记在白种人身上，我们黄炎子孙有权去享有这块土地！听说黄种人血统的居民在美国地位很是低下。我们要去解放他们。第二，解决了 “美国问题”，欧洲西方国家就会向我们屈服，台湾、日本和另外小国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解决“美国问题”就是历史交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不幸的是，他的“军阀”逻辑是有其“文化传统”的，这就是“大一统”“天下观”所内涵的“王者无外”。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中国梦’不会满足于’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这种落后的“帝国思维”作为一种反国际性的秩序体系，与人类自由平等的普遍价值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注定要被时代淘汰，连美国人亨廷顿都知道“彻底的大一统总是危险的且常常是错误的。”钟马田牧师告诉我们：“世界历史中，不敬虔的帝国兴起，似乎能将全世界臣服于足前——请看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但注意他们的结局。在基督教时代亦然。有一段时间，土耳其人似乎要征服全世界，但至终失败。邦国不断地兴起，只带来败亡，神所发的咒诅到时候必然生效。我们自己的时代亲眼见证这个原则。今日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个原则依然有效。凡反对神方法的，都受到咒诅。他们必被毁灭。我们有心理准备，他们即使暂时成功，表面上统领全世界，但正如他们的星已确然升起，也必确然落下。神对不义者的咒诅、审判、毁灭，都是确定的。”（《再思历史的主》）

    我们看到,中共中央20大召开以后,一方面高调武统台湾,一方面又在国内经济一片糟而又束手无则的情况下,将以“经济”为中心的绩效合法性偷换成“安全”为中心的绩效合法性——利用媒体制造全世界都不安全,只有中国在“清零政策”下充满安全的假象,加强对社会、对人民的控制.已经看出其黔驴技穷.

  不管是毛泽东的“打右灯向左转”，还是邓小平的“打左灯向右转”，亦或习近平的“打倒灯向回转”，因为没有神的“导航”，转来转去晕头转向，都没有出路没有方向。“民主”建国70年了，我们没有建成现代政治体系，没有建成现代法律体系，没有建成现代商业体系，没有建成让人民没有恐惧、幸福生活的社会体系。历史学家唐德刚有一个“历史三峡”说，他认为现政权有四个特征：“1、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2、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3、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4、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毛泽东专政始末》）于今观之，“民主政治的远景”在禁言范围，而“复古更化”正是寻求“帝王专制的遗传”；“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不但没有“递减”，反而在“看齐意识”“不能妄臆”“两个确立”中大大加强；“依法治国”倒是提出来了，但依的却是“王法”而不是“宪法”。执政者主观上似乎并不想这艘航船驶出“历史三峡”，客观上当前经济上的“黑天鹅”“灰犀牛”层出不穷，印证了赵鼎新“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经济的永久高增长”的预言。任不寐有一篇文章《三年文革与三百年文革》，他把中国近代史现象用文革现象来归纳，其实任仍然是“近视眼”——何止三百年，是三千年的文革！刘晓波的眼光比这个“牧师”要“属灵”得多，他分析说：

“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之所以跳不出一乱一治的恶性循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稳定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政绩本身的功利性和即时性决定了它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以政绩为合法性来源的政权的不稳定性，即大陆中国作为一个极端实用主义的社会，一直没有找到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道义之源，也就一直处在以暴易暴、治乱廻圈的悲剧之中。在终极意义上，这是没有上帝即超越价值的悲剧，是不信神的实用的平庸民族必须遭受的天谴”（《中共政权合法性来源的错位》）

 今天，一方面全国全民失魂落魄，另一方面神的国又即将降临（庚子年“繼以疫厲，轉死溝渠”，以色列拉比约瑟夫·平托释《以西结书》神”将怒气倾倒在罪上”，在现代希伯来语中，”罪”是中国的名字，“将的怒气”预言了致命的呼吸道疾病，该疾病始于中国，也将终于中国），一方面陶醉于“中国梦”，一方面又害怕梦醒时分（鲁迅说：最怕的是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按照“熵”定律，如果一个系统没有了外部能力的注入，它将走向毁灭；按照历史规律，如果一个文化体系不能再给这个民族提供动力，这个民族将步入毁灭；最根本按照神的启示，一个民族不回归于神的道，这个民族注定要毁灭。在当下我们这个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迫切地为中国祷告，求取神对中国人民的祝福——“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贖，其中歸正的人必因公義得蒙救贖。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敗亡；離棄耶和華的必致消滅。那等人必因你們所喜愛的橡樹抱愧，你們必因所選擇的園子蒙羞。”（《赛1:27-29》）；求取神对中国的管教——“耶路撒冷啊，你當洗去心中的惡，使你可以得救。惡念存在你心裡要到幾時呢”（《耶4:14》）“无论我与我的同胞如何受苦，都不要紧，只要祢的工作复兴，保持纯净”“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3:2》）；求取神对中国文化的更新——‘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后３：10一13》）；求取神一如既往地兴起中国的基督徒——“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赛51： 9》）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 6:37》)。让那首流传千年的古曲，翻唱出新的强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的中国啊，一定要在主的看顾下获取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