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耶利米

痛风发作，一夜辗转反侧。太太耳语：今日端午。去国千里，故乡、故事多已淡忘，头昏脑涨间，诸事皆不可为，不如再写上几句“糊涂话”，损一损今天的大主角——爱国老前辈、诗国总舵主、悲情老英雄屈原先生。不过，我没有查《英烈保护法》，不知道得罪老先生是否意味同时得罪小畜生？得罪小畜生是否意味同时得罪众苍生？

屈原的事迹想必今日已经铺天盖地，再要说点什么无非画蛇添足。我还是用“此处不赘”敷衍，即便你实在不清楚，自行“百度”并不困难。那么，我们把今天c位暂时让给中国人不太熟悉的耶利米，比较他与屈原各自的爱国逻辑。耶利米是《聖經》中猶大國滅國前，最黑暗時期的一位先知，同时也是这一苦难深重民族的守望人。“先知”“守望人”的“爱国”传统有两个指向：劝诫君王和守护人民，即作为“先知”对君王谴责劝诫，以及作为“守望人”对国家-民族守望。他们的使命从神而来，不是他们对国家-民族负有责任，而是他们对将国家-民族托付给他们的上帝负有责任。而偏偏，上帝要耶利米向以色列民众传达審判的信息——告诉以色列民众因为他们背离神的罪太深重，神要让以色列国家亡在巴比伦手里。耶利米一边谴责统治者“並且你的衣襟上有無辜窮人的血。你殺他們並不是遇見他們挖窟窿，乃是因這一切的事” （《耶2:34》）他們肥胖光潤，作惡過甚，不為人伸冤，就是不為孤兒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為窮人辨屈。（《耶5:28》）；一边传达神谕规劝民众“投降”：“你要對這百姓說：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將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擺在你們面前。住在這城裡的必遭刀劍、饑荒、瘟疫而死；但出去歸降圍困你們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為掠物”（《耶21:8-9》），他还要人们被掳后在那里“蓋造房屋”“娶妻生兒女”，并“為那城求平安”。因此他成为了“全民公敌”——在民族仇家国恨的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奸”、“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者”、“卖国贼”、“假先知”，甚至在“神赐耶路撒冷”语境下是“叛逆神的人”：“耶利米說完了耶和華所吩咐他對眾人說的一切話，祭司、先知與眾民都來抓住他，說：“你必要死！” （《耶26:8》）“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26:11》）。在本族同胞面前，他这个拼了老命的“守望人”遭到的却是痛恨、嘲讽甚至是鞭打、监禁、负轭游街、下到地牢里不见天日。“全民公敌”他还可以忍受，可是神似乎并不待见他这个“代言人”——神似乎把他面上的光照从耶利米身上挪开：禁止他为子民祷告（《耶7：16，11： 14，14： 11》），禁止他娶妻生子（《耶16》），禁止到丧家哀悼，也不得参加宴席。正如他的名字所蕴含的意思那样，他既被神“高举”，也被神“抛掷”，他既被敌人“优待”，又被同胞“唾弃”，他“終日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我” （《耶20:7》）“我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我喊叫說：有強暴和毀滅！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淩辱、譏刺” （《耶20:8》）。他同时经历双重的“试探”，不但“里（本族）外（敌人）”不是人，甚至还被“上（神）下（民）”“抛掷”“唾弃”。为此他内心的痛苦与冲突达到极点，肝肠寸断地痛哭流涕：“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裡面煩躁不安，我不能靜默不言，因為我已經聽見角聲和打仗的喊聲。”（《耶4:19》）“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9：1》）“我因這些事哭泣，我眼淚汪汪，因為那當安慰我、救我性命的，離我甚遠。我的兒女孤苦，因為仇敵得了勝。”（《哀1：16》）耶和華啊，求你觀看，因為我在急難中，我心腸擾亂，我心在我裡面翻轉，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劍使人喪子，在家猶如死亡。（《哀1：20》）我眼中流淚，以致失明；我的心腸擾亂，肝膽塗地！都因我眾民遭毀滅，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內街上發昏。（《哀2：11》）他因此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跟神说“我天天被你的力量逼迫要去讲这些我不想讲，人家也不想听的信息，我所有知己密友通通毁谤我。”甚至说“我希望我生的日子被咒诅，不要活在这世上。”虽然他身体上遭受创伤、生活上遭受痛苦、心灵上遭受煎熬，体无完肤肝肠寸断生不如死，但他还是忍受了自身的痛苦委屈，一时一刻从未停止传讲神审判的信息。当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后，君王赐耶利米很好的待遇和高位，而且他本身就是“列國的先知”，接受也是顺理成章；但耶利米拒绝了，他自始至终没有忘记“守望人”的职分——选择与被掳的本族本家百姓在一起，哪怕受苦受难，直到最终死在同胞手中（参《希伯来书11：37》）。耶利米是软弱的，他不断把自己的软弱在神面前述说；耶利米是坚强的，领受了“守望人”职分就义无反顾承担责任——这样把痛苦体会到极致，把责任也承担到极致的“悲剧人物”，不要说现实世界，哪怕是在最深刻的文学作品中也“创作”不出来；而耶利米是神亲自“创作”的，神要“创作”一位在极端环境下神的忠仆，向我们展示“忠诚”和“责任”、“爱神”与“爱人”在一个人身上的完美结合。与耶利米的命运一样，《圣经》指出民族的“守望人”必然要承受本民族的冷淡，一直到耶稣都是如此——“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赛53:2》；《约1:11》）

我们把他与中国的“爱国诗人”屈原相比较，高下立判：屈原式的爱国是在“天问”基础上的，他并不明白“天”的用心，这样他就双重误判：把“天子”当作“天”，把“亡国”当作“亡天下”；他“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的完完全全是“忠君”。因此屈原式的“忠诚”既不是忠于神也不是忠于民而仅仅只是忠于君，而且，他的“忠君”也不彻底，还可以不负“责任”地“一死了之”；而耶利米的爱国是神交托的使命，他是对民族，对同胞，对国家，对时代向神负有责任，哪怕是痛苦超过了他的生命他也必须忍受，因为他知道神的使命大于他的生命，所以死都不是自己拥有的权利。耶利米身上所体现的“守望人精神”只可能在《圣经》文化背景下才可能生发。因此，我对中国文化中把“爱国主义”拔高到最高价值的理论保持怀疑，因为这个“爱国主义”不是神的使命而是人的托词，与“爱人民”毫无关系；而且，在“爱国”的旗号下，将“爱人”（“天子”）抬高到“爱神”（“天”）的地位，“爱国者”被动参与了“天子”篡“天”之位的“僭越”，因而陷入罪中。其实问题并不出在屈原身上，而是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请注意是“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上，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出不了耶利米这样伟大的爱国者，因为我们的爱国文化中没有“爱神”。

中国家庭教会的爱国传统就是耶利米式的受苦受难，就是耶利米式的心身煎熬，就是耶利米式的长久忍耐，就是耶利米式的乐天知命。此时我想起被人们称为“现代耶利米”的一个胖子牧师（他与耶利米一样爱流泪、与我一样爱发痛风），他在一次讲道中对当局破坏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进行谴责，勇敢地称“总统是罪人，总**也是罪人”“罪人唯一的道路就是悔改”“因为我们不忍心看到他们沉沦”“我们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恨来劝勉他”,他像耶利米一样清楚地知道不信神的国家领袖顽梗下去就是整个国家的灭亡：“他們若是不聽，我必拔出那國，拔出而且毀滅。這是耶和華說的”（《耶12:17》）耶和華如此說：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離棄耶和華的，那人有禍了！（《耶17:5》）。正是出于“爱国”和“爱人”他必须发声。为了这次讲道他付上了代价：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9年。在判刑几天后的2020年1月9日，从监狱里传出他写的一张字条：

“如有人攻击我，我温顺如羊。如有人攻击教会，我勇敢如狮。出于耶和华的我默默不语。我以前评价当权者时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恨，但我们提到当权者时，别人不会相信我们没有恨，只有我被抓起来的时的顺服，才能让所有人知道，我真正是出于爱。”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愿意用失去宝贵的自由来证明爱，来践行爱，哪怕是面对迫害他的当权者。当只能用“默默不语”才能传递爱时，这位曾经的法律专家放弃了法庭辩护和上诉。耶利米向神述说：“豈可以惡報善呢？他們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紀念我怎樣站在你面前為他們代求，要使你的忿怒向他們轉消”（《耶18:20》）；胖子牧师的这几句话，表达了同样的心境。这短短的几行字感动了世界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他们从这位牧师对爱的执著和坚韧上，体会到只有心中完全没有这个“世界”才可能产生的“顺服”，体会到耶稣基督那伟大的牺牲——这就是真正的爱国，这就是最深沉的爱国，这就是耶利米式的爱国，是《圣经》逻辑下的爱国——在中国你只能在基督教内才能找到像耶利米和胖子牧师这样爱国爱得深沉的爱国者。

小时候，人出一谜，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打一人名。答案是“屈（曲）原（圆）”。正是这个“曲圆”，预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曲”于君臣，自然“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圆”于家国，却不知“圆满”本不可为而“圆滑”才可跃上龙廷（如复旦某本家混混）。正是通过耶利米，人类才明白神派来“守望人”的目的，看到最终得救的光景：“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 （《耶23:5》）；而屈原的最好归属，大概只能是冰冷的汨罗江底。在那里，他可以静静地反思为什么一个“君”就能够壊了一个“国”，他可以静静地反思《天问》是否有了答案？他可以静静地反思为什么中国文化把任何悲剧都变成饕餮大餐？

粽子，我是不吃了，反正与吃人血馒头差不了多少；苦杯，要端起，这里面才有我们的永生、中华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