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流别人血的是革命，流自己血的是福音”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林前13:4-7》）

六月四日，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故园三十二年前，一场“事件”刺痛了每一颗中国心。每年的这个夜晚，一群母亲就会独自饮泪、默默哀泣。她们都是在那一“事件”中痛失了爱子的母亲，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安门母亲”。诗人说：没有表达的同情，就是不同情；没有记忆的民族，就不是人类。令我感动的是：当大陆万马齐喑时，香港维园每年的这个晚上点燃了万盏烛光；当香港维园每年一度的烛光祈祷会也可以入罪时，有7个天主教堂顶着红社会的压力黑社会的破坏，宣告举行亡灵祈祷会；甚至孤身一人的王婆婆，顶着《国安法》也要站出来与这群母亲在一起；我与这群母亲的爱子同年纪，却没有任何办法缓解她们的心痛，每到这日子，只有默默献上心香一柱。但这个主日我一定要讲一讲6.4，如果6.4从我们这个民族中淡忘，从我们这个教会中淡忘，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宣讲公义与爱？基督的十字架就将与我们这间华人教会无缘。

正是这些母亲的眼泪，导致我们反思这场运动，我个人的反思，三十年前是情绪的：母亲的眼泪就是我的眼泪；二十年前是理性的：学生们个体的生命是否真正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实现民族的复兴？十年以来，当我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我认为要从属灵层面来检视这场运动。如果没有三十年前的情绪，我不配是人；如果没有二十年前的理性，我不配是中国人；如果没有十年来的属灵检视，我不配为神的仆人。

从属灵层面来检视这场运动的一个视角就是“仇恨”与“爱”不同的发展路径，谁也不会质疑华夏文明的成熟、精致、华丽、博大，但我们会质疑如此成熟、精致、华丽、博大的文明为什么培养出的只是一代又一代的“巨婴”？原因是什么？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仇恨”是滋养我们这个民族的“三鹿奶粉”。

这场运动按官方的说法，是暴乱，按学生们的说法，是对话,按大多数研究者事后的研究，是一场启蒙运动或是革命运动。暴乱与革命是不同立场同一思路下两种极端的判断，支撑暴乱与革命的都是同一种情绪：仇恨；那么对话是和平的，启蒙是和平的，为什么这个社会没有对话的空间？没有启蒙的环境？因为对话需要双方坐在一起，而镰刀与韭菜不可能坐在一起，当时老革命们就说：学生们要得逞了，共产党人就要人头落地。因此，对话可能构成“寻衅滋事”，启蒙可能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不消除仇恨，对话就没有空间，启蒙也没有环境。

 “仇恨”是“人心”的腐蚀剂， “仇恨”是“革命”的播种机，“仇恨”是“革命”的推进剂。因此，革命斗争越剧烈，人心的腐蚀越彻底。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句口号就是“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一切见不得人的杀人放火都可以通过它合法化、神圣化，反对它就是“反革命”，而消灭“反革命”从上到下包括“反革命”自己都认为天经地义。“以革命的名义”中国人骨肉相残，每一次“革命”成功，都要付出2/3到1/2人口的代价。从东周到清末的2600多年时间，共发生有文字记载的战争6192次（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自相残杀的“革命战争”。中国人杀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可能已经麻木不仁，但就连著名的刽子手斯大林都嘲讽我们：“华人杀华人，叫做武装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我们用一位基督徒的观点来比较：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以伤亡800杀敌2700人，有人祝贺林肯打了大胜仗，林肯眼含热泪说：“3500个同胞手足为此丧生，这样的战斗能称之为大获全胜吗？”他批评祝贺者：“这个世界远远大于你的心灵”（我会在以后的系列文章里，分析爱的最极端表现形式——战争）。

更为可怕的是，“仇恨”已经成为了中国人人性的麻醉剂，正如李铁梅在《红灯记》中咬牙切齿唱到的 “仇恨入心要发芽” 那样，这种超残忍的“革命性格”现在已经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格”：“911”事件发生时，全世界只有两种人欢呼雀跃，一是恐怖分子，二就是中国粉红。当下“爱国贼”们武统台湾“留岛不留人”的叫嚣，就让世界不能明白：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不是“中国人”为什么又要去“解放台湾”？一个名叫赵盛烨的教授、发中英文双语帖称：如果特朗普一心与中国抗衡，我们可以在四川盆地钻洞引爆核弹，采取自杀式核爆毁灭地球。一个疯子不足为惧，可该贴仅仅一天，就得到2.7万点赞，这一群疯子狂吠：如果没有中国，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一位来自河南新乡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的学生石可，写了一封《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开信：我愿意对穷人开杀戒，包括我的父母》，其中说到：“我是一名爱国者，。。。那六亿收入不到一千的穷人，时刻在拖累我们的国家，。。。我代表中国全部有钱的正常人，正式向国家提意见：让我们参军，让我们去杀掉这些不努力、拖累国家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大学生，虽然没社会经验，但知道什么是国仇家恨，知道什么是大是大非，更知道什么是有国才有家。在全人类都正在遭受新冠肆虐的同时，在每一天数千人死于非命的同时，复旦大学的陈平教授坦承这是我国的“创新性生物战”，而且欢呼这场战役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仇恨”并不区分政治立场的左右，一些民运人士也希望通过暴力革命、暗杀革命、斩首行动推翻现政权，流亡美国的民运领袖魏京生在几天前发表的六四纪念文章中说：六四失败了吗？没有，它培养起了对共产党的仇恨。魏仍然宣扬的是以“仇恨”为养料的革命论。而更为惊诧的是，一位我一向尊敬的华人名牧张伯笠，却对魏的“仇恨”大声叫好。可见行走在“天路”上的客旅，也会被“地上”的石头绊倒。我赞成“没有忏悔，既无饶恕”的前提，但更赞赏勇敢站出来谴责暴君、暴政并因此入狱坐牢的王怡牧师的观点，他要我们一方面用“大使命”来反对“大革命”；一方面用“大抗命”来获取“大使命”的自由（他的理论我会引在后面）。事实上中国历史革命-专制-再革命-再专制的循环已经宣告了“仇恨”模式的破产；最悲剧的是并没有革命意识的底层百姓，在遭受“仇恨”后也以“仇恨”对待：杨佳在遭受不公后血洗公安局，特种兵张扣扣十年报杀母之仇，退伍军人身绑炸药轰平村委会，现在又发生一个奇案：一名遭遇司法不公的妇女应聘为该案法官的保姆，伺机将该法官杀死。。。他们的悲剧在于用生命来拼一个“鱼死网破”，可是，鱼倒是死了，网破了吗？在畸形的“仇恨”情绪支配下，“仇恨”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潜移默化代代流传，已经变异为思想的病毒，编织成一张人与人相互敌视的毒网。

“仇恨”贯穿了中国的历史，“仇恨”形成了中国的文化，“仇恨”造成了中国人的性格，“仇恨”使对抗、革命加深“仇恨”，“仇恨”同样使对话、改革成为“不可能”，我们深陷“仇恨”之中无力自拔、无路可走，因为我们不知道，支配“仇恨”的，是人类无法自我除去的“罪”。在华人基督教内部，也深陷于对这个“罪”的认识偏差：一些三自牧师粉红教会拥抱暴政，无视罪的存在，仇恨正在为抗争遭到逼迫忍受打压的肢体；一些“属灵”的教会，无视社会的罪行，认为罪性的克服只是儒家的内向超越；一些遭受不公义对待的教会，则宣扬一种充满仇恨的革命神学，使教会陷在“血气”的争战层面。。。

正当我们无力自拔无路可走时，《圣经》给我们指出来正确的救赎之路和抗命方法。整个人类都是天父爸爸的儿女，天父爸爸不愿意看到儿女们相互仇恨打打杀杀，因为相互仇恨打打杀杀不能消除罪，只能使得人类“罪加一等”。相比“大洪水时代”，现在人类的罪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大洪水时代”上帝还有选择，因为还有诺亚是“义人”；而现在“一个义人也没有”了。但是，上帝与人类立有“彩虹之约”，祂发誓不再绝灭人类。 “祂记念祂的约，直到永远；祂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诗105:8》）。“有罪在身”是我们无可辩驳的事实，作为法官天父又绝不“以有罪为无罪”，因此，祂出于“公义”判我们有罪，又出于 “爱” “特赦”我们。天父“特赦”我们的方式在《圣经》语汇中称为“救赎计划”。《圣经》说到，人类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而犯了罪，公义的惩罚就要临到世人，人犯的是“死罪”，“死罪”必须由犯罪责任“人”来承担，因此需要一个人的死来赎罪，这是神的律法的必须，也是人的救赎的前提。“验明正身”是法律程序正义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替罪的这个人必须是能够代表人，也能够代表神的人。向神，他是人的代表，这样他才有“替罪”的资格；向人，他是神自己，这样才能体现“救赎”是由神发出的。加尔文说：“基督是神，又是人：作为神，他能赐予其百姓公义，圣洁与救恩；作为人，他才能为人付上赎价。”（《基督教要义》）神的一切都通过“这个人-神”临到人类。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替人受死，这就是“他担当我们的罪，为的是我们得到他的义”（《林后5:21》）的“司法解释”。这就是神的爱的最高体现： “祂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8》）“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 5：8》）。通过神的“救赎计划”，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正是基督的爱，是医治人类仇恨的唯一良药。我们把基督的爱称为“十字架上的爱”，这个“爱”就是为胜过仇恨而来的，就是为消除仇恨而来的。《罗马书》中有一段经文很重要：“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5:6-8》）耶稣为“罪人”死，这就是他教育我们“爱仇敌”的身体力行。恨仇敌就要革命， “爱仇敌”就要福音。“爱仇敌”也可能是违反宗教律法和人间法律的，它不给罪犯定罪而给罪犯脱罪。耶稣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为我们上十字架，那些狂呼“钉他十字架”的群众，那些折磨殴打他的兵丁，那些把他告到罗马人面前的同族官员长老，罗马总督彼拉多，在这一案件中哪一个不是有罪的？但耶稣却用“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来赦免他们的罪，甚至心甘情愿为包括这些人在内的所有罪人顶罪，这些超越律法的行为就是出于“爱仇敌”的圣爱。基督的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恨只能加添恨，恨越多罪越大；爱才能消灭恨，因为唯有爱可以消灭恨的基础——罪。王怡牧师在被捕前写下的声明中有一句非常响亮的话：“基督的大使命要求我们对世界的大抗命”！他告诉我们，要把《圣经》中个体的“守望人精神”衍变成了普遍的“公民不服从”；要把“服从在上有权柄的”与“服从神，不服从人”原则平衡结合；在承受“地上国”法律惩罚的同时，诉诸于“神的国”的正义原则；把“大抗命”这个由基督徒倡导的自然权力，发展成了宪政论中极其重要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即“公共神学”的核心要义。他说： “信仰上的抗命和肉体上的忍耐，都是我们见证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位君王的方式” “因为,如果爱是无端的,爱就不会被恨所胜过。只有无端的爱,才不会给爱的反面一点机会。” “流别人血的是革命，流自己血的是福音”。王怡牧师告诉肢体们：温柔的反抗，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从是基督赐给教会三样重型武器”，因此“我们必须是勇士，我们又必须是绅士”、“基督徒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才能够不煽动对政党的仇恨，对民族的仇恨，对个人的仇恨，才能在中国这个仇恨充斥、暴力充斥、报复充斥的文化中，传讲上帝在基督里所预备的恩惠的福音、和好的信息”。具体到对6.4的态度，他说：“共产党应当付出它犯罪的代价,但共产党对这个世界而言,对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而言,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重要到可以支配和影响我们心灵世界的程度。” “只有当你能顺服比自己卑微之人时，你对那比你强大之人的服从，才是圣经所讲的顺服。同样，只有当你能藐视那拥有生杀大权之人的不义时，你对那比自己卑微之人的责备，才脱离了你自身的卑贱”。“公民不服从”概念的提出者罗尔斯认为在一个基督教观念并没有成为社会主流观念的环境，“公民不服从”的条件是不存在的。可中国大陆基督徒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的抗争。罗尔斯没有看明白的是，基督徒与他们不同，基督徒是一群内心有亮光的人，只有内心充满亮光才不畏惧周遭的黑暗，只有内心充满亮光才能够冲破周遭的黑暗。因为我们比罗尔斯“自由主义”有一个更坚实的依靠，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有比罗尔斯追求的“自由”更高的精神境界，那就是“爱”。而秋雨为代表的抗争，深圳一个教会的“出埃及”，以及某党百年寿诞上一些三自教会弟兄姊妹的“躺平”，都是现实中有用有力有效的“公民不服从”。

 

很奇怪的是，一些弟兄姊妹认为我在证道中宣扬仇恨，其实我连续十来次证道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爱；受逼迫时候要爱、疫情下要爱、审判中要有爱与饶恕、教会中爱的传统、做一间有爱的教会，等等。只不过，我不愿意像一些三自牧师那样，把“爱国爱教”抬到“爱神爱人”之上，在似是而非中模糊爱的目标，把基督教变成为“爱党教”；或者把爱讲得轻飘飘甜蜜蜜，卿卿我我，恩恩爱爱，把基督教变成为“鸡汤教”。我承认这些也是爱，但不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必须与公义并行，基督的爱是沉重的、苦难的，是牺牲自己生命的爱，是自己尚在苦难之下就要成全他人的爱，是爱不可爱之人的爱，甚至是爱仇敌的爱；不谈罪只谈爱、不谈审判只谈赦免的只有两种人，要不是琼瑶，要不是撒旦，琼瑶培养幼稚，撒旦滋生仇恨。我想告诉这些误会我的弟兄姊妹，神的爱不是人畜无害的糖浆，而是承受苦难甚至生命的苦杯！

从“属灵”层面，我们欣慰地看到神的信实，是祂“让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正是32年前的那个沉重的日子，促动了一批中国人的反思，我们发现：人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对抗行不通，革命行不通，甚至对话、启蒙也行不通，凡是基于仇恨的道路都“此路不通”；只能回归到耶稣的道路，只能回归到爱的道路，只能回归到福音的道路才是“通天大道”。于是，以89.6.4为时间节点，我们看到三个标志性的事实：一批无路可走的知识分子谦卑回归到基督面前，成为了福音大军中的中流砥柱，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如杨小凯（三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刘小波（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余杰（写了70多部专著）等人也成为受基督价值观影响深刻的作家和专家，而“三自”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赵复三也是因为6.4觉醒才“叛逃”美国；一批城市新兴教会破土而出，一批生无可恋的人群聚集到这里面寻求新生命，这些城市新兴教会是中国教会的主力（如北京的守望，上海的万邦，成都的秋雨，贵阳的活石，广州的大马栈、武汉的上下堂。。。）；一批天安门幸存者成为牧羊人，活跃在中国大地以及世界各地，他们中的王怡（被唐崇荣牧师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傅希秋（刚刚获得威伯福斯奖，是华人中第一位获得此奖者）、熊焱（华人中唯一的美军隨軍牧師）、张柏笠（在世界多个地方如悉尼建立丰收华夏教会）、远志民（拍摄《十字架在中国》影响了很多人信主），还有我的老乡张前进牧师等人。北京缸瓦市教堂牧师杨毓东带领青年团契，组成了天安门广场上惟一一支举着十字架的救助队，最终导致他在1994年与“三自”决裂，从此服事于家庭教会。一批知识分子的觉醒、一批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一批华人牧者的崛起，在这三个标志性的事实的带动下，基督的价值观正在覆盖整个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价值认同、感情认同甚至生命认同，天安门母亲的丁子霖、张先玲等127人，不再以她们的眼泪打动我们，而是以她们的基督精神感动世界：在她们发表的《天安门母亲的话》中，她们写到： “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这些孩子被残酷杀害的母亲们，她们虽然已经垂垂老去，每到这个日子还要被“维稳”，“被旅游”，甚至她们中还有人因为“上访”失去了养老金。但是，她们没有要求报仇，没有要求赔偿，只要求最基础的公义——真相和改革，她们还把爱施加给了加害者——这就是爱的力量。我的看法与魏京生、张柏笠正好相反：6.4使很多中国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了民主改革的奢望，放弃了人的自义；从属灵意义来说，就是放弃革命走向福音，就是放弃仇恨走向爱，就是放弃人选的路回归到神定的路，正因如此， 6.4才是中国划时代的大事件。

看到消息：连续多天，中国的河南、吉林、黑龙江、河北多地大雪，不可思议的是吉林中午还是30多度，下午便天降大雪。在中国，六月飞雪是形容人间的冤情感格天公，因此人们说“红五月、黑六月”；今天我们推‘成’出新，让中国成语表达出《圣经》的精义：《以賽亞書1:18》中“耶和華說：你們的罪雖像朱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启7: 14》：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替我们流血的“羔羊”已经洗净了我们如“朱紅”的罪，我们期望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六月，必變成雪白。

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些不肖的子孙在仇恨中打打杀杀几千年了，我们不以此为罪，还以胜者为王；你不忍我们在此歧途上的必然灭亡，为我们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凶恶，也给我们带来了圣爱，使我们不但知道唯有爱可以胜过罪，也使我们有了爱的榜样和爱的力量。在这撕裂的世界，悖谬的时代，逼迫的环境，错谬的思想中，唯有基督的爱使我们站立得住，站立得稳。我们也谢谢主耶稣把这种爱带来人间，并且用最痛苦、最屈辱、最卑微的方式，在十字架上用生命来实现了它。我们希望你也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不但成为基督的爱的见证人，也使我们能够成为爱的践行者，而且，让爱永不止息地贯彻于我们整个的生命。最重要的是求你亲自管教中国，让这片土地恢复它原有的那个神圣名字——神州。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之名求。阿门！（2021.6.6的证道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