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谈革命——“哈爱理命题”

       关于革命，我们已经谈了三次，第一次“六四”话题时针对一些牧者的观点我提出基督徒不应该出于 “恨” 来行事；第二次谈了《旧约》的革命观，指出“公义”指导 的社会革命是其重点；第三次谈了《新约》的革命观，指出耶稣的革命观可以促进以“爱” 为核心的灵命革命和社会革命，更从根本上“大使命”在终极上制止了“大革命”，这是“救赎”计划的“终极之维”。由于革命本身就发生在历史中，我们不能只从理论上来证明我们的观点，而且要从历史中来证实我们的观点，今天，我们从人类历史来观察基督教的革命观。 

      社会撕裂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话题：说它老，是因为它周期性出现，它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说它新，现在世界各国都被它弄得焦头烂额，而且到现在人们仍然不能找到真正有效解决的办法。社会撕裂最容易发生在社会的剧烈转型时代，一般认为是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造成的，18世纪的欧洲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在资产阶级革命家如卢梭、罗伯斯庇尔看来是传统君主制旧制度与自由、平等、博愛等新原則的矛盾，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马克思、列宁看来是传统的有产阶级与新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两者处理社会矛盾的方法是相同的，那就是将世界撕滥开来重新组合，撕滥世界使用的方法就是“革命”——前者发动了“法国大革命”，后者发动了“俄国大革命”。那么，是否所有的社会转型都必须是由革命来推动呢？是否“旧制度”必须要由“大革命”来推翻呢？是否社会是只能撕裂开来重新组合，还是可以弥缝撕裂来建构社会？当下，也正处在与18世纪欧洲那样相似的世代，社会撕裂不但发生在欧美，在俄罗斯，同样也发生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在这一时刻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也有助于迎接“千禧年”的到来。  

      历史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哈爱理命题”：法国历史学家哈爱理（Elie Halevy）也与现在的我们一样，惶惶于社会剧烈转轨可能造成的人类危机。他把目光放在了两个几乎同一时期的“法国大革命”与“英国产业革命”上面，惊异地发现：“法国大革命”充斥杀戮但迎来的却是拿破仑复辟帝制（法国的民主政体，甚至与“法国大革命”关系都不大，它是二战后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建立的）；“英国产业革命”静悄悄的没有流一滴血却完成了现代转型。哈爱理有些纳闷，他追问：“为什么在欧洲各国中，英国成为最不革命、没有严重危机和突然变革的国家？”他研究后认为，答案不在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在英国发生了“宗教革命”，“宗教革命”替换了“政治革命”，推动了“经济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毫无疑问，英国之所以能避免政治革命，是因为它经历了一场宗教革命”。

        哈爱理所指的“宗教革命”其实与“革命”毫无关系，它是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领导的“福音派复兴运动”。当时的英国社会，社会撕裂相当严重，工业化过程使大量人员流动到大城市的工业中心，缺衣少食生活艰辛；贵族阶级垄断了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欺行霸市穷奢极侈；移民迁徙、社会变化形成的阶级冲突十分严重，导致“政治革命”成为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火药桶。约翰·卫斯理使用的是《圣经》的观点，与卢梭、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也看到了社会撕裂的现象，但与卢梭、罗伯斯庇尔以及马克思、列宁不一样，卢梭们认为社会撕裂的主要原因是富人的堕落，而约翰·卫斯理则认为穷人富人同样堕落，是人性的堕落导致社会的堕落。

      “教会是社会的良心”。可是，当时英国的教会是圣公会，圣公会是“国教”，有仪式高雅的崇拜形式；但它不是“公民宗教”，它拒绝了那些穿着黑漆漆油乎乎工装的下层民众。与之相反，贵格会持一种革命立场，该会的牧师普莱斯发表布道辞《论爱国》，煽动英国人支持法国革命和自己也搞革命，但它既不是“国教”也不是“公民宗教”，它只能在非主流的革命者中产生一些有限的影响。莱尔在《英国复兴领袖传》中描述：“从1700年到将近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好东西。在一片可以自由拥有《圣经》，自由承认新教信仰的土地上，出现这种情景令人难以理解。基督教似乎已经僵死，你完全可以说它已经死了。尽管讲台上大肆鼓吹道德，道德却在街上被踩在脚下，高阶层、低阶层到处充满着黑暗——从法庭到军营，从国会到法庭，从乡村到城镇，从富人到穷人，巨大而隆重的信仰与道德黑暗令人触手可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圣公会唾弃下层民众的“社会分化剂”立场被下层民众唾弃；贵格会抨击社会、号召进行政治改革的“社会融化剂”立场也遭到了受到威胁的“社会”的抵制。在社会一方面冷漠一方面撕裂，教会一方面堕落一方面癫狂之时，约翰·卫斯理站了出来，这个认为是“人性”出问题的牧师自然是从人性下手医治社会的问题。约翰·卫斯理坚持“在社会成圣外，别无其他成圣”的观念，大声喊出：“让我们学会聆听彼此的故事”！与以往的“革命”不同，以往的“革命”都是由仇恨出发；而约翰·卫斯理的运动则是从爱出发；也与传统的教会不同，传统的教会只关注“灵命”，他们眼里只有教会没有社会；而约翰·卫斯理相信所有的成圣都是社会性的，必须落实在社会当中。他有一句名言，“世界是我的教区”，于是他就走出那些华美无比的教堂，站在空旷广场的肥皂箱上（有几次还站在他父亲的墓碑上）向下层民众布道。时人耻笑他们的循规蹈矩，羞辱他们为“循道派”；而约翰·卫斯理毫不在意时人的羞辱，他认为“循道派”正好说明了遵循耶稣的使命，不妨用来作为荣耀基督的徽号，这就是当今声闻天下的“循道宗”名称的来历。

       约翰·卫斯理的“大复兴”运动，没有选择政治革命，也并不直接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只是“催生”、“促进”、“督促”、“参与”等“无形”的行动），社会改革也不是他们的直接目标（更不要说“革命”），但“神的国”原则就润物无声地渗透进了“地上国”，同样的社会撕裂，既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那样暴风骤雨般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出现“俄国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到1986年，“循道宗”成员包括世界约90个国家的64个教会团体，会友约4000余万，他们不再只是英国的宗派，而是一个世界的宗派。从教会历史来说，这是“福音是生活” 战胜“福音是礼仪和道理”的成功案例；从社会历史来说，这是“大使命”战胜“大革命”的成功案例。

       以上说的就是哈爱理总结的“宗教革命”替换了“政治革命”的“哈爱理命题”。同样道理，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也有这样的差异，朋霍费尔比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他说：“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几乎在同一时代，并且，在政治上，这两次革命并非毫无关系；然而它们却呈现不同的品格。美国民主不是基于‘被解放的人’，正好相反，它是基于上帝的国度，基于地上一切权力受上帝主权限制。与《人权宣言》（法国革命纲领性文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可以说，美国联邦宪法的作者是那些了解原罪、认识人心邪恶的人。”

      约翰·卫斯理为什么能够做到“不流血革命”？我认为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他的灵性架构里边就平衡的设置了两大属灵原则：向内的敬虔之工(works of piety—爱神) 和对外的怜悯之工（works of mercy—爱人）。他认为： “在基督徒里面，爱是坐在他灵魂最深处的宝座上；这爱，包括爱神和爱人，充满他内心并在那里毫无敌手的作王。。。在外边却有怜悯之工的行动在关心人类的灵魂和肉体的需要。。。在怜悯之工旁边却有另外一个一般被称为是敬虔之工的行动，例如阅读和聆听神的话、参与公众，家庭和私人的祈祷、领受主餐、禁食。。。最终，跟随耶稣的人被主联系在一个身体，就是教会，并分布在世界各地，在相互激励中去爱。。。和行善”。他的“敬虔之工-怜悯之工”理论，形成了他的“救赎论”的“重生-成圣”观和“教会论”的“教会-社会”论（他的神学重点99%以上放在救赎论上）。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神学培训，平时也更多注目在改革宗神学，而大家都知道改革宗与循道宗“天然是敌人”。但是，他“救赎论”的“重生-成圣”观和“教会论”的“教会-社会”论对我震撼很大。约翰·卫斯理的所有观念都来源于《圣经》，他自认为是一位“属于一本书的人”(a man of one book)。 传统上教会认为灵性操练的方法就是读经、祷告、禁食等，这种神学观在华人教会十分流行，尤其是一些基要派教会。但是，对约翰·卫斯理来说，生命敬虔包括也远远超过这些。他说： “重生对于救赎是必要的，因为它标志着圣洁的走向，这与信仰一同出现。” “上帝带来的巨大改变，当他将其带入生命，从罪的死亡提升为义人的生命时，它就会在灵魂中起作用”。约翰·卫斯理以“布道家”名扬后世，但他的讲道不如他的战友怀腓特那样出色，他比一般“布道家”多走了一步的就是将神学理念化成实际可行的社会运动——他提出一种“成圣”观，指出：“整个成圣 这就是上帝在世界上复活卫理公会的原因”。对卫斯理来说，若信仰中沒有社会层面的存在，那么这就不是信仰；若圣洁沒有包括社会的圣洁，那就不是圣洁，他的“成圣”观不仅是个人的“成圣”，还是社会的“成圣”。在这种“重生观” 和“成圣观”的作用下，他要求大家在生活裡活出信仰，包括在個人、教會、社會以致環境和世界裡活出信仰，包括活出聖潔、殷切事奉、本地佈道、社會服侍、定期聚集、彼此监督、施舍穷人、监狱探访、在社体当中为着公义与和平努力来彼此牧养，社會關注和普世宣教等等。为此，他组建一个个属灵的新型教会-社会细胞——小组，并透过小组去关心吸收更多的人。这种属灵的新型教会-社会细胞的“繁殖”下，不但很好完成了“大使命”，而且形成了新的社会观念，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催生了废奴法案，促进了监狱改革，督促禁止使用童工，参与创建了工会组织，无形化解了社会矛盾。他还主张改革黑人奴隶制度、解放黑人，因此被称为十八世纪的解放神学家。“循道宗”人将自己从神那里领受完全的恩典表露出来，他们将自己存在的目的乃是透过在全地宣扬圣经圣洁，来更新转化国家。

      中华民国时代，被认为是基督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代，世界75%的宣教资源集中在中国，与18世纪约翰·卫斯理在英国遇到的情况相似，“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中大量是基督徒，基督教会也大量参与了顶层设计、政务外交、乡村建设、教育医疗现代化；教会中也滋生了吴耀宗、吴雷川等一大批革命派，其中“青年会”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本营，他们都主张用暴力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结果他们中大量的人堕落为极权政权的走卒，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上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另一方面，基要派的王明道、倪柝声等人主张得救只属于私人，教会不能够参与社会的活动，当然更不能涉足政治，结果是他们不搞政治政治要搞他们，不但他们自己坐牢受苦甚至迫害致死，他们的教会也在政治的压迫下土崩瓦解。这两种教训对中国基督教太深刻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正确走向也太深刻了。他们都没能像约翰·卫斯理那样，用《圣经》的观点看到社会撕裂的真正原因，用《圣经》的观点去引导、指导社会。当然，按照他们开出的“药方”，“吃错药”的中国更不可能解决社会撕裂。

      当然，持平而论，中国的情况与英国相比，有很多本质性的差异，一个方面是基督教在中国既不是“国教”也不是“公民宗教”，当时的基督徒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几。作为一个外来宗教，而且是来到一个有几千年“政主教随”传统的国度，既没有传统也没有基础，不可能寄希望于他们能够解决社会撕裂，不可能用他们的方法就可以实现社会转型。

      香港的羅秉祥牧师是我们海华宣的属灵带领人王伟强牧师的老师，我不知道他的信仰背景，但他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认为教会责任离不开社会责任，个体灵魂离不开社会文化，“大使命”离不开“大抗命”，这是在《圣经》原则下的平衡，他说：“我們要注意，我們傳福音的對象，不是孤立、遺世而立、沒有任何社會關係的個人（根本就沒有這種人）。我們面對的人，都是每天在過社會生活，是社會一員的人。所以真正的傳福音運動，並不只是針對個人，而是要把福音傳給整個社會。由於傳福音不只是每一個信徒的責任，也是教會的責任，因此，除了個人生活見證，教會還需要在社會生活上見證主。神的國度已經降臨，但這世界的國度還沒有完全過去。教會同時活在兩個國度中，任務是以神國信仰及價值觀，引導此世的個人及群體生活，擴大神的國度。”他大声地呼喊：“基督徒追求社會公義是基於對社會的愛；「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加五14）。我們要努力於社會傳福音，因為我們愛社會上每一個人。我們的愛，是全人的愛，耶穌傳道的時候已立下好榜樣（醫病、趕鬼、餵飽貧窮人）；我們並不只是愛他們的靈魂，他們的其他需要就都不管。追求社會公義，是對社會中人一個愛的表達。。。教會的使命當然不是為社會進行天翻地覆大改革；但當社會開始嚴重腐敗，是非不分，指鹿為馬，教會決不能隨波逐流，同流合污。耶穌既是道路生命，也是真理。教會的使命是為真理作見證；我們是真理的傳人，對於任何真理，都要同樣執著。當教會目睹社會的敗壞而不講真話，只講模稜兩可的空話，或甚至講大話，教會又有何資格告訴社會，我們在講壇傳講的都完全是真理？”（《篤信必然以愛力行，真愛必然伸張公義》）

人们常说循道宗与改革宗是“冤家”，其实未必。他们的救赎论在救赎对象上可能差异很大，但如果我们用约翰·卫斯理“敬虔之工”与“怜悯之工”来观察，这两个宗派实际上是走得很近的。现在王怡牧师和他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就大得卫斯理的风范（可能他们自己不承认）。在这家教会被政府取缔与王怡牧师被判刑之前，这家教会在“敬虔之工”方面的作法有：开办了自己的神学院（这在大陆十分少见），有严格的训诫制度（这在大陆更少见），有定期的查经班和祷告会，有关系紧密的小组，这家教会的同工灵命增长很快，以致全国许多地方的弟兄姊妹都跨区域来这家教会服侍。“怜悯之工”更是这家教会的特色，他们办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图书馆，为基督家庭后代接受纯正教育提供帮助，避免神的孩子受到无神论的侵害；建立“良心犯基金”，从经济上帮助那些坐监的良心犯家属，真正兑现“替人抱薪者，不可使他冻毙街头”；他们每年6.1定期到各医院的反堕胎，不定期的上街传福音，在灾难之时提供救灾服务，他们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公开化走到最前沿的教会，也是公开在社会各领域见证耶稣之爱不多的教会。王怡牧师本着公义称某国家领导人是罪人，但又本着爱替他祷告；对浙江拆十字架、拆教堂事件他的看法是：“主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祂命令凯撒把十字架从教堂顶端拆下去,就是命令他的儿女把十字架背起来” ；面对当下对教会的逼迫，他的认识是：“逼迫不是这个世界逼我们喝下雄黄酒,而是我们逼这个世界露出原形。我们受苦,世界就变成了野兽。我们被害,世界就变成了杀人犯。我们顺服,地狱的火就堆在了仇敌的门口。我们多走一里路,多背一公斤,骆驼就被最后一根羽毛压垮了。” 一位姊妹这样评价他们的牧师：“我们的牧师，曾经如同使徒彼得、如同使徒保罗、如同司提反，对着整个时代、对着每一个公共的领域，发出了上信仰的‘抗辩’。甚至，引起整个华人教会的讨论，甚至为此‘成了为基督带锁链的使者。’他所有的‘抗辩’，耗尽所有的力气，都是为着证明‘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于是，这些年间，伴随着‘凄风苦雨’的，是‘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  我曾经参加了几次他们建立的“上访者团契”的活动，我就重点说说“上访者团契”。我们知道，“上访”是社会撕裂最集中的反映，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中国特色”，也是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都头痛的事情，这家教会为社会最需要关注的人群提供服务，也就是在为国家的法律秩序提供服务，更是为基督教“公义”“爱”作见证，负责“上访者团契”的张国庆说： “事实上，上访者福音团契要御下的，正是上访们者内心的仇苦与愤怒，从而坚韧维权、快乐维权，《马太福音》中特别提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福音团契的医治功效是可以有的吗？当然是可能的，以我们这个团契为例，前后有一百多名上访者参加过聚会，最初，选择真相下和解的访民不足15%，经历几年团契生活后，现在选择面已高达90%以上，仇苦的生命能重新翻转，就是给这个弯曲悖谬时代最美善的祝福。”（张国庆：《上访者福音团契就是一场社会救赎运动》）“上访者团契”告诉了遭受不公平对待的这些上访者们一个真理——“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12：19》）。当这些上访者深切领悟到那信任人的和以肉身作武器的人有祸了时，他们就开始体会到信神的人和以神为盼望的人有福了！与约翰·卫斯理时代相比，他们面临的是社会-教会真理匮乏的“黑暗”；而秋雨之福面临的是社会-教会敌视福音的“反动”，因此，王怡们要更为艰难得多，我们希望，像当年拯救英国脱离撕裂一样，秋雨之福所代表的基督教正确道路，也能够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到作用。如果我们认定“中国基督化”是这个古老国度的唯一出路，那么，对于没有“社会”传统的中国文化来说，对于没有“公民运动”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对于没有得到上帝特殊启示的中华民族来说，没有教会，就没有社会；没有教会的福音运动，就没有社会的公义运动；没有大使命，就没有新中国。

      面对社会撕裂，需要“大使命”还是“大革命”？“大使命”是否能够阻挡“大革命”？ “大使命”是否应该支持“大革命”？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我们下次再接着来谈这一话题。

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对人类的创造，更谢谢你对人类的拯救。当你见到人类无法自己胜过罪与死时，你派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义来替代了我们的不义。十字架的救赎之路是人类最终得救的道路，但是历史上只有很少的使徒能够领会这一真理。我们希望当年感动约翰·卫斯理的灵，现在感动王怡牧师和秋雨之福教会的灵，也能感动我们大家，使我们共同起来为中国的福音化，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为同胞的生命更新，见证主基督赐下的奇迹。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之名求，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