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气聚散,时代遗光——悼念余英时先生

     大约二十年前,有一国际友人计划遍访各国文化代表人物,为人类留下这一时代“最文化”的声音。我非常赞赏这个策划,但对他选择代表中华文化的是新儒家杜维明却不敢苟同。我向他推荐余英时,后面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论到当今学人,我最敬佩的就是余英时先生。以对中国文化的酷爱、理解,当今之世可谓“海内翕然,高山仰止”,其识见、贡献、风骨完美集于一身,按中国自己的文化标准来看也是“略不世出”。但这还不是我倾心先生的地方,先生最让我仰的是:醉心中国传统文化,却恶心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方面说明渊博深邃如他,却仍然保有“赤子之心”;另一方面说明“代表人物”如他,却偏要生出“批判之心”。按先生自己笔下的“士”来比照,或者说按古希腊“知识人”来比照,先生可以说是完美无缺。听到先生仙逝的心情是:唯一能震“旦”的去了,留下“复旦”那一批趋炎附势的学术战狼,中华悲哉!

  但先生毕竟是“人”,是“人”就“无完人”。洞悉中国文化的他在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卢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的演讲中说:“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我赞成他“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的结论,但按照他提出这一结论的前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并不成立,他从“文化”的角度看到的是“很多重叠的共识”,但如果从“属灵”的角度看,这是“神的真理”与“蛇的谎言”之间的争战,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他眼中的“东-西文化之争”,实际上是“神-人路线之争”,所以先生眼中的此“道”非彼“道”,而且是可能“道可道非”(这是我对《道德经》的断句)的“道”。造成先生没有“看见”的原因是先生并不认识基督,他不知道在他最热情鼓吹的中国式“天人合一”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天人合一”——《圣经》中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派下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替天行道替人顶罪也是“天人合一”。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人向上去合一,人攫取神的荣耀;基督教的“天人合一”是神向下来合一,神担当人的罪责;中国的“天人合一”人(天子)是假神,基督教的“天人合一”神(耶稣)是真人;中国的“天人合一”为“人治”培养了基因,基督教的“天人合一”通过创造-救赎维系了神-人间的关系。十分可惜的是,先生已经看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弊”,却没有再往前一步寻找“因”,如果先生不仅仅是自己笔下的“士”而是另外一种“士”(传教士),以他的恩赐,完完全全可以“重新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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