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气聚散，时代遗光——悼念余英时先生

     大约二十年前，有一国际友人计划遍访各国文化代表人物，为人类留下这一时代“最文化”的声音。我非常赞赏这个策划，但对他选择代表中华文化的是新儒家杜维明却不敢苟同。我向他推荐余英时，后面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论到当今学人，我最敬佩的就是余英时先生。以对中国文化的酷爱、理解，当今之世可谓“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其识见、贡献、风骨完美集于一身，按中国自己的文化标准来看也是“略不世出”。但这还不是我倾心先生的地方，先生最让我仰慕的是：醉心中国传统文化，却恶心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方面说明渊博深邃如他，却仍然保有“赤子之心”；另一方面说明“代表人物”如他，却偏要生出“批判之心”。按先生自己笔下的“士”来比照，或者说按古希腊“知识人”来比照，先生可以说是完美无缺。听到先生仙逝的心情是：唯一能震“旦”的去了，留下“复旦”那一批趋炎附势的学术战狼，中华悲哉！

  但先生毕竟是“人”，是“人”就“无完人”。洞悉中国文化的他在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卢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的演讲中说：“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我赞成他“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的结论，但按照他提出这一结论的前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并不成立，他从“文化”的角度看到的是“很多重叠的共识”，但如果从“属灵”的角度看，这是“神的真理”与“蛇的谎言”之间的争战，绝不兼容,更无共情,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他眼中的“东-西文化之争”，实际上是“神-人路线之争”，所以先生眼中的此“道”非彼“道”，而且是可能“道可道非”（这是我对《道德经》的断句）的“道”。造成先生没有“看见”的原因是先生并不认识基督，他不知道在他最热情鼓吹的中国式“天人合一”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天人合一”——《圣经》中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派下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替天行道替人顶罪也是“天人合一”。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人向上去合一，人攫取神的荣耀；基督教的“天人合一”是神向下来合一，神担当人的罪责；中国的“天人合一”人（天子）是假神，基督教的“天人合一”神（耶稣）是真人；中国的“天人合一”为“人治”培养了基因，基督教的“天人合一”通过创造-救赎维系了神-人间的关系。十分可惜的是，先生已经看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弊”，却没有再往前一步寻找“因”，如果先生不仅仅是自己笔下的“士”而是另外一种“士”（传教士），以他的恩赐，完完全全可以“重新发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