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谈革命：“革命”与“中国革命”

      这是第五篇谈“革命”的博文了，我们从“6.4”引发是否需要革命、革命是用仇恨发动还是用公义与爱发动的争论，四次谈了“革命”这一话题，不但分别从《旧约》《新约》的不同阶段，分析了《圣经》的革命观；而且借“哈爱理命题”，从人类历史考察了世俗革命与基督教革命的不同方法和结果；今天我们探讨什么是“中国革命”，因为这恰是华人最关注的问题，也应该是华人教会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是眼下。

   还记得我们把“革命”分为三种类型来观察吗？这三种类型是普世意义上的革命，基督教意义上的革命和中国革命。我们已经将基督教的革命观作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哈爱理命题”比较了它与世俗革命的异同；现在再把普世意义上的革命与中国革命相比较，从中也能发现两者截然不同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先看两个词典的诠释：

《维基百科》解释“革命”：“一般而言，‘革命’这个词表示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

《辞海·革命》条：“古者以天子受命于天，故王者易姓曰革命”。

   看出有什么差异没有？这就是中国“革命”相比普世“革命”的“中国特色”：同是“革命”词条，《维基百科》是解释的普世意义上的革命，《辞海》是解释的中国式革命，可见中国人眼中的革命并不是其他国家人眼中的革命。普世意义上的革命即马克思和阿伦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阿伦特也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建构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新的政治体，而这政体以构造自由为起码的目标。”如果对标中国革命，你就会发现：中国“革命”只是颠覆朝代，却从来没有颠覆制度，仅仅是换了一个做皇帝的人而已。本身就是革命家的孙中山说得最直白：“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严复也曾说过一句与孙中山相似的话：“两千年来，中国所谓的国家，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一家之兴；亡，一家之亡。” 普世意义上的革命与中国革命都是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但它们的目的不同，“意义”当然就相去甚远，一个是“公义”一个是“私利”，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复辟”（阿伦特《论革命》中从词源说考据普世革命是“复辟”，我则是在中国“革命”与普世“革命”的比较中得出这一结论，所以我们并不矛盾）。我们在本系列文章开始时有过简单的定义：普世的“革命观”用法国革命《人权宣言》一句话来代表，叫做“一切的权力都出于人”，它的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中国式的“革命观”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它不是为大众的权利而是为少数人的权力，因此他是以“公义”之名谋取私利。中国式 “革命”在中国历史上高频率发生，所以有句成语叫做“江山易改”，而接在“江山易改”后面的 “本性难移”，可能是“本姓难移”的误衍，“本姓难移”或指消除前朝的影响困难，或指革命成功后“换姓”的方法不变。也就是说，普世革命是换“性”（社会制度），中国革命是换“姓”（社会统治者）。

    虽然阿伦特在其名著《论革命》中将革命视为近代才发生的政治运动，但这是她并不了解还有“中国革命”存在的学术盲区造成的。其实“革命”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它的确是“古已有之”，发明人是中国的周文王。周文王被殷纣王囚在羑里时作《周易》，因此可以说《周易》是“革命党”的作品，里面包含有强烈的“革命”思想，所谓“易道”，就是“易除帝王之道”。如天在上地在下的“否卦”被认为是“不吉”，而天翻地覆的“泰卦”被认为是“大吉”；“乾卦”的上九是“亢龙有悔”，用九则是“群龙无首”——没有皇帝或一群皇帝联合执政；屯、履、豫卦有“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充满反逆杀机；“革卦”“夬卦”的主题更理所当然是“革命”。《易传·革卦》里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这里借对殷汤对夏、周武对殷的两次革命运动的肯定，确立了数千年来中国人颠簸不破的革命观。通俗的说，中国的所谓“革命”，“革”指皮革，制兽皮用利刃去毛而为革，引申为“变革”；“命”即是“天命”，指代政权，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用武力强迫改变上天赋予你的天命。中国“革命”有三个明显特征:a、以暴力为手段；b、以夺取政权为目的；c、并不改变原有制度，仅仅是“取而代之”。所以中国“革命”带来的改朝换代表面上看起来天翻地覆，其实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改头换面，革去的“头”是国家主权人，换上的“面”是国家名号，换了另外一家人来到一个“新朝代”，不变的“体”是国家体制和治理模式。中国式的革命观包含神学观上的“天命流转”，历史观上的“白黑赤三世轮回”，政治观上的“天命=民心”，这套理论滋生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革命”欲望和“打倒皇帝做皇帝”的“革命”行动，因此，中国文化说到底就是鼓吹“革命”的文化，中国理所当然是“革命”最频繁的国家，也是“革命行动”最剧烈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革命”都是打着“替天行道”的神圣旗号。

如果说，“真命天子”是帝王身份合法性的谎言，“替天行道”则是帝王行为合法性的谎言。谎言要成为箴言，就需要不断重复的喊得山响，“替天行道”就是争夺帝位的“革命者”最响亮的“口炮”。梁山的领导人王伦，明火执仗“打家劫舍”，这是土匪行为；换了晁盖“杀富济贫”，这是把土匪行为政治化，就是“革命运动”了；再到宋江“替天行道”，直接把土匪行为宗教化，直接是“正义”化身。同样一个行为，就看你认识的高度和包装的水平。中国历史是个大舞台，舞台的中心只有一把龙椅，龙椅四周围着几个抢龙椅和保龙椅的主角，剩下的便是摇旗呐喊跑龙套的“群众演员”，他们共同演绎的角色是“炮灰”，而“炮灰”是上不了“演员表”的，他们都只有一个总的名称“革命群众”。本来“革命”是“王者”之事，与“革命群众”没有半毛钱关系，为什么会给“群众”戴上“革命”的高帽子呢？原来，“革命”是一个“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就少不了社会的参与，“革命群众”就是社会基础。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革命”归于“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野蛮人的野蛮法则，“中国革命”是“文明人”的野蛮法则。野蛮人的野蛮法则依靠让人垂涎的利益，“文明人”的野蛮法则依靠让人信服的理由，否则都不可能动员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革命家宣称的“人民战争”，实际上就是“以人民为炮灰的战争”。清末民初的学者张相文写了一本《帝贼谱》，统计历代打天下的“帝”(革命成功了的贼)和“贼”(革命不成功的帝)共有七百余人。说起来也可怜，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辉煌历史”，归结起来就是这七百余人的革命和反革命！甚至基督徒孙中山发动的革命，也是走的这一模式（同时期的陈炯明搞联邦，黄兴搞法制，宋教仁搞议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注定不会成功）。与孙中山理解的“都是大家要争皇帝”一样，中国革命的真谛是：“打倒皇帝做皇帝”，“打倒皇帝做皇帝”是个别人的“权力斗争”而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权利斗争”；但为了发动群众，革命者往往以“权利”来号召，把个别人的“权力斗争”说成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权利斗争”（比如“土地革命”就形象地叫做“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失败了，“革命群众”生灵涂炭；“革命”成功了，又没有“革命群众”半毛钱关系，这就是中国“革命群众”的宿命（合作化运动又把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回去了）。所以，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唱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暴力革命砸烂了原有社会结构和组织，“人民”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因此，“革命”产生的国家就更有可能专制。何家棟对此的表达就更有中国特色，他说：“革命是自由的兒女，但卻是專制的父母”。把历史书重新翻上一遍，你会发现他们说的真是这个理。当孙中山要发动革命时，李提摩太给他说了一个道理：政权若只是简单地从满族人手中转换到汉族人手中，而不对政府的权力中枢进行某些根本性地变革，那么这种权力的转换将是徒劳的。这就好比一枚已经锈蚀的钱币，你把它反过来放，它依旧是一枚锈蚀的钱币。同样是基督徒，孙中山是中国式的基督徒，所以脑子里充满的是中国式“革命”；而李提摩太没有中国式“革命”的观念，所以他不能明白也不能劝阻孙中山。

   “革命”不但变革朝代，它还腐蚀人心——因为“革命”的逻辑是“你死我活”，它的思想武器是“仇恨”。仇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非理性激情， 不管它来自何处， 都可能导致罪， 尤其是来自正义要求的仇恨。“革命”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既然我们的行为是为了“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则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因此，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句口号就是“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一切见不得人的杀人放火事都可以通过它合法化、神圣化，反对它就是“反革命”，而消灭“反革命”从上到下包括“反革命”自己都认为天经地义。血腥残酷的“革命”革的是“命”，因此革命者与反革命者都只能以命相搏。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革命家是商汤，对鸟都网开一面的他杀起人来并不手软，他前后追杀了二十多年，志枭逆虏，直到把“敌人”消灭干净。周武革命更是“血流漂杵”，除了战场上“血流漂杵”，据《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拿下政权后纣王的一百名幸臣被用斧钺砍断手脚，任由他们在血水里翻滚挣扎；商人氏族的四十名族长，被投入到沸水翻滚的大鼎中。之后的战争还斩首177000人，俘虏310000人，以至于数年后箕子看到昔日繁荣的首都一片淒凉，不禁悲从中来，作《麦秀歌》当哭。张献忠的革命大军攻陷成都，立“七杀碑”屠城，“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弁。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贼（张献忠）嗜杀出天性，偶夜静无事，忽云此时无可杀者，遂令杀其妻及爱妾数十人，惟一子亦杀之。”在张献忠军中的传教士安文思《中国新史》记载：“他残酷地决定使用各种酷刑处死无数的百姓：有的被砍成几块，有的被活活剥皮，有的被一点点割成碎片，而有的则遭到砍杀，但不让死。四川省的14万军队也被屠杀。所以，该省几乎没有人烟”。可悲的是，张献忠杀人也是用“替天行道”的理由，现存广汉的“圣谕碑”赫然写着：“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因为人对不住天，所以该杀。所有的革命领袖都一样，李自成水淹开封，城内37万人淹死了34万；明代灭亡，朱元璋皇子皇孙一百多万被革命者斩草除根。 不幸的是“暴力革命”成为了几千年中国朝代更替的唯一模式（这里把亡于外族侵略也包含在内，因为外族侵略者也会并事实证明了都利用了中国的“革命”理论），中国最著名的革命家毛泽东清晰简洁地归纳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中国人民因革命而灾难深重。历史学家发现了海陆丰革命政权的革命纲领，该纲领为二十个杀：“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这个“革命纲领”可怕的是，杀人不是以罪来定，而是以身份来论，不但要杀“阶级敌人”和曾经为“阶级敌人”服务的“差役伙夫”，甚至连“盲目者”“疯癫者”“残废者”和“老朽不能操作者”这样典型的“阶级兄弟”通通都在要杀之列，不但使人毛骨悚然，更令人瞠目结舌！按照秦晖的统计，每一次“革命”成功，都要付出2/3到1/2人口的代价。从东周到清末的2600多年时间，共发生有文字记载的战争6192次（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自相残杀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灭绝，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这样惨痛的历程。”“革命”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灾难，但从来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大进步。台湾经济学家翁之镛将秦统一中国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共2171年,按盛世、治世、小休、衰微、乱世五种类型进行统计，发现“盛世”加“治世”不过占五分之一，而仅“乱世”则占了近一半的时间。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反动的运动，按王怡牧师的话说，“革命就是杀人的批发”。更为可怕的是，正如李铁梅在《红灯记》中唱到的那样“仇恨入心要发芽”，这种超残忍的“革命性格”现在已经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格”“911”事件发生时，全世界只有两种人欢呼雀跃，一是恐怖分子，二就是中国粉红。当下“爱国贼”们武统台湾“留岛不留人”的叫嚣，就让全世界不能明白：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不是“中国人”为什么又要去“解放台湾”？一个30几岁的中国计算机学会成员、沈阳工学院教授、中国九三学社社员赵盛烨发中英文双语帖称：如果特朗普一心与中国抗衡，不给黄种人黑种人生存空间，我们可以采取自杀式核爆毁灭地球（他提供了几种可行的方式如在四川盆地钻洞引爆核弹）。一个疯子不足为惧，可该贴仅仅一天，就得到2.7万点赞，这一群疯子狂吠：如果没有中国，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一位来自河南新乡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的学生石可，写了一封《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开信：我愿意对穷人开杀戒，包括我的父母》，其中说到：“我是一名爱国者，。。。那六亿收入不到一千的穷人，时刻在拖累我们的国家，。。。我代表中国全部有钱的正常人，正式向国家提意见：让我们参军，让我们去杀掉这些不努力、拖累国家的人，我们大学生，虽然没社会经验，但知道什么是国仇家恨，知道什么是大是大非，更知道什么是有国才有家。”海陆丰革命政权的革命纲领在这封公开信面前都弱爆了，你们才只杀阶级弟兄，现在的“爱国大学生”父母都要杀。在畸形的“爱国主义”教育之下，“革命精神”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潜移默化代代流传，已经变异为思想的病毒。一旦这一思想病毒与生物病毒合二为一，“中国革命”将升格为毛式“世界革命”，给人类带来无法意料的毁灭性大灾难。

这也注定了中国“革命”虽然是“社会运动”，但其本质上是反“社会”的（严格来说，中国文化中有“社”有“会”但没有“社会”的观念）。“革命”成功前，“革命者”千方百计发动群众参与“革命斗争”； “革命”成功了，“革命领袖”坐拥了“国家”，他又最怕“革命”。“革命领袖”都是从“社会”而起，所以懂得“社会”是“国家”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国家”又会千方百计消灭“社会”。于是，成功了的革命就形成了天——天子——天下的“一元化”闭路系统，它的逻辑是赢家通吃，有政权就有一切（包括宗教），一人（天子）拥有全部，除此之外的从个体到集体在这个逻辑中都没有地位。所以只有争当“革命领袖”才最有吸引力。在这个闭路系统中，国家被准确的表述为“某家天下”，如刘汉、李唐、赵宋、朱明等。梁启超就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在这个闭路系统中，各级官员是皇帝的“奴才”，同时又是百姓的“父母”，如此形成层级化宗法化统治。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仍然装着“共产党的天下”、“红色江山”，可见“革命”不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循环当道的文化环境中，自然呈现一个“专制——革命——再专制”循环，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文化环境以及“专制——革命——再专制”的历史循环，以恐怖约束恐怖，以不公正对待不公正，几千年一以贯之传承下来，是仇恨和复仇的循环。吴思用“血酬定律”来说明中国革命现象。他认为暴力集团不创造价值，但却以暴力控制生产集团所得的酬报，进而以国家政策合法掠夺的法酬。只有生产集团控制暴力机器，才可能走出“中国革命”。如果他讲得有道理，那么“专制——革命——再专制”就永远走不出循环，绝大多数中国人也不知道除“革命”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社会进步方式。

黑格尔评价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坏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最讽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创始人兼理论家马克思也对“中国革命”完全的否定，他说：“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中国事件》）

中国式革命虽然没有发生在以色列先民生活的地域，但对此模式《圣经》也是否定的，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伯沙撒王说∶“王啊，至高的上帝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与你父尼布甲尼撒；因上帝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国。”（《但5∶17-21》）。

你是否已经发现，且不说中国革命是为了少数人私利的行为，用不正当的程序和不正当的手段，也同样不能达到正当目的——这个观点就是《圣经》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