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终于当上了国家的“敌人”
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因为家父有“提一条意见坐半辈子牢”的前车之鉴，千难万苦中抚养我们长大的慈母嘱我慎言畏言，我向来谨守。尤其是公共平台，绝不插诨打科，所以至今尚无“围脖”。有时憋急了要说话，我也会不谈政治。就是如此不谈政治的一介良民，却还是被政治弹了脑门。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是中华内地会成立150周年，作为一名受恩于这些福音传播先驱的中国基督徒，自然有一些纪念的举动。加之我在25年前撰写《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时，对中华内地会的传福音策略有所误解（那时尚不是基督徒），一直心存芥蒂。凡事自有神的带领，去年我在澳洲当“研究孙”，无意中发现中华内地会的档案馆其实就在墨尔本。一联系，可以给研究者开放，十分感恩。这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甚至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不敢独专，回国后与几位中华内地会的研究者发邮件，希望充分利用这批档案，成立一个“中华内地会研究中心”。作为发起人，我的建议得到了五位研究者（其中澳洲一位、台湾一位、国内三位）的赞成，于是相约4月10日在贵阳商议筹备事宜。
怪事从此接连发生。先是，3月31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三级政府宗教部门约我谈话，告诫我不能举行宗教活动。我说：1、我们只是一般基督徒，没有资格举行宗教活动；2、我们的研究是学术研究，属历史研究范畴，不是宗教活动，我作为曾经的贵州省宗教局分管基督教的处长，应该知道宗教活动与历史研究的区别；3、从研究的对象来说，中华内地会对中国很友好，大家都知道其创始人戴德生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而且，中华内地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即离开中国，从来没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发生。近期中央电视台还播放过中华内地会的专题片，戴德生的传记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各地媒体对这段历史也多有报道。我本人作为基督教研究的专家，曾经应邀为贵州省委统战部撰写过有关内地会教会的报告文章，该报告文章获得中央统战部给予的一等奖。我也曾参予相同内容的社科研究，为贵州省拿回建省以来第一个全国社科重点基金项目。4、从研究者来说，我们六个人都是基督教研究的专家，没有谁有不良用心。我们将要成立的研究中心，会依法到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如果政府认为有问题，我们欢迎政府有关部门来领导。为表示我的诚意，我还向他们赠送了我与另一位作者撰写的《历代治黔方略民族宗教卷》。在场的宗教官员对我的陈述回答说：只要不是宗教活动，就不是他们管辖的范围，但为了例行公事，还是要向我下达《不得举行非法宗教活动事先告知书》（见附件）。离开前，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只在电子邮件中与几位同道有区区一两次交流，你们怎么就知道得这样清楚？省民宗委的李伟贵处长回答说：“是有关部门转过来的报告”。（与宗教官员的谈话他们全程作了录像）
事情并没有完。4月8日上午，我的手机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街道办事处的，让我到他们那里去一下，当时我要接待几位来访的省外基督徒，就告诉他们没有时间。当日中午，我与客人吃完饭后回到教会，忽然冲进来二十几人。其中两人向我出示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证件，说他们是贵阳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在场的国保、宗教等其它部门是“联合执法”。他们向我宣读并下达了《取缔决定书》（见附件），另外一些人在旁录像和照相。我签收了《取缔决定书》，问他们：“我们都还没有来你们那里申请登记，你们怎么就来取缔呢？”他们回答：“群众举报”，然后很快走掉了。
当天下午，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支队长和大队长来找我谈话，我把我原来陈述的道理又说了一遍，实在想象不出我们要商议一下历史研究的话题到底有什么罪，犯了谁家的法？怎么会有还没有成立就予以取缔的事情发生？支队长告诉我说，为了我们这点破事他们很多部门天天晚上开会研究，他们的意见是：“个人研究无禁区，组织研究不允许”，希望我配合他们不要找麻烦。鉴于他说到他们可以驱离境外人员或不允许再入境，我害怕给不明就里的境外弟兄增加麻烦，就说，我们基督徒都很顺服，从来不愿给政府找麻烦。同时表示我们可以不成立研究中心，也欢迎“有关部门”来人旁听我们的商议。国保支队支队长在与我谈完话告别时说：“今后我们要长期打交道了”。我说：“你们无非是拿我当项目，好申请经费”。他回答说：“你的理解十分准确”。原来只是风闻周永康的“维稳”机制，就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不断在人民中制造敌人。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一辈子想不到的是：我也终于当上了国家的“敌人”。
9日晚，我去机场接来参加商议内地会事宜几个同道，他们告诉我下机后立即有人找到他们，告诫他们不能参加筹备内地会研究中心的会议，否则可以让他们限期离境和不允许再入境。
10日上午，我们按与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的约定，在一个茶楼喝茶吃饭，交流研究内地会的心得，全程有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人员在场旁听。
由于对贵阳市民政局《取缔决定书》存在异议，我委托律师将其诉到金阳区法院，法院裁定为：《取缔决定书》取缔的是组织，与我没有关系，我起诉的主体资格不具备。不予立案。
我的行为既没有违反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没有违反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更没有违反治安的法律法规，更更没有违反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可以说没有违反宣传研究方面的清规戒律，没有丝毫触犯法律的底线甚至是纪律的上线。但是，“有关部门”就是可以肆无忌惮侵犯你的隐私，可以无法无天妨碍你的行动，可以随心所欲告知你不要违反规矩，可以滑天下之大稽地取缔尚未成立的组织，可以无根无据地要挟你的友人，可以申请纳税人的钱监控你，最后还可以让你讲理无路状告无门。我感觉到每一个部门都像个黑社会组织，偷偷摸摸而不敢光明正大，做的每一样事情都荒唐可笑，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拿不上桌面，甚至连法院“不予立案”都还是“联合执法”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18大4中全会习总书记提出的“依法治国”，“有关部门”还这样“联合执法”有意思吗？不过想想有人因纪念什么而被判刑，有人参加个纪念会而被拘捕，“有关部门”对我们还如此宽宏大量，凡事感恩，感谢“有关部门”的不杀之恩！我也终于当上了国家的“敌人”
张坦
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因为家父有“提一条意见坐半辈子牢”的前车之鉴，千难万苦中抚养我们长大的慈母嘱我慎言畏言，我向来谨守。尤其是公共平台，绝不插诨打科，所以至今尚无“围脖”。有时憋急了要说话，我也会不谈政治。就是如此不谈政治的一介良民，却还是被政治弹了脑门。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是中华内地会成立150周年，作为一名受恩于这些福音传播先驱的中国基督徒，自然有一些纪念的举动。加之我在25年前撰写《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时，对中华内地会的传福音策略有所误解（那时尚不是基督徒），一直心存芥蒂。凡事自有神的带领，去年我在澳洲当“研究孙”，无意中发现中华内地会的档案馆其实就在墨尔本。一联系，可以给研究者开放，十分感恩。这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甚至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不敢独专，回国后与几位中华内地会的研究者发邮件，希望充分利用这批档案，成立一个“中华内地会研究中心”。作为发起人，我的建议得到了五位研究者（其中澳洲一位、台湾一位、国内三位）的赞成，于是相约4月10日在贵阳商议筹备事宜。
怪事从此接连发生。先是，3月31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三级政府宗教部门约我谈话，告诫我不能举行宗教活动。我说：1、我们只是一般基督徒，没有资格举行宗教活动；2、我们的研究是学术研究，属历史研究范畴，不是宗教活动，我作为曾经的贵州省宗教局分管基督教的处长，应该知道宗教活动与历史研究的区别；3、从研究的对象来说，中华内地会对中国很友好，大家都知道其创始人戴德生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而且，中华内地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即离开中国，从来没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发生。近期中央电视台还播放过中华内地会的专题片，戴德生的传记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各地媒体对这段历史也多有报道。我本人作为基督教研究的专家，曾经应邀为贵州省委统战部撰写过有关内地会教会的报告文章，该报告文章获得中央统战部给予的一等奖。我也曾参予相同内容的社科研究，为贵州省拿回建省以来第一个全国社科重点基金项目。4、从研究者来说，我们六个人都是基督教研究的专家，没有谁有不良用心。我们将要成立的研究中心，会依法到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如果政府认为有问题，我们欢迎政府有关部门来领导。为表示我的诚意，我还向他们赠送了我与另一位作者撰写的《历代治黔方略民族宗教卷》。在场的宗教官员对我的陈述回答说：只要不是宗教活动，就不是他们管辖的范围，但为了例行公事，还是要向我下达《不得举行非法宗教活动事先告知书》（见附件）。离开前，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只在电子邮件中与几位同道有区区一两次交流，你们怎么就知道得这样清楚？省民宗委的李伟贵处长回答说：“是有关部门转过来的报告”。（与宗教官员的谈话他们全程作了录像）
事情并没有完。4月8日上午，我的手机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街道办事处的，让我到他们那里去一下，当时我要接待几位来访的省外基督徒，就告诉他们没有时间。当日中午，我与客人吃完饭后回到教会，忽然冲进来二十几人。其中两人向我出示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证件，说他们是贵阳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在场的国保、宗教等其它部门是“联合执法”。他们向我宣读并下达了《取缔决定书》（见附件），另外一些人在旁录像和照相。我签收了《取缔决定书》，问他们：“我们都还没有来你们那里申请登记，你们怎么就来取缔呢？”他们回答：“群众举报”，然后很快走掉了。
当天下午，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支队长和大队长来找我谈话，我把我原来陈述的道理又说了一遍，实在想象不出我们要商议一下历史研究的话题到底有什么罪，犯了谁家的法？怎么会有还没有成立就予以取缔的事情发生？支队长告诉我说，为了我们这点破事他们很多部门天天晚上开会研究，他们的意见是：“个人研究无禁区，组织研究不允许”，希望我配合他们不要找麻烦。鉴于他说到他们可以驱离境外人员或不允许再入境，我害怕给不明就里的境外弟兄增加麻烦，就说，我们基督徒都很顺服，从来不愿给政府找麻烦。同时表示我们可以不成立研究中心，也欢迎“有关部门”来人旁听我们的商议。国保支队支队长在与我谈完话告别时说：“今后我们要长期打交道了”。我说：“你们无非是拿我当项目，好申请经费”。他回答说：“你的理解十分准确”。原来只是风闻周永康的“维稳”机制，就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不断在人民中制造敌人。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一辈子想不到的是：我也终于当上了国家的“敌人”。
9日晚，我去机场接来参加商议内地会事宜几个同道，他们告诉我下机后立即有人找到他们，告诫他们不能参加筹备内地会研究中心的会议，否则可以让他们限期离境和不允许再入境。
10日上午，我们按与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的约定，在一个茶楼喝茶吃饭，交流研究内地会的心得，全程有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人员在场旁听。
由于对贵阳市民政局《取缔决定书》存在异议，我委托律师将其诉到金阳区法院，法院裁定为：《取缔决定书》取缔的是组织，与我没有关系，我起诉的主体资格不具备。不予立案。
我的行为既没有违反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没有违反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更没有违反治安的法律法规，更更没有违反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可以说没有违反宣传研究方面的清规戒律，没有丝毫触犯法律的底线甚至是纪律的上线。但是，“有关部门”就是可以肆无忌惮侵犯你的隐私，可以无法无天妨碍你的行动，可以随心所欲告知你不要违反规矩，可以滑天下之大稽地取缔尚未成立的组织，可以无根无据地要挟你的友人，可以申请纳税人的钱监控你，最后还可以让你讲理无路状告无门。我感觉到每一个部门都像个黑社会组织，偷偷摸摸而不敢光明正大，做的每一样事情都荒唐可笑，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拿不上桌面，甚至连法院“不予立案”都还是“联合执法”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18大4中全会习总书记提出的“依法治国”，“有关部门”还这样“联合执法”有意思吗？不过想想有人因纪念什么而被判刑，有人参加个纪念会而被拘捕，“有关部门”对我们还如此宽宏大量，凡事感恩，感谢“有关部门”的不杀之恩！
我也终于当上了国家的“敌人”
张坦
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因为家父有“提一条意见坐半辈子牢”的前车之鉴，千难万苦中抚养我们长大的慈母嘱我慎言畏言，我向来谨守。尤其是公共平台，绝不插诨打科，所以至今尚无“围脖”。有时憋急了要说话，我也会不谈政治。就是如此不谈政治的一介良民，却还是被政治弹了脑门。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是中华内地会成立150周年，作为一名受恩于这些福音传播先驱的中国基督徒，自然有一些纪念的举动。加之我在25年前撰写《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时，对中华内地会的传福音策略有所误解（那时尚不是基督徒），一直心存芥蒂。凡事自有神的带领，去年我在澳洲当“研究孙”，无意中发现中华内地会的档案馆其实就在墨尔本。一联系，可以给研究者开放，十分感恩。这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甚至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不敢独专，回国后与几位中华内地会的研究者发邮件，希望充分利用这批档案，成立一个“中华内地会研究中心”。作为发起人，我的建议得到了五位研究者（其中澳洲一位、台湾一位、国内三位）的赞成，于是相约4月10日在贵阳商议筹备事宜。
怪事从此接连发生。先是，3月31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三级政府宗教部门约我谈话，告诫我不能举行宗教活动。我说：1、我们只是一般基督徒，没有资格举行宗教活动；2、我们的研究是学术研究，属历史研究范畴，不是宗教活动，我作为曾经的贵州省宗教局分管基督教的处长，应该知道宗教活动与历史研究的区别；3、从研究的对象来说，中华内地会对中国很友好，大家都知道其创始人戴德生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而且，中华内地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即离开中国，从来没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发生。近期中央电视台还播放过中华内地会的专题片，戴德生的传记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各地媒体对这段历史也多有报道。我本人作为基督教研究的专家，曾经应邀为贵州省委统战部撰写过有关内地会教会的报告文章，该报告文章获得中央统战部给予的一等奖。我也曾参予相同内容的社科研究，为贵州省拿回建省以来第一个全国社科重点基金项目。4、从研究者来说，我们六个人都是基督教研究的专家，没有谁有不良用心。我们将要成立的研究中心，会依法到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如果政府认为有问题，我们欢迎政府有关部门来领导。为表示我的诚意，我还向他们赠送了我与另一位作者撰写的《历代治黔方略民族宗教卷》。在场的宗教官员对我的陈述回答说：只要不是宗教活动，就不是他们管辖的范围，但为了例行公事，还是要向我下达《不得举行非法宗教活动事先告知书》（见附件）。离开前，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只在电子邮件中与几位同道有区区一两次交流，你们怎么就知道得这样清楚？省民宗委的李伟贵处长回答说：“是有关部门转过来的报告”。（与宗教官员的谈话他们全程作了录像）
事情并没有完。4月8日上午，我的手机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街道办事处的，让我到他们那里去一下，当时我要接待几位来访的省外基督徒，就告诉他们没有时间。当日中午，我与客人吃完饭后回到教会，忽然冲进来二十几人。其中两人向我出示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证件，说他们是贵阳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在场的国保、宗教等其它部门是“联合执法”。他们向我宣读并下达了《取缔决定书》（见附件），另外一些人在旁录像和照相。我签收了《取缔决定书》，问他们：“我们都还没有来你们那里申请登记，你们怎么就来取缔呢？”他们回答：“群众举报”，然后很快走掉了。
当天下午，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支队长和大队长来找我谈话，我把我原来陈述的道理又说了一遍，实在想象不出我们要商议一下历史研究的话题到底有什么罪，犯了谁家的法？怎么会有还没有成立就予以取缔的事情发生？支队长告诉我说，为了我们这点破事他们很多部门天天晚上开会研究，他们的意见是：“个人研究无禁区，组织研究不允许”，希望我配合他们不要找麻烦。鉴于他说到他们可以驱离境外人员或不允许再入境，我害怕给不明就里的境外弟兄增加麻烦，就说，我们基督徒都很顺服，从来不愿给政府找麻烦。同时表示我们可以不成立研究中心，也欢迎“有关部门”来人旁听我们的商议。国保支队支队长在与我谈完话告别时说：“今后我们要长期打交道了”。我说：“你们无非是拿我当项目，好申请经费”。他回答说：“你的理解十分准确”。原来只是风闻周永康的“维稳”机制，就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不断在人民中制造敌人。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一辈子想不到的是：我也终于当上了国家的“敌人”。
9日晚，我去机场接来参加商议内地会事宜几个同道，他们告诉我下机后立即有人找到他们，告诫他们不能参加筹备内地会研究中心的会议，否则可以让他们限期离境和不允许再入境。
10日上午，我们按与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的约定，在一个茶楼喝茶吃饭，交流研究内地会的心得，全程有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人员在场旁听。
由于对贵阳市民政局《取缔决定书》存在异议，我委托律师将其诉到金阳区法院，法院裁定为：《取缔决定书》取缔的是组织，与我没有关系，我起诉的主体资格不具备。不予立案。
我的行为既没有违反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没有违反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更没有违反治安的法律法规，更更没有违反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可以说没有违反宣传研究方面的清规戒律，没有丝毫触犯法律的底线甚至是纪律的上线。但是，“有关部门”就是可以肆无忌惮侵犯你的隐私，可以无法无天妨碍你的行动，可以随心所欲告知你不要违反规矩，可以滑天下之大稽地取缔尚未成立的组织，可以无根无据地要挟你的友人，可以申请纳税人的钱监控你，最后还可以让你讲理无路状告无门。我感觉到每一个部门都像个黑社会组织，偷偷摸摸而不敢光明正大，做的每一样事情都荒唐可笑，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拿不上桌面，甚至连法院“不予立案”都还是“联合执法”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18大4中全会习总书记提出的“依法治国”，“有关部门”还这样“联合执法”有意思吗？不过想想有人因纪念什么而被判刑，有人参加个纪念会而被拘捕，“有关部门”对我们还如此宽宏大量，凡事感恩，感谢“有关部门”的不杀之恩！
我也终于当上了国家的“敌人”
张坦
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因为家父有“提一条意见坐半辈子牢”的前车之鉴，千难万苦中抚养我们长大的慈母嘱我慎言畏言，我向来谨守。尤其是公共平台，绝不插诨打科，所以至今尚无“围脖”。有时憋急了要说话，我也会不谈政治。就是如此不谈政治的一介良民，却还是被政治弹了脑门。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是中华内地会成立150周年，作为一名受恩于这些福音传播先驱的中国基督徒，自然有一些纪念的举动。加之我在25年前撰写《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时，对中华内地会的传福音策略有所误解（那时尚不是基督徒），一直心存芥蒂。凡事自有神的带领，去年我在澳洲当“研究孙”，无意中发现中华内地会的档案馆其实就在墨尔本。一联系，可以给研究者开放，十分感恩。这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甚至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不敢独专，回国后与几位中华内地会的研究者发邮件，希望充分利用这批档案，成立一个“中华内地会研究中心”。作为发起人，我的建议得到了五位研究者（其中澳洲一位、台湾一位、国内三位）的赞成，于是相约4月10日在贵阳商议筹备事宜。
怪事从此接连发生。先是，3月31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三级政府宗教部门约我谈话，告诫我不能举行宗教活动。我说：1、我们只是一般基督徒，没有资格举行宗教活动；2、我们的研究是学术研究，属历史研究范畴，不是宗教活动，我作为曾经的贵州省宗教局分管基督教的处长，应该知道宗教活动与历史研究的区别；3、从研究的对象来说，中华内地会对中国很友好，大家都知道其创始人戴德生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而且，中华内地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即离开中国，从来没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发生。近期中央电视台还播放过中华内地会的专题片，戴德生的传记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各地媒体对这段历史也多有报道。我本人作为基督教研究的专家，曾经应邀为贵州省委统战部撰写过有关内地会教会的报告文章，该报告文章获得中央统战部给予的一等奖。我也曾参予相同内容的社科研究，为贵州省拿回建省以来第一个全国社科重点基金项目。4、从研究者来说，我们六个人都是基督教研究的专家，没有谁有不良用心。我们将要成立的研究中心，会依法到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如果政府认为有问题，我们欢迎政府有关部门来领导。为表示我的诚意，我还向他们赠送了我与另一位作者撰写的《历代治黔方略民族宗教卷》。在场的宗教官员对我的陈述回答说：只要不是宗教活动，就不是他们管辖的范围，但为了例行公事，还是要向我下达《不得举行非法宗教活动事先告知书》（见附件）。离开前，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只在电子邮件中与几位同道有区区一两次交流，你们怎么就知道得这样清楚？省民宗委的李伟贵处长回答说：“是有关部门转过来的报告”。（与宗教官员的谈话他们全程作了录像）
事情并没有完。4月8日上午，我的手机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街道办事处的，让我到他们那里去一下，当时我要接待几位来访的省外基督徒，就告诉他们没有时间。当日中午，我与客人吃完饭后回到教会，忽然冲进来二十几人。其中两人向我出示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证件，说他们是贵阳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在场的国保、宗教等其它部门是“联合执法”。他们向我宣读并下达了《取缔决定书》（见附件），另外一些人在旁录像和照相。我签收了《取缔决定书》，问他们：“我们都还没有来你们那里申请登记，你们怎么就来取缔呢？”他们回答：“群众举报”，然后很快走掉了。
当天下午，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支队长和大队长来找我谈话，我把我原来陈述的道理又说了一遍，实在想象不出我们要商议一下历史研究的话题到底有什么罪，犯了谁家的法？怎么会有还没有成立就予以取缔的事情发生？支队长告诉我说，为了我们这点破事他们很多部门天天晚上开会研究，他们的意见是：“个人研究无禁区，组织研究不允许”，希望我配合他们不要找麻烦。鉴于他说到他们可以驱离境外人员或不允许再入境，我害怕给不明就里的境外弟兄增加麻烦，就说，我们基督徒都很顺服，从来不愿给政府找麻烦。同时表示我们可以不成立研究中心，也欢迎“有关部门”来人旁听我们的商议。国保支队支队长在与我谈完话告别时说：“今后我们要长期打交道了”。我说：“你们无非是拿我当项目，好申请经费”。他回答说：“你的理解十分准确”。原来只是风闻周永康的“维稳”机制，就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不断在人民中制造敌人。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一辈子想不到的是：我也终于当上了国家的“敌人”。
9日晚，我去机场接来参加商议内地会事宜几个同道，他们告诉我下机后立即有人找到他们，告诫他们不能参加筹备内地会研究中心的会议，否则可以让他们限期离境和不允许再入境。
10日上午，我们按与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的约定，在一个茶楼喝茶吃饭，交流研究内地会的心得，全程有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人员在场旁听。
由于对贵阳市民政局《取缔决定书》存在异议，我委托律师将其诉到金阳区法院，法院裁定为：《取缔决定书》取缔的是组织，与我没有关系，我起诉的主体资格不具备。不予立案。
我的行为既没有违反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没有违反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更没有违反治安的法律法规，更更没有违反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可以说没有违反宣传研究方面的清规戒律，没有丝毫触犯法律的底线甚至是纪律的上线。但是，“有关部门”就是可以肆无忌惮侵犯你的隐私，可以无法无天妨碍你的行动，可以随心所欲告知你不要违反规矩，可以滑天下之大稽地取缔尚未成立的组织，可以无根无据地要挟你的友人，可以申请纳税人的钱监控你，最后还可以让你讲理无路状告无门。我感觉到每一个部门都像个黑社会组织，偷偷摸摸而不敢光明正大，做的每一样事情都荒唐可笑，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拿不上桌面，甚至连法院“不予立案”都还是“联合执法”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18大4中全会习总书记提出的“依法治国”，“有关部门”还这样“联合执法”有意思吗？不过想想有人因纪念什么而被判刑，有人参加个纪念会而被拘捕，“有关部门”对我们还如此宽宏大量，凡事感恩，感谢“有关部门”的不杀之恩！
缘起与使命：今年是纪念内地会成立150周年，我们一群主内肢体在祷告中领受从神得到的异象：组建《中华内地会研究中心》，发掘和承接内地会宣教属灵遗产，将存留海外的内地会丰富遗产与中国教会重新连接，并内化为中国教会的精神财富，超越宗派，服务中华福音复兴。
宗旨：《中华内地会研究中心》是一个公开和开放的机构，欢迎有同样感动的主内肢体参加。我们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也将公开与符合条件的研究者并机构分享，经费上我们赞成内地会的原则：不募捐，但接受受圣灵感动的支持。
中心工作内容：
- 1.收集海内外内地会档案资料，建立中英文对照的内地会档案资料索引和资料库；
- 2.资助针对内地会的研究项目，翻译、编辑并撰写出版相关作品；
- 3.定期组办关于内地会的各种研讨会；
- 4.定期编辑工作简讯；
- 5.主办各种讲座。
中心近期工作计划：
- 1.筹备首次研讨会暨发起人会议，拟定于2015年4月在贵阳举行；
- 2.与墨尔本神学院和海外基督使团合作，收集内地会的相关资料并建立中文目录，初步的工作重点放在内地会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动上；
- 3.翻译出版相关作品（已经翻译出版有《山雨——富能仁传》，正在翻译的有《戴德生传》）、《党居仁传》，准备翻译的有《剑桥七杰》；
- 4.调查原内地会建立的教会，访问原内地会教会的人员（已经调查成稿的有《乌蒙山区基督教情况调查报告》）；
- 6.借纪念内地会150周年时机，针对各地教会，组织巡回演讲和巡回展览（已经在贵阳盟约教会开始了演讲）；
- 7.筹建党居仁博物馆。
发起人：
张桂炎（资深教会历史学者、出版家）
陈伟雄（澳洲基督教生命協会总干事）
罗世宏（ngo研究学者、农村问题专家）
阿信 （内地会研究学者）
胡其瑞（台湾政治大学博士）
张坦 （宗教研究学者）
.2015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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