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就是数算恩典（根据“尼哥底母真理探寻”平台上的分享整理）

今天本来是另外一位弟兄的分享，但他忽然“失联”，作为本平台的主持人，只好来救场。所以是打无准备之仗，海报也晚了两天发出，先请大家原谅,也请为失联的弟兄代祷，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1954年生人,按中国人的习惯算法，可以称为古稀老人了。我的家庭和少年时代与全中国绝大多数家庭一样，除了苦难一无可说，但我不愿意卖惨，因为那一时代苦难并不属于某一个人，它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共同遭遇。所以，苦难的经历本来是精神世界的稀缺资源，但对于在一个巨大的苦难海洋里的一滴水，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矜夸的本钱。只是，苦难的环境造就了我性格的单一，贬义来说非黑即白；褒义来说爱憎分明。因此，我的仇人很多，我的朋友也很多，因为没有不是我仇人又不是我朋友的人。

成年以后，我的生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狂妄”、“绝望”、“盼望”。40岁前，一帆风顺，都是“眼目的欲望并今生的驕傲”，那是一种动物式无知的生命状态——“狂妄”，我就从“狂妄”开始从头说起。

我的名字叫张坦，正如我的名字寓意的“张开的坦途”一样，我遇到了一个好时代：改革开放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命运，我也是其中之一。从社会的最底层——街道工厂工人变成了大学生，生命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大学期间，我就与几名同学、老师一起，编写了《中学文言实词》的书，乘上高考大潮，第一版就印刷了十万册。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宗教局，大学生还没有转正就当上了付处长。之后入党，作为“第三梯队”培养。其间主持编纂《贵州省宗教志》,是《新中国大事典》宗教条目编撰人,主笔撰写的《乌蒙山区基督教调查报告》获中央统战部一等奖.出版《窄门前的石门坎》,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本正面评价传教士的著作”和“石门坎研究”的开山之作。89之后，不爽政坛的黑暗，抛开“锦绣前程”拂袖而去，“不食王膳”炒了体制的鱿鱼；一餐饭上认识了中国近代著名爱国企业家卢作孚的孙子，受他邀请担任了当时成都最大的合资企业新加坡维信华新的总经理。之后不爽商场的尔虞我诈，净身出户开创了文化企业，是中国最早民营企业承包国家电视媒体的“吃螃蟹人”。企业做得最好的时候，同时在四川台、成都台、贵州台拥有6个电视栏目，中国房地产商会的会刊《中国住宅》，也是由我们编辑和出资经营。中国最早的“世界小姐”选拔，成都最大型的明星演出，我们都有涉足。在政、商、文坛上都呼风唤雨，这样的人生境界不能不浅薄，保罗所谓的“眼目的欲望并今生的驕傲”，正好是我这一时段的写照。因此，我把我的这一阶段的生命总结为动物式的无知和狂妄。

其次，我要说到绝望。先说说对仕途的绝望。原来我的仕途一片光明，但随着耀邦下台，我发现“落实政策”的工作主旋律变成了“防范管理”，我们说的往往跟做的不同，我们大会上说的往往跟小会上不同，我们对宗教界说的往往跟对宗教干部说的不同，我们的工作对象不是像朋友而是像敌人，我们不是帮助而是限制，我们不是管理而是控制，我们打击真正的宗教信仰者而扶持一些宗教职业者（以宗教为幌子骗名骗利的投机倒把分子）。有一次，我看见一份简报，北京的宗教部门吹嘘如何欺骗特蕾萨修女，以欺骗善良而为荣，我顿时感到我们的工作万分可耻；又有一次，一位领导大言不惭的吹嘘如何统战星云和尚，他的描述中星云和尚也不过是呼来唤去的工具，我感到我的工作离我宣誓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越来越远。到了89年，天安门前的枪声彻底击碎了我的政治信仰，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没有了方向。

在这段激愤的日子里，我写了《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通过写作本书，我看到柏格理等基督教传教士自讨苦吃勇于牺牲的伟大人格，我钦佩这些伟大人格，但出于人自以为是的所谓“理性判断”，当时的我是不可能认识神的，也就是不明白柏格理的精神动力来源于哪里。那本书经两年周折终得出版，现在来看，只不过是一本有良知的无神论者的不违心之作，认识是很浅薄的。出版这本书的后果我是很清醒知道的——那就是现实中告别仕途，精神上与共产主义一刀两断。

我再说说对事业对文化的绝望。我这个人较早浸润在散淡的传统文化里面，与儒（刘梦溪、蒋庆）、释（台湾的寄梦法师、噶陀寺的莫扎活佛、慧海法师）、道（两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傅圆天、任法融）各家大师均有往还，更有若干奇因异缘为常人所不具，天生对钱对权对名都没有野心，早早就明白生命不能以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为目的。如果说，儒家使人立得起，释家使人放得下，道家使人看得开，那有没有一种同时使人立得起放得下看得开的“了义”呢？这种“了义”又到哪里去寻呢？这是我绝望的起点。

51岁的时候，正好是石门坎传入百年，我带着一个摄制组前去记录，同时去的还有香港、深圳、北京等地的记者和学者。我在柏格理墓前含泪发誓：我说，柏牧师，你是51岁走的，一百年后的我也是51岁，你未竟的生命，我来替你完成。那个时候的我没有任何信仰，但骨子里仍然是儒家文化的那一套，完全把柏格理当作一个英雄来崇拜，也有孟子式的舍身举义、救民水火的英雄情结。我是一个不崇拜智者而崇拜行者的人，不会只说不做，我的情结是用扶贫来展开的。我分析贵州贫困的根源以及贵州的少数民族的生存方式，认为可以通过乡村旅游模式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变为生产方式。我的设想得到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杨胜民的认同与支持，受她邀请我回贵州创办了乡村旅游的开发公司，杨局长还请来某中央老领导的女儿和《中国旅游》杂志社的社长作我公司的股东。我当时设计的开发模式是：现在社会的运行是商业，因此必须由商业公司牵头——这是对政府牵头的扶贫模式的否定；在商业运作中村民必须组织起来，他们由寨老、妇女和鬼师组成，在开发中以“文化资源”入股占有10%的股份——这是对“公司加农户”这种看上去很美实际上不负责任的模式的否定；在开发模式中还加入第三方NGO组织，以“学术资源”占有5%的股份，他们一方面可以提供学术资源，一方面可以代表村民监督公司——这是对NGO组织仅仅是公益组织的否定，我希望他们成为公义组织。有一天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比尔盖茨在达厄斯论坛上提出的“资本社会主义”，他的设想与我的设想高度相似，在世界旅游组织召开的《乡村旅游国际论坛》上，我的发言也得到很多的响应。

我的模式也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县的县委书记黄保勤会上就宣布废弃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给他们做的《规划》，并以县政府文件形式成立“镇远县开发委员会”，由我任副组长负责开发（相当于国有资产私有化），后因黄经济案件被捕作罢；我搞的《贵州省乡村旅游方案》，省委副书记王富玉高调赞扬（他表示给我数亿元贴息贷款），国家建行行长郭树清见到方案也给了我两百万无偿赞助（省发改委、旅游局也有数百万无偿赞助），黔东南州委书记廖少华在基层村支书告发我时，召开各部门现场会宣布我的项目就是他的项目（事前并没有告诉我），后廖少华、王富玉也因经济案件先后落马。我与上述人等没有一分钱的纠葛，也从未对他们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公关”，甚至与他们都不熟悉（只见过一两次面）。我认为是我的方案征服了他们，但“运气不好”使项目进行不下去。在人生的这一阶段中，我从“希望”到“绝望”，这个绝望不但是对中国政商环境的绝望，不但是对扶贫对象人心的绝望，也是对自身命运的绝望，还有对中国文化的绝望。当时我的认识是：在中国，好事不好做。后来认识主以后，才发现是神要破碎我的“小聪明”，这些“小聪明”只能让我在世俗间“成功”，使我永久地在“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今生的骄傲”里迷失沉沦下去，陷入所罗门哀叹的“虚空的虚空”。神要堵死这些“聪明”路另外给我开一道“生命”门，神在我“成功”引起“骄傲”的时刻让你“失败”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在我“失败”的时候给我们“通道”是“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在《主祷文》里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们，恩典啊恩典！其实神早就在按他的心意而不是按我们的心意在引导我们、保护我们、塑造我们。我忽然发现，寻找一辈子真理，总想“掌握”真理，其实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白日梦；把自己投入真理，让真理来掌握自己，才是有限的人需要的真正境界。

 

现在，我重点说说盼望，也就是认识主以后对生命的感悟。

   有两件事特别提出来讲一讲。第一件事我在小卞老师在我们尼哥底母分享时说过。我认识小卞老师是在我生命中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怎样从一个基督教研究者变成为一个基督的信仰者，也就是哲学家所谓的“惊险一跃”。

那是2010年左右，我主持了一项中国社科重点项目，贵州省从建省以来从未得到过这样高规格的项目，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终身可望不可及的目标。表面上我也有些飘飘然，但我的内心十分空虚，因为这些知识和荣誉不能使我的内心安息，更不能给我生命，我尚处于“绝望”之中——即使我尚处于绝望之中，骄傲仍然是我最难克服的本性。

我刚才说我不崇拜学者而崇拜行者，不崇拜“走近石门坎”而崇拜“走进石门坎”的人，不崇拜依靠石门坎获得荣誉的而崇拜为石门坎放弃荣誉的人。正如我在前面讲到的那样，我心目中的柏格理是一位“英雄”，但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了石门坎放弃荣誉甚至生命的如柏格理一样的那些传教士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哪里？是什么样的力量驱动他们来到这个被世界遗弃的地方并无怨无悔？

当然，我们可以理论上把这些动力归结为“爱”，但是，你如果没有真正体验和体会过爱，你是不明白爱的艰难和爱的份量的。我自诩也是一个有爱的人，帮助弱者也是我的性格的一部分。现在倒回去看，其实这也是自义和骄傲的表现——让别人感谢你，让社会知道你，让众人崇拜你。这样的爱哪怕经历一小点考验就会立马现形。我讲一个小故事：一次我到石门坎做田野，想进麻风村却不敢进，便请麻风村的村长来街上吃饭，看到他残缺不全的手指，我强忍住自己的不适，这个强忍仅仅是不表现在脸上而已。但是，只要是他拣过的菜，我无论如何都不愿再碰，心中的不适片时未去。后来我采访卞老师时，她谈起了她的软弱，说的也是一个麻风村故事。她平静地谈起来到石门坎后，见到麻风村的孩子们都是正常人，但因为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后代而被社会遗弃，导致这些孩子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永远也不能融入正常社会，这些孩子是地地道道“最小的”，是被社会抛弃了的。她试图把麻风村孩子接到自己的学校来读书，但其他的家长因此立即接回自家的孩子。麻风现在已经不是不治之症了，何况这些麻风村孩子本身并没有染病。不是他们有麻风病，而是社会有歧视病。不得已，她决定在麻风村也开一个班，每天走十几里山路去到村里是一个考验，在这里每天陷入一种本能恐惧是一种考验，面对从未接受过教育因而行为野蛮的孩子也是一种考验。卞老师真诚地说：几个月后这个学校就停课了，再教下去我也会疯掉。整个过程卞老师没有说起一个爱字，只有自责软弱，自责能力，自责没有完成职责，而恰恰我有不敢与麻风病人吃饭的经历，我完全能够从这些自责中体会到她的爱和忍耐。后来她谈起教育从教学生们擦屁股开始；从几十里外给学生接水管、天寒地冻时为学生建运动场开始；背着患结核病的学生、牵着自己的孩子去县里看病导致自己的孩子也被感染；一个从小就瘫痪、有强烈精神疾病的孩子担心包括自己的父亲都不能接近他，唯独小卞老师可以去给他喂饭。。。我被这些鸡毛蒜皮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一下能够理解当年柏格理等传教士背后的精神——不是他们能，而是神能，神要他们去关怀这些“最小的”，这才是爱的真谛。现在媒体上都在宣传小卞老师的坚强、成功，但我要说的是：不是她的成功感动到我，恰恰是她的这次失败使我感动，是她的软弱映照出我的更软弱，我与她及他们的差距就在于信仰。回头一想，这恰好就是我的乡村旅游项目要失败的原因——因为我不知道神的爱，所以我的动力不足，我把自己的绝望推给客观，其实最深层的原因是我并没有真正懂得柏格理他们爱的来源。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悟到一些不是从“知识”而来的东西。

接下来说说第二件事。 我们的肉身生命是父母给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我的灵命也与父母有关系。那是2011年底，家父在病榻上弥留之际，张春雷弟兄（就是现在因信仰坐监的张春雷长老）与吴彩金姊妹从深圳十万火急赶来病房，为家父临终祷告，为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的家父施洗，他们要求我也要一同做决志祷告，说只有这样才有果效。在他们的“胁迫”“诱骗”下，我跟着决志，但完全没有真正地感到内心的渴慕，而是出于孝心——在最危急的时刻希望家父的灵魂有一个好的归宿。之后，春雷弟兄与阿信弟兄相继劝我参加查经班学习，一来我磨不开人情（家父的追思祷告与葬礼都是春雷弟兄教会帮助安排的），二来我多年有一个价值上的思考：基督教的一套道德规范与强大组织最有益改变当下病入膏肓的中国，何不趁此机会接触教会，利用一下教会达到经世济民的理想。于是，在这两个“不良动机”驱使下，2月20日，活石教会帮助我们组建了尼哥底母查经班，在苏天富牧师带领下，查考《约翰福音》。

   一开始，我便亮明立场：我不相信有神，更不相信神迹；但我从文化价值上认同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可以救世的工具。潜台词是我们要做改变社会的英雄，为此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可爱的尼哥底母弟兄姊妹并没有对我口诛笔伐，他们真诚相信神会改变一切。

我实用主义地吸收福音，当查考到第二章“水变酒”神迹时，我还暗自笑话；查考到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开始思考“重生”的意义；到第八章“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我为“自由”的内涵触动；到十四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开始考虑是“我”在利用基督教，还是基督要用我来作器皿；之后一章章耶稣的宣告、行实、劝勉、神迹、预言，直到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成了”，我顿时心生大感动：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得出的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人都会感叹人生命的“完了”，只有神子才会庆幸神计划的“成了”（好像哪一位名牧也说过同样的话，但这真是我当时的感受）。我将信将疑地相信有神了，但并没有认为这个神就是我的救主。

   我也一直没有去教会参加过礼拜。到了复活节，苏牧师给我打来电话，轻描淡写地提到：“明天教会在老干活动中心有个庆典，你是否愿意来参加一下？”二十年前我就很熟悉这类活动——那时是作为省宗教局领导干部身份去祝贺宗教界的节日。想想第二天无事，便与太太一起去了，仍然是去祝贺的心情。节目是照例的唱歌，照例的舞蹈，照例的小品，对于我这个经常组织大型演出的文化传播公司老总来说，都是些“小儿科”，不值一提。当庆典进入到最后，苏牧师呼召愿意决志的人到台上去时，我“不由自主”第一个冲到了台上，不但太太大为惊讶，甚至吓了我自己一跳；我“不由自主”泪流满面，内心充满喜悦和震颤；我“不由自主”听到内心的呼唤：就是这个日子！“不由自主”！只有这个词能够说明当时的状态——现在我知道，这就是歌中唱到的“主爱奇妙莫名”。

   我的家人、朋友、同事、上级包括我自己都知道，“骄傲”是我最大的毛病，但我的“骄傲”是“低调的骄傲”，不事炫耀的“骄傲”，看起来谦虚，不张扬，其实这是最大的“骄傲”，最真实的“骄傲”，是完完全全的自以为义。从来就是“我”作主、“我”主动、“我”可以，一生没有求过人。虽与儒释道各家结缘，然终于没有成为几家门徒。而短短的查经，薄薄的《约翰福音》，没有任何文凭的苏牧师仰华牧师，小师弟春雷弟兄，就使我这个骄傲的狷狂之士顺服，我相信他们的解释：“不是我们能，是主能。”是的，不由自主，就是圣灵在我心中动工，就是“主爱奇妙莫名”，就是“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美善”(《诗 34:8》)我告诉大家一个心得：主要拣选我们，我们最好就是“不由自主”顺服、跟随，让主爱进入心间。为了记录这段珍贵的心路历程，我写了一篇文章《主爱其妙莫名》，其中结尾处说：“我忽然想到复活节决志与圣诞节演唱圣诗都是在“老干活动中心”。或许，按照我原先的人生轨迹，我今年也就成为一个退休“老干”了，在舒舒服服与碌碌无为中毫无知觉地永远死去；感谢主，是他的拣选让不配的我不由自主成为“新人”，使我的生命具有了真实不虚的意义。我庆幸我没有成为“老干”而成为“新人”，我的生命进入了“盼望”期。刚才说了圣灵借用了我父亲弥留的机缘，我相信彩金姊妹和春雷弟兄是神派他们来的。现在说说我的母亲。老人家今年2月去世，疫情和“在逃”都使我不能回去。但是，我心里最牵挂的就是母亲生命的最后归属，我相信神一定有办法将她接到怀抱里。我请求活石教会的牧者为我的母亲作临终关怀，在突破了重重的困难之后，苏天富牧师和仰华牧师的师母进入重症监护室，给我母亲施洗，使老人家可以平安回到天家，在神的安排下，我尽到了儿子的孝心。

从我的受洗也可以感受到神的奇妙。在受洗前一天，两位牧师被有关部门约谈，让他们取消第二天的洗礼。两位牧师坚持到凌晨4点才被放回来。我们的洗礼安排在青岩教案发生地，当我们去到那里时，见到一大群佛教徒在那里欢天喜地。原来是一个小祠堂被佛教改建为寺庙。该寺庙是丈青法师在改建，她十分惊奇地发现了我，以为我也是去参加他们的仪式。因为我在丈青法师的成长路上提供过帮助，也经常参加她的活动，所以她以为是我给她一个惊喜。我告诉她：今天是我自己的大日子，便匆匆离开了。来到我们洗礼的地方，几十位警察和便衣早已严阵以待。但是，同样两个宗教活动同时在一起举行，警察就没有理由取缔一个维护一个，就这样，我们的洗礼就在佛教的掩护下顺利举行了，你说神做事是否有祂的安排？祂要成就什么就能成就什么。洗礼完成后，我们开心地唱着《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离开了。

由于我是通过尼哥底母查经班认识耶稣的，我非常希望把神给我的恩典分享给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中国当下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知识分子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接受无神论教育，要到教会去有很大障碍，如同“约翰福音”中的尼哥底母，夜晚才敢来见耶稣。我们活石教会就针对这个特点举办“尼哥底母查经班”，该查经班并不同于教会传统的查经班，而是以《圣经》为依据探讨各种社会热点和哲学、文化和生活问题，有点像文化沙龙，自由而没有压力，很多知识分子就是参加“尼哥底母查经班”，从而跨出了认识真理的第一步。后来我又与张春雷长老一起把这个模式向全国推广。但真正有成果的是秋雨之福在冉云飞弟兄家举办的班。这个班一开始在秋雨教会内引起争论，一位牧师说教会内的牧养都来不及，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教会外的工作。王怡牧师坚持了这个模式并亲自带领这个班（之后是英强长老带领），除了冉云飞弟兄外，还有数十位知名的知识分子都在这里归向了主，感谢主，尼哥底母查经班是神给中国知识分子特设的一条通道。

当然，并非认识了耶稣就高枕无忧，没有不断的磨砺，我尚浅的灵命就停摆了。这时的主要问题不再出自骄傲，而是出自软弱。从2015年到澳洲“自流地”（自己流放自己的地方）后，一门心思当“研究孙”。家里两个孙女甚喜欢“欺负”爷爷，两个小家伙每天都想出各种办法来“占领”爷爷。这一生从来没有如此“重要”过，于是，我这个“老保姆”也喜滋滋任随她俩“蹂躏”。每天含饴弄孙，乐不思蜀，不知今夕何夕。忽一日，见到王伟强牧师。王牧师原是我聚会的华恩堂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墨尔本华人基督教联合会的主席（曾任台湾浸会神学院教授、香港浸会出版社社长）。后辞去职务，在没有任何教会差派的情况下，凭信心到600公里外的缪都那“开荒”建立教会。王牧师在缪都那“开荒”时我也在东南亚“逃城”流窜，彼此没有联系。王牧师分享了新建教会的火热，也谈到了该教会对台港来澳勤工俭学学生传福音的情况，对我冲击很大：王牧师家有四个孩子都在读书，而师母也没有工作，他本人辞去主任牧师职务也没有任何的收入，真真实实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真真实实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知道，这正是主看到我的软弱，通过王牧师来重新点燃我，让我不再做丢弃在遥远大陆的弃石“白占地土”、以免被神“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太25：30》），而是做一块合神心意的“活石”、“虽然被人弃绝。。。献上蒙上帝悦纳的属灵祭牲” （《彼前 2：4, 5》）。那日灵修读到一句经文：“耶和华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明亮，免得我沉睡至死。”（《诗13：3》）辗转反侧，祷告悔改。不久，由王伟强牧师、洪超弟兄（曾任墨尔本华恩堂威尔比分堂执事会主席）、jasmine姊妹（留英物理学博士，墨尔本政府多元文化委员，现为云登市副市长）、甘淑娟姊妹（在祷告和关怀方面非常有恩赐）与我共同发起成立了“海外华人宣教使命团”。“海外华人宣教使命团”有开荒植堂的异象，建立了云登基督教会；在其它地方开荒过程中遭遇疫情而被迫停止。而疫情逼出了“尼哥底母真理追寻”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用圣经的观点，谈社会热点的问题。将视野聚焦在信仰事件、人权事件的具体案件追踪、并组织线下的法律救助和国际救助.开办一年多以来，吸引了澳洲各地、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的一些牧者、学者、神学院教师和一些社团领袖参加.欧美人士也间歇参与其中.

对于我个人来说，在我人生三个阶段,都与基督教相关：青年时以宗教局官员身份管理基督教；中年时以学者身份研究基督教；老年时才蒙主恩，在家庭教会中得到牧养，以平信徒身份信仰基督教。能够从这三种视角来接近基督教的人全中国大概不会有几个，这一定也是神的恩典，让我可以对基督教在中国政治、文化、宗教环境中全方位审视“处境”。比如，在贵阳活石教案发生前，我就预示有迫害发生。为什么？因为那一年是政府宗教局对家庭教会“10年清除家庭教会”计划的验收期，该计划有所谓“四个一批”政策，登记一批、合并一批、过渡一批、取缔一批。当时全国还没有成体制大规模公开化取缔家庭聚会，因为在执政党的19号文件中给了家庭教会存在的一种可能性。体制内也不是铁板一块，当一种政策发生重大转向时，一定会引起争论。一开始，是贵州省宗教局的局长给我们的牧师说：他要退休了，希望在退休前解决我们教会的场所登记问题，希望我们赶快上报。在我知道的家庭教会中，没有哪一家是“反政府”的，因为拥护“在上掌权者”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活石教会多年来就致力于公开登记，于是就打了多份报告。不过，这些报告都如泥牛入海。后来，在我们尼哥底母查经班学习的一位厅级干部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与高层对话，我说当然愿意了，这是我们向在上掌权柄者解释我们是社会健康力量而不是破坏者的机会，我虽然不是教会的教牧，但我毕竟懂得双方的诉求，愿意参与对话。不过，这次对话最终也没有发生。再后来，政府公布了验收的成果，其中既没有活石，活石也风平浪静，甚至原有的一些小骚扰都停止了。但是，凭我在这一部门工作的经验，我知道逼迫临近了，正如当年按数字杀反革命和按比例打右派一样，在贵州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信仰最坚定而又绝不“沉默”的活石教会自然就成为了被“取缔”的那一批。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牧师，去成都时也给王怡牧师表达过这种看见。不出所料，不久活石教案就发生了；四年以后的同一天，秋雨教案也发生了。

我原先研究基督教历史，把教案分为两种，一种是民间力量主导的，一种是政府力量主导的，从法律角度来看，前一种只能算是民教冲突，后一种才能算是真正的教案。中国近代的第一起教案（北京条约之后）就发生在贵州，是贵州的青岩教案。不幸的是，当下对家庭教会的打压，第一起教案仍然来自贵州，就是活石教案。因此，活石教案就是当局对基督教家庭教会集中打击的信号枪和试验田。从时间来看，活石教案发生在浙江等地拆十字架、拆教堂之后，发生在山东、河南等地打击“邪教”后，也发生在一些教会领袖被抓被判之后，但我为什么要说它是第一起呢？就在于之前发生的种种迫害，都不是结构性的，不是系统性的，都带有地方领导的个人好恶色彩，没有“政策指导”意义。在此之前以摧毁一个教会为目标、由政府多家部门成立专门的“指挥部”、动用专政机器和庞大的政府力量、形成政治运动的态势，只在当年打击”封建会道门”和“法轮功”时出现过，活石教案不同于“封建会道门案”、“法轮功案”甚至不同于近些年来发生的拆十字架、拆违建教堂、抓捕当局认定的“邪教”，上述这些都是“上纲上线”了的，名面上“违法”可以用法律定罪的；而对活石教会这样一个规范的基督教会，一个数度主动申请国家登记的家庭教会，一个未在任何方面触犯国家法律的教会，当局完全找不到一个“罪名”，仅仅是因为其“不愿在三自名下登记”这样一个抬不上桌面的罪名，说明当局已经认为需要对基督教家庭教会动手了。果然，在活石教案之后，中共中央召开高规格的《宗教工作会议》，宗教工作成为执政党的核心工作和重要抓手；国务院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的“管理”从单一宗教部门扩大到国安国保宣传教育等多个部门甚至到基层办事处“齐抓共管”， 根据此规定，基督教家庭聚会从办理登记、活动场所、临时活动地点、境外培训、神学院、捐献、宣教及网络服务、教会教职人员确认使用等方面，均需得到政府部门认可，家庭教会的一切行为几乎都属非法。再之后，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成千上万起冲击教会、关闭场所、抓捕牧者等各种教案。而这些教案发生之前，当地的官员都要到贵州来“取经”，说明活石教案具有政策指导意义，得到最高层的认可，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认为活石教案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认为贵阳活石教案是本轮打击家庭教会的试点，秋雨教案是本轮打击家庭教会的重点。

活石教案的发生是当局精心计划好了的，但其升级到法律环节是由我的一封代祷信引发的。活石教案发生后，我正在澳洲探亲，我在《对华援助新闻网》等网刊上看到《贵阳官方机密文件“稳控”活石教会 两百信徒被“一对一”约谈》的文章，该文章后面附录有《关于印发贵阳’活石教会’信教人员名单的通知》所谓的机密文件。作为活石教会的会友，我关注我们教会的遭遇，采用基督徒最常用的手段——请主内弟兄姊妹为活石教会代祷；作为曾经的贵州省宗教局分管基督教的处长，我忧虑我们的宗教工作出现偏差，所以也有意提醒现今的领导人。因此我的代祷函是这样说的：“我认为用政治方式尤其是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宗教问题是不妥的。请各肢体教会为我们代祷，同时也为政府有关部门代祷。”而活石教会的仰华牧师，就是因为转发我写的《请为贵阳活石教会代祷函》而被判“故意泄露国家机密”。如果转发一个国际新闻媒体已经登载，全世界都已经看到的文件是“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的话，那么我是主犯。仰华牧师虽然转发了我的文章，但他没有转发我的文章后面附录的《关于印发贵阳’活石教会’信教人员名单的通知》所谓的机密文件，显然只是一个“从犯”。鉴于上述，我对牵连了仰华牧师受苦很不安，当时就公开宣布：如果当局决定起诉我的话，在程序公开公正（有国际媒体旁听）的情况下，我愿回国应诉。从活石到秋雨教案，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式的“属灵”运动是超越人的“政治”运动的，耶稣式的“属灵”运动是超越魔鬼的“邪灵”运动的。即使不相信圣经的人，也能从历史中看到：受到罗马皇帝的逼迫，初代信徒东奔西跑，反而将福音远远的传开（否则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而只是犹太教）。20世纪中国教会遭受过三次“教难”，第一次，“义和拳乱”催生了“中华归主”运动；第二次，“非基运动”催生了“中国教会”诞生；第三次，“三自运动”催生了“家庭教会”，教会百倍成长。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大逼迫，我相信将是中国教会与中国政教在观念上的正面决战，中国要从几千年来以偶像崇拜和皇权专制为特色的文化转向以“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为特色的天国文明。所以，如果神定意让“教难”成为“中华归主”的必要形式，我们拥抱“教难”！

神让我经历就是为了使用，神借了另一个王牧师——王怡牧师来传达祂的旨意。我一直认为，在中国最主要的反对基督教的势力不是共产主义和无神论，而是中国的皇帝文化和偶像崇拜。现实来说，当局“对基督教的法制化管理”是中国法家的传统，“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儒家的招数。王怡牧师是一位“先知”性人物，在当局还没有正式推出这两大杀手锏时就已经看出端倪，2012年就让我去给华西圣约神学院的神学生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可是，由于贵阳活石教案的影响，只讲了一期，第二期开课时我已经不能回去中国。现在王怡牧师身陷囹圄，但他交待的事工我还没有完成。于是，现在以网络公开课的方式教学，每一个礼拜上三个小时的课程。明年二月开始，再增加一个研究生班课程。我现在就是希望赶快为华人教会培养出一批可以与“基督教中国化”论战的护教人才。刚才在留言板里见到这样一句话：“走十字架道路，就不可能有张开的坦途”，谢谢这位听众，我将把你的这句话“偷”下来用到今后的文章中。

现在我来说说我的家人。作为一个深受中国文化沁润的基督徒，我爱家人，更希望家人与我一样成为神的儿女。父母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归向主，但我的太太，我的儿子儿媳都没能认识主，我的姐姐妹妹也一样。我反思恰恰是我成为他们认识主的拦阻。一个方面是生活中我没有作好见证；另一个方面是圣灵还没有进入他们的内心。家人对福音的不认识导致对我预期的误判，为什么？按照我的学识，我的能力，我的资源，特别是我的人脉资源，本来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多“世界”的方便。可是，正是我的折腾，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只有灾难，只有逼迫；还有就是，我对“信仰”的定义很苛刻，我自己做不到还拿来作标准要求别人。因此，他们在情感上支持我，但在理智上又反对我，认为我是自讨苦吃。我太太与我朝夕相处30多年，她为主的教会做了许多工作，就是因为我这个拦阻未能归向主。我讲几个小故事。

太太为基督教组织服务远远早于我。还是在20多年前，香港一个基督教组织来贵州，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在贵州的项目很多，但当地政府往往将其中的经费挪用。太太受他们委托去验收，一丝不苟追查到底。当地政府见敷衍不过，只好求她：如果你告诉香港人实情，他们就不会再来了，你看这些妇女就会失去工作。太太很为难，看在那些妇女们渴求的眼光，她告诉当地政府：我暂时可以不告诉他们，但你们必须要改正；然后她对香港组织说，希望他们继续项目，但不要直接把现金拿给当地政府管。香港这个组织委托太太作司库，说每月给她开一份工资。太太承担了司库的责任，却谢绝了工资。就这样做了十来年的义工，每到教堂落成等工程她不懂，还要自费请熟人帮她去验收。但是，我把这些归为“道德主义”来“教育”她，你们说这是不是我在实际上的拦阻？

我在贵大出版社任副社长的时候，我们尼哥底母查经班就建在我的办公室。国安厅来人剪断我们的电线，正是太太勇敢地出面制止。我的房子在成都，秋雨教案时把两位长老的家属赶出出租屋，眼看两个妇女六个小孩流落街头，我没有与她商量就把房子让给了秋雨的难友。这个时候，她正好与一个租客谈好了合约，非常生气我的独断专行。但是，当成都公安找到她，要求她配合赶走秋雨难友时，她大气凝然地告诉公安：监视居住的前提是居住，监视是你们的工作，居住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谁也不影响谁。这些事情使得她办不了护照，出不了国门，严重影响她的生活。为此我也被骂得灰头土脸。我回嘴说：我们做事是给神看的，要“心甘情愿”，你们说这是不是我在实际上的拦阻？这么可爱的太太，是神派到我身边来的天使，我顶多给她讲一些福音的信息，她却可以让我明白福音的真谛，比如我老是看到儿女的缺点，她却总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看到儿女对我们的孝顺；我常常“爱心泛滥”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她却可以无怨无悔把这些事情完成。求主赐给她圣灵的感动，使她能够认识真理，得到生命，以后到了天家还可以继续吵吵闹闹听她的唠叨。

一生这样跌跌撞撞走来，回头一看，处处都是恩典，而且我们也知道神恩典秘密，那就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越用越多。 时间只有这么多，先分享到这里。用《赛六四8》的一句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