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辱华”

十一月 07, 2021

再有两天——2021年11月10日，是以漫画作品“辱华”的美丽小姑娘张东宁“刑满释放”的日子，张以“猪头人身”系列漫画被“寻衅滋事”一年，2020年11月11日被捕，“刑满”是确实，“释放”却不必那么认真——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换个地方“监视居住”，那可是没有期限的。不过，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请教小姑娘——我一个老头子花了一辈子才研究出的结果，你小小年纪怎么就能够准确抓住中华民族的特征？小姑娘还敢不敢再画我不知道，但我却要把我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一是表示我与她是“同案犯”，二是不能让小姑娘“独擅盛名”。

1、猪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我有详实的研究，上古中华民族不是龙崇拜而是猪崇拜，龙崇拜是猪崇拜的变形，中华民族是“猪的传人”。这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将此成果发布，择其主要论点：

a、考古发掘论证：中国上古考古遗址中普遍存在猪形象的玉器，在凌家滩遗址（距今5800-5300年），还发现了一尊重达88公斤的玉猪，这是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玉雕——而按原始人的宗教思维，只有最重要的神灵才可能享有这样的待遇。陶寺遗址“王者”大墓，随葬了十头猪，猪与“王者”生死相依。公元前3500年-3000年的牛河梁遗址，在其作为崇拜之地出现了考古学家认为的“猪龙混合体”。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查海遗址”（距今8000年）居室葬埋有猪头骨，墓地有龙形象的堆塑和浮雕，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龙。考古学家认为猪是龙的原型，龙是猪的变体（参见《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

B、社会学论证：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家”不是人在房子里而是猪在房子里（），甚至死人的家“冢”也是猪在房子里，似乎猪直接指代了人（而相同的造字原理，牛、羊在在房子里是，只是牛、羊圈而已）。“冢嗣”一词，在古时候指的是“嫡长子”，（《国语·晋语三》：“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 韦昭注：“冢嗣，太子也”）；又有“冢祀”一词，指的是天子在宗庙里举行的大祭礼（《左传·闵公二年》：“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冢嗣”与“冢祀”都是古时候“宗祖”的代表作，是中国宗法社会最重要的观念来源。

C、文字学论证：金文中一个读作“豯韦”的字，它的形状像两头共一身的动物，它既指“天地朦胧”的宇宙初期，又是一个具体的神名。作为神名，《庄子·大宗师》中有“豯韦氏得之，以挈天地”，王先谦注：“豯韦，即豕韦，盖古帝王也。是年代上远比伏羲、黄帝等更古老的创世神”。文字学家说豯韦是“小猪”（《方言》：“豬，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河姆渡遗址）猪的腹部有重圈纹，应表示天象的日月星辰。无疑，在先民的观念中，猪具有天神的人格，其大肚子便是象征天地还未分开的‘豯韦’（元气之母胎）”（陆思贤《神话考古》）。

D、民俗学论证：上古先民最早驯化的“六畜”（牛、羊、马、猪、狗、鸡），除了猪是中国独立驯化的之外，其余的都是“外来物种”，这又说明什么呢？而“猪”字在鱼部为“豬”，支部为“豕”，微部为“豨”，文部为“豚”，可以说明上古多个汉语群体都共同认定它。鉴于上古时代食物获取的困难，而猪又与牛羊不一样，是与人争食的杂食动物，因此饲养猪可能会危及人的生活处境，那为什么又要饲养猪就一定出于我们并不知道的动机。合理的解释它（应该用“他”）是上古华夏民族的“图腾”，“图腾”即是古代人认为的某种自然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等。清华简《傅说之命》甲篇：“失仲是生子，生二戊（牡）豕。”——这是说豕韦部族的领袖失仲生了两头猪儿子，后来商人军队攻打时，族人跟随其中一头逃出重围“邑人皆从一豕，（随或施？）仲之自行，是为赤（俘）之戎。”这里不但人-猪互换，猪还是人们的领袖。《海内经》还直接说一个长着猪嘴和猪脚的神韩流是颛顼的父亲：“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换句话说，在中华民族成长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颛顼就是猪的儿子，那么也可以据此认为中华民族是“猪的传人”。

E、宗教学论证：先秦祭祀的“三牲”指马、牛、羊，并不包含猪，宗教学家们的解释是“猪的地位低”。但同时他们又发现先民有崇拜猪的猪灵神庙（而没有崇拜马、牛、羊的神庙），有猪形象的偶像，周民族还把他们其中一处的的猪灵神庙命名叫做“豳”，“豳”就是性交中的两猪灵。如果不是“猪的地位低”而是反过来“猪的地位高”来解释，可能更合理一些。《礼记•礼运》说最早的献祭就是谷物、酒和猪：“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至于为什么后来改成了马、牛、羊，这个逻辑可能与人殉用俑殉来替代一样，说明猪与马、牛、羊不一样的身份。冯时教授通过对大量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考古发掘文物的识读，发现： “猪的意义是什么？一直令人百思不解。现在我们知道，它乃是北斗的化身！”； “而北斗既为天极帝星，自为天一神之所在，因此猪首又可拟人化，而此神面。。。天神的人格化是造成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猪为母题的北斗图像普遍拟人化的重要原因，良渚文化礼玉上的北斗神徽图像则将这种天神的拟人化倾向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可以在神徽上清楚地看到，头戴天盖的天神不仅生有斗魁形的方脸，而且还生有同样弯曲的双臂和双腿，一副蹲踞于北斗斗魁（猪首）之上的形象。这个形象显然可以视为东汉北斗帝车画像的直接来源，同时也使我们将其与天神帝俊联系了起来”。冯时的考识十分详实，见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第三章。他的发现对我们很有帮助，他证实了猪崇拜即天极帝星北斗崇拜（天神崇拜），证实了猪崇拜的拟人化（自我崇拜），证实了猪崇拜与天神帝俊的联系（祖先崇拜）。

2、中华民族“猪”的地位是中国文化“喂”出来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皇帝具有绝对话语权的传统，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本质上是政治文化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说的道德文化。这个文化对人是极不尊重的，从古自今没有例外。反映在以下一些方面：

A、法家的“喂”法：在中国要说“大公无私”，其它的大部分学派和政党都很虚伪，但法家却可当之无愧，只不过他们的这个“公”是“主公”的“公”而不是“公共”的“公”。他们并不像其它学派一样还要假惺惺地喊两句“执政为民”，他们赤裸裸宣布“与民为敌”“执政为君”。对国家对君王是“看门狗”的法家对人民是“牧羊犬”。不把人当人看的法家把治民之道叫做“牧民”—— 即把广大民众当作牲畜一样圈养。《管子•七法》：“养民如养六畜。”《淮南子•览冥》：“牧民者，犹畜兽也。”《潜书·尚治》：“举天下之民，絷之，策之，如牛马然”。他们的“牧民”之策没有直接提到猪，但提到了“畜兽”“ 六畜”，这是包括了猪在内的。“牧民”之策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三民主义”即愚民、弱民、贫民，此处仅举“愚民”为例。“愚民”本质上是为了“驭民”，他们有个逻辑——“民愚则易治”“民愚，则知可以王”（《商君书·弱民》），因为老百姓成为“人”了就无法任劳任怨——“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韩非语）“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商鞅语）。法家认为君王最大的潜在敌人就是老百姓中想做“国家主人翁”的人，他们把这些人称为“五蠹”（所谓五蠹是指五种社会蛀虫，即学者、带剑者、言谈者、患御者、商工，“此五者，邦之蠹也”《韩非子•五蠹》）, 这些人的思想称为“六虱”（六虱，指危害国家的六种社会思想。《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如何消灭人民中之五蠹、六虱，就成了法家治国方略治民之术的重中之重。五蠹即古代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是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群，他们也是部分拥有社会资源的人群。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正常国家的“社会”构成，也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健康”构成，同时还是一个健康社会的“精英”构成。但法家维护的君主极端专制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反社会”基础上的，因此他们认定社会“健康”了就是国家贫弱甚至政权不稳的根由。没有五蠹形成不安定因素和六虱的思想鼓捣的“社会”，君上才好“如牛马然”一般的“牧民”，达到管仲所说的：“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胸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任法》）。商鞅在《商君书•垦令》中提出了剥夺民众言论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的“政策”现今都在延用：“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韩非子·喻老》则是“焚书坑儒”最早的思想来源：“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箧。”中国人中数量庞大的“小粉红”“自甘五”“帝吧”“爱国贼”“爱国流氓”，都是法家思想调教出来的“六畜”。“人民领袖”习近平也是这种“一民”思想的拥趸，他说：“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统一思想”（《求是网》）。

B、儒家的“喂”法：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用现代语言来解读，就是把人民当成猪。这个思想虽然历代有人反解，但孔子的愚民思想是一贯的，比如“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下，不可语上”、“民者暝也”的判断，比如“神道设教”的类宗教安排，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欧华基督教益叙》对此批评到：“古时希腊罗马之博学人，自视过高，视民太轻，每谓学问之事，乃在上者之责，非所望于愚民也。罗马盛时，有诗人叹曰，可恨者惟成群之愚民耳。即在中国，亦有此说，如所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皆不屑教民之意也。自基督教出，世人方知读书一事，实为人生当尽之职分，无一人可自外于教道，即无一人可自外于学问也”。我们用儒家最为拿得出手的“仁爱”来说事。“仁爱”是施由亲始,亲疏有别，爱有差等。《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中另两处说到的“爱人”都有上施下这一意思：“节用而爱人”（《学而》）“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孟子说：“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尽心上》）， “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爱非仁，爱之理是仁”（用现代常用的“亲爱的”来描述儒家的爱十分妥帖）。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像墨子的“兼爱”或耶稣的“圣爱”，孔孟和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只爱他们认为可爱之人，宗族性（亲戚）之外的都不是人，最典型的就是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像牛马一样拴起来喂。我们可以把王阳明与曾国藩这两个公认的大儒标本拿来晒一晒：王阳明“破山中贼”，杀戮山民并连坐家眷，甚至在报告中说“殺蠻夷非我好殘殺，而是天要殺彼等，此乃‘天殺’” “尽杀尔等而后可”；曾国藩平定洪杨之乱，他的湘军攻陷一城后可以任意烧杀抢掠奸淫三日——完完全全没有把“敌人”当人看。

正因为“仁爱”是“仕”立场上提出来的，受到社会身份、文化身份、阶级身份的限制，表现出来是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先服从政治原则才敢谈爱，造成了儒家人物中很多的“乡愿”。有一个故事说到子路用自己的钱供修运河的农民工吃饭，孔子派子贡去把饭倒掉，把锅砸烂。孔子的理由是“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个故事说人要守本分，不应该去与政府抢饭碗“爱天下”。这个故事印证了《论语》“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论述。有一次子贡问他：“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看到，“不辱君命”、“孝悌”是士的最高准则，士不过是皇权制和宗法制的“螺丝钉”、“卫道士”，“仁爱”之爱其义自现。

C、专家的“喂”法：并非只有古代，现代的“专家”也赤裸裸把中国人当猪，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李希光院长说：“我们把一切都为你们安排好了，你们只要像猪一样的生活就好了。（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我认为这世界上最最幸福的生物就是猪了，注意，是家猪不是野猪，你看，家猪在主人的安排下，吃喝玩乐样样不愁，虽然等待他们的命运是死亡，可是正是由于家猪的天性懒惰，没有自己的思维，他们依然生活得很愉快，死亡对他们来说也只是最后几分钟的恐惧，大多数时候他们生活在幸福的天堂里，而野猪就不同了，就是他们太有个性，太有自己的思维，才会想办法和人类周旋在一起，才会想办法自己找食吃，死亡对他们来说不是最后几分钟的恐惧，而是存在于他们一生中每分钟的事实）”为了使人民变成猪，他主张法律要惩治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我认为人的思维和社会中其他行为规则一样，都应该受到严格的法律制约，个人在思维上的任何想法都要负法律责任。你不能因为是自己的自由思维，就可以任意思考任何问题，任意在大脑中攻击他人或者社会，这同样要承担名誉损害权责任或者法律责任。至于自由思维产生的负面作用甚至可能比实际的伤害还要厉害，还要危害大，而且它造成的伤害，有时候是不可弥补的。因为你产生了自己的一种特有的思维，可能你一生中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你一辈子也就只会产生一次这样的想法，但是，有可能就是你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想法，导致你对这个社会或者你的领导以及你的朋友有反面的看法出现，在无形中你就危害到了社会别人，你的生活就有可能为此而发生改变。即使你对你的这种自由思维进行更正了，但是你单纯的心态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和社会上其他的行为不一样，自由思维每天都会出现不像社会上其他行为，受众是固定的，而你的自由思维的对象却可以使任意的，不固定的。所以我就建议，我们国家的人大立法机构对自由思维当中的反社会以及攻击他人的思维特别应该给以严惩。”同时通过立法限制人民思想：“同时我建议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在大脑中自由思维，产生各种思想，应该提倡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要毫无保留的说出来，告诉别人。把自己的思想完全说出来，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隐藏在内心深处，这样不利于监管。这是全球化时代、思想统一的时代。利用别人不可能知道的自由思维来思考是对政府和公众的不负责。。。。人大也要赶快出台法律，严禁自由思维的蔓延。” 专家们是宣布我们是猪，国家政策是把我们当做猪。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这样的“喂猪”逻辑：不让生时生下来就杀死，要你生你不生把你逼死。其它的政策又何尝不是如此？孟德斯鸠“辱华”了，他说：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变成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被剥夺自由和尊严的民众像猪一样的苟活，每个人谨小慎微自私冷血，只要戕害和灾难没降临到自己头上，就是猪一般岁月静好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