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逼迫

十一月 16, 2021

半个小时的时间，简略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世界形势、教会状态、圣经依据、应对策略。

1、世界形势。我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关于全球基督教社群的在凯撒剑下项目之主要发现》和《寒冬》《对华援助新闻网》。相关的数据、例案我在这里不再举证，请大家网上自查。我认为人类历史进入到一个全方位排斥基督教的时期，主要的表现是：a、“山上之城”美国“蓝化”，不再具有“耶路撒冷”的地位，各项反基督教文明的政策正在推行；b、曾经的基督教传统区域欧洲“白化”，“政治正确”从物理上改变了原有文化；c、伊斯兰地区“绿化”（原教旨），对少数族群基督教迫害严重；d、中国的政策“赤化”，在《宗教管理条例》通过之后发起了一场消灭基督教家庭教会和整肃三自教会的运动。根据“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的报道，2018 年受到迫害的宗教人士超过1,000,000人，受到迫害的基督教教会领袖超过 10,000 人、被捕人数超过 5,000 人，判处有期徒刑500余人。从中共党员、公务员、军人扩大到非共产党员和普通市民，从政府系统内部扩展到政府系统外，并强迫人签署承诺不遵循基督教信仰（不信教承诺书），这暴露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对基督徒的全面迫害。。。（参见傅希秋“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听证会 - 全球宗教自由”线上会议的发言）。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教会不合法而脱衣舞会合法，以至于教会以脱衣舞会名义去登记；基督徒不向神下跪，而向犯罪分子下跪；基督教学校不能有敬拜神的礼拜，而可以有穆斯林的主麻；进化论堂而皇之进入课堂甚至是基督教学校的课堂，而《圣经》就不能进课堂；在基督徒建立的最高学府哈弗，有史以来出现了一位无神论者作“总校牧”。福祸无门，惟人所招，美国大大得罪于神。

这样的周期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如罗马时期对初代教会的迫害，伊斯兰西进对传统基督教社区的虐杀，纳粹帝国对犹太民族的灭绝，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国家对基督教的镇压，但历史上的这些迫害都比不上当前的迫害，因为现在是全球化时代综合势力的联合行动：是东西朝野、宗教民族的联合绞杀，而在这场联合绞杀中，政治大帝国是主要角色，也就是说，宗教、民族、文化等社会逼迫虽然存在，但政治迫害是这场联合绞杀中最主要的因素。这一时刻我们想起《诗篇2:1-2》：“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诗44：24》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路22:53》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约壹5:19》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

2、教会状态：美国的社会腐败首先是教会的腐败，周毕克牧师揭示其中的关系说：“政治腐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上帝的子民往往不再参与政治”。这一方面请张弟兄和小罗弟兄来介绍。我只指出他们的一些神学院，不是培养传道人而是培养研究者，不是坚固信仰而是教授知识，甚至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以及各种人文主义者充斥其中。惠顿学院是基督教福音派的大本营，在全球宣教运动中硕果累累，其中该校校友吉姆·艾略特（Jim Elliot）和埃德·麦卡利（Ed McCully）以及其他三位宣教士在厄瓜多尔土著部落殉道的故事长久地震撼人心。但是，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认为“传教运动”是“殖民运动”的附庸，该校拆除了他们的纪念碑。

华人教会“不谈政治”之风相比美国教会又更严重，因为华人教会的这个“病”既是世界教会的“传染病”，更是我们的文化“基因病”。由于中国专制主义对外来的宗教提供的生存环境也十分严苛，来华宣教的基要主义宗派自我审查“不谈政治”，自由主义宗派情投意合“拥抱政治”（当政者），真正站在《圣经》立场上对政治既关注又批判成为了中国教会最稀缺的素质， “我们不谈政治，我们只传福音”就成为最主要论调，这个观点其实是认为存在一种不“公共”的神学与不包含“公义”的福音，所信的神也是不掌管世界、不治理万物的“道德神”即内心的“精神”。这实际上是割裂福音的整全，降低基督的救赎，使教会丧失了神公义的权柄，丧失了“管理这地”的文化使命。从中国文化土壤来观察，形成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没有“人民”的位置，社会文化中没有谈论政治的传统，本来的“文以载道”渐渐剥离得只剩下颂圣的功能。教会在公共社会领域的身影几近消失。《圣经》一再提示，以色列人背离神，他们的命运就是“被掳”。

但历史一再证明，每一次大的逼迫过后，就意味着大的复兴。神保守自己的教会有祂自己的方式，第一次“洗礼”发生在“大洪水”时期，神清洗了地面被罪污染的族群，保守了教会（诺亚一家）的生命和信心。受到罗马皇帝的逼迫，初代教会四面受敌，信徒东奔西跑，反而将福音远远的传开（否则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而只是犹太教）。罗马帝国灭亡，作为罗马国教的基督教不但没有随之而去，反而成为了罗马占领者们的信仰。没有欧洲大陆上的“逼迫”，就不会有“五月花号”的逃难，也就不会有以基督信仰为国家意志的美利坚的诞生。中国教会所遭受的三次“教难”，也是神有意对我们的磨练、激励和警醒，第一次，义和拳乱，催生了“中华归主”运动；第二次，非基运动，“中国教会”诞生；第三次，三自运动，“家庭教会”成了规模，更出现一批信心伟人，神的教会百倍成长。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大逼迫中，我们相信仍然像历史上经历多次的“以便以谢”一样，我们的上帝仍将帮助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以‘天下’为己任”；现在，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天上’之事，我们不再低头摸石头，我们抬头仰望神；我们不再用“血肉”去“铸新的长城”，我们要用福音去唤醒同胞们“沉睡的心灵”！这一时刻我们诵读《圣经》中的一句经文，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23、29》）

3圣经依据；《罗马书13》是执政者和“不谈政治”的教会牧者最喜欢引用的经文，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依据的是整本圣经。如果《罗马书13》与《创世纪13》罗德与侄儿分地的情节联系起来看，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道路：罗德的眼光在天上，他跟神走；侄儿的眼光在地上，他跟世界走，二人的结果泾渭分明。如果《罗马书13》与《启示录13》结合起来读，我们发现：圣经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神的线索，就是创造-救赎-审判-回归；一条是人的线索，是神对人的要求，即作为圣家族与撒旦家族的争战。即“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创3:15》）这种争战要持续到耶稣再来，他的再来也是骑着战马穿着战袍拿着武器的元帅，带领我们一起去争战。

两个十三章即《罗马书13》与《启示录13》是一个平衡，《罗马书13》的主题是“顺服在上有權柄的”，《启示录13》的主题是“与在上有權柄的争战”，这两处经文放到一处，结合整本《圣经》对“国家”的负面描述，才能看出《圣经》表达的真正意思。《罗13：1》希腊原文中high powers指的是“权柄”，我们服从的是“权柄”而不是服从“他”（这个人）。而且，“出於”与“神所命的”“所”兩字的原文都是 “huno” (ὑπὸ)，有“在下面”的含義，整句话即包含“在下面”的权柄必须服从“上面”，又隐含权柄与权柄持有人的职责服务有关联——你的职责不是公义的，服务缺乏怜悯和爱，神就会停止你的职责收回权柄，这在《圣经》中有大把先例。神创造“先知”这一角色，很大一部分功能就是针对权柄的，监督权柄的。中国文化缺乏抽象概念，和合本的翻译“处境化”表达落在“人”（他）上，是有偏差的，容易造成“顺从权柄持有人”而不是“顺从权柄本身”，也没有把“在下面”的权柄必须服从“上面”的意思表达出来。《罗马书13》本身就告诉我们一个角度，那就是“在上掌权柄”者是“上帝仆人”，一旦“仆人”僭越了“主”，或者“仆人”没有得到“主人”的授权，那么，对它的抗争就是对神的顺服。斯托得牧师就斩金截铁告诉我们：“如果政府命令神所禁止的事，或禁止神所命令的事，我们作为基督徒明显的责任，就是要抵抗而不服从。”用别尔嘉耶夫话说：“最高意义上的顺从，就是积极地反对恶势力，不屈从于恶的诱惑。”（《自由的哲学》）神学家古德曼也（Goodman）说：“当在上有权柄的人不再履行上帝的律法，甚至要求他的臣民违反上帝律法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已经失去了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职分，与罪恶的平民老百姓一样了。所以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不光是诸侯和有关官员有资格、有义务抵抗了，甚至全体民众都可以合法地反抗他、取缔他的权柄。”

如果“以经解经”用《圣经》来“自证”，《出埃及记》中“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但以理书4:24-33；5：18-22》、《约19：10，11》《徒2：23》等多处经文本身就是“顺服神不顺服人”的经典表达。而且，从保罗自己的行为来看，他的“顺服”和“遵守”也不违背“争战”：他向亚基帕王申诉（《徒24-26》），要“上告于该撒”（《徒25-11》），主张：“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林前15：24》），有解经家指出保罗使用的概念中，“顺服”指态度，“顺从”指行为。“顺服”可以导致“顺从”，“顺服”也可以导致“不顺从”。保罗在《提多书3：1》说到：“你要题醒众人，叫他们顺服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顺服”显然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为了行神眼中的“善事”。反过来说，掌权者的命令若违背神的旨意，我们再“顺从”他，那在神面前就是“行恶”了。由于翻译有误和文化差异（华人习惯形象思维而非抽象思维更不习惯法律思维），华人教会往往片面理解“顺从”，“顺从”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也成了华人教会的“标志性”（西人教会、黑人教会与我们都有较大差异）。

这一时刻我们学习《圣经》中的几句经文：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3》）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摩3：2》）“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15：19》）“人子啊，你要告訴本國的子民說：我使刀劍臨到哪一國，那一國的民從他們中間選立一人為守望的”（《结33:2》）。“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的血。”（《结33:8》）——这全是神对祂的子民（基督徒）讲的啊。

4、应对策略: 在中国（时间关系，我只谈中国教会），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一方面统治者通过政治垄断了中国人的一切权利；另一方面，我们的教会在唱着“不谈政治”的高调中回避抗争。其实，就像我们多次说到的那样，在中国你无法回避政治传福音，政治的第一要务就是屏蔽所有不利于统治的声音。因此，要把福音注入中国社会，这本身就是政治，就是抗争。如果你传的“福音”无视人民被政治完全剥夺的信仰权利、思想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生命权利，我们只能怀疑你传的是“鸡汤教”而不是基督教。作为教会反思在“不谈政治”的错误神学观下放弃了用神的道持续的、强烈的影响社会，相当于教会作为“先知”没有发声，作为“祭司”没有代求，作为“管家”没有争战——教会成了到处去躲藏的约拿，完全没有承担起主托付的责任，名曰敬虔，实则自义，因此可以说罪恶滔天的世界中，教会也是“罪大恶极”。一方面，华人教会中最大的一种声音是“耶稣不谈政治，也告诉我们不要谈政治”；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台湾长老会参与的反专制，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表《人权宣言》的教会；正在进行中的香港绝大多数教会参与的“反送中”，把“非暴力不合作”演绎成为一个几乎全民参与的运动。同样的华人教会，难道我们不是读的同一本《圣经》？台湾的康来昌牧师批判到：“忠孝节义的本质都是「从一而终」，都是无条件顺服；这种态度，只能用在神身上。用在国家或其它受造物的身上，就是拜偶像。政权不违背神，我们顺之；政权违背神，我们抗之。。。。用爱国之名行害人之实，是大陆三自教会和台湾爱国福音派的共同特色。他们隔海唱和，以爱国之名攻击王明道和高俊明等人。看这一对齐鲁之政、兄弟之邦之天衣无缝的配搭，不能不深信政权是一个堕落的势力；去依附它、歌颂它、爱它的，都会堕落，即使是神的儿女，也难以幸免。”（《井歌》）我的观点是：作为基督国度的公民，我们按照圣经里所启示的服在基督权下生活；在俗世国度，我们服在属地法律的权柄下生活。每个基督徒都同时有“两只眼”，属灵的眼睛看到天国，属世的眼睛盯着世界，我们要从“日光之上”来看“日光之下”，也要从“日光之下”看到“日光之上”，这大概就是CS•路易斯所谓的“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因此，我的立场是：公义与慈爱不割席，教会与社会不割席、大使命与文化使命不割席、十字架与十字军不割席。

有一个机构研究发现，在现代全球对基督教逼迫的情况下，43%选择“生存”，38%选择“联合”，19%选择“抵抗”。“对抗的策略是最危险的，并且有可能招致政府的镇压。殉道和入监往往是这种情况的例证。当基督徒要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或维护自己的自由而选择全面接受任何的后果时，对抗就是一个策略性的抉择(而不只是任命)。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做见证。一个“殉道者” （希腊语中“见证” 的意思），通过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他们所信的上帝的最终胜利，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基督教对自由的表达。”（《应对迫害：关注全球基督教社群的在凯撒剑下项目之主要发现》）。正像该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新兴教会就是“抵抗”的少数派，而中国家庭教会的旗帜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牧师，在其被捕前提出了一个“大抗命”的概念，他们不惜殉道来为主作见证。原先，面对逼迫牧者教育我们的是“忍耐”“顺服”，将“报应”交给神；“大抗命”的提出，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在“大抗命”中学习“忍耐”“顺服”，“我必报应”的神报应的方法往往要用到基督徒自己的手（《以斯帖記》的主题）。王怡说：“信仰上的抗命和肉体上的忍耐，都是我们见证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位君王的方式”——这就是今日中国教会的“使命”神学，也是中国教会的“抗命”神学。香港教会在实行“公民不服从”原则时比大陆的家庭教会更勇敢。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时，陈日君枢机主教与朱耀明、戴耀廷、陈建明等基督教领袖站在学生、市民前面，在警察、黑社会暴力，学生、市民血肉横飞之时，他们没有退缩，没有报复，79天的占领，120万人的参与，没有破坏任何建筑物，没有焚烧任何物件。七十几高龄的朱耀明牧师在法庭的《最后呈辞》“感动中国”，他说：或许你们要说，我们的问题源自“公民抗命”，错了，我们的问题来自“公民从命”，这种从命，让世上无数的人曲膝于强权、独裁者的政体之下，被卷进死伤百万计的战争；这种从命，让世上无数的人对贫困、饥饿、愚昧、战祸与残暴无动于衷；这种从命，让世上的监牢挤满小奸小恶的罪犯，大奸大恶者，成为国家的领袖。最后他宣布：我，朱耀明、戴耀廷和陈建明现在于被告栏宣告：我们没有后悔，没有埋怨，没有愤怒，没有遗憾，没有放弃。这就是保罗说到的那句既石破天惊，又平静如水的话：“在爱中建立自己”（《弗4:16》）。保罗和香港的朱耀明牧师们能够如此义无反顾，是因为他们知道：争战的不是他们，而是祂（《代下20：15》）。但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逼迫时代应该怎样争战？美国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柏有成博士提出“传统教会应该转型为新兴教会”。传统教会的特点:个人救恩，因信称义，耶稣代赎，敬虔度日，等待主临。新兴教会的特点:上帝国度，教会使命，社会公义，群体兴盛，公共领域。新兴教会给基督徒提出了上帝的国度观，即在公共领域中参与社会公德公义与政治决策的呼召。我非常高兴这样清晰的看见首先来自华人牧者——这意味着要将教会推到“政治”的风口浪尖上。我想，我们可以讨论他的这一倡议。如果神定意让“教难”成为“中华归主”的必要形式，我们拥抱“教难”，借助这种方式，像《赛24：15》描述的那样——“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最后，让我们学习末底改的口吻一同相互勉励：“焉知你得了神儿子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王怡牧师现在狱中不能发言，我摘录了两段放在这里：

“逼迫不是这个世界逼我们喝下雄黄酒,而是我们逼这个世界露出原形。我们受苦,世界就变成了野兽。我们被害,世界就变成了杀人犯。我们顺服,地狱的火就堆在了仇敌的门口。我们多走一里路,多背一公斤,骆驼就被最后一根羽毛压垮了。逼迫就是上帝逼着我们相信恩典,逼着我们离开舍不得离开的世界,逼着我们与凯撒的朋友绝交,逼着我们默想死亡,逼着我们写好遗嘱、把儿女交给耶稣,逼着我们与弟兄姊妹和好。逼迫就是上帝逼着我们与世界一刀两断。所以,保罗将信心和逼迫,视为基督的两大赏赐。主啊,趁着我们还没有成为中产阶级化的教会,趁着无神论的专政者还没有垮台,趁着会堂里还没有坐满官员和企业家,整死我们吧,逼迫我们吧,赶鸭子上十字架,好叫城市教会的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亏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