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序

 昭通艺术学院的杨云惠老师嘱我替她编的《苗文谱手册》写序,我对苗文一字不识,标准的苗“文盲”;也对音乐记谱毫无研究,五线、简谱都不识,有假包换的“谱盲”。双盲作序,有辱斯文。作与不作,如芒在背。作吧,玷污苗族肢体的文化,更怕犯下亵渎圣灵的罪;不作吧,伤了小老师的心,也有违我对后辈学人有求多应的一贯为人。不如借此机会,述一述我与苗族基督教音乐的因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随牧师们一起到乌蒙山区的赫章县葛布教会办“义工培训班”。师生早晚奔忙,我则百无聊赖。遂嘱这些苗族教友,主日请他们的诗班来演唱。主日清晨,四围大山的朝霞与晨雾中闪烁着一排排移动的花朵,近前来才看清是一队队穿戴艳丽民族服装的人流——他们是从各寨子赶来的诗班。他们中有人背着风琴、手风琴,鱼贯而来。我以为他们的演唱形式是各寨子轮流表演,没想到礼拜完毕,这些分别来自不同寨子的诗班却凑到了一起,在一名指挥(也是当地的农民)的指点下,临时分声部并试唱调整。正式报幕,竟是“大哈”。璞一开口,汗毛倒立——那从未听过的发声方式,不是美声却胜似美声,各个声部靠得很拢,恢弘气势,如天籁之音;起承转合,游刃有余。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英皇听此曲起立的故事,但我是不由自主起立观听。这是我第一次亲自感受到的苗族基督教音乐,这一感受的余音不是绕梁的三个月,而是铭心的一辈子。

次年,我在赫章的邻县纳雍挂职扶贫,给当地宗教科的杨松科长(也是苗族)讲起那次受到的震撼,问他为什么这些普通农民能够深通乐理?他说,苗族本就是一个音乐民族,是中国最早乐器芦笙的发明者。芦笙的谱叫“字可”,具有与汉字一样的功能,是乐谱中的“信息技术”。在早年大迁徙的过程中,芦笙就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斥候在前方吹出几句音调,后方就知道是否有敌人。在苗族的社交场合,芦笙更是发挥重要作用,谈情说爱的青年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芦笙,这样表达出来的爱意更浓烈更大胆也更艺术。

后来,我给老友田青吹苗族基督教音乐,田青告诉我说,耳闻乌蒙山区传教士在苗族“字可”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四线谱,但一直没有发现真迹。我把这个“耳闻”记在心里,2009年主持全国社科重点项目“基督教与乌蒙山区新农村建设”时,我专门请了原昭通文化馆副馆长、苗族音乐家杨世武来担任苗语翻译,私心就是借此机会找到四线谱。但是,我们连线索都没有发现。再后来,田青嘱我帮他指导博士陈蓓,陈蓓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从德国硕士海归,我就给她的研究方向定在苗族基督教音乐上。陈蓓完成了她的论文并由宗教出版社出版,在此过程中,她还大力帮助苗族教会的张洪德长老他们收集了数百首“灵歌”。基督教灵歌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是圣灵充满时随口唱出来的心灵感动,因此鲜活、生动,充满神性。而苗族原先就有“飞歌”等随心创作的形式,在青年人谈情说爱时表现出强烈的人性。“灵歌”+ “飞歌”可谓无缝焊接,这应该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优秀作品。可惜的是,这几百首灵歌现在还未有出版机会,就更谈不上研究了。使这个原本可以与美国黑人灵歌(N次获格莱美宗教音乐奖)媲美的苗族灵歌,还没能一见天日并名动天下。

去国多年,苗族基督教音乐留给我的震撼与遗憾并存,时刻挂记在心。今借小杨老师之嘱,言所欲言,是不是“序”无所谓,从《易卦》的“错、综、复、杂”“颠来、倒去”,不是亦是,是亦不是,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魅力。不过,兜底还是要用标准格式:“不是为序”。

                                                                                                                                           

 

评论

  1. 十分欣喜地补发这条信息,刚才杨云惠告诉我,她编辑的就是四线谱,这是一个重大发现!祝贺小杨,也充分证明我是“谱盲”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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