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终于当上了国家的“敌人”
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因为家父有 “ 提一条意见坐半辈子牢 ” 的前车之鉴,千难万苦中抚养我们长大的慈母嘱我慎言畏言,我向来谨守。尤其是公共平台,绝不插诨打科,所以至今尚无 “ 围脖 ” 。有时憋急了要说话,我也会不谈政治。就是如此不谈政治的一介良民,却还是被政治弹了脑门。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是中华内地会成立 150 周年,作为一名受恩于这些福音传播先驱的中国基督徒,自然有一些纪念的举动。加之我在 25 年前撰写《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时,对中华内地会的传福音策略有所误解(那时尚不是基督徒),一直心存芥蒂。凡事自有神的带领,去年我在澳洲当 “ 研究孙 ” ,无意中发现中华内地会的档案馆其实就在墨尔本。一联系,可以给研究者开放,十分感恩。这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甚至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不敢独专,回国后与几位中华内地会的研究者发邮件,希望充分利用这批档案,成立一个 “ 中华内地会研究中心 ” 。作为发起人,我的建议得到了五位研究者(其中澳洲一位、台湾一位、国内三位)的赞成,于是相约 4 月 10 日在贵阳商议筹备事宜。 怪事从此接连发生。先是, 3 月 31 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三级政府宗教部门约我谈话,告诫我不能举行宗教活动。我说: 1 、我们只是一般基督徒,没有资格举行宗教活动; 2 、我们的研究是学术研究,属历史研究范畴,不是宗教活动,我作为曾经的贵州省宗教局分管基督教的处长,应该知道宗教活动与历史研究的区别; 3 、从研究的对象来说,中华内地会对中国很友好,大家都知道其创始人戴德生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而且,中华内地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即离开中国,从来没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发生。近期中央电视台还播放过中华内地会的专题片,戴德生的传记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各地媒体对这段历史也多有报道。我本人作为基督教研究的专家,曾经应邀为贵州省委统战部撰写过有关内地会教会的报告文章,该报告文章获得中央统战部给予的一等奖。我也曾参予相同内容的社科研究,为贵州省拿回建省以来第一个全国社科重点基金项目。 4 、从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