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依国主：中国政教关系中从未颠倒的主旋律-基督教视野下的中国文化传统第十三课

十月 23, 2022

古实又生宁录，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

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创10：8一10》)

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華。——（《箴29:26》）

尼布甲尼撒总以为自己了不起。从人这方面来说，他的成就是足以叫他自负的。然而在他领悟真理的那一刻，他

却认清了世上的人在神面前都算不得什么。他发现自己真正是一无所有之后，才得到恢复和恩典。就他而言，精

神病是有价值的，因为其结果引他进入了与神的正确关系。―― （华思德《默想圣经人物》）

现在我们说后一类帝王。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都是以儒家“道统”为主旋律（政教），以其他宗教为和弦。即如尊道教老子为祖的唐太宗也说：“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贞观政要》），故立儒为治国方略。而最能代表绝大多数帝王基本特征的，一是明太祖朱元璋，二是清圣祖玄烨。

朱元璋的“三教并用”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乞丐出身的皇帝），自称“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虽非读书之人，却因为独特的身世懂得“神道设教”之于统治的重要。他与他所代表的绝大多数帝王一样，并没有什么信仰——包括作为“政教”的政治信仰,他们倡教的目的仅仅只是统治手段而已。朱元璋提出“三教并用”，“用”之一字与唐太宗“三教并奖”的“奖”之一字相较，同样都是“神道设教”作标准，“奖”是奖励、推举；“用”是使用、利用，已经失去开放自信的胸襟，变得保守和猥琐。

1、用儒：推展礼、教同时删《孟子》朱元璋虽然并不信仰儒教，但幼时读过两年私塾的他希望在作“伟大领袖”的同时又作“伟大导师”（历史上一些不太有文化的帝王都有这一嗜好，如武则天、宋太祖殿试门生；现代的党政领导层也有数量众多文化不高看稿发言还念错字的“博士”头衔者）。《明史》记载：“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在位三十余年，所著书为《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虽然有枪手（徐一夔等）代笔之嫌，但可见其作“伟大导师”的强烈愿望。在他撰写的《三教论》中明确指出：“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对宗教一方面认为“若崇尚者从而有之，则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另一方面又认为，“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鉴此，他把“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定为基本国策，并诏谕：“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诏天下通祀孔子；并且，他自己也放下皇帝的身段拜祭孔子：“洪武十五年，国学成，行释菜礼，令诸儒议之。议者曰：’孔子虽圣人，臣也，礼宜一奠再拜。’太祖曰：’圣如孔子，岂可以职位论？昔周太祖如孔子庙，将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师，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敬礼先师之礼，宜特加尊崇。’儒臣乃定其仪。”（《钱穆：帝王与士人》）在明代，祀孔成为标配政府行为，凡有官学的地方，无论府、州、县学、卫学及司学，都必须立文庙祭祀“至圣先师”，配祀儒学大师人等。于每年仲春仲秋，由地方长官主持祭奠。通过儒学的教化作用，使人民接受儒家礼教纲常。他甚至不顾佛道规矩，以礼入律：“凡僧、尼、道士、女冠，並令拜父母，祭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朱元璋以“礼”治国的的确确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他还推动了“乡贤祠祀”的改造，将这个原本属于民间私祭的项目明清国家制度化管理，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推动乡贤附学，用“礼”的“大传统”进入到原先国家管不到的“小传统”的乡村，这些都是对儒家民间化、国教化、社会化的重要推动。推展到乡村、基层还不罢休，明代“开边”是一大政务，把儒家“政教”推行于边疆“文化蛮夷”，也是一项基本国策。朱元璋强调“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四川贵、播······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立山川社稷诸坛场，岁时祭祀，使知报本之道。”（《太祖洪武实录》）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贵初定，普定军民府土官者额入朝，辞归之时，明太祖朱元璋特下诏谕：“王者以天下为家，声教所暨，无间远迩，况普定诸郡，密迩中国，慕义来朝，深可嘉也。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使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洪武二十八年夏六月壬申，“诏诸土司皆立儒学”。因为朱元璋的推展，洪武时代儒家“政教”在国家治理上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还官办大学——国子监，亲自为大学选编教材，由他亲笔撰写的《御制大诰》就是一本“普法教材”，发行了两千多万册，按其在人口中的持有率来说，在中国大概只有《毛主席语录》可与之媲美。（现代人会质疑当时条件下为什么会发行这么多？这是因为朱元璋颁发的圣旨说：“一切官民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苔、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有能熟读讲解，通晓律意者，若犯过失及因人连累治罪，不问轻重，并免一次”，老百姓买此相当于买了一个护身符，何乐而不为）。

口口声声“以礼治国”的朱元璋其实心中十分明白礼的虚伪，有个叫江伯儿的小民因为母亲病重，就杀了自己三岁的儿子祭祀泰山，以求保佑母亲。朱元璋并没有以儒家观点表扬他尽孝之心，而是打了他一百板子，发配到南海。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太懂得这种求取功名的招数了。朱元璋令删《孟子》是他的潮点之一，删除的《孟子》是如下十一项：1．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利；2．不许说人民有可以报复暴君的权利；3．不许说人民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4．不许说人民有生存的权利；5．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6．不许说反对征兵的话；7．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8．不许说反对内战的话；9．不许说政治黑暗；10．不许说行仁政、救人民；11．不许说君主要善良，若风俗败坏，君主要承担责任。

朱元璋删《孟子》之举表明他一定注重“淫祀”管理。在当“革命者”的时候，他曾援引天命之说来拉拢人心：“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他甚至利用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的“明王”来确定国号为“大明”。但在成为执政者后，却又毅然转而否定白莲教所信仰的弥勒佛（汉传佛教相信弥勒为未来佛，将在日后下凡普渡众生，所以往往被附佛外道的造反组织利用），斥之为“香党、妖术”。他在讨伐另一位红军领袖张士诚的檄文中，将红军的起义说成：“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吴唅《朱元璋大传》）在他亲笔撰写的《御制大诰》中有一个案例：有自称法师传白莲教的人叫卢善，抓住后被处开水浇身，铁刷刷肉，直到刷死的酷刑。甚至，历代帝王迷恋的神仙、长生、符命、祥瑞等说词，朱元璋也通通不相信（这在帝王中十分罕见，甚至在号称为无神论者的当代执政党领袖中都稀有）。他说：“昔殷周之父老何存？汉唐之耆宿安在？果长生之道乎？” 他还曾经提到：“汉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霞举；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验，则神佛无矣。”要论到无神论色彩最重的帝王，大概就要数他这个当过和尚的“过来人”朱元璋了。

2、用佛，抑禅扬教曾有入寺为僧和得道士相助经历的朱元璋虽然对佛道二教不以为然，但他了然佛、道二教“阴翊王化”“默佑世邦”（《拔儒僧文》）的功能，他说：“三教之立，虽持身荣检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三教论》）“释道二教，自汉唐以来，通于民作俗，难于尽废，惟严其禁约，毋使滋蔓。”因为佛、道教已经深入民心为“俗”，“难于尽废”，所以不得已只能严加管束。此道出身的他深知佛、道教中弊端，即僧道“蠹财耗民”，影响财政；“污教败行”，有碍法律。因此，明帝国一建立，就开始整顿僧、道门风，严禁僧、道与世俗混同，对佛、道教活动采取严格管理“不使冒滥”的方针。前朝官员以寺观为法外之地，躲避于此“不事新朝”, “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明朝小史》）。另一方面他又主动利用佛、道教“弭边患、化愚民、佐王纲”。他深知佛、道教有 “虽国法森严，有怙不知畏者，若质诸鬼神，即畏缩而不敢肆”的作用，便做出一副“大护法”的姿态： “托身于寺四年，常思之”，重建了自己早年出家的皇觉寺并设僧录官主持，颁降龙兴寺印；启建“广荐法会”，为新王朝祈福；对高僧“召入禁中，与讲论”；组织刻藏，并亲自为《心经》作序；优待僧人，下诏规定：“钦赐田地，税粮全免；常住田地，虽有租粮，仍免杂派人差役”；设置僧官，“皆高其品秩”。对于儒家传统深厚的内地，严厉整肃佛道教：严格度牒制度，保证僧（道）团素质；严禁私度僧尼私建寺观，保持可控规模；考核整顿僧道纪律，以世俗法律插手僧道犯戒事。但在儒教力不能逮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他又对佛道教“一国两制”。《湖南省志·佛教志》载：“洪武二十年，令僧纲司左善世行文各处僧司，年在二十岁以上僧人讨度牒，发去乌蛮、曲靖等处，每十里造一庵，自耕自食，教化当地人民”。和尚道士成了他开疆拓土的别动队、先锋队。可以看出，对佛、道教的被动防范和主动利用，皆出于朱元璋的政治目的。

“过来人”朱元璋在利用佛道教神道设教的做法上别有心得，比别的皇帝更会“用”。他将天下寺僧分禅、讲、教三类（此举开了宗教门派不由宗教自定而由皇帝规定的先河）：“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释氏稽古略续集》）洪武《御制玄教立成醮仪文序》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朱元璋对三种僧人的褒贬评判皆视其社会功用。认为禅宗“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只能做到独善其身，而且放荡不羁、蔑视礼法、败坏乡里，不宜大力提倡，从治国的角度讲，不如“教”那样直接有用；“教”宣扬礼教，又能为人祈求消灾，“益人伦，厚风俗”，有利于安邦治国，起码可以“诱愚民以自济其私”。所以对“教”大加扶植，致使明初出现了“抑禅扬教”的倾向，所以瑜伽法事之“教”作为政治宗教在明代前期盛极一时。

　3、用道，定仪范、崇城隍道教与朱元璋自己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都把“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挂在头顶。朱元璋的母亲怀他时吞了道士的丸药，在其打天下过程中，道士周颠、张中能测祸福“多奇中”，又言其祖坟风水“当处天子”；即位之前，正一道42世天师张正常向朱元璋“陈’天运有归’之符”，相当于宣布他的“天子”身份；朱元璋则宣称自己曾梦游天宫，见到“道家三清”，获赠真人服、冠、履、剑，并亲撰《御制纪梦》大肆宣扬。有一事可以看出朱元璋心目中真实的道教地位：即位之初的洪武元年，他迫不及待下诏去正一教主“天师”之称，改天师印为真人印。为什么？因为皇帝为“天子”，道教首领却为“天师”，“天子”落于“天师”之下，寓意政权落于教权之下，那还了得？朱元璋曾利用白莲教起事，深知道教在“小传统”中影响广泛，可“用”，但任其发展泛滥，就会损害皇权统治。所以，他在道教管理方面主要做了下面几件事：

a、曾敕礼部选派道士定拟道教斋醮仪范，亲自为之作序，命令颁行全国，立为定制。又亲制道教科仪乐章，参加祈雨醮事，“上素服革履，徒步至坛，席藁曝日中，夜卧于地，凡三日”。并不相信道教的他顶烈日卧寒夜达三天之久，朱元璋自己“作秀”入戏太深倒还好说，从此开了国家规定宗教仪轨的先例，现在三自教会不唱赞美诗唱红歌，也可以追溯到这里。

b、中国社会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凡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一个管理人的神。比如家有灶王，村有土地，城有城隍。这本是民间习俗，然而，朱元璋却将之变为国家制度。他推崇城隍和土地，在全国各地建设了成千上万座城隍庙和土地庙。城隍原指“护城河”，功能不过保护城池，早在周代就有信仰记载。而大规模实体化推广，便是始于朱元璋。朱元璋曾亲诏刘三吾：“朕设京师城隍，俾统各府州县之神，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福祸之，俾幽明举，不能幸免。”册封京师、府、州、县四级城隍，各级官员赴任时，必须向城隍宣誓就职。各地最高官员也需定期主祭之。为什么朱元璋推崇城隍？这是因为城隍有专司人间善恶之记录、通报、死者亡灵审判和移送的职务，朱元璋这一行为背后的思想逻辑，不在于为各个城市“保平安”，而在于“鉴察民之善恶”即派驻各城一批由“神”担任的“监察官”。

c、他在尊宠道教的同时，不断制定各种管理和约束道教的规章制度。如罢黜元朝授予龙虎山张氏子孙为“天师”的称号，各种道派必须归在全真、正一名下管理（与现在家庭教会必须归在三自下面同一路数），又规定为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而建的斋醮仪式各有等级，“不得增损移易”。洪武二十四年(1391)诏令对全国寺观进行清点，命各州府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道众集中居住，令僧道官严格监督。洪武二十七年( 1394)下令礼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观，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税（砧基道人為叢林中掌管地稅之僧侶，而具有官吏之性質）。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每班由一年高者率之，其余僧道皆不许奔走于外，及交结有司，以书册称为题疏，强求人财等。于崇山深谷中修禅学全真者一二人则许，三四人则不许。《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记载朱元璋批复中书省臣等奏：“凡民庶祭先祖、岁除祀灶、乡村春秋祀土谷之神，凡有灾患，祷于祖先。若乡厉、邑厉、郡厉之祭，则里社郡县自举之。其僧道建斋设醮，不许奏章上表，投拜青词，亦不许塑画天地神祇。及白莲社、明遵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用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一句官方语言来说，叫做“管理无死角”。

4，用伊限胡，为我所用伊斯兰教在公元八世纪传入中国。朱元璋在推翻蒙古族统治的元政权过程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皇明通紀》卷二)，以儒家大一统“夷夏之防”思想立国。而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民族组成的“探马赤军”，又是元朝的主力部队。常遇春、胡大海、馮國勇、馮勝、丁德興、藍玉、沐英、華雲、李文忠等重臣大将都是回族，民间有所谓“十回保一朱”的说法。甚至朱元璋十分仰仗的皇后马氏也是回族。应该说，不高喊“驱逐胡虏”，或者不依靠“探马赤军”，朱元璋都很难打下江山，这就使得明代初期的政策矛盾重重。我们说朱元璋是一位“用”的高手，他的招数是：民族政策方面严加限制，避免回族军事力量坐大动摇宗法社会根基。他一方面诏令“复衣冠如唐制”，禁止胡服、胡语、胡姓，《大明律》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汉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可以看出，这些限制十分严厉。另一方面，在宗教政策上，朱元璋又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他在著名的《至圣百字赞》中赞颂伊斯兰教：“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祷，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极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孽，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 （《天方至圣实录》）刘智《天方典礼》记载：“洪武初，敕修清真寺于西、南两京及滇南、闽、粤，御书《百字赞》，褒扬圣德。”朱元璋并非真正懂得伊斯兰教教义，他是站在统治立场上“以儒释伊”的。（也有很多专家如白寿彝、周有光、台湾马明道考据朱元璋本身是回族人，因考据不详实，没有得到学界公认，暂不采信。）毫无任何信仰且文化并不太高的朱元璋，硬生生将自己打扮成为了儒、释、道、伊各教的“伟大导师”，其目的都只为“神道设教”。就连惯于揣摩上意夤缘干进的解缙都曾当面调侃他的这些假过场：“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百家神怪诞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犹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谓以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慑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神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谓有所谓某神某仙，孚佑国家者哉？”（《文渊阁四库全书·文章辨体备选》）

“政道一统”的康熙帝现在我们要说到清代的康熙。康熙身上有满、蒙、汉三种血统和三层文化背景，如同唐太宗一样，比较容易取长补短而不容易墨守成规。因此，作为皇帝他的事迹很“新鲜”也很“光鲜”。

1、“乾纲独断”的“政统” 加强皇权，康熙在明代取消宰相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设立了以南书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要害是直接把国事变为家事。到此为止，中国的宰相制度从秦汉的三公制到隋唐的三省制再到明清的内阁制，相权每况愈下（朱元璋在设立内阁制时下令：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论者以叛逆罪凌迟处死），南书房制终于使宰相回归了它的本意——家奴（见“绪论”）。从宰相经历的历史曲线，可以看出儒家吹捧的“帝相共治”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康熙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同时表示“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强力措施，消除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以及汗王继位者由八贝勒共举的制度，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清代还将前朝爵位“世袭罔替”更改为“世袭递降”和“考封”（世袭递降是长子可以承继爵位，但需要降一级世袭；考封是其他儿子需要通过考试取得全优才能取得降一等爵位，只有铁帽子王才可以“世袭罔替，配享太庙”），这个制度使得宗法为基础的社会权力更加高度被皇帝垄断。另一方面，他独断用人奖惩之权，不许大臣妄议；并设立密奏制度，使部下心生恐惧；他还制造文字狱，诛杀有思想可能危及统治的汉族知识分子（制造了20多起文字狱，平均不到3年搞一起。其中最有名的是《明史》案和《南山集》案）。“乾纲独断”是康熙朝政治的最切实写照，这是他在“政统”方面的作为。

2、辅佐统治用“道统” 康熙与其他清代的皇帝一样，同时具有四重身份：满族的领袖、中华的皇帝、蒙古帝国的继承人、藏传佛教的大施主。清代前期的做法就是以满治满，以蒙治蒙，以汉治汉。但如何使一个只有汉族人口几百分之一的“马背民族”能顺利统治这个“大一统”的世界最大帝国一直是清统治者的心病。到了康熙，他明智地选择了利用儒家“道统”来辅佐统治。本来，康熙就可算是中国所有帝王中最为崇尚儒学的一位（外来的皇帝夺此第一实属不易），说是其信仰也不为过，这一点上与“利用儒学”的朱元璋有着根本区别。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他早年读“四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他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他自己说：“朕八岁登基，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康熙起居注》）在此基础上，康熙提出了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十六条圣训：

“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

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近见风俗日敝，

人心不古，嚣张成习，僭滥多端，狡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或豪富凌烁孤寒，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

矜出入衙署，或蠹棍诈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时闻，仇忿之杀伤叠见，陷罹法网，刑所必加，诛之则无知可悯，

宥之则宪典难宽。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导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

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

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

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

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圣谕广训》）。

“十六条圣训”在治国方略上结束了以满治满，以蒙治蒙，以汉治汉，正式确定了以儒家道统为治国纲领。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康熙巧妙地表明用汉族士大夫的先圣之道来治天下，使自己的统治在汉民族中变得具有正当合法性。为此，他“御纂”、“钦定”诸经，如康熙二十二年，御定《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康熙五十四年，诏撰《周易折中》；康熙十九年，御定《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六十年，敕撰《书经传说汇纂》；康熙六十年诏撰《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康熙时御定《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未刊行）；康熙三十八年敕撰《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被雍正称为“一代之完人”的理学家李光地，就认为康熙已然将“政统”“道统”置于一身且歌颂其正当性：

“然臣之学则仰体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诵师说而守章句，佩服儒者，屏弃异端，

则一卷之中，或可以见区区之志焉。臣又观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序尧、舜以来，

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

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夫东汉风俗，一变至道；贞观之效，几于成康。然律以纯王，不能无愧。孔子之生东迁，

朱子之在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

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

猷，臣虽无知，或者犹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

康熙也“当仁不让”地说：“先圣先师，道法相传，昭垂统绪，炳若日星。朕远承心学，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渐近自然。然后施以政教，庶不与圣贤相悖”（《清圣祖实录》）。

康熙对“政教”十分虔信，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在陆王心学的“内学”传统盛极一时的环境下，他对“给民族精神裹上了小脚”（何兆武语）的朱熹理学崇敬有加，他称颂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大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亲自主持编写了《朱子大全》和《性理精义》，定朱熹理学为官学，可见其将理学作为制度文化的拳拳帝王心。他在位六十一年，亲自参加祭天活动八十三次，他也是第一个以“三跪九拜”之礼晋谒孔庙的帝王。在康熙十一年给礼部尚书的批示中说，皇帝祭拜天地神灵，“务尽其诚敬之心”。“日讲”是一种供皇帝学习的制度，在康熙任中共进行了896次，所讲的书目为《四书》、《五经》及《通鉴纲目》等正统儒典。他的学习态度也很认真，“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正于人，务期道理明澈乃止。”（《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康熙对儒家学说也有自己的见解，康熙十八年地震，言官魏象枢依汉代灾异诛一宰相的成例密奏“速杀大学士索额图，则于皇上无干矣”，康熙《起居注》记录了他的回答：“朕谓’此皆朕身之过，与若辈何预。朕断不以己之过移之他人也’魏象枢惶遽不能对”。康熙把“政统”“道统”置于一身的典型做法是把儒学转变成政治意识形态，把诠释儒学最后真义视作帝王特权（因此才会出现康熙考翰林）。他说：“朕惟道统与治统相维，作君与作师并重。”（《康熙帝御制文集》）这是中国帝王政治统率知识文化的最典型表现。

3、神道设教用佛道康熙厌恶佛教，他说：“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日讲官）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况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后竟饿死台城。宋徽宗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康熙十九年南书房记注》）、“圣人立言，必浑沦切实，后人求其说而过之，每蹈虚寂之弊。如释老之书，朕向亦曾流览，深知其虚幻，无益于政治。《易》曰：有君臣、父子、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今释道之教弃绝五伦，根本既失，其余言论更何著落。《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人并列而为三才。今释道之教，生生之理已绝，是使三才且有时而穷，此皆其大体错谬，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康熙十九年南书房记注》）。但他也充分认识到佛教是神道设教的有力工具，因而又持保护态度。对于佛道教他的基本态度是：“僧道二教皆起自中国，递传而降，历有岁年，此并非我朝所始。朕但听其成僧自为僧，道自为道，守其成规而已，何必禁革耶？”(《康熙十九年南书房记注》)。“况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后竟饿死台城。宋徽宗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康熙十九年南书房记注（二）》）康熙的佛道教政策与现今当局的宗教政策有几分相似，那就是上层交给“统战”，中层交给“国安”，下层交给“城管”）。他把佛教庄严国土与儒家治国平天下、劝善惩恶与仁义道德紧密联系，看得出他把佛教纳入儒家思想范畴的良苦用心。他一方面封道忞为"宏觉国师"，另一方面又诏令僧录司，严厉管束天下僧侣，不准他们私自设教聚会。对道教的态度也一样，康熙曾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执弟子之礼；但同时诏令严厉管束天下道士。对待藏传佛教，康熙基于“兴黃教，即所以曳蒙古”（转引自显密文库《清代的藏传佛教》）的战略目的，陆续冊封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图克图，并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式赐封第五辈班禅为“额尔德尼”，并赐金冊、金印。从而奠定清王朝对达赖、班禅冊封的制度。

4、不学真道学知识康熙对西方传教士抱有好感，康熙立为太子，就是湯若望的建議，康熙也表现出对传教士的亲善，曾被天主教传教士们誉为“东方康士坦丁大帝”。但他对传教士的亲善并非感其信仰而是感其文化（七艺）。主政之初，即让因“历狱”被冷落的传教士南怀仁与杨光先委任的“钦天监”阿拉伯人比试。最后西方传教士取胜，南怀仁入主“钦天监”（宕开一笔，由于中国君权神授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性质，“上知天文”是明君贤臣的标配，历代均有私学天文论死罪的法律，使民间对天文噤若寒蝉。但由于中国的“天文”是“以天道来纹饰人道”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天文学”，从上古尧开始就有的“天官”“钦天监”沦为真正掌握天文学的外国人执掌便势所必然）。先是，杨光先撰有《不得已书》，其中说传教士：“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 杨光先是从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反教”，以为可以中其主子下怀，不想康熙颁旨道：“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系邪教，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有一次康熙患疟疾，太医束手无策，教士张诚献上西药，一服而愈。康熙大悦，赐其住宅并赐地建天主堂一所，亲题“万有真原”匾额并赐对联。康熙任内，耶稣会传教士帮助他完成了很多“功业”：与俄罗斯帝国准备划订疆界，商议尼布楚条约，精于拉丁文的传教士负责代表中方与俄国人沟通，这个条约最终以拉丁文签订（两国协议不以中、俄文字而以拉丁文签订，可见传教士在其中的作用）；南怀仁等亦协助清廷铸造火炮，平定三藩之乱；他们准确预测日食，使皇帝可以为相关祭奠做好准备；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则成为宫廷画家。用“索隐”方法传教、参与测量绘制《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白晋指出，康熙皇帝“非常尊敬天主教，而且喜欢倾听我们讲解教义。同时，由于这位皇帝的行动早就带有天主教的色彩，所以我们期待上帝也将赋予他圣教的天资。以上述各点来看，即使说这位皇帝正在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天主教的教义，也不为过分”（《康熙皇帝》）康熙对西学有了认识后，还亲自跟传教士学习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化学、药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外语，并在宫中设实验室，进行化学和药学研究。“神父们每天都可以进宫，上午和下午都要向皇帝讲授两个小时的课程。……刚刚开了几课，皇帝陛下就对此表现了极大兴趣，甚至在他前往距北京有二法里的畅春园行宫时，也不肯中断这一学习。”（《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国书简选》）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他委任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社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楝、明安图等人走遍各省，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并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图》，其作被称为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李约瑟亦称之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精确。“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壬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津途，后来高才绝艺终末能出其范围”（参见《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学霸皇帝”康熙对西方科技感兴趣并且还颇有掌握，至今沿用的“根”、“次”、“方”等数学名词就是他亲自翻译命名的，他还出版了自己的科研论文：《三角形推算法论》《量天尺论》《康熙几暇格物编》，这大概在从古至今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中独此一例。他还在宫里设实验室制药,在皇子皇女和宫女身上实验种痘, 亲自对三、四法里长的一条河的斜坡作了水平测量，还亲自解剖过一只冬眠的熊。但他却严禁自己和儿孙之外的人学习西方科技。他组织编纂大型科技丛书《律历渊源》，在我国科技史上一直占据很高的地位（他组织传教士编写书籍，有徐日升参与编撰的乐理著作《律吕正义》、数学专著《数理精蕴》、汤若望编写的《望远镜》等，大多没有印行。传教士巴多明的《解体全录必得》，就是供给康熙一个人看的教科书）。有个叫戴梓的人发明28连发枪，这在当时世界也是先进武器，康熙则弃之不用。理由是：“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这也是他担心西方科技的原因——会动摇以骑射起家的满清统治。康熙在学科学上走得最远是仿效法国科学院成立“蒙养斋算学馆”，该馆1713年建成，由康熙的三儿子诚亲王负责，从全国各地选了300多人进行考核，遴选72位在蒙养斋工作。由于很多活动都是由皇子和他手下的内务府的官员来掌控，科学成为权力的重要部分，但因为没有制度保障，到了雍正时代，“蒙养斋算学馆”便以不了了之了。如果将康熙与同时代同境遇的彼得大帝作一比较,高下立可判定——彼得大帝使蒙古西征产生的钦察汗国脱胎的俄罗斯跨入近代国家门槛，康熙则使中国坠入古代社会泥潭。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虽然都是在学习“先进文化”，但有东正教信仰背景并做过“宗教改革”式革新的彼得大帝学习的是全盘的“西方文化”，而骑射起家的康熙主要学习的还是“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浅表层的科技知识。彼得大帝是走出去隐姓埋名当了两年真资格的学徒，康熙大帝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皇帝的架子（只有在政统统治道统问题上，这两个皇帝的做法是一致的，彼得大帝自认“最高牧首”，他于1721年颁布了亲笔签署的《宗教章程》，正式决定废除牧首制，同时宣布沙皇本人就是“最高牧首”。在一次选举新牧首的会议上，他拔剑插在桌上怒吼：“谁再提议，就尝尝宝剑大牧首滋味”）。康熙的帝王傲慢表现在其对待科学知识上还有一个事例，他说：“数学之原理皆出于《易经》，西式方法皆源于中国。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毕竟，他们所知仅为我所掌握其中之一部分”（《东华录》）。他批评他并不理解的符号代数说：“还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总无数目，即乘出来亦不知多少，看起来想是此人算法平平尔。” 南怀仁曾经撰写《穷理学》一书，该书包括逻辑学与方法论及形而上学、数学、天文学、测量、力学与机械、生物学与医学，该书上呈给康熙时，他并未接受，认为“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参见尚智丛：《南怀仁(穷理学)的主体内容与基本结构》）。史学界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康熙学习西学是为了对付汉人的“假道学”，他召见李光地，以星宿运行质诸《堯典》，李光地不能对；“又历指三垣星座问光地，不能尽举其名。上指示从官历历明晰，终使随臣匍匐称颂”（《起居注》）“三十一年，玄烨与群臣论及《太极图》，因示以数学解析音律，计算河水流量，检测日晷，令群臣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清圣祖实录》）。正因为康熙是将“政统”“道统”系于一身（见下节），他生怕汉族知识分子质疑他的文化权威，所以借西学来打击汉人。梁启超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的一个工具，“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也因为如此，写下《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的伊恩·莫里斯将康熙称为“伟大的傻瓜”，他说：“康熙大帝本来可以将中国的科学带入先进的18世纪，他却没有这样做”。

科技知识之外，康熙认为既然天主教与儒学的天道思想相同，在中国也就无须对之提倡，他说：“中国称上帝，人人皆知，无不敬畏。即朕躬膺大宝，凡事法天，网敢或[斁]，六十年来，朝乾夕惕，祗承帝命。中国敬天之道如此，岂尔西洋只知为造物主区区祈福求安者所可比拟哉？”（《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讲“上帝”呢？那样大家就不会如此强烈地反对你们的宗教了。你们称之为天主，我们称之为上帝。它们难道不相同吗？难道由于民众赋予了它一些错误的解释就应放弃使用一个词吗？”（李明《致布雍（Bouillon）红衣主教的书简》）。因之不准添立教堂，也不准中国人入教。在他已经执政三十多年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索额图和传教士张诚、徐日升等人的游说下，康熙才下了两道谕旨，礼部即奉旨依议：“西洋人治理历法，用兵之际修造兵器，效力勤劳，且天主教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其进香之人，应仍照常行走，前部议奏疏，着掣回销毁，尔等礼部满堂官满学士会议具奏。”、“……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此后传教士才可以在中国“不违法”地传播天主教，中国老百姓也才可以领洗成为天主教徒。这被传教士认为堪比“米兰敕令”的“基督教宽容敕令”，也可以视为康熙对基督教最大的宽容。但这些宽容是传教士“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的回报，甚至是掌握“奇技淫巧”的传教士以“辞官”威逼斗争的结果。本质上，康熙任用传教士是用其科技知识为王朝服务。这种只学科技知识而反对传教并用中国式的宗教观对待天主教的态度，终于在“礼仪之争”中彻底爆发。他虽然诗中有“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的认识，但也仅仅限于文化上的理解和礼节上的应酬（王怡牧师的理解是：“他很清楚地在這詩裏面說，他接受耶穌基督。不過在這首詩裏面，前面的感悟，大部分還是對人生無常、看透了虛空當中的虛空的意義，沒有提到“罪”。其實，對耶穌基督這一個救贖生命的意義，從這首詩歌裏面看出來，康熙的認識其實不是太大，所以幾年以後，我們知道就發生了禮儀之爭”。现在还有学者指出这些诗、联并不能肯定是康熙所作）。他对理学名臣李光地、熊赐履等说：“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历算之学果然好。你们通是读书人，见外面地方官与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榕村语录续集》卷六）。法国的李明神父在一封信中记载了他与康熙皇帝的交谈：“你们难道可以始终都关注一个你们尚未到达那里的世界而又认为你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益处吗？相信朕吧！每种事都有其时。你们应利用上天现在交给你的一切并将那些仅仅对死者有益的一切关注都推移到身后吧。他又开玩笑地说，至于朕，对所有这些彼世的事都毫不关心，朕不屑费力去决断所有有关这些不可见神鬼的案件”（《致让松红衣主教的书简》）。“当我们向皇帝呈奏天主在其他民族中产生的奇迹时，他有时便会指责我们。他说，难道朕比那些经常会看到其病人痊愈和死者复活的夷人地位尚低下吗？为使我们的归化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应作多少事啊！尔等从世界的边缘来向朕布讲一种与理性相反并高出于理智的宗教，难道朕仅仅根据花言巧语就相信尔等是公正的吗？给朕制造一些能证明尔教之真谛的奇迹吧！朕将以对待我教的真诚来报答尔等”（《致拉雪玆神父的书简》）谢和耐对康熙有一个较公正的评价，他说：“康熙帝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他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多面体人物。他注意同情每个民族或宗教集团的人：满族人、汉族人、蒙古族人、穆斯林、喇嘛教信徒、佛教徒和道教徒。他对于每种情况都能采取了一种恰如其分的态度。毫无疑问，康熙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传教士们，因为他们不仅仅由于其科学知识，而且由于其各方面的知识而对他非常有用。仍然是毫无疑问的是，康熙把传教士们视为来自遥远王国的代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宗教几乎不占据任何位置。”（《中国与基督教》）

5、“礼仪之争”是必然礼仪之争为什么会闹得不可开交?我认为这在传教士内部仅是一次“礼仪”之争顶多是“理义”之争；而在两个世俗国家（中国和教皇国）之间，则是一次“权力”之争——是一次文化的解释权和宗教的归宿权在谁手里的权力之争。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权力之争”，而“理义之争”我们放到后面第五辑去讨论。

所谓“礼仪之争”，原指天主教意大利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礼俗采取宽容态度而引起的天主教内传教方针的纷争。最早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针对中国民俗，允许教徒祭祖、祭孔（他们允许信奉天主的中国人祭祖时向祖先的牌位叩拜，只是要求在牌位上写明敬拜的是天主，怀念的是祖先）；同时鉴于“男女授受不亲”，简化男祭司对女信徒的洗礼和临终敷油。耶稣会代表人物利玛窦认识到：祭祖和祭孔事关整个皇朝统治基础，这是宗法国家的根本政治原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废弃的，最捷径的办法就是以“合儒”、“补儒”为借口“绕开走”。这些传教策略为耶稣会遵循，被称为“利玛窦规矩”。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天主教东方传教活动开始之日，也是世俗世界地理大发现与海外殖民扩张之时。一开始，罗马教廷并没有控制传教的权力，而是将这一权力授予传教积极的国家，称为“东方保教权”。利玛窦以及耶稣会传教士（虽然他们是意大利修会和意大利人，包括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受拥有“东方保教权”的葡萄牙派遣，成为在华传教成果最多的天主教会，他们代表了葡萄牙的在华权利。由于他们遵循的“利玛窦规矩”符合满清政府的利益，也受到康熙皇帝的强力支持和保护。在之后来华代表西班牙在华传教的多明我会和方济格会反对“利玛窦规矩”，他们用天主教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拉的神学主张认为“祭祖”就是“拜别神”，多次要求教廷对此裁判。此一时期罗马教廷受到“宗教改革”的冲击，十分在意东方的传教，成立了“传信部”直接介入传教事工。1658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成立，这是罗马教廷用来打击葡萄牙“东方保教权”的重要策略，也关系到葡萄牙与法国的利益之争。这一时期中国的天主教实际上已经分裂为守“规矩”和不守“规矩”的两派。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宗座代牧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禁止使用天和上帝两个称谓, 禁止信徒参与祀孔祭祖, 并开除了两名违反禁令的耶稣会信徒。颜珰在争议过程中通过其母校巴黎大学神学院说服教皇，教皇遂发表教书，斥责行“利玛窦规矩”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耶穌會请求康熙作出裁定，康熙亦於1700年11月30日宣佈了他對耶穌會的支持，並將敕文寄給教廷。可以说，教皇与中国皇帝不但直接参与了争斗，而且是双方的主将——这就导致争斗必然要升级。两派的行为都不怎么磊落——不是诉诸《圣经》而是诉诸权力。如果说，巴黎外方传教会搬出教皇在天主教内尚还是其传统的话，耶稣会士诉诸“外邦”皇帝则显得很不得体。

如果了解东方帝王“天子”的文化心态，康熙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不唯康熙，便是号称信仰“天主”并取有教名的元代帝王，从他们写给教皇的信函中“政主教随”的心态都可见一斑：“尔来书云，朕宜领受洗礼。。。朕可告尔，朕不知该奏疏所云何指。。。汝之来书朕实不解。盖朕当尊奉长生天之神敕。。。尔等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他人。然尔知上天究欲加恩于谁人乎？长生天气力里，朕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如此，若非获长生天气力，人又有何力焉？今尔等如誓忠臣服，当宣誓：‘余愿为陛下臣服，放弃余所有之一切权力’尔教皇当率王公诸卿，速来见朕言和。。。”（《成吉思汗、窝酷台汗、贵由大汗复教皇书》）。康熙不像成吉思汗那样颟顸，他非常有礼貌地坚持着东方帝王的立场。

1705年，为解决教会内部的纠纷，教皇于派多罗为特使，来华巡视检查，并准备任命一位罗马教廷信得过的传教事务总管。多罗决定在广州设立传信部在华办事处，同时发函各传教团体，命遵守1688年传信部命令，宣誓服从教宗、主教或宗座代牧。此时，他获悉康熙将有意立耶稣会士徐日升为全国传教事务总管。面对这紧急情况，多罗决定以“钦使”身份求见康熙。多罗到了北京后，耶稣会士们没有向他行跪拜礼。他们解释说：“我们向皇帝和皇储双膝下跪行礼，向皇帝的其他儿子和亲王单膝下跪行礼，除此之外，不须向任何人下跪”。这几乎是在宣布他们只服从中国政府了，这在信仰与权力都只是一元的天主教内出现实属罕见。后来多罗成功迫使耶稣会士向他跪拜并亲权。康熙以超高待遇礼待多罗，但同时坚定表示西洋人若反对敬孔祀祖，就很难留居中国。多罗知道与康熙话不投机，便没有直接提出传教事务总管人选，只是说向皇上推荐一位中国文献的专家颜珰。康熙派人对颜珰进行考察，发现他对中国文献所知并不多，遂向多罗发出一道谕示：“颜珰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需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到了这时，天主教内传教方针之争上升为国家政治权力之争并走进死胡同。中国方面的升级行为是：规定所有在中国的西洋人必须领取永居票，始能长期居住中国。规定“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用内务府印给发。”（见附图4）愿意领取永居票的传教士，由本人自动申请，亲自进京陛见，陈述自己永久留居中国的决心，然后呈递履历，经内务府批准给发永居票，凡不愿领取永居票的西洋人，一律押解广州天主堂居住。康熙四十六年（1707）三月十七日，因西洋人孟由义等九人请求领取永居票，康熙皇帝颁降论旨称：“论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因此不准尔等传教，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住着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们遵利玛窦，不依教化王的话，教你们回西洋去，朕不教你们回去。”教廷方面的升级行为是：多罗在南京正式发布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的禁令：“凡是合于天主教义的伦理和风俗，都加以尊重，。。。天主教人不能祭孔祭天，也不能在家供祖宗灵牌，也不能以天或上帝称呼天主。。。敢有自作主张，马上受‘绝罚’”。康熙闻讯大怒，认为“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说这个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门，使其病死狱中（多罗囚禁到澳门期间也受到葡萄牙人的折磨）。宕开一笔讲一个细节，我在宗教局工作的时候正值“拨乱反正”，各地都“祝圣”主教，当时由罗马教廷“祝圣”的主教全国只剩下一个段荫民，各地由政府和爱国会选出的主教，白天是“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祝圣”仪式，晚上一定会偷偷再找他“亲权”，重新“祝圣”一次，表示对罗马教廷的忠诚。现在罗马教廷与中共“秘密协议”，使中共拥有“平信徒授衣权”，真是对上主权柄的亵渎，也是对中国天主教信徒的侮辱。

即使陷于僵局，双方也还在作最后努力，康熙先后派遣三批使节出访罗马；康熙五十九年(1720)，罗马教皇再派嘉乐为特使来华斡旋。嘉乐向中国皇帝转交罗马教皇的禁令，本来尚对天主教还心怀仰慕的康熙勃然大怒，他批写到：“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设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之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嘉乐见状，自行提出八项妥协条款：“一、准许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许写先考、先妣姓名，两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二、准许中国对于亡人的礼节；但是这些礼节应属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三、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孔子牌位若不书写"灵位"等字，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四、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头。五、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烛，但应当声明不从流俗迷信。六、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陈果蔬，但应当声明只行社会礼节，不从流俗迷信。七、准许新年和其它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八、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点烛，在墓前供陈果蔬”，但已经于事无补，康熙告诉嘉乐：“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可禁止”，“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尔俱带回西洋去”。随后，全国教堂300座均被没收，改为谷仓、关帝庙、天后宫或书院。康熙还说了一句大实话：“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熙“治统与道统集于一身”并不是空口白话，他在作为“伟大领袖”同时又是“伟大导师”，既坚持“政统”又维护“道统”，既是帝王又是卫道士。很多学者根据康熙所写的《基督死》与《生命之寶》两诗认为他已经建立了基督教信仰，尤以《生命之寶》中“我願接受神聖子，兒子明份得永生”算是直白表示了接受基督為救主的心願，但从他的行为来看，这只能算是帝王一惯的口是心非。王怡牧师的评价要深刻得多：“当年，康熙曾为天主教会题字：’万有本原’。这似乎是对歌罗西书一章15-17节基督作为万有主宰的回应。然而康熙却不承认，基督也同样是他的皇权的本原，也构成了对他的统治的限制。所以从他开始，中国禁教了一百年。”（《历史是大写的基督》）

6、皇帝迷思的灾难从秦始皇的“自比天齐”、汉武帝的“迷信谶纬”、唐太宗的“三教并奖”、梁武帝的“并不得法”、嘉靖帝的“斋醮治国”、宋太祖的“阴翊王化”到清康熙的“礼仪之争”，我们发现中国的皇帝们是很难建立宗教信仰的，为什么？因为信仰是人类的特征，而这些帝王不是人类——他们本身就是信仰对象，本身就是“神”。王怡牧师说过一段很有智慧的话：“在中国，皇帝说的话叫圣旨。在基督教，上帝说的话叫圣经。信仰的一个测试，就是究竟圣经大，还是圣旨大？如果圣经是神的话，就没有任何人的话可以称为圣旨。如果皇帝的话是圣旨，世上就没有一本书可以称为圣经。我们这些相信圣经的人，有责任按着法律尊重掌权者，但从此拒绝将一切不义的法律当作圣旨”。

吴伯娅在《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中有一个评价：“康熙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与矛盾，不仅仅是文化传统与宗教教义的矛盾，而是中国的封建皇权与西方宗教神权的冲突。”清朝因礼仪之争而关闭国门达一百六十多年，导致了中国与发展中的西方世界拉开了距离。其间天主教并未因“禁教”而被消灭，按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统计：1724 年全中国约有30 万基督徒，到1839 年时仍然约有31 万人。而中国的历史进程呢？按那位英国使团的著名使官马嘎尔尼说：“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民族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被认为是中国帝王中思想最开明的康熙因为帝王的傲慢制定了最自闭的政策（教皇克来门十一世和克来门十四世也同责。1939年，罗马教廷终于撤消对中国教徒祭祖祭孔习俗的禁令，但并不承认先前相关的通谕是错误的；2001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有关利玛窦的研讨会上书面致辞中表示了悔改和道歉：“我对过去这些错误深感难过，我感到遗憾，这些过错令许多人认为罗马天主教不尊重中国人，使他们感到教会对中国持敌视的态度”。请注意，我只是陈述教廷的态度，并未作评判），中国由此走向积弱积贫。一代大国明君的康熙，更是一代民族罪人（教皇与康熙也同罪，被教廷开除了教藉的天主教学者汉斯昆对此的评价是:“总而言之, 除开路德和伽利略两例, 这一决定可能是教皇关于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无数错误决定中最严重的一个”）。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康熙的局限并非他个人的局限，而是中国文化的局限，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时期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同时反对基督教；民国“基督教黄金期”出现“非基督教运动”，当今中国是世界《圣经》印刷最多却又是不准公开发行的国家，都同样是中国文化的局限，这个中国文化的局限就是中国不需要神，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神——皇帝。在中国皇权专制的两千多年中，政统与道统形成的“政教”构成了强大的统治力，在这种制度下，讲求的是统治能力而不是治理能力。因此，“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时时刻刻顶在每个中国人头上，宗教要么异化（佛道伊），要么消失（民间宗教），只有依附皇权才能生存。即使是道统与皇权政统发生冲突，皇权也会毫不留情给予镇压（如“大礼议之争”）。“政教”文化是千年积淀下来的，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和潜规则，并深深植入到所有国民的意识之中，成为了中国人共同拥有的心理定式,不要幻想某个皇帝的个人信仰可以改变体制改变文化。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中没有信仰，只有手段，宗教只是统治者愚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中没有敬畏感和神圣感，只有工具价值的利用，我们从它的信仰基因中找到了端倪。在中国的皇帝里，不会出现法兰西矮子丕平的哥哥放弃王位做修士一类“作为”，（他刻意隐藏身份，修道院的厨子经常打他，后来得知之后跪地求饶）只会有梁武帝那样的“作秀”、嘉靖帝那样的“作迷”和康熙帝那样的“作威”。对世俗权力的信仰与人间偶像的崇拜使华夏民族灵魂得不到洗礼，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成为了一个无所顾忌的民族，成为了一个肆无忌惮的民族，成为了一个言行不一的民族，成为了一个崇拜专制的民族，世界上一切宗教宣扬的爱与公义在这里都没有地位，忠和孝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本位。杨庆堃先生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总结：“整个宗教行政管理系统基于一个总目标，即捍卫统治者及国家的利益，预防异端邪说可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这一点，数千年来从没有改变。

以“天”观之，基督教国家也有“皇帝”，但从《撒母耳记》上帝“任凭”以色列人选择“王”起，他们那里都是皇帝服膺于上帝，甚至还一度政权服从于教权；绝大多数时间里权力是分置的，上帝通过他允许的两个皇（皇帝与教皇）掌握人间秩序，很多论者认为，现在的“虚君共和”“无君共和”更是按《圣经》原理设置的权力机制。但中国帝王不同，秦皇自比天齐，汉武、唐宗借天立威，梁武、嘉靖偷天换日，明祖、康熙神道设教，这些天的嫡长子全都是些不肖子孙，不要说“以天为则”，基本的敬虔都没有了。他们不在意那虚无缥缈的“天上”，却牢牢盯着那属于自己的“天下”。

中国的皇帝崇拜深入到方方面面：历史是帝王的家史，图腾（龙）由帝王占据，国家是帝王的朝代，天下是天子的私域。。。甚至，皇帝拉的屎都是宝贵的中药，学名叫做“龙遗”。最著名的中药店北京同仁堂，每天清晨到故宫西华门从太监那里高价收购皇帝出恭的粪便，加上朱砂、百合、山楂、蜂蜜除味，制成“龙遗丸”，一枚售价五百两银子。

“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正是无知傲慢的中国人“认龙（皇帝）作父”，却离开了我们真正的在天之父。天父很生气，四千年没有理我们；天父很慈悲，今天他把拯救之手伸向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