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者的祭坛——六四的纪念、悔改与超越

·如果一道伤口，在一个人心上多年不能愈合，这个人必然衰亡；
如果一道伤口，在一个民族心上长期被压抑，这个民族也难以健康。

这道伤口，就是六四。

·面对这道伤口，如果教会选择噤声或躲避，不敢面对这道伤口，不愿参与医治，
那么问题就不仅是历史的，而是属灵的，因为神要教会担当的责任之一，就是“守望人”。

我当年没有走上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个人的羞耻；但是，每一年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的烛光聚会，我都会默默地点亮一柱心香；直到2020年6月4日，维园纪念六四的烛光第一次被迫熄灭；从那时起，每一年我都会在我的网上频道《尼哥底母真理追寻会》上做一期节目，于己，是自我的忏悔；于人，是呼召不能遗忘。但记得我2020年做节目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媒体敢于发声，我请讲员也没有人愿意来。今年形势大变：台北中正纪念堂3000人守夜，美国和欧洲各国都表达了声音，自媒体更是铺天盖地。说明一点：真理需要坚守；至于它能否开花结果，那是神的事情。

今天，应洪予健牧师之邀，我想讲三句话：凭着良心，纪念六四；出于悔改，走出六四；因着信仰，超越六四。

·  第一句话：凭着良心，纪念六四，因为真理不应被遗忘。

我知道，中国和加拿大各有一间教会，每年64都会举行禁食祷告来纪念64，他们这样做是缘于两位牧者的约定，这两位牧师就是王怡牧师和洪予健牧师；也是缘于这两间教会会友的共情，就两间教会是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和北美浸信会信友堂。地分南北，国有内外，但他们在基督里同感一灵，以此表达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怀。

为什么要纪念六四？首先是寻求真相。耶稣曾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使用的“真理”一词，就包括“真相”的意思，真相揭示事实，真理赋予意义，没有真相，就没有通向真理的入口。六四的真相是什么？执政党认定是“反革命暴乱”，民运人士认为是“民主运动”，第三方认为是“一个官民冲突事件”。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囿于这些“人的看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六四运动的核心，是一群年轻人对诚实、清廉与公正的渴望，客观上就是反对僭越者对主权的僭越和人权的侵犯，《圣经》就严厉地谴责过这种侵犯。而一个拒绝面对历史创伤、拒绝承认过错的国家，就像一个讳疾忌医的病人沉疴难起。我们祈求主，让真相的光照进历史的幽暗处，因为只有直面鲜血与错误，真正的和解与自由才可能萌芽。

其次是“纪念”这个动词本身。在《圣经》中，“记念”不是被动回忆，而是主动的属灵行为。《申命记5:15》：“你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记念在这里意味着：不让苦难被抹平、不让不义被合理化、不让历史失去重量。纪念意味着在黑暗世代中勇敢指出罪恶，呼吁为受难者寻求正义，对生命价值的“尊重”，祈求公义能行在神州大地上。

没有纪念就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就不得医治，《圣经》说：“你們這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耶3:22》）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也是每一个受苦灵魂的见证者。三十多年前的那场运动，那些倒下的生命，他们的呼喊、泪水与热血，并没有消失在尘埃里。世人或许会选择遗忘，政权或许企图掩盖，但那位“数算我们头发”的主，必记得每一个名字。

我们今天的记念，是与上帝的记忆联合，宣告那被强权试图抹杀的生命，在永恒中仍有尊严。基督徒的记念，不是政治行为，而是对真理的忠诚，因为圣经说：“掩盖罪过的，必不亨通。”（箴28:13）

对于追求真理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拒绝遗忘，“纪念六四”就是我们当仁不让的选择；为此，我认同王怡牧师和洪予健牧师起草、众多中国基督徒签名的《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20周年的宣告》，只要一天64没有平反，其中提出的4项诉求就永不过时，这4项诉求是：

1. 面对历史，公布真相；
2. 认罪纠错，追查元凶；
3. 记念六四血案的受难者，赔偿、抚恤受难者家属；
4. 给予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的人士自由归国的权利。

作为一个并非基督教运动的六四，实际上也像施洗约翰一样，在“修直主的路”。这就是六四真相的第二重意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福音运动的阻碍，他们大规模归主，就是在6.4后。这批知识分子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民主启蒙运动的主要推手，枪响之后，他们对政党、社会、文化甚至自己都普遍失望，在走投无路的“人的尽头”，从各种路径归向基督，他们分别成为了新一代中国城市新兴教会的支柱，中国福音运动也从“农村包围城市”的1.0时代进入到“城市新兴教会”的2.0时代。在神来说，神总是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在人来说，这是我们今天坚持记念的动力——即便在废墟中，神仍在动工。

·第二句话：出于悔改，走出六四，因为民族需要医治。

如果记忆只是控诉，它最终会变成仇恨；如果仇恨笼罩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永远没有和解的希望。我们需要走出中国看中国，走出六四看六四，在现实中承担和解的责任。走出六四，不代表遗忘，而是不让仇恨成为民族未来。

·有一位“名嘴”说：“没有六四，中国就是一个三流国家”。也有两位主内的名牧说：六四是一场盲目的运动，盲目崇拜自由女神，言外之意，六四成功了也是三流国家。这些观点在一些精英群里很有代表性，前一个观点是着眼经济，认为六四破坏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后一个观点着眼神学，看似属灵，却没有爱与公义。我不知道他们三流国家是用什么标准，但我知道，一个原来的三流国家，正是通过一次类似六四的昭雪平反，从此成为了一流国家。它就是台湾，这个事件就是228，昭雪平反得益于台湾教会持续多年坚持的“真相运动”和“和解运动”。

·  台湾的228事件与大陆的64有相似的成分，都是民主力量对于专制政权的抗争。发生在1947年2月至5月间。当时的国民政府将事件定性为“暴乱”和“奸匪煽动”，调派军队展开大规模镇压。随后进行的“清乡”行动导致大量本土政治、文化菁英失踪或被处决。此后，台湾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白色恐怖），228成为社会禁忌。它不仅是台湾现代史上最沉痛的悲剧之一，也深刻形塑了后来的政治生态与社会心理。

台湾基督教会对台湾宪政民主转型的争取与作为是所有华人基督教会的榜样。有一次台湾的中央电台采访我，我就谈了64与228的比较。64与228这两个运动都是华人社会中不可忘却的痛，但这两个运动却导向了不同的方向。

在20世纪70-80年代，台湾的基督教团体在民主化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28“真相运动”和“和解运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从公开报道遭警备总部曾强行查扣，到发起了台南市首场228平反运动游行，引燃全台各地的纪念与平反活动。接下来发起成立“228和平日促进会”，公开要求政府公布真相、平反冤屈并设立纪念，将2月28日定为“公义和平日”，鼓励众教会在每年这一天举行追思礼拜。1990年2月，长老教会正式发表《对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及家属的道歉》。声明中承认，在长期戒严下，教会因恐惧而未能给予受难者家属足够的声援，并恳求上帝与家属的宽恕。这种以民间宗教团体身份率先致歉的行为，直接为1995年时任总统李登辉代表国家正式道歉铺平了道路。1989年，也就是大陆发生64事件的当年，全台第一座民间兴建的“228纪念碑”在嘉义市落成。在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嘉义西门基督长老教会提供了建碑场地，碑文由卢俊义牧师执笔，引用圣经话语呼吁社会和平。

·长老会的诉求也推动了与他们神学思想不同，教会传统不同，遭受的逼迫不同的大陆去到台湾的国语教会的参与。他们共同推动了228“真相运动”和“和解运动”。在国语教会与台语教会共同举行的228追思祈祷会上，国语教会牧师用台语讲道，台语教会牧师用国语讲道，以此来表达他们的共同诉求。而台下坐着的听道的，就有当年镇压228的军政要员。

228事件受难者、台大的文学院长林茂生的妻子给儿子林宗义（228平安运动主要领导人）说：“最好的复仇方式就是’教育你的敌人成为一个有爱心、讲道理的人’”。这就是该运动的核心精神。本着这个精神，“228平安运动”从“本土/草根教会”到“外来/皇家教会”的参与，从“平反”到“平安”的诉求，从政治追责到公义/宽恕，从个别宗派的推动到全部基督教的合一，从教会活动到总统出面认错，说明华人教会不但具备神赐给的勇气，同时也具备神赐给的智慧。当然，神赐给台湾李登辉这样虔诚基督徒担任政治领袖。李登辉在这次平反昭雪中不但有政治智慧，而且有属灵当担，他通过道歉，将228平反从一场“政治斗争”升华为一种“集体性的心灵疗愈”。一方面将国民党政权从历史的原罪中释放出来，另一方面让受难者家属从仇恨中解脱，这一逻辑本质上是对基督教“认罪—悔改—复和”模式在国家治理中的宏大实践。

台湾教会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直接推动228事件的平反昭雪，228事件的平反昭雪又直接推动了台湾社会的现代转型。这一过程显示：真正的医治，不只是制度修复，而是人心的转变。

大陆与台湾同宗同文，为什么64与228却是两种导向，两种结果？我们是否也能够像他们走出228仇恨一样走出64？64能否像228一样在转型正义中起到关键作用？教会是否成为民族和社会的光和盐？这就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因此，我们不但要纪念64，还要在悔改中走出64，更要超越64。

·第三句话：因着信仰，超越六四，因为历史不能成为终点。

记忆，是信仰伦理的开始；纪念，是对沉默文化的抗争。而纪念的目的，是为了守望。虽然，现在，官方对基督教的“人设”是“恨国党”“敌对势力”“带路党”“颠覆社会主义别动队”——把基督教家庭教会塑造为国家的政治敌人；而很多牧者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否认了教会的政治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属灵环境中，我们“超越64”有三个方面的功课要做：

·第一个功课、重拾“守望人道统”：

我们大家都熟悉一种角色：宣教士；但我们对另一种角色比较陌生，这就是“守望人”。宣教士是把福音传出去，守望人是把同胞保守在主里。而十字架式守望，同样是教会重要的使命。

从《圣经》的文化传统来说，“先知”与“守望人”两重角色往往是同一的，先知关乎“从谁而来”，守望人关乎“向谁负责”。一些神学家认为守望人只是旧约时期的概念，其实，它也是初代教会的原则。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太5》），这里的光盐，不是被动存在，而是主动“守望”；《马太福音24:42》记载，耶稣要门徒们：“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在原文中“儆醒”与“守望”就是同一个词，说明“守望人”并非“过去式”，而是主再来之前都必须坚守的原则。《新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守望人”作为职分，但其职能被耶稣与使徒所内涵化、深化并扩展。早期教父（如奥古斯丁、金口约翰）也把牧者看作“守望者”；加尔文也认为“守望人”是牧者的核心角色；为向羊群警戒罪恶和社会不义。

“守望人”有三重属性：社会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社会性”说明教会不能不关注国家会的政治生活；“民族性”说明教会不能不关注民族的灾难；阶级性说明教会不能不关注受压迫者。

在中国，只有家庭教会是承载“守望人道统”的群体。我将王明道、王志明、王怡作为三代家庭教会“守望人道统”的代表，可以从他们身上清晰看到守望人的统绪：

第一代王明道——拒绝教会体制化；

第二代王志明——拒绝政治拜偶像；

第三代王怡——拒绝以安全换见证。

他们的底层逻辑都是一样：坚决捍卫基督的王权。三代人的时代变迁，物是人非，中国家庭教会形成的伦理脉络却从不改变：不以安全换取顺服，不以暴力回应压迫。这一传统表明，守望并非情绪性的反抗，而是经过神学反思的信仰实践。其力量不在于改变社会制度，而在于保持教会的真实性。它表明：我们不是地下党，也不是反对派；我们不争夺政权，也不构建乌托邦。我们只是在城墙上，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事，并且拒绝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在这个国家，国家权力早已习惯于被神圣化；在这个文化中，顺服早已被偷换成沉默；在教会内部，安全、策略、智慧常常被用来为懦弱提供属灵包装。于是，最危险的不是逼迫本身，而是逼迫被合理化；不是铁拳，而是铁拳被称为“必要的秩序”；不是镇压，而是将镇压包装为“不成为三流国家”。

1998年11月，在赵天恩牧师的组织下，中国北方的一个村庄里，十几位分属4个家庭教会系统、代表着数百万家庭教会成员的同工们齐聚一堂，为追求在基督里的合一协议发表了《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这是中国家庭教会最早出现的信仰告白和政治宣言，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独立宣言》。这无疑宣布：中国家庭教会公开而不再是私下、不再是被动、不再是个别个体，而是公开、主动和整个教会担当起了“守望人”的角色。

在当下中国结构中，只有家庭教会仍保有“守望人”式见证的制度与属灵空间。与64直接相关的，北京带领信徒到天安门救助学生的杨毓东牧师，他的神学就称为“守望神学”，由他的弟子金天明创建的北京“守望教会”，其中就含有这一意义；他的另一个弟子金明日是“锡安教会”的创始人，也在践行“守望神学”。但十分遗憾的是，“守望神学”没有被广泛认识和大力推广。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不在今天展开。

中国教会要重拾“守望人精神”，讲道不只是灵性造就，也要有公共真理；正确诠释“神的国降临”，就是要更新世界；要培养“属灵分辨力”的信徒群体，教育弟兄姊妹识别真假和平、看穿偶像化叙事；拒绝盲从意识形态，也拒绝媚俗工具理性。要实践“为受苦者发声”的公共见证，守望良知犯、维权律师、底层苦民；不为党文化说话，不为谎言遮羞，不为罪恶站台；教会的祷告、讲章、平台，不回避“人的苦难”。要建立“记忆共同体”，如同以色列纪念被掳的苦难；教会应记住六四、709、疫后灾民、拆教堂，12.9等历史；哪怕被监控、被查封、被边缘化；被误解。因为，这是神不变的呼召：在《以西结书》中神说：“你或听，或不听，总要知道有先知在他们中间。”（《结2:5》）这不是结果导向，而是忠心导向；神呼召的不是顺从的群众，而是忠心的守望人。

·中国家庭教会作为中华“守望人”面对执政者的狂妄、三自教会的附庸、以及部分民运人士的仇恨，基督徒应追求由内而外的灵魂革命，在风暴中心站稳，夺回生命的主权，流泪祷告、呼吁归正。正是因为守望人“关注时务”而又“不识时务”的双重特性，我想起了王怡牧师和张春雷长老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为使徒”。

当下中国环境中只有他们站在破口中发声。实际上，王怡牧师将中国家庭教会第一阶段王明道、倪柝声的“苦难神学”；第二阶段杨毓东、赵天恩的“守望神学”又发展了一步，王怡牧师在“苦难神学”和“守望神学”基础上，发展出“抗命神学”。什么是“抗命神学”？

王怡牧师告诉肢体们：温柔的反抗，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从是基督赐给教会三样重型武器。

“我们批判世界的一切罪行，怎么单单逃避了对某种类型政府之罪行的批判呢？正是在针对某种类型政府的罪行上，信仰抗命成全了对世界罪行进行抵制的普遍性。”“在祂的主权恩典之下，基督赐给教会三样重型武器：温柔的反抗，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从。”“基督徒的最高法律是圣经，凡违背圣经的法律，我们都以非暴力的方式不予服从。”

能够做到“温柔的反抗，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的必须是勇士，又必须是绅士，而这个群体只有教会：

“没有人能抹煞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政府一直在迫害教会，但教会从未与政府对抗。这就是福音在中国大陆的见证。我常有机会问警察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你能不能找出任何一个群体来，政府迫害了他们半个多世纪，他们却始终以和平和忍耐面对，从未在身体上反抗过政府？连少林寺都有武功，请问家庭教会有什么？我们唯有福音，唯有敬拜和祷告，而已。在中国，信仰是如此尖锐。没有绅士风度和法治环境作为背景。然而在中国，信仰基督的人却越来越多。因为我们除了耶稣，活着实在没有任何盼望。在人间，除了良心，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牺牲。”王怡牧师的“争战-抗命”不是向着权力而是向着权利，不是为了反对而是为了见证，不是使用暴力而是非暴力，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爱。王怡牧师带领的教会从神学到制度到行动都是现代的示每拿教会。正是鉴于王怡牧师提出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他是继凯波尔之后，把“公民不服从”理论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也是他最被诟病的一点，主内很多牧者认为他让教会处于危险之中，这些牧者没有看到的恰恰是他让教会处于恩典中。

王怡们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们的这些观念也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如六四的首犯之一的刘晓波在题为《我没有敌人》的法庭最后陈述中说到：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我们在《天安门母亲的话》中也读到了基督精神：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中国家庭教会的“守望人道统”，就是作历史的清醒者，不做文化的附庸；作社会的良知者，不做时代的奴仆；作神国的先锋者，不做地上的顺民；作基督的守望人，直到他荣耀再来。就是在黑夜中点燃真光，在废墟中修筑城墙，在谎言中高举真理，在灾难中代百姓呼求。就是在黑夜中站立不动的灯台，在世界变局中不屈的先知，在灵魂干渴中流出活水的磐石，在历史洪流中仰望天国。

第二个功课、以悔改替代革命：

在面对不义与破碎的历史时，人往往倾向于以“革命”的方式寻求改变，即以力量对抗力量，以结构替换结构。然而，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这一路径虽然能够在外在层面带来剧烈转变，却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源。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只在制度之中，更在人心之中；若人的内在未被更新，新的结构往往只是旧问题的延续。

·与“革命”不同，圣经的回应是：“你们当悔改。”（徒2:38）因此，我们认为：悔改才是历史的真正转折点。“悔改”并非消极退却，而是一种更为根本的转向。它要求人首先面对自身的有限与偏离，承认罪不仅存在于他者，也存在于自我与共同体之中。正是在这一承认之上，人才可能脱离以对抗为中心的循环，进入以真理与公义为导向的更新过程。台湾的长老教会“228平安运动”能够胜利，一方面得益于他们先于社会抗争；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们先于政府“悔改”，从而引发政府和社会的“悔改”。

因此，以悔改替代革命，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公义的追求，而是拒绝以同样的方式再生产不义。它强调改变必须从人心开始，并通过更新的生命影响社会结构。这一路径可能缓慢，却更具持续性；它不以即时的胜负为目标，而以真实的医治为指向。

如果反思没有悔改，它最终会变成绝望。在当下，古老的中国正站在现代转型的路口，我们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在上掌权柄的”被“狂妄”支配，不认识神更不认识罪，认为可以担当“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即三自领导们被“肚腹”操纵，拜倒在政权下面，崇拜人而不是崇拜神，也没有任何认罪悔改的迹象；当代的奋锐党人——一些不认识神的民运人士被“仇恨”所包围，幻想用革命迎来民族的解放，并不认为自己也是认罪悔改的对象。当下的中国，更像被神毁灭的所多玛、蛾摩拉，而没有尼尼微城那样“虔诚地认罪悔改”的征兆。在这一关键时刻，作为这个时代和这个民族的“守望人”，我们希望福音不但要与逼迫抢时间，要与革命抢时间，还与换汤不换药的改革抢时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悔改并非一种软弱的退缩，而是一场由内而外、最彻底的灵魂革命，从自我中心转向神，从控诉转向承认，从仇恨转向医治，它是对抗外部逼迫与暴力革命最坚韧的力量。

当当局试图通过强权来压制思想，或奋锐党试图通过流血革命来重塑秩序时，悔改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路径：

夺回生命的主权：逼迫试图通过恐惧支配人，而悔改让我们转向上主。当我们承认自己的局限与过犯，将生命重新扎根于永恒的公义与慈爱时，外部的威胁便失去了枷锁的作用。

瓦解仇恨的循环：革命往往伴随着以恶抗恶的暴力，而悔改要求我们审视自己内心的黑暗。这种内在的更新让我们在面对仇敌时，不再以同样的暴戾回击，而是以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坚韧，切断仇恨的传递。

建立真正的秩序：历史证明，没有心灵更新的体制更迭，往往只是旧枷锁换了新名字。唯有当人选择悔改——放弃自我的绝对权威，回归神圣的法则——社会才可能在诚实与宽恕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稳固的根基。

·第三个功课、实践“替代性赎罪”：

   最极致的使人悔改的方法就是耶稣的“替代性赎罪”。《彼得前书2:24》指出：“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圣经最关注的是神的百姓得救的问题，而问题的答案正是耶稣基督的替代性救赎。在基督教信仰中，基督的救赎具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地位；人无法在本体意义上“替代”他人成为赎罪的中保。然而，在伦理与生命见证的层面，信徒被呼召进入一种代受、担当与代祷的生活方式：以爱承担他人的重担，以忍耐承接冲突的代价，以祷告托住他人的软弱。这种“替代性”的实践，并非复制救赎，而是参与基督之爱在历史中的呈现。

具体而言，它体现为三种取向：其一，代祷——为他人（包括误解与敌对者）向神呼求，将冲突首先带到神面前；其二，代受——在不义与误解中选择不以恶制恶，以克制与忍耐承担必要的代价；其三，代行善——在张力处境中主动行善，以善胜恶，切断仇恨的循环。这样的实践并不取消公义的要求，反而在不放弃真理的前提下，使公义与怜悯得以同时呈现。

因此，所谓“实践替代性赎罪”，不是以自我牺牲替代神的救赎工作，而是在日常生活与公共处境中，以十字架的方式回应现实：拒绝报复，承担代价，坚持真理，持续代祷。它看似柔弱，却具有穿透历史张力的力量，使个人与群体在不复制暴力的前提下，仍然朝向真实的更新与和解。我们的血不能赦免罪，但我们如果不效法基督“甘心乐意为罪人舍己”的精神，我们何以称为基督徒？

·为什么必须要用到“替代性赎罪”这样极致的方法。对于我们这个没有认罪悔改传统的民族来说，我们不但要作为认罪悔改的表率，还要心甘情愿地替他们顶罪。“替代性赎罪”就是苦难、逼迫、委屈、自讨苦吃的代名词，也与亲朋不理解，社会不承认，国家不容忍相伴随。“替代性赎罪”真的太难为人了，它不是人干的，是神干的；不是人之常情，是神之常情。可我们的主耶稣偏偏又要我们效法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太5：44—48》）。保罗也这样劝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活祭”是什么？“活祭”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替人赎罪”。我们不一定要牺牲自己的肉身生命来替人赎罪，我们的肉身生命也不能替人赎罪，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的生命才能够替人赎罪。我们不一定“红色殉道”，“替代性赎罪”则需要我们“白色殉道”。这就是前面说到的“拒绝报复，承担代价，坚持真理，持续代祷”。只有住在基督的爱里面，才有可能“替代性赎罪”，也才有可能说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活祭”就是“爱邻人”（《路10:30》）“爱敌人”（《太5：43》）的真实响应，显示我们“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显示我们身上带着十字架的印记。是否能够真心“替代性赎罪”的第一个考验是是否能够真心为执政掌权者代祷，但只要我们明白，我们不是要用“革命”推翻执政掌权者，“革命”只可能使仇恨加深形成“革命”的不断轮回；我们是要替执政掌权者代祷来改变中国，因为我们真实相信基督在世界掌权，“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1》）。让我们大家一起诵读《诗篇9：20》：“耶和华阿，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我们走出六四的关键，不是遗忘，而是：从记念走向悔改，从悔改走向和解。

在记念中不失真理，
在悔改中不失盼望，
在信仰中走向超越。

（这是在温哥华信友堂64烛光祷告会上的主旨发言，因为时间限制，只讲了45分钟。这里是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