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

基于一些对王怡、对我们活动的双重误解，我们在这里作一个说明，主要说明一点：我们所说的 “ 研究 ” ，不是个人崇拜，甚至不是个人研究，而是时代诊断。请记住我所说 “ 研究 ” 的前提。 时代诊断需要坐标，正如正如很多学者通过朋霍费尔 来理解纳粹时期教会；通过索尔仁尼琴 来理解苏联时代知识分子；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研究王怡来理解 21 世纪中国家庭教会。王怡，正是研究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的坐标。 当下，一个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吞噬着中国教会的生命力。一般可能会认为 这 个危机来自政府的打压逼迫、牧者的坐监；王怡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这是政府在帮助教会 “ 清教 ” ，认为是打开了监狱事工。我没有王怡的那种属灵看见，我认为这个危机可以总结为三个致命的 “ 脱节 ” ：第一，我们的神学思想与现实脱节；第二，我们的牧者与羊群脱节；第三，我们的教会与社会脱节。因此，面对激烈的时代碰撞、面对复杂的政教关系、面对公权力的挤压和世俗文化的蚕食时，却发现我们的牧者和神学家无法给我们提供切实可行的争战武器。我们用三个层面来观察，这三个层面是环境、传统和反思。 首先，我们将中国教会放到全球福音运动的大环境中来审视。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是世界福音运动增长的中心之一，这里孕育着极大的属灵复兴。但与此同时，这里也是全球教会受到挤压、挑战和逼迫的重灾区。在这片既有极大复兴、又有极大试炼的土地上，我们的神学研究本该是最前沿、最敏锐、最贴近现实的。可是，一个荒谬的现象浮现出来：华人神学家中，真正关注中国、关注当代、关注中国教会所面临的血淋淋现实的，有多少人？ 我们所谓的 “ 汉语公共神学 ” 十分热闹，著名的神学教授、神学家们用精致的汉语去谈论古代的奥古斯丁、西方的巴特，为什么？ 因为那是 “ 安全区 ” 。 这种神学上的无能和退缩，导致了最致命的一个后果：当当局提出以 “ 法制化管理宗教 ” ，用行政和法律手段一步步蚕食教会时， 整个华人神学界竟然哑口无言，无力回应。 其次，我们放到福音运动的历史传统来看。如果我们回顾西方教会的发展史，会发现世界福音运动在近代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启蒙来完成的。在那样的历史进程中，基督教往往带着一种文明的优势。但是，当福音遭遇中国时，历史的剧本完全变了。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独立发展了几千年、在政治、哲学、道德、社会各方面都早已自成一套极其严密系统的文化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