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王怡——王怡神学研究征文说明

基于一些对王怡、对我们活动的双重误解，我们在这里作一个说明，主要说明一点：我们所说的“研究”，不是个人崇拜，甚至不是个人研究，而是时代诊断。请记住我所说“研究”的前提。

时代诊断需要坐标，正如正如很多学者通过朋霍费尔 来理解纳粹时期教会；通过索尔仁尼琴 来理解苏联时代知识分子；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研究王怡来理解21世纪中国家庭教会。王怡，正是研究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的坐标。

当下，一个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吞噬着中国教会的生命力。一般可能会认为这个危机来自政府的打压逼迫、牧者的坐监；王怡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这是政府在帮助教会“清教”，认为是打开了监狱事工。我没有王怡的那种属灵看见，我认为这个危机可以总结为三个致命的“脱节”：第一，我们的神学思想与现实脱节；第二，我们的牧者与羊群脱节；第三，我们的教会与社会脱节。因此，面对激烈的时代碰撞、面对复杂的政教关系、面对公权力的挤压和世俗文化的蚕食时，却发现我们的牧者和神学家无法给我们提供切实可行的争战武器。我们用三个层面来观察，这三个层面是环境、传统和反思。

首先，我们将中国教会放到全球福音运动的大环境中来审视。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是世界福音运动增长的中心之一，这里孕育着极大的属灵复兴。但与此同时，这里也是全球教会受到挤压、挑战和逼迫的重灾区。在这片既有极大复兴、又有极大试炼的土地上，我们的神学研究本该是最前沿、最敏锐、最贴近现实的。可是，一个荒谬的现象浮现出来：华人神学家中，真正关注中国、关注当代、关注中国教会所面临的血淋淋现实的，有多少人？

我们所谓的“汉语公共神学”十分热闹，著名的神学教授、神学家们用精致的汉语去谈论古代的奥古斯丁、西方的巴特，为什么？因为那是“安全区”。这种神学上的无能和退缩，导致了最致命的一个后果：当当局提出以“法制化管理宗教”，用行政和法律手段一步步蚕食教会时，整个华人神学界竟然哑口无言，无力回应。

其次，我们放到福音运动的历史传统来看。如果我们回顾西方教会的发展史，会发现世界福音运动在近代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启蒙来完成的。在那样的历史进程中，基督教往往带着一种文明的优势。但是，当福音遭遇中国时，历史的剧本完全变了。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独立发展了几千年、在政治、哲学、道德、社会各方面都早已自成一套极其严密系统的文化帝国。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基督教在中国最重要的使命不是启蒙，而是争战。然而，放眼望去，在当今的华人世界中，能够用基督教世界观与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正面思想争战的神学家，又有几人？这种思想上的软弱和妥协，导致了另一个更荒谬、也更令人痛心的现象：当当局提出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试图从教义上消弭基督教的独一性，要求把儒家思想、甚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行塞进圣经时，竟然有90%的神学家和牧者在赞成、在附和、在迎合！

第三，我们放到福音运动的反思来看。健康的福音运动，从来都是传播与传承并重。传播是宣教，是把福音传给未信的人；传承是教育，是把信仰递交给下一代。然而，如果我们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就会发现一个历史性的遗憾：当时的教会为了获得世俗政权的支持“自剪一翼”，把本属于教会的公共教育权柄让给了政府。这是马丁·路德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这一让渡，直接导致了近代人文主义、世俗主义全面垄断公共教育。欧美已见惨痛教训；就中国而言：教会在后代的教育上彻底失守，比如：农村包围城市的巨大成功仅仅几十年就断送在教会对传承的不重视中。我们默认了政府对教育的绝对垄断，默认了孩子在未成年之前不能接受宗教教育的无理要求。

简单从这三个方面，我们立即可以得出一个极其沉重、甚至令人绝望的结论：在中国教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90%的神学家和牧者都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守望者的作用。我们有太多的学者，太少的战士；有太多的雇工，太少的牧人。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王怡。当我们把王怡放进这个坐标系中，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他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研究他。

第一，他始终站在福音运动的中心、前线与战场的中央。当别人都在学术的“安全区”里用精美的汉语倒腾西方旧神学的时候，王怡选择退回中国最真实的土壤。他的思想是直接从脚下这片土地长出来。他所承受的压力、他所面对的处境，正是中国教会最真实、最不容回避的处境。他用自己的生命，把神学从云端拉到了中国的现实战场。

第二，他的属灵看见极其敏锐，并且将神学化为了惊人的实践。在别人谈虎色变的政教关系上，他旗帜鲜明，绝不含糊。当他振聋发聩喊出“习近平是罪人”时，谁都知道他是在宣讲圣经真理，可有谁甘冒9年失去自由也喊上一嗓子？当当局以“法制化管理宗教”施压时，他作为曾经的法学者，挺身而出，直接进入法律前线与这种行政滥权展开交锋。他不仅在理论上批判，更在实践中抗辩。

当90%的人对“基督教中国化”保持沉默或同声赞赏时，他是极少数展开猛烈批判的牧者之一。他发出宣言，指出这种“中国化”是对福音的篡改。

中国家庭教会有自己的神学传统，从第一代王明道、倪柝声的“苦难神学”，到第二代杨毓东、赵天恩的“守望神学”，发展到第三代王怡这里，王怡牧师在继承“苦难神学”“守望神学”基础上，创造性的发展了“抗命神学”。这种神学用王怡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温柔的反抗，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从”，来为福音作见证。去年、今年的两次研讨会，都在讨论他的“抗命神学”，这是王怡牧师对中国家庭教会神学的主要贡献。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看到了教会“自剪一翼”的危机。不仅在著作中呼吁，更在教会内部身体力行地推行“基督教古典教育”。秋雨创办人文学院，开办主日学校，试图把被世俗人文主义垄断的教育权重新夺回来，为上帝的国度培养真正的下一代。

第三，他做到了“知行合一”。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我们常常看到两种极端：一种人对政权极度谄媚顺服，对同弟兄姊妹却严厉苛刻；另一种人充满了血气，用政治对抗的心态来对待信仰。但王怡展现了一种罕见的属灵人格。他对于反对教会的、践踏信仰权柄的力量，他像狮子一样勇猛，绝不退让半步；但对于反对他个人、攻击他个人的伤害，他却像绵羊一样温顺，甘心忍受。他把对上帝公义的“争战”，与对基督十字架的“顺服”，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不是一个政治异见人士，他是一个有见识的学者、有见证的行者，有牧者心肠的牧者。他用坐牢的代价，践行了他所宣讲的国度观。

我们今天提出“研究王怡”，绝不是为了搞个人崇拜。恰恰相反，王怡也是一个罪人，他的神学思考、他的性格、他的某些具体策略，同样有值得探讨、同样值得反思。我们研究他，是因为他是当代华人教会中，极少数敢于击碎“安全区”、敢于用神学回应现实、敢于在政教关系和文化争战中正面迎敌的样本。研究他，就是研究中国教会如何走出那三个“脱节”的危机；研究他，就是研究中国教会在二十一世纪，如何在这个古老而复杂的国度里，继续见证基督的王权。王怡的重要性不仅属于秋雨圣约教会，也不仅属于中国家庭教会，而属于21世纪全球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