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

                                                                    

         二十五日晨，陪太太去超市。内心一种莫名的烦躁涌动，一向被她“欺辱”的我竟无端呵斥太太，并无故躲离。快步回到家，即接到妹夫短信，母亲已经于七点二十一分安详过世——就在刚才我情绪反常的时间。

         常言“母子连心”，在母亲病重的这段时间我完全体会到了。先是母亲手脚肿胀，我便感到四肢酸痛；母亲睡不了觉，我便整夜无眠；后来母亲胸腔积水无法呼吸，我的心便隐隐作痛出不了气；每日母亲血透、从背上打洞抽去胸腔积水，我也感到相同位置隐痛阵阵。。。母亲太坚强了，这样巨大的痛苦集中在她瘦弱的身躯上，她只是轻声地呻吟；母亲太可怜了，以致于主治医师都含着眼泪说：医学是个坏东西。我残忍地给大姐提出停掉血透、输血和有创治疗，感觉自己在亲手杀死母亲——是母亲的脐带带给我们生命的给养，使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竟然阻断了维系她生命的管道，在让痛苦离开她时，也让生命离开了她的身体。这个时候我好想用自己的身体去承担母亲的痛苦，用自己的生命去替代母亲的生命。但是，我强忍着没有在家人面前掉泪，因为我是三姊妹中唯一的男子汉，怕我的情绪更加重她们的忧愁；只是在主的面前——一次是内室祷告，一次是与同工王牧、洪超弟兄的祷告会上，我才彻底破防——把心中郁结的伤痛担忧痛痛快快向主倾述。好在，我委身的活石教会苏天富牧师与仰华牧师的师母克服了种种阻拦，在病床上给她老人家施洗，使她有了永生的确据，可以到天家与父亲相聚了。

我们苦难的家庭与这个苦难的共和国同年诞生——1949年12月22日父母喜结连理，这便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缘起。苦难，是共和国的历程，也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年轮。苦难能滋生罪孽；也能造就最纯粹的爱。与这个国家只有苦难没有爱不同，我们却拥有一个苦难但和谐、幸福的家庭，母亲的爱就是我们家庭和谐、幸福的凝固剂。万里之遥的我没能替母亲送终，只好泪眼婆娑地翻看家庭的影集，让一张张老照片打开怀念的闸门：

我们的家庭留在这个苦难的国度完全是父亲的“一失足”：父亲作为总统府的高阶官员，作为入党介绍人是四名中常委的国民党员，却向往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与新婚燕尔的母亲把去台机票送人，留下来“迎接解放”。然后，命运就与那一时代与他们同样选择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他们的“天真”支付了一辈子的代价。当父亲被作为“历史反革命” 系狱后，母亲每月51元的工资就是一家五口（外婆、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之源。我在12岁之前从来没有穿过袜子，没有用过牙膏，一双球鞋破了几个洞，洗的时候只能光着脚；书包是外婆用旧藤筐改制的，我上学的路上总是贴着墙跟，就是怕被同学们嘲笑。我的记忆中，每逢晚间有月光的时候（为的是节约照明的电费），母亲总是要洗上一大脚盆衣物来补贴家用（大概洗一床被子是1角2分，洗长沙发套是1角6分）。此时我们三姊妹便依偎在她的跟前，争相报告我们的成绩（我们的成绩是她唯一的安慰），母亲有时会给我们唱起家乡的童谣，逗我们开心（那些童谣一辈一辈传下来，现在已经传到了她的曾孙）。我们看不懂月光映照下她煞白的脸色，其实她的身体已不堪重负，而且心里比什么都苦，但她不能让我们看到她内心的苦楚。现在回想起来，別的孩子想起搓衣板是“肉痛”，我们想起搓衣板是“心痛”。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外婆、母亲和妹妹都饿成了浮肿，妹妹的肾炎又几乎要了命。夜半醒来，常常听到母亲小声的啜泣，她既不可能向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倾述，也没有痛痛快快大哭一场的机会；甚至，连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没有——“母亲”的责任大于她自己的生命。“吃”是那一时代的主题，记得我们吃的是包谷饭，而母亲吃的是红籽面；她经常说“不饿”，把外婆盛给她的饭又拨出一些在我们碗里。印象最深的是发给她与外婆消浮肿的中药内有几粒红枣，她也要挑出来拿给我们吃。母亲的弟弟、妹妹不时寄来钱、粮票和食物，这大概是那些岁月中唯一慰藉母亲的温馨。

后来，便是“文革”，母亲工作的省民委全体下放湄潭“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姐姐也“上山下乡”到湄潭“插队落户”。“文革”结束，干部们回到机关，知青也掀起回城潮。孤儿寡母的我们一家没有“门路”，母亲就牺牲她的“干部”身份，下放到清镇棉纺厂工作，换取姐姐到清纺厂当临时工的机会。长年摧折，因此遘疾，姐姐退休后的第二天母亲就病倒了，仿佛坚持在冰雪中的哨兵终于见到了接班的人。从那时一直到母亲去世的15年，都是姐姐在照顾母亲。

   这几张照片是我们家最“辉煌”的时刻：十几人的大家庭“‘挤挤’一堂”在破烂的小房间里，姐夫在给侄子吕磊洗澡，妹夫在给侄女刘晨喂奶，我抱着张赟，犬子贪婪地伸手去抢大姑手中的西瓜皮。。。屋里只有自己打的简陋的床和木头的沙发，还有那著名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之所以“著名”是贵州日报刊登过《我们家的电视机》）。但每个人的表情中都透出满满的幸福，那就是我们这个家在上世纪80年代真实的写照。我不记得母亲给我们讲过一次“大道理”，但她的行为就是无言之教，因此，我们这个家庭从来没有闹过一次纷争，大家互谅互让，“穷”虽然很长时间是家庭基调，但“穷不倒志”也是儿孙辈共同的主旋律。相濡以沫的故事，说的是干涸将死的鱼，还用嘴里最后的口水，去滋润同伴。这就是我们家的精神，这个精神就是由母亲传下来的。因此，母亲是我们这个家永远的家长，永远的精神支柱。母亲安息主怀，我写了一幅挽联，请同学谭毅书写，挽联随母亲化为轻烟，但却是刻在我心里永远的痛：一肩担荷三辈苦难，双手扶起四世幸福。

我翻看照片时忽然发现：我们的母亲——端庄美丽的教会大学学生、武胜县“四大家族”之一的千金、总统府的官太太，竟然没有一件体面的衣裳。长期的贫困使母亲形成了省吃俭用的“恶习”：一根牙签要反来复去的使用，一张纸巾要裁成几张使用几回，十分爱好清洁的她洗脸洗脚也只用“坝櫝櫝”（家乡土话，形容只能覆盖盆底）的几口水。。。可是，在“克己”的同时，她的“博爱”远远超出了家庭。当儿孙们虽不出人头地但也可以帮助人时，她总是要我们为那些没有门路的底层人施以援手。她怀中抱着的这只流浪狗叫“嘟嘟”，狗眼看人比人眼看人准确得多，它一眼认定了母亲便跟着她来到我们家里。大姐每天早晨逼着母亲吃一粒鸡蛋，母亲总是趁大家不注意时悄悄塞在“嘟嘟”嘴里； “嘟嘟”知恩图报，每当母亲一坐下，它便跳到母亲怀里。当我们几个小家刚刚有了并不宽裕的“寒舍”，母亲就将唯一多出来的房子（父亲落实政策的安置之所，后来作了我的婚房）送给了清纺厂的一位女工，因为工厂倒闭这位女工没有了住处。这么“大”的事，她并没有与家人商量，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表示了异议。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身上打了若干的洞口插满管子，每天的治疗死去活来，她从来没有大声喊痛，但当看护她的工人要回家过春节时，她竟哭得抽抽涕涕。

我们一家好歹都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但在历史、文学方面遇到的问题，权威却是母亲。母亲热爱读书，记忆惊人，晚年也每天要背诵一首唐诗。便是生命最后阶段，病榻上仍手不释卷，医院也将她推举为“形象代言”，她的故事，就出现在医院的宣传册上。现在，母亲走了，我们去问谁啊？

在人世间渡过了95个春秋的母亲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平凡似大地上的一粒微尘，但她是被神光照的微尘（哪怕她只是在弥留之际才受洗）。《歌 林 多 前 書 13:4-7》说：“爱 是 恒 久 忍 耐 ， 又 有 恩 慈 ； 爱 是 不 嫉 妒 ； 爱 是 不 自 夸 ， 不 张 狂 ，不 做 害 羞 的 事 ， 不 求 自 己 的 益 处 ， 不 轻 易 发 怒 ， 不 计 算 人 的 恶 ， 不 喜 欢 不 义 ， 只 喜 欢 真 理 ；凡 事 包 容 ， 凡 事 相 信 ， 凡 事 盼 望 ， 凡 事 忍 耐 ”。这个称为“爱的诗篇”的教导，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终其一生也难做到，可是，母亲却好像依此行了一辈子。我想，除了我们主耶稣的爱，在人间的爱中，母亲的爱在我们心中是永远不会抹灭的。

  郑燮有诗：“空床臥聽南窗雨，誰複挑燈夜補衣”。看着母亲补衣的照片，想起我去读大学时，母亲在我的衣服、鞋袜上都绣上我名字的往事，当时的笑谈，现在却只剩下殷殷淚水。平日，儿孙的远行是母亲最担心的事，她的“唠叨”常常令我们“心烦”；现在我们再没有了“心烦”的机会了，我渴望着再听到母亲的“唠叨”，哪怕就一回，没想到这竟成了用生命都换不回的“奢侈”。民间有“头七”之俗，谓故去的亲人灵魂会在这一日回来省亲。思母心切，姑听其俗，愿母亲看到姐姐一家在成都，妹妹一家在温哥华，我的一家在墨尔本，儿女安宁幸福，孙儿女事业有成，曾孙儿女健康成长，便放放心心去到天家继续“唠叨”父亲。我们知道母亲已经行过死荫的幽谷，她的爱超越了她的肉身生命，因为“爱是永不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