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花津

最近状态低迷,好些时间没有写作业了,翻到一篇2013年的老文,拿来充数吧。 

2013.3.1日,韩国的独立日,首尔一日游,我们交给了杨花津。杨花津外国传教士墓园,安眠着145位基督教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在100周年纪念教堂的义工带领下,我们踏入主题大厅,体验当年传教士们艰辛传教的处境。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把我们带到了未闻福音之前的朝鲜:壁立千仞的悬崖,波涛汹涌的大海,对岸是不可预知的敌对,千难万险扑面而来,这时,传来主的呼召:我曾提你的名召唤你()陪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李姊妹适时地给我们讲了第一位来朝鲜传福音的基督教传教士汤玛士    的故事。1866年的丙寅邪狱,大规模的逼害基督徒,9名法国天主教神父、8000信徒在杨花津俯瞰汉江被斩首。就在当年,伦敦宣教会27岁的汤玛士牧师(Rev. Robert Thomas)乘坐商船来朝鲜分送圣经,开到平壤的商船遭朝鲜军焚烧,汤玛士双手高举圣经要分送给等待杀死他的朝鲜人,他们却回敬了他一刀,汤玛士临终前高喊耶稣!耶稣!1893年宣教士马布三悦在平壤一带巡回建立教会,他发现许多涌进教会的人中,有不少人是因为当年拿到汤玛士所带来的圣经而信主的。之后不久,产生了“平壤大复兴”,正是汤玛士这粒落在土里的麦子,最后结出了丰盛的子粒。

安息在此的传教士,有的是夫妻合幕,有的是一家数口,有的是爷孙三代。他们中有:第一位安葬在杨花津的J.VV. Heron,他和AllenUnderwood –起开办了韩国第一个西医院齐众院;有创办大韓每日申報的Thomas Bethell,他为被日本压迫的韩国人担当代言人;有建立梨花學堂的Scranton,她是韩国近代女性教育的先行者;有創建貞洞第一教會的Appenzeller,他为以福音为基础的民族价值观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有为韩国教育事业奉献了40年时光,促使学生李承晚出狱并皈依基督教的D.ABunker,他和作为医疗传教士的妻子Annie Ellers –起安息在杨花津;有‘屠夫解放运动的助力者’S.F. Moore,他将福音传给了位于社会最下层的屠夫们;有韩国学的先行者J.S. Gale,他将韩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国家,在杨花津安葬着他的妻子和儿子;有为韩国的孤儿们奉献了一生的1Soda Gaichi、他和妻子一起共照顾了一千多个孤儿;有开办了崇实大学的V.M. Baird,杨花津有他们夫妻的纪念碑和他两个儿子的墓;还有被赞为‘比韩国人更爱韩国的H.B; Hulbert,他协助了韩国的独立斗争运动,‘比起威斯敏斯特教堂,更愿意埋在杨花津’是他的遗愿。

出了杨花津,我没有再一次地为传教士的生命态度感动——其实,作为神的使者,全天下的传教士的事迹都是一样的。我是为杨花津背后的故事沉思,在这里长眠的传教士,他们的主要工作地在北韩,1907年,正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推动了“平壤大复兴”,使平壤有了“东方耶路撒冷”的美誉。但是,当南北韩分开后,被北韩迫害的基督徒纷纷逃到南方,几十年过去,平壤的“东方耶路撒冷”不再,反而变成了受咀咒的“东方所多玛”;而南方,由于受到上帝的祝福,基督化、民主化、现代化同步完成,不但成为了民主、富强的国家,同时也成为世界第二宣教大国。给我们做翻译的小女孩,虽然只有23岁,但她的理想是到中国来作宣教士,“因为那里信仰基督会受逼迫”。

这使我不由得也想起了中国。在中国宣教的传教士,比起韩国来说贡献更大、磨难更多、事迹更显,但我们看不到一处“杨花津外国传教士墓园”,我们有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的利玛窦,他与他的同仁数十人一起葬于北京车公庄大街,他们的墓园于1900年和1966年两度被夷为平地,至今,当年皇帝钦赐的墓地主要部分仍被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学校占据,利玛窦们则在一旁孤寂地等待耶稣的再临;我们也有“比中国人更爱中国”的戴德生,他的墓在镇江一处教堂的后面,99.9%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这里墓葬着一颗热爱中国的灵魂;我们也有把毕生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司徒雷登,这位同样有着“比起威斯敏斯特教堂,更愿意埋在我创办的大学校园” 遗愿的大学校长,其最后的遗愿也未能实现;最让人心寒的是柏格理的墓地,这位在乌蒙山区苗族寨子里创办了学校的传教士,在一次伤寒传染中为救护学生牺牲了生命,苗族信徒把他当做自己的父亲葬在寨旁的小岗上,其后每有人过世最大愿望就是埋葬在柏格理的墓旁,由此形成了数百座苗族墓葬拱卫着柏格理生生死死不离不弃的感人场景,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正是他所创办学校的学生,砸毁了柏格理的墓,挖出他的头骨当做足球踢。。。。。。

我想不下去了,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不懂得感恩的民族是要被咀咒的,一个不认识上帝的民族是没有盼望的!“杨花津”让我们这些中国基督徒蒙羞,我们有责任替代整个中华民族认罪悔改,我们有责任向整个中华民族传播福音,我们有责任背负整个中华民族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因为这是我们民族和整个人类唯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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