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代表看王怡

今天是王怡牧师的生日，从我们这个平台诞生起，我们每年此时都会为他举行一个生日party，而且承诺只要他一天没有为自己举办生日party的自由，我们就每年都会替他举行。我们不是高举人，因为这个人间没有谁（包括王怡）值得我们高举；我们也没有什么高尚的属灵动机，我们这样做仅仅出于人之常情：如果你的亲人、兄弟过生日，最惯常的做法是为他举行一个生日party，现在王怡弟兄失去了替自己举办生日party的自由，作为他的兄弟我们就有责任替我们的弟兄举办——除非你不接受他是你的亲人、你的弟兄。我们要让他知道，这一天不但他的主与他同在，而且还有一群他的肢体在这里与他一同感恩，一同庆祝，也一同流泪。

鉴于一些肢体对我们这个活动的误解，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请一些讲员，因为不能让讲员也来承担误解、承担风险；但作为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我又不能违背前约，于是，我不得已只能自己来背锅，我今天的讲题叫“四个代表看王怡”。杨凤岗教授是王怡牧师的老朋友，他也站出来替老朋友庆生。

王怡作为一个现象级人物，赞他的与骂他的都不乏其人。我今天既不是赞他更不是骂他，我想把他放在中国社会、中国教会、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评价他。无论你同意还是反对，这就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

我在王怡身上看到一个宝贵的品质——为主争战。这恰恰是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最缺乏的素质。在中国，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一方面统治者通过政治垄断了中国人的一切权利包括信仰自由权利；另一方面，我们的教会在唱着“不谈政治”的高调中回避争战。我非常希望通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来谈一谈“为主争战”这一话题。在我正在写的一本书中，将王怡与张亦镜、章力生、赵天恩一起称为中国基督教的“真理四战士”。他们四位分别对应着四个时代——张亦镜被誉为“非基运动”时期的孤胆英雄，在举国反对基督教的狂风巨浪中，整个教会只有他一个人不断发文反击；章力生则是“本色运动”“汉语神学”的批判者，这在无论左右都接纳这两个运动之时犹显可贵；赵天恩面对当局发动的“三自运动”奋力揭发，并亲身参与和领导了现代中国的福音奇迹——“农村包围城市”；王怡在“基督教中国化”时代堪称耶利米式的先知，即使被政府关押被同胞辱骂也不改初心。他们是神派在每一个时代的中华守望人（旧约中的守望人这个观念非常切合中国当下的情况，他们都需要代表神守望本民族，在《圣经》语境中，守望人与先知是同义的，他们不但敢于也善于代表上帝发言）。

用“战士”来形容顺服、怜悯著称的基督徒似乎不很得当，其实这是受到错误神学观的误导。既然“争战”是整本《圣经》的主题（神的主题是创造和救赎，人要胜过罪、撒旦和世界，就需要在“争战”中回归到基督里），争战就是奋不顾身为主作见证。换句话说，为主“争战”就是使徒们不容回避的“自己的十字架”——他们是在顺服神的权柄、怜悯人的处境中温柔的争战。这正是我们要说到的这四位“可贵”的地方，也正是他们在华人基督徒中“稀有”的地方。我希望他们勇敢为基督的真理而战的榜样形象，不被那些卑劣、邪恶的嚎叫歪曲，也不为那些懦弱、嫉妒的呻吟污染。而且，通过他们为主“争战”的生命，倡导一种积极、正面的神学观和人生观。

王怡牧师被唐崇荣牧师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之一”，获颁“促进宗教自由杰出贡献奖”，被英国金融时报列入“25位值得关注的中国人”。下面，我仅就四个方面谈谈对他的认识，即所谓的“四个代表”：

1、中国知识分子归向基督的代表；

2、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的代表；

3、中国家庭教会这一时代的代表；

4、中国家庭教会归正神学的代表。

1、他是中国知识分子归向基督的代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充当抵挡基督的主力，在新教传入之前，所有的“教案”要不由政府发动，要不由士绅挑起。即使唐代景教、明代利玛窦有了许多知识分子追随，但对其中大多数个人来说并不构成“信仰”，对社会整体来说更不构成“信仰群体”。近代传教运动，内地会等“直接传教”方式的宗派最有成就，但其主要针对城市贫民、农村农民和边区少数民族，因此“忽略”了知识分子；以“教育宣教”“知识宣教”和“文化宣教”的宗派针对知识分子，也造就了一批知识分子，但因为这些宗派大多奉行现代自由派神学，他们的信仰根基普遍扎得不深，导致风暴来临时这些知识分子站立不稳，如近代的“非基运动”，一大批受惠于基督教教育、文化事业知识分子反而成为反教的先锋；“三自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教会领袖在政治压力下面也背离了信仰。两千多年来中国第一次知识分子大规模归主，是在1989.6.4后。这批知识分子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民主启蒙运动的推手，枪响之后，他们对政党、社会、文化甚至自己都普遍失望，在走投无路的“人的尽头”从各种路径归向基督，王怡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生命改变最彻底的那一位。

王怡原在一所大学任教，亦是作家、诗人、宪政学者。很早便以文名世，被《南方人物周刊》列入“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著有《宪政主义》《不服从的江湖》《天堂沉默了半小时》《我有平安如江河》《福音的政变》等书十余种。他作為中文獨立筆會秘書長和會長劉曉波的代表出席國際筆會，這是1989年後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出席國際筆會年會。《瑞士周刊》以《王怡，互聯網上的英雄》為題对他進行了特別報導。他的博客“王怡的麥克風”，在德國之聲舉辦的世界博客大賽中獲得“記者無疆界特別獎”。可以说，知识分子所求的名声、地位、荣誉、生活来源他都具有了。大概是神要用王怡做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杆，因此他一旦与主建立关系，就彻底地匍匐在主面前，完完全全放弃这个给他带来过名声、地位、荣誉、生活来源的“世界”，只做神的“器皿”。知识分子最难得的就是悔改，尤其是对自己的“知识”悔改，而王怡的悔改是彻底的：有一次他读到诗篇“你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因而对自己的文章超过两百万字悔改到：神啊，如果我这辈子卖了两百万斤猪肉，我的罪或许没有这么大；但是我写了两百万字啊，要么是字字珠玑，要么是字字杀人。文字是要影响人的灵魂的，一个不知道真理的人大声说话，好像所说的就是真理，那就是要死两百万次的人了。

  他的退出社会进入教会引来多少人的叹息，“中国少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冉冉升起的文化明星嘎然坠地”的舆论哗然而起。他任职的大学校长在他辞职时听说他出来办教会可能身无分文，苦口婆心劝他留条后路，并主动保留他的教职，但王怡义无反顾地拒绝了校长的好意。在这一点上他与前辈王明道、宋尚节一样，“交托”特别彻底——既然生命都交托给主，“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一次在“大使命培训中心”的证道中，王怡对学员们说：“我要对你们，预备全职服侍的23位学员说，第一，蒙召来服侍主，就是蒙召来向全世界见证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二，蒙召来服侍主，就是蒙召来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第三，如朋霍费尔所说，耶稣呼召一个人时，就是呼召这个人去死。蒙召来服侍主，就是蒙召去死，而且死得其所。因为向万人为主作见证，将使世界对福音的逼迫和反感达到最高峰。。。因为，殉道者的生命是教会的荣耀”。可贵的是，王怡不但是对学员们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不但是说出来的，而且是行出来的。他宣誓明志：“至于我，活着是为了三件事：跪着祷告，站着讲道，跑着宣教。为此主给了我三个锦囊：随时搬家，随时做牢，随时回天家”，现在他用他的生命正在践行这句话。

  当代知识分子成为神学家或教会牧者爱犯三个方面的毛病：一是追求“真理”而忽略“生命”，把信仰生活变成了智力游戏；二是相反：追求“属灵”而抛弃“知识”尤其是“社会知识”；三是因为“知识”“使命”而产生骄傲甚至是“属灵骄傲”。而在王怡身上，这三种毛病都不存在，他把真理与生命、属灵与知识、教会与社会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谦卑，则随时随地从他的待人接物生活细节中流淌出来。一言以蔽之，他是我所知道的人中从公共知识分子转化为属灵领袖最为彻底的那一位。

2、他是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的代表：没有公开化就不可能建立影响力，教会在世界作盐作光就无从谈起。中国家庭教会是在农村发展起来的，与初代教会的生存环境一样，他们的空间只在“地下”，长时期的“地下”崇拜“地下”聚会，形成了中国家庭教会的“身份记忆”。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城市新兴教会形成后，公开化成为“替主作见证”的新形式，王怡是最早主张公开化的那一批教会领袖（虽然当时他还未按牧）。“公开化”意味着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法律制度、宗教政策公开矛盾，秋雨教会印刷基督教书籍，办基督教学校，办神学院，把神的主权公开拓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些人批评他违抗国家的政策是“属灵碰瓷”，我认为这只是掩饰他们自己怯懦的托词。王怡倡导的公开化是公开为主作见证，而“见证”是与“殉道”共同一个词根，换句话说，作见证就是用生命来见证，是“当作活祭”来见证。承认“神的主权”说起来只是一句话，每一位牧师都会这样教导会众，但敢于用生命来坚持的就寥寥无几。可以说，教會公開化是秋雨之福對中國家庭教會最突出的貢獻。在公开化上王怡身先士卒，他的生日是6月1日，而这一天也就是秋雨之福教会的反堕胎日，“天国诫命”使得他一定要公开反对“基本国策”，因此，王怡的每一个生日都是以被抓捕来庆生。说句题外话，在中国，“断子绝孙”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中华民族绝大的衰落，很多教会为了配合“基本国策”，唱着赞美诗把姊妹们送去做计生手术（这是我当年作田野时的亲眼所见）；勇于公开反对这项政策的组织全中国只有一个，那就是秋雨之福教会。王怡牧师的“公开化”还包括法庭上的公开抗辩、行为上的公开亮相、观点上的公开宣称：他参与组建“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对华南教会案和北京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印圣经案进行维权；公开出席华盛顿“全球基督徒法律人大会”；公开发表《我们对家庭教会立场的重申（九十五条）》、《我对<宗教事务条例>的五个立场》；在教会第二次受逼迫时他公开立场，不服成都市宗教局的行政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是国内以家庭教会名义起诉宗教局的第一案并一定意义上取得了胜利（2008年9月28日，成都市宗教局撤销行政决定书）。作为家庭教会公开化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他与余杰、李柏光一起，“公开”与时任美國基督徒總統布什在白宮探讨信仰，这在中國家庭教會历史上是第一次。面对当下对教会的逼迫，在他2008.5.12这一特殊日子写于被囚在黄田坝派出所的一篇读经札记中，他借末底改、以斯帖袒露胸襟：“末底改一人不向哈曼下跪，招致了全族灭绝的报复。不知当时，有多少犹太同胞，会吐唾沫把他淹死，戳脊梁把他戳死。这也与今日类似。危机来自不向哈曼下跪（叫你不要聚会你偏要聚会）。在某个意义上，末底改是自寻危机，自找威胁。在不信之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信仰上的“碰瓷”行为。然而，恰恰是这种“宁为玉碎”的忠信，同时带来了危机，也同时带来了胜利。哦，末底改啊，但愿你的上帝，和我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以斯帖最终，将个人的生死与整个族群的生死，紧紧捆绑在一起，一同摆在君王面前。不是等候王的权杖，而是等候神的裁决（《读以斯帖记》）。王怡继承的《圣经》传统是：从但以理与他的三个朋友，到耶稣保罗，都会反抗政权对信仰的逼迫，同时顺服因此而受到的惩罚。他告诉会友们：“我们批判世界的一切罪行，怎么单单逃避了对某种类型政府之罪行的批判呢？正是在针对某种类型政府的罪行上，信仰抗命成全了对世界罪行进行抵制的普遍性。”“在祂的主权恩典之下，基督赐给教会三样重型武器：温柔的反抗，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从。”有一次他证道，一个弟兄说：我们决不容许他们伤害你；王怡牧师回答：不，我们容许他们伤害我们，但我们不容许他们伤害我们时我们害怕。他做到了，他在讲台上、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做到了。他公开表明这样做的动机：“基督徒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才能够不煽动对政党的仇恨，对民族的仇恨，对个人的仇恨，才能在中国这个仇恨充斥、暴力充斥、报复充斥的文化中，传讲上帝在基督里所预备的恩惠的福音、和好的信息”、“如果上帝通过逼迫来复兴教会，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教会，甘心领受逼迫中的祝福；如果上帝容许暴君和专制存在，来管教这个世代，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忍耐和敬畏的心” （《谁对这个国家还有盼望》）“两千年来，谁是不与世界合作的典范？是基督。什么是不与世界合作的巅峰？是基督的十字架。然而，两千年来，谁又是影响世界的典范，是基督。什么又是改变世界的典范，是基督的十字架。福音的奥秘，就是以不合作的方式，影响那些不合作的人。以受苦的方式，吸引那些受苦的人”（《教会的非暴力不合作》）。在众多的牧者中，我所知道的只有他一人依据《圣经》真理公开指出习近平是罪人；但他的此举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爱——他同时也是真心诚意为习近平代祷的牧者。我认识的“名牧”也不算少，这其中，王怡是“公开”勇敢的那一位。

  3、他是中国家庭教会这一时代的代表：中国家庭教会的牧者是上帝放在中国这一时代的“守望人”。这些“守望人”有一批，他们是上帝“为自己留下的七千人”。并没有最大教会、并不是著述最多、并没有最高学位的后起之秀王怡，也是其中闪亮的一位。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成长过程中，“属灵”是牧羊人最可宝贵的品质。老一辈教会领袖如王明道在逼迫来临时可以守住了个人“信仰”的底线；而新一代教会领袖如王怡则无论在讲台上或者监狱里，都坚守建立一个完全顺服耶稣基督的生命共同体。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进步，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的时代特征。

  王怡作为曾经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宪政学者，在成为牧师后，所有的眼光都不是政治的或文化的而是属灵的，比如对浙江拆十字架、拆教堂事件，他引用《尼希米记》，认为尼希米的功绩并非建造圣城和圣殿，而是建造失落的人心。因此他的看法是：“很多浙江的基督徒,对政府的拆十字架运动感到愤怒。但很多人忘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只有拆下来的十字架,才是十字架。正如只有背在肩上的十字架,才是十字架。主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祂命令凯撒把十字架从教堂顶端拆下去,就是命令他的儿女把十字架背起来。”“再向温州教会进言:看不见的教产不分别为圣,看得见的自由就不是真自由,与体制共谋的自治乃是假自治。如果花3000万却不能建一座教堂,固然令人悲伤。但如果花3000万,仍不能脱离凯撒的辖制那才是真悲剧。教会若不能激烈地持守独立的属灵地位,激烈地保卫一间政府审批的教堂就毫无意义。”他用属灵的眼光鄙视逼迫，说：“专制没有能力摧毁教会,摧毁教会的是福音及福音事工的世俗化。专制带来压力,也带来祝福。第一,它激发出我们对死亡的恐惧;第二,它诱惑我们参与谎言,并活在谎言中;第三,它暗示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第四,它最终揭露出我们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让我们看见自己是肉身的奴隶。换言之,并不是专制使我们沦为奴隶,专制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事实: “奴才是奴才的作品,暴君是暴君的报应”。在这个世界以内,我们本来就是奴隶。然而若非专制,我们将一直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当《宗教管理条例》颁布前的问询阶段，一位基督徒律师执笔写下了给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公开表达对这种违宪行为的看法，王怡牧师毫无迟疑签上了大名，全国共有23名基督徒签上名字，在这份意见书上，我也与王怡站在一起。王怡及秋雨之福教会在中国基督化运动中的榜样作用，秋雨之福教会在中国家庭教会以及世界华人教会中的标杆作用，都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这样说，正是王怡牧师和秋雨圣约教会的抗争为全国家庭教会树立了榜样，使得《宗教管理条例》的贯彻和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才没有像“三自运动”一样“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面对政府的逼迫属灵让他勇敢，面对教会内的争论属灵又使他谦卑，他说：“世界已经不能让我痛苦了。这世上最坏的恶人,也不会令我痛苦。我的意思是,他没有让我的灵魂痛苦的能力。世界只能折磨我的身体,也许还包括了精神和心理状况。但世界绝不能折磨我的灵魂。折磨我灵魂的,都是家里人。。。折磨灵魂的,都是家里人——这恰恰是福音的逻辑,和福音中一个鼓励我们的应许。第一,福音意味着,爱一个人,就是容许那个人来折磨我的灵魂。爱,就是承受来自最亲近之人的伤害。第二,福音意味着,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至于羞耻的。折磨将转为喜悦,就如在十字架上,死亡转为了生命。污秽转为了清洁。。。成都诗人石光华,嘴里有句常语:我说不过你,但我恨你!试着把这句话应用在弟兄姊妹身上:我说不过你,但我爱你。” 我们知道，华人教会的分裂常常不是为“道”而是为“财”和“羊”，但当他亲手建立起来的“秋雨之福教会”发生分裂时（这里不讨论分裂的原因），当他亲手按立的牧师起来反对自己时，王怡牧师为了维护神的家，将接近千万的资产分给另一位王牧师，愿意净身出户重新开拓教会（当然，后来有很多的会众追随到他重新开始的教会中）。到了2018年，新分离的“秋雨聖約教會”就拥有一個母堂（約620人）和7個布道所（約250人）。在城市新兴教会尚呈现为“独立教会”阶段，王怡牧师已经倡导并实际建立了“改革宗华西区会”，具体了“合一运动”，方向上代表着中国家庭教会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家庭教会早期的“地下”养成了散漫粗放随意的特征。而秋雨之福教会较早从各方面都按《圣经》和改革宗传统来建立有规则的教会。秋雨之福采用长老会治理模式，牧师、长老、执事由会友共同投票决定。从牧师到长执同工到会友，人人都被置于契约的监督之下。教会的章程有厚厚的一本，成为会友之前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接受并认可章程才能成为会友。这些制度十分“严苛”，有些在旁人看来近乎于“挑剔”，这在纪律松散的家庭教会中十分罕见。这些制度又是“公约”，王怡自己就是一位“刻板”的守约者。记得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是他在一个主日请我吃饭，我去参加了秋雨的礼拜，敬拜完毕后有一个“会友会”，他请我等他开完会。当天的“会友会”是听取一些会友考察石门坎的汇报，而我又是他们认为的“石门坎专家”，秋雨“上访者团契”的负责人张国庆向他提出请我参会，他坚决不同意，情愿留下张国庆来陪我，为了一个“会友”资格，他就是这样“不近人情”。还有一次，我替马来西亚的一个地区年会邀请他，他同意了；我去到新加坡提及此事，新加坡的某神学院教务长说：我们在相近时间、也在马来西亚有一个东南亚各国牧师400人的退休会，本来的七天都是由该牧师主领，他说：能否请我邀请王怡牧师主领七天的全部会议（这位教务长被誉为新加坡的“解经王子”，在东南亚一带声名显赫，他与王怡并不认识，但圣徒相通首先就是灵里相通）。我电话邀请王怡，这个“顺道”的“好事”居然被他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他与教会有约定，每年出国的时间不超过半月，已经答应了前者，后者虽然重要但也只有忍痛割爱了（当然，后来他成为了“边控对象”，被“禁足”连“前者”也没有成行）。记得有一次彭强牧师开玩笑地说：如果没有教会纪律，王怡就有可能变成教皇。秋雨之福教会虽“处江湖之远”，但王怡是用天国的标准而不是人世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他是最守“律法”的牧者，以至当局多次制造道德问题生活问题来构陷他均不能得逞。

  即使是身陷囹圄，他的心也在教会上。在他被判刑几天后的2020年1月9日，从监狱里传出他写的一张字条：“如有人攻击我，我温顺如羊。如有人攻击教会，我勇敢如狮。出于耶和华的我默默不语。我以前评价当权者时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恨，但我们提到当权者时，别人不会相信我们没有恨，只有我被抓起来的时的顺服，才能让所有人知道，我真正是出于爱。”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愿意用失去宝贵的自由来证明对教会的爱，来践行爱，哪怕是面对迫害他的当权者。当只能用“默默不语”才能传递爱时，这位曾经的法律专家放弃了法庭辩护和上诉。耶利米向神述说：“豈可以惡報善呢？他們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紀念我怎樣站在你面前為他們代求，要使你的忿怒向他們轉消”（《耶18:20》）；王怡牧师的这几句话，表达了同样的心境。这短短的几行字感动了世界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他们从王怡牧师对教会爱的执著和坚韧上，体会到只有心中完全没有这个“世界”才可能产生的“顺服”，体会到耶稣基督那伟大的牺牲，体会到爱教会才是真正的爱国，才是最深沉的爱国，这就是耶利米式的爱国，是《圣经》逻辑下的爱国——在中国你只能在基督教内才能找到像王怡牧师这样爱国爱得深沉的爱国者——他的爱国与爱主爱教会高度统一。

4、他是中国家庭教会归正神学的代表：自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人人皆祭司”的一个连带性问题就是神学的个人化，这种神学思想方法论上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超越”有很多的亲缘性，受到基要派神学家的青睐，发展出一种“个人救赎”论；士来马赫自由主义神学思想兴起，又从个人化基础上发展为个人观念化。自由主义神学加上个人观念化，使得他们的神只是观念中的真理（道）而不是又真又活的那一位，造就了社会福音派的“观念神”。针对这两方面的错误，有先知般敏锐的赵天恩牧师说：“中国基督教的种种失败，都源于神学思想的失败”。

基要派神学家的“修道”主义，自由主义神学家的“修正”主义，都背离了《圣经》真理。于是，国际上出现了以加尔文神学思想对这些遗憾和错误的“归正”运动，而在国内，一批改革宗教牧也主张赵天恩牧师的“三化异象”，以“国度”“末世”为关照的神学思想，使福音这束真理之光，迅速照进了被文化传统和自由主义神学笼罩的中国社会和教会。而王怡牧师，就是这批中国教牧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是“归正”运动的推动者，是加尔文神学推广者，他提出来的“城市化”视角，是加尔文神学在这一世代的重要看见，不但从世界观上使“个人末世论”转向了“群体末世论”；从教会论上把“城市的教会”与“唯一的教会”合一，“信徒的教会”转向了“国度的教会”；还使基督信仰成为了这一世代的见证。原秋雨之福会友、后对他的治会有意见而离开“秋雨”的法学教授温晓丽亲口对我说：华语神学，前有倪柝声，后有王怡。她还追加一句说：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看法。我知道的一个情况是：一些知识分子基督徒家庭，因为网上听了他讲的道，或者读了他写的文字，因此举家迁往成都加入秋雨之福教会。普利策获奖者张彦在他的《中国的灵魂》一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王怡，他痴迷于王怡的讲道，说：“希望有一天这些讲道都能够被翻译成英文，在互联网上将广为传播。”林鹿的《秋雨麦粒》里这样描述他：“王怡是這個世界上不配有的人！看見王怡生命中被神深雕細刻的印記，是聖靈的工作，在耶穌基督裡造成的！王怡是誰的作品？秋雨之福是誰的作品？版權歸屬於主，作品蓋有聖靈的印，’。。。王怡敢於像但以理一樣不拜偶像，即使落入獅子坑中，甘願被逼到死角，也一路堅持到底。這是信仰的超越性的結晶，是神的工作的極品。。。，在華人基督教牧者裡，王怡因為上帝賜他多年的法律憲政等知識儲備，他的博大精深和才華橫溢，和信仰的堅守與剛強，又如同被孤立的屬靈猶太人。我相信秋雨教會的特殊貢獻已經載入了中國教會史。”曹慕言说：“我们的牧师，曾经如同使徒彼得、如同使徒保罗、如同司提反，对着整个时代、对着每一个公共的领域，发出了上信仰的’抗辩’。甚至，引起整个华人教会的讨论，甚至为此’成了为基督带锁链的使者。’他所有的’抗辩’，耗尽所有的力气，都是为着证明‘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于是，这些年间，伴随着‘凄风苦雨’的，是‘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 刘同苏牧师评价了他被捕前留下的《声明》，其中说到：“笔者无论如何评说，都仍然是空乏的，因为信仰的超越只能由超越的生命去言说。对于这个灵性的声明，那个撰写时就定意殉道现在已经自己去实践了的生命才是最好的诠释；这个声明依然在撰写着，那成都狱中的生命之笔撰写着册子上不灭的名字，在十字架上握笔的基督于那名字上描绘了自画的临摹。” 邢福增教授回忆王怡与妻子的对话，在对话中他清晰地认识到即将“被召”，邢院长写到：“王怡牧師以自己的生命，有力的回答了當權者：我是傳道者，為此被召，那召我們的，是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上帝。王怡牧師的生命，已經清楚證明：這不會是結束，而是開始……中國教會的牧者及信徒，香港的基督徒要用行動說明，這不會是結束，而是開始”；台湾的柯志明教授在一次纪念王怡的一段发言令人动容：“很多人认为王怡有政治意图，其实这是对他一种非常肤浅且巨大的误解，我们读他的书就会知道，他不是有政治意图，只是因为他的思想，他所领受的福音真理对那些执政者构成强大的威胁。因为执政者要当神，要受万人膜拜，可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只应该崇拜上帝，在这个征战的处境里，王怡自觉的继承了王明道所开启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不向政权妥协，不向自由派神学妥协，不向一切敌基督的思想行为制度妥协，王怡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个传统让坚持不妥协的传道人受尽了折磨，受尽了迫害，但是就是透过这种折磨和迫害滋养了中国教会，建造了中国教会，王怡如今被关押，也就是上帝让他进入了这个行列，他不是躲在书房里舒舒服服的当一个牧者，他不是文人雅士，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是一个透过他的身体、思想、意志、情感去争战的上帝的仆人。我觉得王怡被关，秋雨教会被拆解被逼迫，其实我们必须用属灵的眼光看，这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祝福！因为唯有透过这样，中国人才会很清楚的看到，什么是基督信仰，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什么是基督徒。我也非常清晰的看到，当知识分子，当官的，做生意的，当社会上各样阶层的人都倒下去的时候，基督徒却仍然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站立！而且用最谦虚的，最卑微的，用舍弃自己性命的方式来展现上帝的真理，这完全就是道成肉身的精神”。

 笔者与王怡牧师的接触并不算多，在并不算多接触得出的印象是：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比他对神更顺服，没有人比他对人更谦卑，没有人比他对不公义更勇敢，没有人比他对“邻舍”爱得更深。正是他对神的顺服和对“邻舍”的爱，才使得他对这个弯曲悖谬的社会不怕也不恨，在秋雨教会，开展的事工有“上访者团契”“良心犯基金”（这可能是全世界仅有的开展这两项事工的教会，非常典型反映了中国的时代特征），并不断为不能发声的人呼吁、代言。他的同工李英强说：王怡牧师对这些人说：到这里来，这里有救赎，这些人就来了；而我们去说同样的话却没有果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是站得远远的对人家讲道理，而王怡牧师是与这些人站在一起的，不是在讲道理，而是生命与生命的交流。限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不展开讨论王怡的神学思想，这一方面的讨论，大家可以去参考刘同苏牧师、洪予建牧师、王一乐牧师、陈彪牧师等人的评论文章。

但另一方面，他被自称基督徒的马丽博士英文专著描述成一位“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宗教企业化老板”，被“资深牧师”陈鸽定罪为“一个行侠仗义的暴徒”，被三自主席徐晓鸿认为是“参与颠覆国家安全的害群之马”，被一些不敢署名的“基督徒”长篇累牍的唾骂“从根里错，从骨子里反动，一直到稍都是坏的”“王怡是假先知，是翻墙打洞混进教会的大狐狸，是完全不认识基督的假基督徒，是与神为敌的豺狼牧师，是破坏教会的邪恶长老，是妄称神名的假先知”“王怡的文采也就是小学四五年级水平，常常连标点符号和主谓宾句子成分都搞错，全世界那么多读过几屋子书，拿了好几个证的读书人文化人，对这个邪灵附体的二百五武疯子敬佩有加，甚至奉为英雄神明偶像”，这些对他的攻击甚至让外邦人耻笑，為王怡寫傳的廖亦武说：“罵王怡最惡毒的，可都是你們基督徒啊！”；除此之外，他还被党刊宣布为“美国和西方颠覆中国的炮灰”，被“人民法院”宣判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正像当年的王明道一样，无论是“高光”还是“抹黑”，无论是“赞扬”还是“贬抑”，他都在聚焦的中心。处在漩涡中心的王怡牧师的做法是：由于他清楚知道神的带领，他定睛耶稣而不是教义，他的眼界不在教内教外，不在国内国外，无论教内其它宗派划一个圈把秋雨之福排在圈外，还是国家和三自把秋雨之福排在编外，他都是用爱划一个更大的圈，把这些小圈包裹起来。像CS路易斯说到的那样：“真正的谦卑，其本质并不是把自己想得太高或太低，而是更少想到自己”。有一次我读到王怡牧师灵修牧函，是《可5-7》的分享：“一个更令人震惊和忧伤的关系，是马可想告诉我们：耶稣的医治越多，所激起的敌意就越深。耶稣一边爱世人，世人却一边恨他。他的爱在哪里显多，犹太人的恨就在哪里显多。而耶稣却爱那些被鬼魔和疾病缠身的人，爱到一个地步，他根本顾不上别人对他日渐加深的仇恨”，王怡牧师对基督的爱体会之深跃然纸上；而现在，他通过他“身体的顺服追求灵魂的自由”，又把这种爱践行了出来。美国的Hannah Nating在一篇叫做《中國牧師能教美國基督徒一個加爾文不能教的功課》一文中盛赞王怡，我想王怡本人是不赞同人们这样高举他的，但文中的这一评述我认为是公允的：“王怡並不是一個想當英雄的人。他只是一個懂得耶穌的恩典如何釋放了他、使他的心靈得自由來服事人和敬拜上帝這位宇宙大君王之人。”

 我评价成熟的基督徒有三个指标，要不有学者见识（是见识不是学识），要不有行者见证（见证这个词与殉道同一个词根），要不有牧者心肠（这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最难，意味着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而王怡牧师三者都占全了，这就是我这个比他年长一半的老叟尊他为师的原因。既然是生日party，那么生日的主人应该讲几句，所以，我把王怡牧师在被捕前一天写下的《声明》中的一段话抄录在这里：

“每个人的生命都如此短暂，而上帝如此迫切地命令教会，去带领和呼召任何愿意悔改的人向他悔改。基督如此迫切的、乐意赦免一切从罪恶中回转的人。这是教会在中国的一切工作的目的，就是向世界见证基督，向中国见证天国，向属地的短暂生活见证属天的永恒生活。这也是我本人所蒙的牧职呼召。”

祝王怡弟兄生日蒙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