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皇帝（在2024年《新中国文明论坛》上的发言
- 上午听了几位大师的发言，都在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都是讲“建构”，这种一边倒不像“论坛”。现在轮到“反面角色”出场，那么我就讲“解构”——用“上帝”的视角来检视“皇帝”的文化。为了让论坛“论”起来，我心甘情愿充当“众矢之的”。不过，我相信就像初代教会一样，不管是属保罗还是属矶法，最终大家都属耶稣。大家凭信心领受
- 我今天的演讲分为六个部分：
- 一、什么是上帝与皇帝？
二、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三、为什么中国皇帝文化是最大的敌基督？
四、为什么中国执政党要把中国文化传统作为执政纲领；
五、基督教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六、对中国教会的五点期冀。
- 一、什么是上帝与皇帝？上帝与皇帝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述，代表的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我赞成王怡牧师的一个说法，他说：“世界历史的总纲，就是上帝与皇帝之争”（因为对这个话题我曾经与他交流，看法很相近，他现在不能来演讲，所以我在文中故意多引用他的观点，表示在一些问题上替他发言）。在人类所有的原生高级文明中，现在只剩下两种：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能够抵挡基督教的其它文明，比如依附在科学理性上的西方无神论和依附在马列主义斗争哲学上的东方无神论，虽曾喧嚣一时，现在却被它们本身的发展证伪：西方无神论的基础进化论被证明违背一系列科学“自证”的规律；东方无神论以制度崩溃教会复兴说明了问题。当下的世界思想主旋律已经从康德回到了路德，从达尔文回到了加尔文。其实，我的论述还包含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马列主义也好，无神论也好，它们都只是时代的“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像传染病——在横向传播上功能巨大；“原生文明”有病也是基因病，需要在纵向传承上下功夫；因此“流行文化”不足以对高级原生文明形成威胁。这还仅仅是从所谓的“学术”立场来看，而在我们基督徒看来，任何人类的文化企图对神的道进行毁灭性冲击，都属于精神病人的呓语。
- 但是，由于“道成肉身”是将神的道处境化到人类世代，“大使命”必须在各种文化环境中并借用文化的手段来完成，神的道在人类历史中示现为基督教文明。这样，对标和对垒基督教文明这个原生文明的，就只剩下另一个原生的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件皇帝制度，则是数千年来最集中最大规模且最长久体载人“罪”的渊薮，是人崇拜人的最高形式，因而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敌基督。对这种皇帝既是崇拜对象又是大祭司且没有“信仰”只有“神道设教”功能的文化，我把它称为“政教”。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由“政教”体载的中华皇帝文明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时——即使没有了皇帝名号、皇帝制度，皇帝文化、皇帝意识也一样深深盘踞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并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治国方略和社会文化中——它是古今、上下、朝野的“共识”和“共情”。
《使徒行传16:6-10》一直困扰解经家：为什么保罗分明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但圣灵却一再阻止他向亚洲传福音？我想可能的情况是：神看重希腊文化体载的科学、艺术等文化，看重罗马文化体载的法律、政治等制度，这些是福音传播所能借助的高势能文化，神要把亚洲听闻到福音的节奏、排序放到后一步，因为这里是最坚硬的硬土，是要攻坚的堡垒。换句话说，不是中华文明有多辉煌才5000年传承，是神要中华文明存在它才可能一以贯之，与“辉煌”与否毫无关系。
中华文明作为成熟、精致、华丽、博大、从未中断的文化系统，作为现今一个堪以基督教文明为根底的西方普世价值对垒的价值体系，它毋庸置疑有其伟大之处：能够五千年一成不变是其伟大，说明它有超长的连续性；能够主宰占人类人口五分之一且数度文（名词）化（动词）军事占领民族也是其伟大, 说明它有超强的兼容性；能够在世界众多文明中“独树一帜”更是其伟大,说明它有超然的独特性。但为什么我仍然强调她是敌基督文化呢？我们把它与基督教文明比较一下：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世界唯一的主，中国“政教”则认为天子不从世出；基督教崇尚“民主”，宗法“政教”推高“民族”；基督教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民，中国“政教”认为人民的存在是为了国家；基督教国家是不断获取新生命的“世界”之子，而中华“政教”滋生出千年不朽的“朝代”木乃伊；基督教人人面对上帝且独自接受审判产生了个人人权，而宗法“政教”围绕“忠恕”只能产生等级森严的集体观念；基督教的“大使命”产生的是世界主义普世价值，宗法“政教”只能产生国家和皇帝崇拜为本质的“爱国主义”；信仰基督教的民族追求真理讲求对错因而积极向上，“政教”熏陶下的中国人讲求输赢崇尚强人因而持强凌弱；信仰基督教的民族“约”的观念渗透方方面面，“政教”熏陶下的中国人“谋”的文化流淌从古到今。。。从“观念史”入手的沃格林在其巨著《秩序与历史》的第四卷《天下时代》中，就非常明确地从宇宙论视角提出人类历史存在两个“天下”，其中“普遍性”之外的就是“中国天下”。他“秩序与历史的哲学是一个西方的符号”的结论，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天下”模式的否定。有一位名牧认为“中国文化是在西方圣经文化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最先进的文明之一”，“独立发展”我同意，“最先进的文明”我不同意；我的看法“中国文化是在西方圣经文化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最邪恶的文明，没有之一”。如果说，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争更多还在意识形态层面、与西方理性-科学崇拜之争还是观念之争的话，基督教与中华“政教”所代表的上帝崇拜与皇帝崇拜之争是彻彻底底的“属灵争战”，是文化的核心层——“信仰”之争。我们要十分注意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不文明”并不是由“不文明”的族群、国家产生，而恰恰是“文明”的族群和国家才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比如可以同时产生邪恶纳粹党卫军和伟大哲学家的德国。同样道理，正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辉煌，才是我们警惕中华文化传统复辟的原因。这里提到“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概念，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小标题来说明之：
- 二、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实际上是一个不同的观察文化的视角：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并不讨论法律而是讨论法律背后的精神。李慎之先生则明确指出传统文化是在传统中形成的文化，而文化传统则是在文化中形成的精神内核。他们的治学思路启发了我，我不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悠久、宏大、优秀、独特、深邃，我也不否认上帝文化与皇帝文化在一些次要层面如习俗文化、道德文化层面相似甚至相同；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基因库”，它与上帝文化在信仰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全方位对立：
- 上帝文化 皇帝文化
崇拜对象：崇拜神/崇拜人(崇拜皇帝+崇拜祖先)；
最终目的：神的国/皇帝的江山；
信仰要义：因信称义/神道设教+偶像崇拜；
获救方式：恩典救赎/修行自渡+内在超越；
人的权利：人权神授崇尚自由/君权神授强调管制；
人的地位：平等/等级；
社会结构：团契/宗族（现在的阶级）；
领袖类型：洗脚的仆人/洗脑的主公；
政治原理：二元的有限政府/一元的皇权专制；
法律性质：上帝拥有绝对权柄的法治/皇帝拥有绝对权柄的法制；
治理特征：“分”而“布满全地”/“合”而产生“大一统”，等等。
- 站在基督徒的角度看，中国皇帝文化的症结是“无天无法”——“无天”指的是没有真神的信仰，“无法”指的是没有公义的法律。“无天无法”的基因缺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缺陷：“无天”导致中国人没有灵魂，我们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无法”导致中国人没有权利，我们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信仰与法律是人类生存的两个最基本点，连人类生存的基本点都破坏，所以是最大的敌基督。按中国文化的逻辑推理：’无天’导致’无法’，’无法’导致’无罪’，’无罪’导致’无救赎’。于是：创造-堕落-救赎-审判这一福音的核心内容，在我们的文化里都没有踪影！这就是我们这个貌似繁荣强大的文化隐藏着的走向衰亡的深刻原因。
- “无天无法”并不代表中国文化没有崇拜系统，作为一个偶像崇拜昌盛的“神州”当然有其独特的崇拜系统。按照王怡牧师的理解，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处在绝对位置上的崇拜对象，那就是天（天帝崇拜）、天子（皇帝崇拜）、天朝（国家崇拜）。这三个处在绝对位置上的崇拜对象也是“三位一体”的，用中国人最熟悉的宗族关系描述：老天爷是天子皇帝的爸爸，天子皇帝又是所有国民的爸爸（因此皇帝称老百姓为“子民”，老百姓称老天为“爷”）；天朝（国家）是所有国民的妈妈（我们最为熟悉的一个比喻就是：祖国-母亲）。这其中，天是虚的，它由儿子（天子）作代表，因此敬天子就是敬天；天朝（国家）也是虚的，它由祖国“母亲”的儿子皇帝作代表，因此爱皇帝就是爱国；只有天子（皇帝）是实存，他既是人与天的“中保”，又是人与国的代表，因此这个信仰系统“三位一体”的核心就是皇帝崇拜。皇帝崇拜也被称为皇权崇拜，因为人民不是崇拜皇帝的“德高”而是崇拜他的“位重”——一位三岁儿皇帝说出来的混账话也是“圣旨”。由于皇帝既是政统的代表也是道统的代表，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皇帝具有绝对话语权的传统，而且如阎步克所说：“皇权成为老百姓心目中天经地义的自然秩序”。“政统”“道统”共同构成的“政教”过去是中国皇权专制的神学要领，现在仍然是中国极权专制的神学支柱。与基督教理论对标后我们发现了根本的差异：基督教信仰系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神（基督），而中国崇拜系统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人（皇帝）。这就是说，我们并非处在一个“无神”的国度，而是处在一个“偶像崇拜”的国度，最大的“偶像”就是皇帝和没有皇帝称号时的领袖。我们的宗教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崇拜”，我们的政治不是“一人奉大家”而是“大家奉一人”。从“文化传统”观察比较“巴别塔”事件与“绝地天通”事件，两个事件都被认为是人类踏入“国家”的门槛。“巴别塔”事件如亨廷顿所说为西方民族“唯一上帝崇拜”创造了条件；“绝地天通”事件则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上的专制主义提供了机遇。
- 三、为什么中国皇帝文化是最大的敌基督？其实前面两个小标题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因兹事体大，我们切换到“政教关系”视角再进一步讨论。在“以人为神”的最高范式“皇帝文化”中，政治权力决定一切文化的存在及地位，以及一切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黑格尔评价中国的社会机制说：“这是一种普遍的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不论是宰相还是其他都是他的奴隶”。 而在《圣经》语义中，国家不是神的创造而是人的所为（这里指的是《撒母耳记》描述的“外邦国王”，《圣经》中家庭、团契都是神帮我们建立的，但并未说明国家的来源），从《撒母耳记》描述来看，上帝对这种人为的国家只是“任凭”并给予人们很多“预警”。在《启示录》中，国家更被形容为“无神的巴比伦”和“從無底坑上來的兽”，当它们既违异了神的旨意又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时，国家注定要毁灭，这在《旧约》中有大量实例，《启示录》中有大量预示，“千禧年政治”就意味传统“国家”的消亡。而“皇帝文化”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它把国家与政权同质化，在这套话语系统中，国家变成了神,神降格为社会的一个分支——“宗教”，成为国家统治支配的门类，国家可以裁判宗教的“正”“邪”，决定其的“弃”“留”；也因此，国家主权高于公民人权，政权权威大于教会权威，人的灵性生活不被国家重视甚至不被承认，人成为了国家机器中可以随意拆卸、替换、抛弃的“螺丝钉”，据此我得出结论：国家崇拜既反神性也反人性。反神性的国家得不到神的指引，反人性的国家得不到人的拥载，国家因此行为失范——既没有确定的方向，也没有足够的定力，忽而“天下秩序”，忽而“闭关锁国”。而更为严重的是，我们都知道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不但是针对个体生命来说的，也是针对族群命运来说的，耶稣告诉我们的首先就是“道路”。为什么？因为不在基督生命的道上，就一定在撒旦灭亡的道上，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绝没有可能“殊途同归”，跑的越快，离神越远；离神越远，灭亡越快。
- 参考同宗同文的近邻日本，实现现代化转型最关键的环节是：宣布天皇非神。我们要让福音攻克中国这块硬土，最重要的就是要消除皇帝-执政党领袖的崇拜。我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底色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而是偶像崇拜，就是基于中国古代多次用道统、民意，近代多次用科学、民主反对这个文化传统均告失败的惨痛教训。为什么？一是对它的属性缺乏准确认识，二是缺乏核心武器——能够战胜宗教的只能是宗教，能够消灭偶像的一定只有真神。
- 四、为什么中国执政党要把中国文化传统作为执政纲领；按照政治学的常识，构成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有三大基础，其中首先就是意识形态合法性。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不管是儒家礼教、法家法治、黄老无为还是外儒内法，都一定有一个鲜明的指导思想作为执政纲领。数千年来，所有朝代的核心价值观都有一个共同点：再剧烈的改朝换代也离不了“君权神授”的“政统”和“三纲五常”的“道统”。哪怕是以打破“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建立的中华民国，也发生过皇帝复辟、党领袖独裁的“政统”闹剧和复辟“国教”“非基运动”的“道统”闹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由于是“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被写进宪法，成为一个新的“政统”和“道统”。这是中国执政集团三千年来第一次试图彻底与传统决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来“接管”中国。由于马列主义与中国的皇帝文化有许多共性，因此可以说此举只是颠覆了“传统文化”，而对“文化传统”则继承发展。我们在前面说过马列主义只是没有根基的时代“流行文化”“实验产品”，当“流行文化”不再流行，当“实验产品”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实验溃败后，中国的执政集团三千年来第一次没有了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合法性发生了危机。执政党不得不“修正”立场，从“放之四海而皆准”到“摸着石头过河”是“修正”，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到“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再到“三个代表”是“修正”，从“解放全人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修正”，从“科学社会主义”到“科学发展观”还是“修正”。这些“修正”被动地、隐藏地、迂回地向基督教文明塑造的世界主流文明靠拢，可惜的是我们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再一次错误的选择了“复古更化”，使得向基督文明靠拢的进程嘎然而止。
- 当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蛮夷”看来的“巨婴”，在“皇帝”眼里可是“巨人”。于是，“东升西降”成为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油然升起，“提供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成为当局的诉求，执政党几乎赤裸裸放弃马列外装，回到“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为统治寻找替代的“意识形态”资源。我们的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导向，执政党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宣传画直白说明了一切：原先是马恩列斯毛并列，现在改成孔孟老庄习衔接。为了贯彻习近平“从考古建立文化自信”，中国考古界权威许宏的著作被下架了，因为他“不自信”地赞成“中国青铜西来说”。一些御用文人也不失时机地打造“世界中国”新理论。这些非谀即愚的理论，虽然大轰大嗡，但可以说，失效了千年的偏方中药，难救执政党的急症——没有“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神道”前提，要设教化是很困难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只要信仰崩塌，国家就会分崩离析。一个有良知的体制内专家刘澎说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中共作为执政党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拿不出能够满足中国人需要的精神产品，解决不了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就会丧失作为中国人道德源泉的官方提供者与道德标准官方维护者的资质，丧失为全社会提供精神信仰产品的主要供应者身份”。
- 按照熵增定律，如果一个系统没有了外部能力的注入，它将走向毁灭；按照历史规律，如果一个文化体系不能再给这个民族提供动力，这个民族将步入毁灭；最根本的是，按照神的启示，一个民族不回归于神的道，这个民族注定要毁灭。
如何“峰回路转”？从古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寄希望于“革命”和“改革”，其实“革命”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革命”本身就孕育下一次“革命”；“改革”同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改革成功过。“革命”“改革”都没有离开中国文化的原有“路径”，在原有“路径”里只可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尽头都是“未济”。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好比没有父母的孤儿，独自承受着无远弗届的悲厄命运。曾经社会福音派传教士想“改变中国”，他们把病因归咎于文化愚昧，因此帮我们办教育，培养留学生，结果虽然使这个古老帝国迈入了近代文明，但也只不过是从帝国到党国，培养出了一批革命党人；又曾经，西方领袖们把病因归咎于经济落后，将我们带进国际经济大家庭，结果虽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只是唤醒睡狮称霸世界的野心。如何不被中国改变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层的“生命再造”，“生命再造”就是“换血”——用耶稣的宝血来替换我们这个民族恶浊的毒血（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说的）。“换血”意味着只能从认识神开始，加入到基督家庭成为“神儿子”，唯此方能修复弥补我们已经与神疏离的关系，方能修复弥补我们文化中无天无法的基因缺陷。在当下我们这个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凯伯尔曾经用“先知”一般的口吻说到的那句名言：“人类的根本问题乃为基督圣道和外邦异教的衡突，。。。最初从亚洲开始，最后要在亚洲解决”——这或许是在回应“马其顿的呼声”。
- 五、“基督教中国化”的险恶用心；我发现从古时候的“利玛窦规矩”到今天的“三自神学”，从波士顿的“儒家基督徒”到大陆台港的“文化基督徒”，从当局理论“名家”到官方教会“名牧”，从家庭教会掌门到世界福传运动领袖，从家庭教会的“闭关神学”到福音派的“传教策略”，从绝大多数神学院教席到绝大多数教会讲台，都在出于不同的目的、动机高举“基督教中国化”，大谈特谈“会通”，并希望找到两者间的“共法”。仅以能够见到的文字论，从不同角度赞成“基督教中国化”的达到99%，反对的不足1%。正像上面说到，“基督教中国化”是在“政主教随”的政治格局中诞生的，只能通过“教依国主”的政治格局才能真正认识。在中国古代，维护“教依国主”政治格局的宗教政策是“淫祀管理制度”，其实“淫祀管理制度”从来没有离去——只要“教依国主”政治格局存在，“淫祀管理制度”就永远不会废弃。为什么？因为广大中国人都是结构性、外延性极差的“自为阶级”，只有三种情况下可以提升成为“自在阶级”：除国家组织外另有组织、除国家宣传外另有思想、除国家规定宗教外另有崇拜对象。也因此，作为“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最害怕三种现象：一是社会具有思想（理论化民意），二是民众形成组织（民间自组织），三是世俗另有偶像（宗教化民心）。社会具有思想就可能会对专制制度形成批判的武器，民众形成组织就可能会对专制制度形成武器的批判，世俗另有偶像更会使政治信仰的单一目标“忠”（君）变为两个以上目标的（君）“患”,使“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产生聚合。而恰恰独立的宗教就兼具这三个方面特征。当一个宗教体量大到当局不便于管理或本身具有“独立”趋向，就一定是淫祀管理的对象。“法轮功”“东方闪电”等当局认定的“邪教”是淫祀管理的对象自不待说，天主教“地下教会”、“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具备第二特征——“独立”趋向，因此也是淫祀管理的对象。而基督教家庭教会，体量大到与共产党员队伍等量齐观，而且组织“独立”于“三自”，神学思想“独立”于执政党——目标在“天国”不在“祖国”，同时兼具“体量大”和“独立”两方面特征，其被作为淫祀管理的重点对象就理所当然了。现代的淫祀管理即宗教管理政策也是两手抓：一方面通过法制手段制造罪名取缔教会、关押牧者，另一方面通过“基督教中国化”改造、收编教会。我们在这里只谈后者。
曾经是执政党分管宗教的最高领导叶小文也是在与基督教文化的对比中逢迎“复古更化”，他说：“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强大、切实、管用”。他毫不掩饰的目的是希望基督教会通过“基督教中国化”“围神救赵”。执政党的宗教理论界“看门人”卓新平也不掩饰“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目的是将基督教置于政权的统治之下，他说：“假如基督教在中国’一教独大’甚至’一教独霸’，势必恶化中国的宗教生态，有损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主体性，影响社会和谐乃至国家安全”。所以，“基督教在政治立场上’中国化’了，自然而然，’我们的政治’才会包容、认可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存在。”
- 中国基督教两会是执政党在基督教内安置的代理人，它制定的《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中说：“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认同我国发展的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在这份文件中，我们还读到：“海外反华反三自势力提出“三化异象”蛊惑人心，造成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误解”，这些人是“海外反华反三自势力”；“三自”还准备从神学上构建一个“中国教”：“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与灵魂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只有神学思想实现中国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这证明他们妄图以人的文化来替代神的启示，“政主教随”政治目的昭然若揭。
- 就“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当前展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列阵比较如下：
传统基督教 “基督教中国化”
*崇拜三一神 崇拜《尚书》上的“上帝”和政治领袖；
*不能崇拜偶像 领袖像进教堂；
*唯独《圣经》 除《圣经》外还有“四书五经”加上
《习近平语录》；
*十诫是基本戒律 除去第一戒“我是你的上帝”；
*向往“天国” 热爱祖国；
*靠主拯救 靠自己和“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拯救；
*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姓“中”，是党的工具；
*主掌教会 党管教会；
*牧师由神呼召 牧师由党派遣；
*讲“公义”和“爱” 讲党和政府关怀；
*不能违背神的律法 不能违背人的法律；
*尽一切可能传福音 福音不能出教堂；
*讲台只能说神的话 讲台是宣传党的政府的阵地；
*爱邻人 恨敌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教会弟兄；
*福音派神学 自由派神学；
*神本主义的处境化 庸俗主义的宣传化；
*教会管理由会众自理 教会管理服从政府规定；
。。。。
执政党与三自联手推行的“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内涵广泛的课题，从组织来说，意味着基督教会不再是“主的教会”而是“中国教会”；从神学来说，意味着放弃真神崇拜而转向信仰上的二元；从政治来说，意味着放弃《圣经》启示的“天国”而转向领袖指引的“中国”；从文化来说，意味着放弃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传统而自创一个“中国教”。总而言之，执政党与三自联手推行的“基督教中国化”要义就是要我们崇拜人而不再崇拜神。《圣经》早就给我们打了疫苗：“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加拉太书1:8-9》）王怡牧师曾一针见血地批评到：“事实上，“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政治口号，不是一个学术口号。卓新平的背后是习近平。宗教混合主义的背后，是政治极权主义。。。如果再回顾一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教会前三十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两根线：第一根线是政治或政治的逼迫，第二根线就是宗教混合主义。使徒们所传的福音，一方面受到的威胁来自犹太公会或罗马，这是政治上的。每次逼迫都会导致教会分散，同时带来教会复兴。另一方面受到的威胁来自内部的混合主义，可以称为“基督教犹太化”，在信福音之外还必须在文化上成为犹太人，遵守犹太人的条例。所以，基督教在历史上面临的宗教混合主义的第一波，就是“基督教犹太化”，政治上要反抗罗马化，学术和文化上要反对犹太化。福音才能立足。所以保罗不断疾呼，耶稣的死而复活，是教会唯一的根基。后来，基督教传播到各地，就不断面对“基督教罗马化”、“基督教蛮族化”、“基督教斯拉夫化”，直到“基督教美国化”的问题。只有当福音从任何一种文化的捆绑和限定中死而复活的时候，基督教才真正在那种文化中被建立起来了。”
- 概括来说，基督教的“中国化”有四种“化”法，它们是：
第一种，基督教“（中国）文化传统化”，这种“化”法自甘走进“政主教随”的框架，充当皇帝体制的“护法”，从景教-也里可温-利玛窦-人本主义神学家走的是这一条道路，无论是出于传教策略还是神学误差，这一条道路的危险就是最终中国不再有“基督教”而只剩下“中国教”。
第二种，基督教“党国化”，高举“爱党爱国爱教”，这实际上是第一种的现代形态，合并同类项也是同欲相趋。在程度上，相比第一种尚可以用“传教策略还是神学误差”来总结还可以说是出于软弱和糊涂，这一种则主要是“敌基督”指挥下“别西卜”的合唱，吴耀宗、丁光训等三自领袖以及执政党宗教理论家卓新平、牟钟鉴、石衡潭等为其代表，同时得到中共海外统战对象如梁燕城等的呼应。
第三种，基督教“（中国）传统文化化”，混淆了神的道与人的文化，认为上帝信仰中国古已有之；他们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比附于基督教，造成一种皈依“基督教”而非“基督”的舍本逐末，持守“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明清索隐派-近代赵紫宸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神学家中绝大多数都持这一立场，现在的“汉语神学运动”中的绝大多数神学家-大多数教会外和体制外的理论家也持此说，从这一立场滑到前两种立场只是一步之遥，比如“汉语神学运动”领袖人物刘小枫就是典型。
第四种，“中国基督教化”或“中国文化基督化”，希望用神的道“化中国”，并不排斥中国文化中的优良部分，甚至为了传福音策略而借用中国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如戴德生的留辫），但坚持认为神的道高于人的文化，神的道可以改造人的文化；戴德生、章力生等神本主义神学家持守这一立场，赵天恩牧师则是这一概念首次明确提出者，现在则有王怡牧师为代表的城市新兴教会领袖坚定捍卫这一立场。
- 六、对中国教会的五点期冀：
1、“先知”传统与“守望人”职分；
2、用“大使命”来反对“大革命”
3、以“大抗命”来获取“大使命”的自由
4、为执政者代祷既是我们的“利益”，也是“责任”，更是“使命”。
5、旗帜鲜明反对“基督教中国化”。
- 历史背后的动力是什么？人们曾经从水（如泰勒斯、老子）、从人性（如韩非、孟轲、荀況）、从地理（如布罗代尔）、从气候（如孟德斯鸠）、从语言（如博厄斯）、从分工（如涂尔干）、从人种（如亚瑟·德·戈比诺）、从精神（如黑格尔）、从进化（如达尔文）、从治水工程（如魏特夫）、从传染病防治(如斯诺登)、从生态（如梅棹忠夫）、从文明方向（如戴蒙）、从生产方式（如马克思）等等角度来寻找，其实按我们以上的分析，“神启”的文化与“人本”的文化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安排才是最根本最本质的。这就是我开始时所说“中国新文明”即“中国文化基督化”的依据。
余英时先生说：“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另一个文化巨人史宾格勒的“文化观”正相反，他认为文化本质上是不可沟通的，文化传播不会引起一种老文化的新生，至多只会产生一种“假晶现象”，即表面上接收了外来文化，骨子里仍然固持原来的文化。这两个文化巨人的见解正好相反却都深刻，但他们的观点太绝对太自以为义了，他们毕竟是“人”，他们不能理解神才是文化的所有权人——如果符合神的旨意，又有什么是难成的事呢？神创造了各种文化并希望我们“各从其类”，在“巴别塔事件”后，人类有几种代表性文明：犹太文明关注神-人，希腊文明关注物-人，印度文明关注人自己，中华文明关注人-人。当“雅典与耶路撒冷在基督里相遇”后，产生了现代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我相信有一天印度、中华文明也会“在基督里相遇”，这一天的到来一定在“新天新地”之前，因为这是主向我们布置“大使命”时告诉过我们他再来的前提。
- 许多问题今天仅仅只是点到。比较详细的观点我都放在博客和油管上，欢迎大家空闲下来时移步批评。伤害了大家的“民族”感情，请谅解；耽误了大家的宝贵时间，仍请谅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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