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爱与恨

 2月25日是母亲的忌日，两年前的今天母亲离开了我们。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两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母亲，但母亲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梦中。是母亲怪罪儿子没有在她最痛苦的时候给一点安慰？是母亲怪罪儿子没有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送她一程？不，都不是，这不是我们母亲的风格，母亲在清醒之时就出于安全考虑反复嘱咐我们不要回去——她总是自己扛着痛苦，送给其他人祝福。她不回来我的梦中，是担心我们思念太深。

    回忆母亲总是从爱开始，一个人爱特殊的人群比如家人，在一个时段爱某些人本不足奇，难的是一生都在爱，一生都爱各种可爱不可爱的人。而我们的母亲，就是“难的是”这一类的人。只是她的能力有限，虽然她尽力去爱，舍己去爱，但“事迹”不显著（参见《母亲的遗产》一文），没有入选各色各样的“爱心大使”。只是，我听到一件事：两个曾经的老邻居见面，其中一位告诉另一位我们母亲去世的消息，而这另一位老邻居——已经多年没有来往、母亲没有对他有过什么值得记忆的帮助、六十多岁的大汉——竟在大街上毫无掩饰地嚎啕大哭，引来路人瞩目。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爱不是写在功劳簿上的，爱是写在人心里的——不但是得到爱的亲人，并没有直接得到爱的其他人心里也是有账本的。因为爱的确像种子，它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在你不断的播撒中，爱就悄无声息地种进了别人的心里。

    从“爱”反过来我又考虑到“恨”——我们的母亲恨过谁？谁恨过我们的母亲？

    谁恨过我们的母亲？寻着她的生活足迹搜肠挂肚，想来想去真没有谁。这大概因为母亲是“好人”，对她恨不起来；也大概因为母亲是“小人物”，不值得人去恨。文化大革命中，姐姐当“知青”时房屋失火，身无分文逃回贵阳。那时候两派斗争水火不容，但无论是造反派、保皇派甚至正在接受斗争的走资派，大家都抛弃“阶级立场”纷纷捐钱捐物，可见没有谁恨我们的母亲。

   “我们的母亲恨过谁”更让人难以置信——在一个你死我活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里，在一个“仇恨”充斥方方面面且深入人心的国度中，母亲从地主家庭千金小姐、总统府年轻貌美的官太太“堕落”到工厂职工，丈夫蒙受不白之冤关入牢房，母亲（我们的婆婆）被迫回乡劳动七十岁挑水摔伤致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嗷嗷待哺，“国家”给予我们这个家庭太多太多的不公对待，“社会”几乎堵死了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生存空间。母亲有理由恨，有资格恨，但她真的没有恨过谁！甚至，我们很少听到她有“冤言”。

    家父在省民委被打成“右派”“历史反革命”并判刑十年，民委主任当然有直接责任。但同在民委工作的母亲并不把责任归于他，反而对他十分尊敬。记得母亲告诉我们说，X主任忠于他的国家，忠于他的职责，为人正派。他每天晚上8点新闻联播（那时没有电视，是广播）国歌响起时，无论在哪里，无论周围有人无人，X主任都会立正敬礼。顽皮的我还去专门验证，远远的见到国歌声中那笔直的身影。这幕平常不过的小事，使幼小的我懂得不以自我的好恶去定罪别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X主任被打成“走资派”，从高干宿舍搬来21宿舍成为我们邻居，别人家孩子都不敢去与他们家孩子玩，而母亲鼓励我们去与他们家孩子交朋友。从黄口小儿到古稀老翁，多少年了虽没有见面，这种友谊至今仍然在心里保持。

    人事科是“整人”的机构，几乎所有的人事科长都是“打手”。当然，文革开始后他们也被整得最惨。一些“黑五类狗崽子”乘机“阶级报复”，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民委的人事科长家有一个孩子与我差不多大，我们这帮“狗崽子”就隔三差五去砸他们家玻璃窗，引他们家孩子出来胖揍一顿。后来，人事科长在民委去找“革委会”告状，母亲知道了我们的“阶级报复”，很严肃地教育了我一顿，她说人事科长已经在为自己的错误承担惩罚了，我们不可以落井下石，更不可以伤及家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原先这样做是错的，那么我们继续他们的错误不是也变成他们了吗？

     母亲的爱与恨是怎样形成的呢？她平时并不读《圣经》，她是弥留之际才受洗的，但这就是保罗“活着就是基督”的生命境界呀。我想，母亲早年就读教会大学，一定是那一时候形成了基督教的世界观，圣灵在她的心中播下种子，然后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一直保守着她的心灵不受污染。

    老妈，我们想你，你还是乘梦来看看我们吧。

附：母亲的遗产

明天，2月25日，母亲离开我们一年了。大姐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一直陪伴照顾着她。母亲走后，大姐便举家搬去成都儿子那里——小孙儿小孙女都快长大了，大姐还没顾得上去疼他们。

行前，大姐整理母亲的遗物——那是文革中间我们自己用废木料打的两口木箱。木箱里除了母亲的旧衣物，还有就是她在清纺工作期间便宜买的各种布头。用这些布头，曾经给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缝制过内衣裤，穿在身上不怎么舒服，但心里满满是“慈母手中线”的爱。——这就是武胜四大家族之一的千金、教会大学的摩登女生、总统府简派官员的太太、在省人民政府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干部的全部遗产！

“母亲的遗产”还不能完全归罪于我们处在一个掠夺财富社会和物资匮乏的时代，在这些客观条件之外，母亲的“利他”性格也是关键。哲学家们说，人性都是自私的，人的行为都是以“利己”为出发点。可是母亲是个例外，她从来没有要求别人替她做什么，哪怕是自己的儿女。我们不知道母亲爱吃什么，而母亲却能在我们去看望她时端出各自最爱吃的菜；我们不记得母亲的生日，而母亲却在每个儿孙生日时通知大家。。。在母亲去世时我写的“母爱”中有这样一些细节：“我的记忆中，每逢晚间有月光的时候（为的是节约照明的电费），母亲总是要洗上一大脚盆衣物来补贴家用（大概洗一床被子是1角2分，洗长沙发套是1角6分）。此时我们三姊妹便依偎在她的跟前，争相报告我们的成绩，我们并不懂得“为革命读书”“为改变命运学习”这些大道理，我们只是知道，这是母亲满是愁苦的脸上解颐的不多时刻。母亲有时会给我们唱起家乡的童谣，逗我们开心（那些童谣一辈一辈传下来，现在已经传到了她的曾孙）。我们看不懂月光映照下她煞白的脸色，其实她的身体已不堪重负，而且心里比什么都苦，但她不能让我们看到她内心的苦楚。现在回想起来，別的孩子想起搓衣板是“肉痛”，我们想起搓衣板是“心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外婆、母亲和妹妹都饿成了浮肿，妹妹的肾炎又几乎要了命。夜半醒来，常常听到母亲小声的啜泣，她既不可能向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倾述，也没有痛痛快快大哭一场的机会；甚至，连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没有——“母亲”的责任大于她自己的生命。“吃”是那一时代的主题，记得我们吃的是包谷饭，而母亲吃的是红籽面；她经常说“不饿”，把外婆盛给她的饭又拨出一些在我们碗里。印象最深的是发给她与外婆消浮肿的中药内有几粒红枣，她们也要挑出来拿给我们吃。。。。“文革”结束，干部们回到机关，知青也掀起回城潮。孤儿寡母的我们一家没有“门路”，母亲就牺牲她的“干部”身份，下放到清镇棉纺厂工作，换取姐姐到清纺厂当临时工的机会。长年摧折，因此遘疾，姐姐退休后的第二天母亲就病倒了，仿佛坚持在冰雪中的哨兵终于见到了接班的人。。。我翻看照片时忽然发现：我们的母亲——端庄美丽的教会大学学生、武胜县“四大家族”之一的千金、总统府的官太太，竟然没有一件体面的衣裳。长期的贫困使母亲形成了省吃俭用的“恶习”：一根牙签要反来复去的使用，一张纸巾要裁成几张使用几回，十分爱好清洁的她洗脸洗脚也只用“坝櫝櫝”（家乡土话，形容只能覆盖盆底）的几口水。。。可是，在“克己”的同时，她的“博爱”远远超出了家庭。当儿孙们虽不出人头地但也可以帮助人时，她总是要我们为那些没有门路的底层人施以援手。她怀中抱着的这只流浪狗叫“嘟嘟”，狗眼看人比人眼看人准确得多，它一眼认定了母亲便跟着她来到我们家里。大姐每天早晨逼着母亲吃一粒鸡蛋，母亲总是趁大家不注意时悄悄塞在“嘟嘟”嘴里； “嘟嘟”知恩图报，每当母亲一坐下，它便跳到母亲怀里。当我们几个小家刚刚有了并不宽裕的“寒舍”，母亲就将唯一多出来的房子（父亲落实政策的安置之所，后来作了我的婚房）送给了清纺厂的一位女工，因为工厂倒闭这位女工没有了住处。这么“大”的事，她并没有与家人商量，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表示了异议。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身上打了若干的洞口插满管子，每天的治疗死去活来，她从来没有大声喊痛，但当看护她的工人要回家过春节时，她竟哭得抽抽涕涕。。。”凡是与母亲生命有过交集的人、狗，哪怕是陌路相遇，哪怕是穷困潦倒，都驻进了母亲的“爱”里面。

“母亲的遗产”就是那些破布头吗？不是，她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精神上的。“母爱”中我写到：“我们苦难的家庭与这个苦难的共和国同年诞生——1949年12月22日父母喜结连理，这便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缘起。苦难，是共和国的历程，也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年轮。苦难能滋生罪孽；也能造就最纯粹的爱。与这个国家只有苦难没有爱不同，我们却拥有一个苦难但和谐、幸福的家庭，母亲的爱就是我们家庭和谐、幸福的凝固剂。”即使是在父亲坐牢，外婆年高，小妹肾炎命悬一线之时，母亲也是坚强地扛着我们这个苦难的家庭，默默地忍受，从不埋怨命运，从不埋怨社会，把我们拉扯成人。母亲“身教”的爱，特别是向上屏闭，向下开源的爱，也就自然流到了我们儿女身上。母亲早年从教会大学毕业，我不知道她的这些品质：利他克己、怜悯慈爱、坚韧顺服是否源于基督的教导？但是，如果以“学像耶稣”作标准，我这个基督徒要远远落后于母亲——这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大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