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误事》绝非“无事”

   前几天心脏不适休息罢屏，今日上网一瞟，刘军宁《五四之误事》正被围殴。好在不是官家组织的大批判，大批判作“枪”或是作“靶”我都不愿意参加；而思想“围殴”正是思想存在的意义，牛打死马马打死牛无需承担政治后果，于是老夫也下场参战，谈谈一个基督徒对五四的看法。道理他们都说完了，我无非就从基督教立场，添加一点胡椒面。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刘军宁在文中批评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从基督教文化中出来的，但它们半路上离开了神自以为义。人的自以为义是最大的罪，一切人世间的罪恶追溯到底都是自以为义。伊甸园的老故事不说了，从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有问题来看，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孔多塞“宗教-哲学-科学的历史进步主义”，费希特的“绝对自我”，黑格尔的“主体即实体”，潘恩“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培根“用量化的、力学的标准来代替人的标准”，卢梭“博爱取代基督信仰”，圣西门用人来建设“乌托邦社会”，孔德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方法成为万能”，马克思用阶级斗争建设“共产主义天堂”，奥地利学者纽拉特倡导在人类社会实施“计划经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弃绝信仰，罗尔斯正义论将“人的权力”置于“上帝的善”之上，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些在各个领域里人自以为义的思潮，用“自我”来否定“形上”，使人类陷于“理性”这种“虚空的妄言”中“不能自拔”——不幸的是，“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恰恰就是这些自以为义的东西（包括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运动，也是背离自身的英美路径走向德法路径）。其实，刘军宁具有先知般的看见，早就对此表示了担忧，他在前些年写的《解决信仰危机》就指出：“从现在到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继续生活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中，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而目前的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60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分别历时数千年与60年的精神主体结构为什么会瓦解与坍塌？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两种价值都不能提供信仰与道德规范的终极源泉。。。。几千年旧的信仰被暴力革命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的信仰又落了空，真正的信仰却领不到准生证。这就是现状。”这种情景早在神的意料之中，《圣经》指出：“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耶8:9》)“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罗1:28》)“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作所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林前1:21》)“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西2:8》)。堕入罪中的人类发展的依存路径变成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被加尔文嘲讽为“可怜的人想离开上帝，独立有所作为，实在是可笑的疯狂，因为他们若不是靠上帝的安排，连一句话也不能说”。

英美路径与德法路径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实现方法是革命，也就是刘文中所谓的“德法路径”，而刘军宁一贯推崇的保守主义是“英美保守主义”。我们用“哈爱理命题”来观察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法国历史学家哈爱理（Elie Halevy）分析社会剧烈转轨的两个相反的典型，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充斥杀戮但迎来的却是拿破仑复辟帝制（法国的民主政体，是二战后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建立的）；另一个是“英国产业革命”静悄悄的没有流一滴血却完成了现代转型。哈爱理追问：“为什么在欧洲各国中，英国成为最不革命、没有严重危机和突然变革的国家？”他研究后认为，答案不在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在英国发生了“宗教革命”，“宗教革命”替换了“政治革命”，推动了“经济革命”：“毫无疑问，英国之所以能避免政治革命，是因为它经历了一场宗教革命”。哈爱理所指的“宗教革命”其实与“革命”毫无关系，是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领导的“福音派复兴运动”，他认为该运动充当了英国“宗教革命”的核心。约翰·卫斯理使用《圣经》的观点，与卢梭、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也看到了社会撕裂的现象，但与卢梭、罗伯斯庇尔以及马克思、列宁不一样，卢梭与马克思们认为社会撕裂的主要原因是富人的堕落，而约翰·卫斯理则认为穷人富人同样堕落，是人性的堕落导致社会的堕落。这就回到他的一个主张：用大使命来替代大革命。中国有几千年的革命史，一直到五四运动仍然在此路径上，走的都是德法的革命路径，而不走出革命的岐路，中国永远只有皇帝的朝代而没有人民的共和国。

“德、赛先生”与“基先生”      五四运动的重要成果就是请进了德先生与赛先生，而且有强烈的反基督教倾向，导致了之后的“非基运动”。其实他们没有看到德先生的人文主义引进导致的是现在中国的道德沦陷和信任危机；赛先生的引进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是最大的专制大本营，问题就出在没有同时请进“基先生”。因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看不到德、赛先生背后真正的社会发动引擎是“基先生”。如果你认为这些都是“假说”，你只相信经验到的东西，那好，我们来看：世界称为“发达国家”的全部是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唯一例外日本也是在其核心文化的改造即宣布“天皇也是人”（宗教）和通过由基督徒制作的“和平宪法”（政治），基督教用她的世界观引导了日本的发展。我们还看到，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是基督教国家独立完成的，信仰其它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国家只不过是被带进了现代文明而已。因为耶稣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我就是道理、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换句话说，没有耶和华，就没有新中国！

  以上的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只不过我们从思想、社会和福音三个角度去观察。在前段时间《新中国文明论坛》上，刘军宁、王志勇、杨鹏、赵晓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建构派，我是唯一解构派，我们曾经有激烈的争论。我提出的不能用普遍启示来代替特殊启示，遭到刘兄的驳斥，他认为只要是神的启示都可以用，什么方便就用什么。其实，《五四之误事》这篇文章正好回答了他自己的观点：世界只有一位神，而只有在祂的特殊启示中才有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