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自寿

   今日，老夫七十自寿，读孔子生命感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有感与圣人同命不同道，击节四叹，曰：愧然、惶然、恍然、幸然。

   何以“愧然”？孔子本殷商遗民，后家境衰落，少贫且贱，三岁失怙，“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而余家父供事总统府，转投新政权，因“右派言论”，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十年，其时余也三岁——“家境贫贱”是孔家与余家的共同遭遇。然孔子十五岁便有志于学，无常师，学不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为他“三十而立”打下基本功。反观十五岁的我，夫子所说的“多能鄙事”我也不差——木工、烹饪、偷鸡摸狗无所不能，唯独没有“志于学”。三十岁时也有“立”：体制内混了一个小吏、出版一两本小书、生了犬子张赟。孔子“三十而立”是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礼”（他说“不学礼，无以立”），这是“雅立”；我俗不可耐的“稻梁谋”，只是“俗立”——差距十万八千里，有愧前半生，所以“愧然”。

   我与孔子的生命道路分叉是在四十这个档口。孔子“四十而不惑”，他充分自信自己的学说，充分自信自己的生命选择，所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以“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所以厄于陈蔡仍然弦歌不绝。而余在此阶段，由于耀邦新政与之后的路线巨大反差，我先炒仕途，再炒商途，相比夫子更如丧家之犬，因而“四十而大惑”：一惑于马列，二惑于传统，然出路在哪里却“惶然”不知。

  孔子在“志学”-“而立”-“不惑”一条路走下来，自然来到“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知天命”是将知识神化，“耳顺”是将人格神化，“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宣称“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连犯错的想法都消灭了。号称“五宗尽研”的我知道但做不到这样的境界，所以一直佩服得不得了。也希望自己从此路径修为。到了58岁时我受洗归入基督，“恍然”发现：这是人的自义的极端思维，不在基督里而靠自己修行来消除内心的罪性，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是痴人说梦，是一条害死人的死路。

   孔子在他的生命关键处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晚年对一生的目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有所醒悟，七十一岁时鲁国西狩获麟。孔了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了修《春秋》。他临死之前讲的最后一段话：“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於东阶，周人於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他的这段话表达了生命的哀叹，足见他对世界和生命都有期待和留恋，并没有’灵魂不朽’这样的意识，更没有永生的盼望——他的悲剧在于神没有拣选他。

   而我要比孔子幸运，感恩基督在我尚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就拣选了我，在我得志猖狂时关上我的“成功”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在我失意仓惶时给予指引是“救我们除去凶恶”，神通过王怡牧师让我写作了160万字的《无天无法》，在圣灵的催逼下，我用十年之功潜心完成了我的这个“礼”，而且我的这个“礼”在于破除孔子的“礼”。有一点我师心自是，正如孔子也是后人（董仲舒）“发掘”出来一样，我相信二十年后大家会发现：我的这个“礼”作为对母语文化的检讨书是独具匠心的，作为对华夏历史的探讨书是前无先例的，作为对中国宗教的诊断书是执之有据的，作为“至暗时刻”的护教书是当下亟需的，作为学术讨论的论辩书是独一无二的。“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徒26:25》），保罗说这话的心情，恰如我现在的心情，“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