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自寿
今日,老夫七十自寿,读孔子生命感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有感与圣人同命不同道,击节四叹,曰:愧然、惶然、恍然、幸然。
何以“愧然”?孔子本殷商遗民,后家境衰落,少贫且贱,三岁失怙,“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而余家父供事总统府,转投新政权,因“右派言论”,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十年,其时余也三岁——“家境贫贱”是孔家与余家的共同遭遇。然孔子十五岁便有志于学,无常师,学不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为他“三十而立”打下基本功。反观十五岁的我,夫子所说的“多能鄙事”我也不差——木工、烹饪、偷鸡摸狗无所不能,唯独没有“志于学”。三十岁时也有“立”:体制内混了一个小吏、出版一两本小书、生了犬子张赟。孔子“三十而立”是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礼”(他说“不学礼,无以立”),这是“雅立”;我俗不可耐的“稻梁谋”,只是“俗立”——差距十万八千里,有愧前半生,所以“愧然”。
我与孔子的生命道路分叉是在四十这个档口。孔子“四十而不惑”,他充分自信自己的学说,充分自信自己的生命选择,所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以“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所以厄于陈蔡仍然弦歌不绝。而余在此阶段,由于耀邦新政与之后的路线巨大反差,我先炒仕途,再绝商旅,相比夫子更如丧家之犬,因而“四十而大惑”:一惑于马列,二惑于传统,然出路在哪里却“惶然”不知。
孔子在“志学”-“而立”-“不惑”一条路走下来,自然来到“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知天命”是将知识神化,“耳顺”是将人格神化,“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宣称“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连犯错的想法都消灭了。号称“五宗尽研”的我知道但做不到这样的境界,所以一直佩服得不得了。也希望自己从此路径修为。到了58岁时我受洗归入基督,“恍然”发现:这是人的自义的极端思维,不在基督里而靠自己修行来消除内心的罪性,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是痴人说梦,是一条害死人的死路。
孔子在他的生命关键处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晚年对一生的目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有所醒悟,七十一岁时鲁国西狩获麟。孔了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了修《春秋》。他临死之前讲的最后一段话:“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於东阶,周人於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他的这段话表达了生命的哀叹,足见他对世界和生命都有期待和留恋,并没有’灵魂不朽’这样的意识,更没有永生的盼望——他的悲剧在于神没有拣选他。
而我要比孔子幸运,感恩基督在我尚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就拣选了我,在我得志猖狂时关上我的“成功”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在我失意仓惶时给予指引是“救我们除去凶恶”,神通过王怡牧师让我写作了160万字的《无天无法》,在圣灵的催逼下,我用十年之功潜心完成了我的这个“礼”,而且我的这个“礼”正在于破除孔子的“礼”。有一点我师心自是,正如孔子也是后人(董仲舒)“发掘”出来一样,我相信二十年后大家会发现:我的这个“礼”作为对母语文化的检讨书是独具匠心的,作为对华夏历史的探讨书是前无先例的,作为对中国宗教的诊断书是执之有据的,作为“至暗时刻”的护教书是当下亟需的,作为学术讨论的论辩书是独一无二的。“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徒26:25》),保罗说这话的心情,恰如我现在的心情,“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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