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三代人的情愫(根据给华西人文学院学生的讲座整理)
同学们要去石门坎考察,结合我们的“基督教视野下的中国文化传统”公开课,今天我把石门坎放到一个特定的视角来认识,那就是两种改变中国的方式:中国式的救亡革命与西方传教运动带来的福音。
中国进入20世纪,伴随的是腥风血雨: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谭嗣同“流血请从嗣同始”不可谓不悲壮,“去留肝胆两昆仑”不可谓不洒脱,都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真牺牲真性情。自下而上的义和拳乱,各种主义主张,各种救亡团体,势头不可谓不大,潮流不可谓不猛。但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一直到现在,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只不过又一次完成了专制——革命——再专制的历史循环。
而在远离权力和动乱中心的川滇黔边乌蒙山区,数千里之遥的枪炮声并未打破山区数千年的平静,反倒是一个英国传教士的到来,却使得这里翻天覆地。我们今天通过三个人物和三个主题,让同学们对石门坎有一个粗浅的认识,这三个人物和三个主题是:第一代人物:柏格理,主题:一个人的死与一个民族的生;第二代人物朱焕章,主题:一个人的觉醒与一个族群的觉醒;第三代人物卞淑美,主题:一个外来志愿者与一群“外邦”志愿者。从这三代人的情愫,纵向、简略认识一下石门坎。 我们先从第一代讲起。
第一代:柏格理,一个人的死与一个民族的生
这个年轻的传教士叫柏格理,他身无分文,只带着胸腔中炽烈的爱和一本《圣经》,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来到了这个从未有外人进入过的山区,在这个仅仅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苗族小寨石门坎落了脚。乌蒙山区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生存的极限环境,“屙屎不生蛆”;加之土目自治,实在是“化外蛮荒”之地。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十大贫困聚居区之首的仍然是这里。我听一位苗族学者杨智光告诉我,苗族当年的生存状况:全民族处于异民族的奴隶,文化中没有“0”和负数,说明苗族的生产水平和生活状况,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上山打猎,打到了大家平分,打不到就饿肚子,“0”和负数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没有存在必要。真像是石门坎《溯源碑》所描述的“残山剩水”中的“葛天苗裔”。
初来乍到的柏格理被眼前的所见惊呆了:贫困,苗族食芋衣麻,家无隔夜之粮,好像还生活在史前时代;压迫,苗族被折腾成一个全民为奴、被领主“生杀任性”而“近于麻木”的族群;愚昧,被社会隔绝并结绳刻木,他们不懂汉话,不识汉字,数数不上百位。柏格理决定先作两件事:传福音,办教育。
柏格理的到来点燃了苗族人重新活下去的希望,柏格理带领大家盖教堂,盖学校,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第一次打破了乌蒙山中沉睡了千年的宁静。告诉同学们一个秘密:柏格理的石门坎行动与传教组织没有关系,是柏的个人行为,因为当时传教组织和教会同工都认为苗族地区不是他们的传教责任地,而且进入一个从来没有外国人甚至是外族人进入过的地方是危险、疯狂的举动。可是,我们正是从柏格理的这个“个人行为”背后,读出这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追随主的大使命。
柏格理着苗装,说苗话,与苗族群众同食洋芋、荞麦饭,同宿麦草堆;当年跟随柏格理去石门坎的钟焕然先生回忆:“我们挤在苗族的茅屋里,矮小狭隘的房屋人畜同居,苦不堪言。我们都很难受,而柏牧怡然受之。这就表现了他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勇敢耐苦的意志。”除了生活艰苦,柏格理的生命安全都成问题。他数十次出生入死,遭土目苏黑保绑架毒打几乎致死,然为苏黑保辩护:“敌真理之徒,实不知基督福音也,使果知之,方服从之不暇,何排斥之有?”——这就是主耶稣“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同样的话语。这次事件的结果是:彝族土目放弃了对基督教的迫害,彝族大规模皈依基督,出现了苗族奴隶成为彝族领主的老师的动人场景。柏格理硬是凭着爱,化解了乌蒙山区存在了千年的彝族地主与苗族奴隶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我原来不明白,为什么以儒教为代表的汉文化两千年来未使乌蒙山中的“大花苗”“驯化”,而基督教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却使他们“归依”?为什么柏格理并没有揣来“投资”,却奇迹般地变出一个“海外天国”?成为主的门徒后懂了,那就是因为有基督的爱,爱会用生命去点燃生命,爱会使人放下仇恨化敌为友,爱比恨更有力量!
爱结成的果实是奇迹般的:柏格理创造了苗文,用苗文翻译了《圣经》,进山时他怀揣一本英文《圣经》,现在变成了数万册苗文《圣经》;柏格理说:哪里有教堂,哪里就要有学校。在乌蒙山区苗寨中有小学96所,中等学校5所,护士学校1所,神学校1所,这个被史志称为“晦盲否塞”、“蠢如鹿豕”的民族,三分之二扫盲,并培养出了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苗族医学博士、第一个苗族大学教授、第一个苗族教育家、第一个苗族宪政学者、第一个苗族牧师和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石门坎教育的奇迹,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大面积扫盲,培养出一批高级人才和一大批实用人才,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罕见。
1915年,石门坎光华小学发生伤寒,一百年后医疗发达的时代新冠的流行都能使整个国家产生恐慌,何况在缺医少药的那个时代会产生多大的恐惧。当时苗族的防疫手段就是跑到大山里躲起来,很多学生家长都外逃躲避瘟疫。柏格理坚持留守救治学生,不幸感染,并坚持自己规定的抢救药品只能用于学生的原则,拒绝用药,于当年9月15日回到了上帝的怀抱。柏格理的墓碑上,苗族人民用柏格理为他们创制的苗文恭敬地写着:“苗族人的老师”, 他们说:在柏牧师来之前,我们没有光,在他走了后,我们没有了黑暗。他的墓地也成为了苗族同胞的公墓,因为之后苗族的老人们过世,便在遗嘱中交待一定要葬在
第二代,朱焕章:一个人的觉醒与一个族群的觉醒
柏格理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了第二代石门坎奇迹的创造者。其中,朱焕章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朱焕章,三岁失祜,六岁放牧,九岁发蒙,入石门坎光华小学,后由传教士王树德资助入昭通宣道中学,由教会保送成都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为苗家教育学士第一人。朱焕章在读书期间,念念不忘山区里的乡亲,省吃俭用,编撰并印刷了《苗民夜课读本》,课本中极力宣扬爱国主义、平民道德、自力更生、权利平等,讲究卫生、团结友爱、互助合作、诚实相处;《苗民夜课读本》送回家乡推动平民识字运动,使得大花苗族三分之二脱离文盲。
朱焕章的女婿、医师陶绍虎在采访中告诉我:岳父毕业时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观礼的蒋介石夫妇大加赞赏,并邀请岳父到总统行营工作,面对总统的邀请,岳父礼貌地回绝了,他说家乡还有成千上万的乡亲等着他回去教他们文化。
朱焕章谢绝外面世界的万千诱惑,回乡任光华小学校长、明诚中学教导主任,他夙兴夜寐,无荒无怠,鞠躬尽瘁。人不堪其忧,先生不改其乐。其间辛苦,胜于梁漱溟;成果斐然,堪比晏阳初。致入选国大代表并西南教育委员。作为“盐”,他在落后、贫瘠的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生死考验,却保持清洁的良心和圣洁的生活;作为“光”,他为那些目不识丁的乡亲子弟带来了前途和希望。
朱焕章的女儿朱玉华说:父亲因为办学,乌蒙山区苗族人民尊他为“朱圣人”,就连土匪都尊敬他。有一年天灾,我带着几个妹妹去野鹰梁子那边挖野菜,忽然钻出来几个凶巴巴的土匪,要抢我们的东西,当知道我们是朱焕章的女儿后,为首的一个说:是“朱圣人”的姑娘,不要难为她们,还送给我们几个鸡蛋。
朱焕章的女儿、中学教师朱玉芳在采访中告诉我:父亲说“我们是苗族第一代知识分子,既看到了世界的日新月异,又体会到我们苗族社会的一成不变。如果我们不百倍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民族,民族落后的差距将越拉越远。”因此他拼命工作,在灾荒年,学生交不起作为学费的包谷,他还把作为优秀校长、龙云省长给他的奖励品大白马卖了来赈济学生,而他自己的小儿子--我们的弟弟,就是在那一年饿死的啊!石门坎陈列室创办人杨华明曾经指着一幅马鞍给我说:“这就是朱校长那匹大白马的鞍,我把它悄悄保留下来了。它不但记录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也记载了朱校长一心为教育的忘我精神。”
朱焕章为了在石门坎办一所中学,奔走在彝族土目官寨游说,面对怒目相向和摇头拒绝,毫不倦怠地争取,终于感动大土目杨砥中投资。于是,在一个城市都很少有中学的年代,石门坎却办起了一所真正的中学。朱焕章办学成果斐然,使他获得很多的荣誉,国民政府还礼聘他到教育部工作,但他再次拒绝了,他离不开更需要他的乌蒙山区。石门坎造就了他,他也要把他的一生献给石门坎。正是朱焕章与他的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令石门僻壤,成为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一九五五年政治运动,朱焕章在贵州省教育厅工作,人相检举求自保,独朱焕章先生不违命构陷他人,宁永缄默,遂于
第三代,卞淑美:一个外来志愿者与一群“外邦”志愿者
半个世纪过去,教育圣地石门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从文化的圣地跌落到文化的边缘,《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四期刊登了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称:石门坎的教育非常落后,据l986年4月初统计,全乡只有高中生9人,占总人口的0.18%;初中生93人(包括在校生20人),占总人口的l.98%;小学生320人(包括在校生150人),占总人口的6.6%:文盲达91.3%;失学儿童达88%(全乡适学龄儿童485人,能上学的只有55人)。教师素质较差,石门中学全校27名教师,只有3个参加教材过关考试合格,石门中学从八六至八八年以来,一名大中专都没考上,这所曾经招生范围覆盖滇、黔、川边一二十个县的名校,经历了50年代的继承,60~70年代的停滞,80年代以后的衰落,终于成了空白中学。
“新中小学”发起人
来自五湖四海的基督徒们默默地捐建了学校校舍,默默地捐出10年来新中小学运营的经费,默默地每年组建慰问团带来大包小捆的扶贫物资,默默地每年组建医疗队为乡亲们治病送药,默默地每天凌晨为这所学校祷告,。。。。一切都是默默地进行,他们谁都没有留下姓名,谁都不愿留下姓名,因为他们的主耶稣说过:左手作的事,不要让右手知道。
2003年,由基督教爱心人士共同捐建的“新中小学”开学,但几名教育局安排的任教教师都由于条件艰苦,先后离开了新中小学。大家意识到没有爱很难有人会在如此艰苦的地方去当老师,于是自然又想起来基督徒。2006年春,吉林省东辽县基督徒卞淑美、汀柏林夫妇背着他们不满三岁的孩子来到了新中小学。
新中小学校长卞淑美在采访中说:“我们来的时候,整个石门乡的平均分30分左右(100分制),我来之前新中小学六七十个学生、平均分为7.8分,账面上仅剩4元钱。甚至有十四五岁的女孩子结婚生子。这里冬季漫长,温度低至零下十度,潮湿阴冷,缺乏取暖条件,蔓延的各种风湿病使人们丧失劳动能力;这里是肺结核病的传染源、氟中毒的高发区,所以这里少人们牙齿发黑,逐渐脱落,成年后弯腰驼背,终生残疾。我们来的时候学校已经办了3年了。听说,因为老师的原因,第一年学生30多个,第二年还有9个,到第三年就没有学生了。课桌乡亲们都拿去家当菜板了。我们一家一家去找回来,刷了好几天才重新安上。”
我当年采访新中小学校长卞淑美的时候,她问我:“你知道我们的第一节课教什么吗?”她见我摇头,接下来说:“你们谁也想不到我的第一节课上的什么内容,当时我一进教室,好像掉进了大粪坑,原来这些孩子都没有解完手擦屁股的习惯,于是,我的第一节课就是教孩子们擦屁股。”
“水源问题是困扰当地群众生计的大问题,教师的日常生活用水要靠到外面去驮,或者在雾天接雾水,澄清了拿来当做饮用水。老师们就从薄刀岭蜿蜒几公里引泉水到学校,老师们的一举一动被学生看在眼里,他们也自动参与引水工作,后来学生的家长们也了解到了这种状况,就每家自愿出一个劳力帮学校干活,现在学校不但吃水不成问题,还可以用来浇树、洗澡,在天旱的时候,其他村民还上学校来背水吃。学校足蓝球场也是师生们自己修建的。足球场占地1400平方米,在石门坎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在柏格里修建足球场之后100年来唯一一个足球场。足球场修成之后,当地村民提议在此举办一次花山节,附近多个县镇的老乡都赶来参加,二千多人的人山人海,场面极其壮观。篮球场的重建也是师生们自己完成的,从石头打沙到铺设水泥面,从制作球架球板,到上漆划线,1400平方米的蓝球场用了不到两万块钱。”
石门坎是一个地方病十分严重的地方,肺结核就是其中的一种。有一次卞淑美背患肺结核的学生去城里治病,因为没有人照看自己的孩子,只好领着女儿一起去。结果自家的女儿也感染上了肺结核。采访中我们感受到,作为母亲的卞淑美对女儿最感内疚,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作为校长的卞淑美,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苗族学生就不下五人。这些事迹散见于《贵州日报》等各个媒体的报道。
我们高兴地看到,新中小学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来自全国各地志愿者的团队,这些青年人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放弃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参与到石门坎的奉献中,通过参与,他们升华了人生的境界,涤净了自己的灵魂。好树一定会结好果子,新中小学学生成绩从全乡倒数第一到全乡第一甚至全县第一,他们的学前教育、双语教学和爱心教育经验,已得到教育界专家的普遍认同和推广,卞淑美还荣获腾讯教育频道通过观众投票评选的全国四名“教育正能量”大使之一,评选词说她代表“希望”。
石门坎不但感动着基督徒,同样也感动着有良知的中国人。中国宗教与文化研究所的陈浩武教授来石门坎考察后,发起成立了“石门坎后援团”,全国各界上百人参加了后援团作义工。在一次“石门坎后援团”的会议上,我提出,我们不能止步于感动,而应该有生命的震动,我不希望是走近石门坎而是走进石门坎,我们是在帮助石门坎物质脱贫的同时帮助自己精神脱贫,因此,我希望在每一个分团都建立一个尼哥底母查经班。虽然当时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但现在陈浩武教授已经受洗归主。
通过百年来的石门坎现象,我向同学们提出一些初略的反思题目:为什么我们成功了那么多次“革命”,为什么我们赢得那么多次“斗争”,为什么我们打倒了各种各样的“敌人”,但我们就是战胜不了自己?为什么人间社会一定要形成“你死我活”对立关系?为什么“成王败寇”是整体华夏民族的精神底色?为什么五千年来中国第一次整个社会感到“信仰危机”?对提出的反思的我的反思是:通过石门坎三代人的百年情愫,我们依稀看到了一线光亮,那是信仰,是爱,是奉献的光亮,虽然微小,但那是冲破黑夜的第一缕曙光!石门坎现象还提供给我们更多更深层的反思,如果同学们有兴趣,等你们石门坎考察归来后,我们可以另外找时间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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