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潔淨聖殿说明了什么？——《约翰福音》系列证道之七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見殿裏有賣牛羊鴿子的，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裏。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他們的桌子。又對賣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約二13~16)

      主耶穌潔淨聖殿一事，其他三卷福音書均記載，(參太廿一12~13；可十一15~17；路十九45~46)，《约翰福音》的记载只是时间上与另外三卷福音書不同。所有的解经与讲道讲到这个事件时都强调“物質的聖殿與屬靈的聖殿”，解释的重心都放在耶稣强调的“人心才是敬拜的圣殿”，因为本章19祂對猶太人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祂是以祂的身體為殿，指著祂的身體要復活而講的。耶稣用意似乎在“除去一切屬地的財利”。这一解释从“宗教改革”以来就深入人心，我们每一位会众也清楚其中的属灵意义。但是，《圣经》中神的话语非常丰富，是“充充满满有真理”；怎么是“充充满满有真理”？那就是从左面看是真理，右面看也是真理。而且，有些真理要几百年几千年才发掘出来，比如三位一体和因信称义，都没有写在《圣经》中，是后来的神学家们从中发现的真理。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一事件。

      首先我们回顾这一事件：“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在《圣经》的记载中，主耶穌曾多次到耶路撒冷去，也多次進入聖殿。但在这次之前从沒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因为耶稣生在律法之下，他来是为了成全律法；所以他给予每一个逾越节完全应有的尊重；甘愿顺服摩西律法的要求，我们都还记得他12岁时坐在殿裏面跟文士辯論神的道，以致忘记了回家，说明他对聖殿是非常依恋的。但这一次祂“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他們的桌子。又對賣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15～16）。为什么？客观上说明犹太教的腐败已经十分严重，把一些原来方便人们的规矩变成了牟利的手段，这不但是属灵的欺骗，如果仅仅如此，犹太教作为“宗教组织”尚是“分内”之事；现在犹太的上层祭司、文士们把属灵的权柄变成属世的权力，把自己变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罗马统治者的帮凶，对人民进行了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因此更加引起了耶稣的愤怒；主观上耶稣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耶路撒冷了，也是他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了，他必须抓紧时间将原先还没有来得及表现出来的真理展示给门徒和世人。

      耶稣潔淨聖殿被称为发“义怒”。耶穌的“义怒”有四次，这是最典型的一次，也是耶稣最愤怒的一次。读到这里的我们都大吃一惊：这是那位教导门徒“多行二里”“拿走里衣”“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的耶稣吗？耶稣给我们的印象是 和平、忍耐、温柔、怜悯，为什么会引起他发“义怒”？我们把时间放远一点。《圣经》记载耶稣哭过两次，其中一次是拉撒路的坟前，另一次就是这一回他来到耶路撒冷。路加福音19:41-46：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它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清楚耶路撒冷的罪70年后将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一幕已经在主后70年的时候应验，耶路撒冷和圣殿一同被罗马军队摧毁，城墙被破，圣殿被毁，儿女被杀，这是这城罪恶赢得的惩罚）。耶稣第一次哭是为自己，那是对自己不久后也会埋在坟墓里的触景生情；第二次哭是为本族同胞特别是宗教上层的腐败将被上帝惩罚。这两次哭充分表示了耶稣的神-人二性，作为神，他知道事件的发展和结果；作为人，他与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我们从耶稣极其少见的哭，可以看出耶稣的潔淨聖殿绝不是一时冲动，这是耶稣对教会世俗化的抨击——你们这些可悲的宗教的祭司们啊，灾难快要降临，你们还在纵容拜玛门行为的发生，将逾越节世俗化，使信仰生活腐败，你们大大得罪于神。世界黑暗如此，耶稣怎么不哭？怎么不发“义怒”？

       王怡牧师在证道时说起这一件事：“在這一段經文 中，記載了耶穌潔淨聖殿的事。他把牛羊、鴿子都趕出去，掀翻兌換銀錢的人的桌子。我們看到，耶穌做了甚至是充滿敵意的一件事情，一件很令人意外的事情，一件具有挑戰性的、出人意外的，甚至可以說是充滿了火藥味的事情。如果你是彌賽亞，你來到世上，你不應該直接先約大祭司談一談嗎？耶穌似乎選擇了一種讓整個以色列的獻祭制度、會堂制度、大祭司、利未人、法利賽人全然掃地的方式；一種使整個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體系全然沒有面子的一種方式。顯出一個極大的衝突來。”表面看起来，耶稣的行为很“鲁莽”，是故意“寻衅滋事”，是挑战“宗教权威”，路加就把这个事件直接引申为耶稣被害的导火索。耶稣的这个行为使我们见到他的另一面：对世界的抗命。如詩篇第二篇所說，他把上帝的治理帶進世界，卻是用前所未見的方式完成。

     在耶稣时代，对世界的抗命不体现在“反政府”，因为那一时代罗马帝国并不逼迫教会，而且在犹太教逼迫新兴的宗教时，还给予了他们保护。耶稣反对的主要是律法化、世俗化、走狗化的犹太教上层。他还给门徒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和希律的酵 (可8:15)但是，耶稣不但在属灵层面反对犹太教的律法主义，他也要求犹太民众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环境，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犹太教上层痛恨耶稣以及他的门徒，因为犹太教的祭司们认为他们守律法，因而没有罪，有罪的只是外邦人，但耶稣和保罗都反复宣称“没有义人”，世人都犯了罪，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面前都同样被定了罪。不但如此，法利赛人都是当时社会上的道德模范，但耶稣公然宣布：“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太23:27）大家想想，耶稣宣布了这些历来自恃为神的祭司和仆人的阶层是“罪人”、是“污秽”，这种争战是何等的尖锐。

      结合这一次耶稣的“义怒”我们重新看看他在人世间不多的“行实”。他第一次讲道是在家乡拿撒勒城的会堂里，“在安息日, (耶稣)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还执事, 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祂，祂就进一步地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4:16-21》）耶稣的这段话引自于《赛61:4》：“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危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耶稣的这段证道说明《圣经》的精神是前后一致的。这个前后一致的精神就是“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如果说“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指的是被罪捆绑下灵魂与身体解放的话，“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则实实在在指的是政治压迫下的解放和经济剥削下的补赎（禧年是「在这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之年（利二十五l0）；是人畜土地，休养生息，不操作、不劳累之年（利二十五1l、12）；是买卖彼此不可亏负之年（利二十五l4、17）；是房地产归回穷人、奴隶被解放之年（利二十五28、3l、33、41、54）我们刚在ccf查考的《路德记》，我们就知道其中波阿斯救赎路德的身份，就以产业的赎买为基础），耶稣的这段证道被称为“耶稣宣言”或“拿撒勒宣言”，也被认为是他来到世间的“使命宣告”，因为它完整概括了主耶稣的“救赎使命”——祂拯救的是全然的人——包括我们的灵魂、身体和社会身份。“它獲得宣告與展現，它包括屬靈與物質層面，它是赐給以色列及列國的，它既是現今的，也有末世成分”（Paul H ertig语），这个宣言既是冲着人类灵魂中的罪而来，也是冲着人类社会中的罪恶而来， “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就说明耶稣是就着“社会”来教训“教会”的，说明耶稣不但谈政治，而且谈的是受压迫人民的政治。正是从政治来看，耶稣似乎天然长有“反骨”——他的批评对象几乎全部是世界的统治者：把持宗教的法利赛人，操控律法的律法师，垄断经济的富人等等。而对受苦受难的下层百姓，耶稣表现出来的只有爱与怜悯，这就充分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说了一句公然“煽颠”的话：“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路 22：53）。他的“煽颠”还具体到要门徒们“卖衣服买刀”；十分明显他一生从开始到最后都在关心着政治。一些神学家将属灵与政治对立起来，其实，在《圣经》的观点中，没有只属灵不含政治的基督教，因为人是具体的政治人，而基督的道是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的人，是具体的“政治人”而不是概念的“哲学人”，如果说耶稣不谈政治，相当于说耶稣不爱人，或者说耶稣只爱抽象的人而不爱具体的人。如果某牧师说基督教只是救赎灵魂而不是救赎全人，这个牧师就一定不是在传基督的道。我们的解经往往用属灵来掩盖虚伪和怯懦，其实否定了神的爱，虚化了神的救赎，这是鸡汤教而不是基督教。莱特说：“耶穌（或當時的其他宗教人物），乃是在與政治權勢、行動的世界相當不同的神聖/屬靈/宗教領域當中行動。因為人的生命是完全活在神面前的；祂不但活在心靈世界，也活在國家事務中。此外，普羅大眾的政治實在本身，與屬天境界的屬靈實在是息息相關的。兩者彼此相觸，猶如同一塊布的兩面。（猶太或羅馬的）政治活動的每個層次，都充滿了宗教意義。宗教活動有其政治含義，有時甚至是生死攸關的。你敬拜的神或神祇，並不是居住在眞空包裝的屬靈領域裡。”（《宣教中的上帝》）。

      耶稣与他的门徒有政治立场，但没有参与激烈的政治革命，因为耶稣带领所有信他的人出“地上国”，就是他的“革命任务”。人类的“革命”是换政府，耶稣的“福音”是换人民，是更高级的“革命”, 是更彻底的“革命”。他的“革命”是对人们自义的“革命”的“革命”，神要让我们知道：不是改良可以救人类，也不是革命可以救人类，而是十字架上耶稣的宝血才可以救人类，是“在基督里”的“和好”才可以救人类，是“在我们生命里作王”先于“在我们社会里作王”。但由于“灵命”革命对象是个体的，“救赎”的目标却是群体的。因此，“和好”为目的的“灵命”革命必然具体为社会革命，“灵命”革命必须具象为社会革命，“灵命”革命也可能引发“社会”革命。如果按现在很多华人牧者告诉我们“耶稣不谈政治，也告诉我们不要谈政治”的说法，耶稣的下列行为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进入耶路撒冷发“义怒”制造公共事件“挑衅”公会（《约2：14-17》）；他为什么選擇在安息日在圣殿旁边治病“挑战”律法（《路4:39》）；他为什么接觸那些因社會禁忌而被排斥的婦女（《太15：28》《可12：43》《约4：1-26》等）、孩童（《可9:34-37》《可10:14-16》《太17:18》等）、病人（《路5：31》《太9：12》等）、不潔淨者（《太8:1-4》《可1:40-45》）来“歧视”上流；他为什么不按儀式宣告赦人之罪来“藐视”规矩（《太9:1-8》）；他为什么與稅吏、妓女等罪人一同用餐来“宣示”立场（《太9:10》）；他为什么聲稱要毀滅聖殿来“威脅” 權勢（《太21:13》）；他为什么直言不讳是猶太人的王来“对立”羅馬（《可15:2》）；他为什么骂希律为“狐狸”（相当于“畜生”）来“羞辱”领袖（《路13:31-32》）；他为什么被猶太社會最高的政治-宗教領袖審判時以《但以理書》的人子之典“惹恼”官长（人子的称呼相当于“救世主”，其權柄至終將推翻那代表壓迫與逼迫勢力的猛獸（参见《但7》）；他为什么让已经逃出罗马城的彼得用生命去“树立”抗命榜样。我们看到，耶稣所宣扬的“神国”是“宣示”一个全然新鲜的政治观念和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组织，这几乎就是全面彻底否定了原有政治结构。耶穌活在政治场域里，他一出生就受到法令的威胁，他的死也是遭受政治性指控（耶稣最终被施以用在政治犯身上的刑罚——钉十字架，而非适用于宗教亵渎者的处罚——以乱石击毙）。莱特说到：“若如耶穌所說，上帝的王權已因著祂的降臨而進入人類歷史，即便將來才能完全確立，但那些選擇歸屬這王權的人，必須在此時此地就按其標準生活。因此，耶穌的跟隨者必須‘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太6：33》)。如果說我們有任何的使命宣言，那就是這句話了。耶穌和祂所設立的新群體，比我們所想像的還更有政治意味；耶穌比我們所想像的，還來得更具革命性。”（《宣教中的上帝》）（现在西方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死海古卷研究，犹太教中艾赛尼派较为强硬地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举行洗礼的寓意就是要荡涤罗马帝国的压迫和统治。艾赛尼派因此受到犹太祭祀团的排挤和迫害，艾赛尼派有两个重要成员：施洗约翰和耶稣。对这些研究结果争议很大，我没有能力作进一步的考据，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通过“洁净圣殿”这一风波，耶稣展示了“先知”的预判和警告，预告了即将作为“祭司”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但最重要的是，他作为“君王”对“世界”进行了批评和审判。（结合《约12:31》耶稣亲自的宣布：“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

      我们再回到前面提到的“多行二里”“拿走里衣”“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来看提摩太·凯勒牧师的解释：“耶稣要说的是：‘跟随我的人心中所想的与人心一般所想的截然不同。跟随我的人心里关注公义，而不是关心自己的形象、顾全自己的面子，或者维护自尊。’耶稣要说的是：‘跟随我的人并不关注自己的外表，或自己是否被冒犯。他们热切地秉公行义，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存着怨恨、恶意或报复的心来追求公义。’” “基督徒的回应却是内心充满宽恕、温暖与和平，但是在外面却说出真相，积极反对不公义的事，伸张正义、捍卫真理。。。我们要行公义，也要好怜悯，不是二择其一。只有公义或者只有怜悯都会摧毁这个世界。两者相辅相成。。。“爱你的仇敌”并不表示任凭你的仇敌为所欲为。“爱你的仇敌”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任由别人犯罪是否爱的表现呢？任由别人作恶是否爱的表现呢？这怎可能是爱的表现？“爱你的仇敌”不是指总不抵抗凌辱，而是指以充满关怀且毫无恶意的方式去抵抗凌辱。”（《爱你的敌人》）。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重点不是“任凭”（这就是众多华人牧者的观点），而是“争战的武器是爱不是恨”。耶稣认为不应该为了自己受辱去仇恨，但并不是要我们在原则面前不抗争，抗争有很多的路径，耶稣自己向我们展示了用生命在十字架上的抗争模式。你们认为耶稣的抗争模式可不可能成功？回答是一定会成功；用人类的“经验”就能够看到：人类历史上有两种进展模式，一个是亚历山大的帝国模式，一个是耶稣的天国模式，耶稣与亚历山大大帝同样死于33岁。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最优秀的学生，他把老师发明的、后来成为西方历史主流的帝国主义+暴力征服+文明传播的模式体现得最为充分、实践得最为成功；但是，世界却是最终将回归到耶稣天国主义+非暴力征服+文明传播的模式之中。亚历山大而今安在哉？而耶稣的门徒却充满了世界。耶稣的天国模式就是基督教的传统，两千多年来很多基督徒都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而最近的样板是成都的秋雨之福，该教会王怡牧师就告诉肢体们： “在祂的主权恩典之下，基督赐给教会三样重型武器：温柔的反抗，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从。”“基督徒的最高法律是圣经，凡违背圣经的法律，我们都以非暴力的方式不予服从。”其实按照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圣经》的两大原则—— “公义”与“爱”必不可分；因为“千禧年社会”还没有建立，“大使命”与“文化使命”必不可分。” 甚至，虽然十字架是我们终极的救赎，但终极并不意味全部，《圣经》全备的与世界争战的方式是：十字架是终极的救赎，但十字军也是与世界争战不可或缺的部分，少了这个部分，福音就不全备，争战就不会成功。自由主义神学家赵紫宸都认为基督教思想后期是修正了耶稣原意的，他说：耶稣的思想是救世主义，而基督教在发展过程衍生出了出世的思想。教里的思想者，因了世界的罪恶触目皆是，又因了新柏拉图主义以物质为罪恶的渊数，就在耶稣的入世主义救世主义上生了一个出世厌世的别解，使许多有德有识的人，逃在修道院里做避世的工夫，求个人的救赎，寻来世的平康。”（《促进宗教革新的势力》）。说句额外话，帝国模式却成为了中国人的“潜意识”，近代西方进入中国的，一是殖民者，二是传教士。殖民者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力”，推行帝国主义，多做“坏”事；传教士信仰基督，崇尚“爱”，推行天国目标，只做好事。结果是：我们被“力”打“怕”了，反过来崇敬它，所以《天演论》得到追捧，从社会到国家都搞“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这条路必然走向“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国崛起”“一带一路”“厉害了我的国”；而带来“爱”的传教士，我们不“怕”他们，所以尽管他们有好的动机、好的表现、好的成效，但迎来的却是“教禁”“教案”“非基运动”“帝国主义别动队”“控诉运动”“拆十字架”“十年消灭家庭教会”。我们以为依靠“力”就来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殊不知这样我们只能与殖民主义老师一样“坏”，反而离神越来越远。赫拉克利特说“性格即命运”，正是中国人的“龟（鬼）孙子”德性，“认贼作父”成了中国人的宿命。

       我们知道，“天国”不是一个抽象的宗教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文化观念；它不是虚幻的拥有，而是真实的出现；在《希伯来书9章》中，就把基督的宝血洁净天上的圣殿与这一事件关联起来；而在《启示录》中，大红龙军团被驱逐，就是羔羊男孩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对天上圣殿的洁净。因此可以说“洁净圣殿”的“革命”意义也是具有神学意义的， “千禧王国”和“新天新地”就是对原有世界秩序的革命。基督教的信仰目标是天国降临耶稣为王，这就是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既是属灵的也是政治的而且归根结底是政治的。因为《圣经》整体的描述耶稣再来都是政治意义上的君王。如果耶稣明明白白宣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他又没有实实在在掌管“地下所有的权柄”，那《启示录》就不是《启示录》而是《谎言录》；如果神“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预表不是伤蛇的头而是其它部位，那神的预表也不严肃，神的话就不是“生命的真理”而是“生命的误区”。保罗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林后 5:1》）。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的启示是：人类有一个可以通达的“彼岸”，但“彼岸”就在“此岸”。只不过，不借助耶稣基督的“道路”，“此岸”永远是“此岸”，永远不可能踏上“彼岸”。

        那么，我们基督徒与政治革命家有什么区别呢？有，他们是为政治而革命，我们是为神的道而政治；他们的目标是为地上国，我们的目标是为天国；他们的目标是自己作王，我们的目标是基督作王。莫尔特曼神学的“末世论”分为两个方面：“个人末世论”与“普遍末世论”。作为个体的人来说“个人末世论”就是“永生”（“新造的人”即回到犯罪以先与神的关系里）；作为群体的人类来说“普遍末世论”就是“神的国”降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即使是“个人末世论”莫尔特曼也指出与人类历史与整个世界的体系相连。人类的历史观是经验的，是从历史走向未来，神的历史观是超验的，是从未来走向历史，因为神本身是“时间”的创造者，是“历史”的总导演，整个人类事件都在祂写好的剧本里，这就是莫尔特曼的盼望神学的基本原理。赵中辉牧师鼓励参与社会建设，但基督徒不是立足于世界，而是立足于神国。他形象地说：“为要推动这个世界，你必须在世界以外有一个站脚处”。 (赵中辉《福音讲道集》) 赵牧师的这句话很通透，它告诉我们，“在世界以外有一个站脚处”就是要“心怀‘天国’”；“为要推动这个世界”就是要“放眼‘天下’”；基督徒不是关不关心政治，而是必须关心政治，用超越的观点关心现实的政治。当人类与再来的基督在当下相遇时，我们才发现：原来耶稣给我们上的第一堂政治课，就是洁净圣殿。

祷告：慈爱的天父，中国教会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极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拥抱“世上国”而不在意“神的国”，一种唾弃“世上国”也抛弃了“神的国”。前一种是 “人主教”、“本色化”、“三自运动”。这种倾向希望在追求上帝的同时先要追求皇帝，既爱凯撒也爱上帝，既爱上帝也爱玛门，“世界”让他们享受不尽，“世界”的“明天会更美好”，他们没有再去追求“神的国”的动机和动力。另一种倾向是信心前辈戴德生、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这些信心前辈，他们偏执于“个人末世论”，认为这世界只是一艘“破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艘船要完全沉没。教会的唯一使命，就是拯救灵魂。他们共同的倾向是不注重追求“真理”而只注重追求“生命”，不注重“社会”而只注重“人身”，甚至不注重“肉身”而只注重“灵魂”。他们在跳下“破船”时把“神的国”也抛弃了。他们持守的“无末世观”和“消极末世观”都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积极的建设性的盼望和蓝图，我们对此要有认识并依据《圣经》真理而扬弃。耶稣向我们启示的洁净圣殿，就是要我们明白这个真相使我们更加关心这个世界。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之名求，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