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光，倡导“五四忏悔节”

   听了赵晓弟兄热情洋溢的演说和准确详细的梳理，更有感于“三百工程”这样的计划，因为这样的工程不是树碑立传而是作眼于悔改，而悔改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素质——我们是一个不懂得悔改的民族，我们也是一个不知道向谁去悔改的民族。悔改不同于反思，反思仍然可能是自以为义，悔改却要我们完全地降服在主的面前。

借着这个机会，借这个平台的光，我想从20世纪初义和拳乱开始讲起，因为义和拳是民族主义的大爆发，而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以来所有问题的总病根。那个时代，帝国主义与基督教这两个陌生人闯入中国，就像两个外乡人来到一个叫做“中华”的村子，一个为利而来，一个为爱而来；一个来打你，一个来救你；打你的那位船坚炮利，救你的那位手无寸铁。中国本来是一个“熟人”和“亲人”构成的封闭社会，一潭死水已经几千年，瞬时的巨变超越了中国人际关系中“爱”和“信任”的范围，而超过“爱”和“信任”就只剩下“恨”与“畏惧”。由于“中华”村民畏惧打你的那位，于是将气撒在来救你的那位身上，民族主义者眼里反正你们都是“外夷”，传教士就理所当然成了“替罪羊”。因此，在1900年拳乱中死去的几乎全部是传教士、传教士家属和教民。

义和拳乱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在民族主义大旗下，聚集成为一个跨阶层跨文化的全民运动，皇权操纵、士子鼓动、暴民冲锋。这种荒唐至极的运动在中国反复出现——我们今天要说到的“非基运动”、我们今天没有说到的同一时代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及后来的“大跃进”、“文革”一直到现在因疫情“甩锅”的民族主义爆棚，说明“民族主义病”并没有得到医治，而且使得我们病入膏肓。“民族主义病”的病症是“爱国病毒发烧”，这些“爱国病毒发烧”都是破坏性的情绪宣泄，爱国必须反帝；历史上只有“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两次“爱国运动”是强身健体——但现在这两次运动都正在面临着被民族主义清算的命运。

因为今天是主内弟兄姊妹的聚会，我们谈论的主题是“五四运动”，关于五四,从发生之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当下林毓生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与邓晓芒等的“新批判主义”针锋相对，无非也还是保守或者启蒙。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另外的分析视角与方法。与“五四运动”相关联的基督教事件就是“非基督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是从国家民族角度来思考，“本色运动”是从教会角度来检讨。因为审判是从神家起始，悔改也就应该从神家开始，而且，如果我们不在悔改上作出示范，我们的同胞就更不懂得怎么悔改。我们看到，基督教的“本色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中产生的。而且，它比大环境的民族情绪更可悲——他是“救你的”直接帮助的对象，是他们的“肢体”，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或者说，它本来是世界宣教运动的产儿，只是这时候长到了“青春反抗期”，怎么看“爹妈”都不顺眼。民族主义表面看起来血脉喷张，其实骨子里既软弱，又狭隘。比如中国基督教领袖赵紫宸就高喊不允许西洋迷信“染我中华干净土”，以及“等我们力足的时候，定当把洋人一齐杀了”（参见《我的宗教经验》）。

民族主义的孪生弟兄是人本主义，而20世纪基督教内流行施莱马赫的自由神学恰恰是人本主义最高潮的时期，这些人本主义宗派从根本上高抬理性和文化，神学上本于自身的知识系统而不是本于神的道。他们眼中的福音运动只是文化传播运动，因此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可以“会通”。这是一种从诺施底主义+社会福音+自由神学+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混合而来的“处境化”。这种“人本主义处境化”符合“救亡”“革命”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主旋律，符合“民主”“科学”为特征的时代潮流，因此成为那一时代中国基督教的“主流”，其代表性人物有赵紫宸、吴雷川等；他们的神学已经从启示神学走向自然神论，从自然神论走向无神论，然后从无神论走向理性自负和科学主义、社会主义。因为施莱马赫的泛神论色彩与中国的“三教合一”、“主观经验”与儒家“内在超越”、“神学进化”与20世纪“科学进化、时代进化”高度耦合，他们希望的“在地上建立天国”与“共产主义”提出的目标也相一致，所以得到中国基督教内的知识分子的赞同与推介，一大批革命党人从基督教会特别是青年会、圣公会中产生并非偶然。并非中国人的传教士，只要不是立足于神的国而是立足于地上国，也会犯同样错误。比如正是李提摩太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等欧洲思潮及人物介绍给中国；喊出“振兴中华”的第一人并非中国人而是著名传教士林乐知；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也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美国布道家穆德六度来华布道宣讲“基督教与科学”，信奉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日本基督徒石川三四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史》等作品也被译成中文；另一位日本“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贺川丰彦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论》也翻译出版；从某种角度思考，“本色运动”就是“非基督教运动”的“内应”，这些基督教领袖在错误神学观指导下，或者向时代靠拢，或者受文化迷惑，更多向权力投降，一小部分如丁光训则为党国站岗。他们“以地上事为念”，没有“天国”只有“祖国”，没有“救赎”只有“成功”，没有“神学”只有“本色”，没有“上帝”只有“皇帝”。 在自由主义神学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下，我们在1925年2月的《生命月刊》中见到这样一个调查数据：教会学校的学生70%反对将宗教设为必修课，90%认为崇拜应由学生自愿参加。

一百年了，我们的国家民族忏悔了吗？我们的教会悔改了吗？完全没有！从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先遣队”到“境外敌对势力”，从“洋教”到“阻碍中华崛起的五种势力”，从当年的文化与教育战线反基督教到现在升格为政治、法律手段反基督教，从当年思想领域的“文斗”升格为牢狱之灾的“武斗”，“皇帝文化”眼中“上帝文化”永远是不可饶恕的，可怕的是我们的多数教会并不自知，没有看到这也是属灵争战的一部分，而在盲目地“顺服在上掌权者”。而当年的本色教会，现在已经升格为国家教会，有了明确的民族主义的信仰目标——爱国爱教——而将《圣经》告诉我们的爱神爱人抛之脑后；王怡牧师对此的分析是：“‘民族主义’遂成为中国教会属灵传统中，一直以来所埋藏最大的世俗主义肿瘤。鸦片战争以来，’天下’与’四夷’的儒家传统世界观被摧毁之后，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利用，就成为从辛亥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一脉相承的精神原子弹；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其隐藏的核动力都是民族主义。”（《属灵复兴与世俗化 ──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评价》）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聚焦到了“非基运动”，从“非基运动”聚焦到了“本色运动”，从社会聚焦到了教会，从启蒙聚焦到了悔改，当年公开站出来反抗“非基运动”的只有一个张亦镜，现在公开站出来的也只有一个王怡（而且还因言获罪失去自由发声的权利），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失去了的世纪，这是一个顽梗的世纪，如果我们民族、我们教会不认罪悔改，我们失去的不但是一个世纪，我们失去的将是神对中华民族的救赎。因此，鉴于“五四青年节”已经只有历史的意义，台湾的“五四文艺节”更名不副实，建议将之改为“五四忏悔节”。有感于“五四烧烤”这样的提法，“烧”是思想惊醒，“烤”是灵魂拷问；当年，赵家楼上一把火点亮了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进程；现在，让我们再燃起悔改的灵火，点亮赵家国进入到“天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