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

   今日，老夫七十自寿，读孔子生命感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有感与圣人同命不同道，击节四叹，曰：愧然、惶然、恍然、幸然。    何以“愧然”？孔子本殷商遗民，后家境衰落，少贫且贱，三岁失怙，“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而余家父供事总统府，转投新政权，因“右派言论”，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十年，其时余也三岁——“家境贫贱”是孔家与余家的共同遭遇。然孔子十五岁便有志于学，无常师，学不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为他“三十而立”打下基本功。反观十五岁的我，夫子所说的“多能鄙事”我也不差——木工、烹饪、偷鸡摸狗无所不能，唯独没有“志于学”。三十岁时也有“立”：体制内混了一个小吏、出版一两本小书、生了犬子张赟。孔子“三十而立”是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礼”（他说“不学礼，无以立”），这是“雅立”；我俗不可耐的“稻梁谋”，只是“俗立”——差距十万八千里，有愧前半生，所以“愧然”。    我与孔子的生命道路分叉是在四十这个档口。孔子“四十而不惑”，他充分自信自己的学说，充分自信自己的生命选择，所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以“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所以厄于陈蔡仍然弦歌不绝。而余在此阶段，由于耀邦新政与之后的路线巨大反差，我先炒仕途，再炒商途，相比夫子更如丧家之犬，因而“四十而大惑”：一惑于马列，二惑于传统，然出路在哪里却“惶然”不知。   孔子在“志学”-“而立”-“不惑”一条路走下来，自然来到“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知天命”是将知识神化，“耳顺”是将人格神化，“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宣称“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连犯错的想法都消灭了。号称“五宗尽研”的我知道但做不到这样的境界，所以一直佩服得不得了。也希望自己从此路径修为。到了58岁时我受洗归入基督，“恍然”发现：这是人的自义的极端思维，不在基督里而靠自己修行来消除内心的罪性，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是痴人说梦，是一条害死人的死路。    孔子在他的生命关键处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晚年对一生的目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有所醒悟，七十一岁时鲁国西狩获麟。孔了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了修《春秋》。他临死之前讲的最后一段话：“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於东阶，周人於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

我一般不参与网上的骂战，甚至兜风惹祸的时评文章也不愿写。但近些日子关于法能功是否“邪教”的争议涉及到一些信仰的基本原则，于是简单表达一下看法。 基于圣 经 的 认识 和基督教 历 史的反思 ：作为基督徒理所当然最根本的观念来源于圣经，判断事物的标尺也是圣经，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圣经对此类事件的立场与态度。 一、神允许人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神造人的标准配置，“自由意志”会产生人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会滋生“罪”(出了埃及得到政治自由的以色列民却拜偶像陷入灵里的捆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明)，但上帝仍然把自由给了人类，而且是在有天使利用“自由”而堕落为撒旦的前车之鉴下，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几个神学家的回答。古代的奥古斯丁认为“自由意志”滋生“罪”但不应该惩罚“自由意志”，是因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须：“人不可能无自由意志而正当地生活，这是上帝之所以赐予它的充分理由。任何人若籍自由意志犯罪便遭神圣惩罚，这一事实表明自由意志之赐予人，是为了让人能正当地生活，因为若它之赐予既是为了叫人正当生活，又是叫人犯罪，这惩罚就是不公义的了。”（《论自由意志》）他的这句话蕴含了这样一种意思：人是上帝按自己形象造的，上帝是自由的，人当然也应该是自由的，否则那就不是“人”。近代的CＳ路易斯承接了这样的思路，他从“功用”角度指出：上帝是爱，人也应该有爱，而自由意志是产生爱的唯一来源，“既给了造物自由，他可以自由为善，当然也可以有为恶的自由。有了自由意志，恶才会发生。这样说来，上帝为什么要给人自由意志呢？原来自由意志虽然引发恶，但也是爱、善和喜乐这些值得享有的东西的唯一来源。”（《返璞归真》）。当代的唐崇荣牧师既从“本质”，也从“目的”和“功用”论述说：“这是因为自由是上帝的本质，自由是上帝的价值，自由是上帝的方法”。上帝的法则，人要有“信”（爱神）和“爱”（爱人），而产生“信”和“爱”的前提是良心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信仰；没有自由，就没有爱。“心甘情愿”是自由的最高境界，上帝不需要人们在不认识祂的情况下恐惧于祂，上帝希望的是人们在认识祂的情况下回归于祂。而只有在“良心自由”的前提下，人类才能从生命连接上认识上帝并“心甘情愿”回归上帝。总结上述，看出圣经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方式：1、信仰的自由是神的主权，任何人都无权去干预别人的信仰，否则就是对神权柄的僭越；2、人作为罪的奴仆，意志无法自由，耶

  2月25日是母亲的忌日，两年前的今天母亲离开了我们。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两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母亲，但母亲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梦中。是母亲怪罪儿子没有在她最痛苦的时候给一点安慰？是母亲怪罪儿子没有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送她一程？不，都不是，这不是我们母亲的风格，母亲在清醒之时就出于安全考虑反复嘱咐我们不要回去——她总是自己扛着痛苦，送给其他人祝福。她不回来我的梦中，是担心我们思念太深。     回忆母亲总是从爱开始，一个人爱特殊的人群比如家人，在一个时段爱某些人本不足奇，难的是一生都在爱，一生都爱各种可爱不可爱的人。而我们的母亲，就是“难的是”这一类的人。只是她的能力有限，虽然她尽力去爱，舍己去爱，但“事迹”不显著（参见《母亲的遗产》一文），没有入选各色各样的“爱心大使”。只是，我听到一件事：两个曾经的老邻居见面，其中一位告诉另一位我们母亲去世的消息，而这另一位老邻居——已经多年没有来往、母亲没有对他有过什么值得记忆的帮助、六十多岁的大汉——竟在大街上毫无掩饰地嚎啕大哭，引来路人瞩目。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爱不是写在功劳簿上的，爱是写在人心里的——不但是得到爱的亲人，并没有直接得到爱的其他人心里也是有账本的。因为爱的确像种子，它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在你不断的播撒中，爱就悄无声息地种进了别人的心里。     从“爱”反过来我又考虑到“恨”——我们的母亲恨过谁？谁恨过我们的母亲？     谁恨过我们的母亲？寻着她的生活足迹搜肠挂肚，想来想去真没有谁。这大概因为母亲是“好人”，对她恨不起来；也大概因为母亲是“小人物”，不值得人去恨。文化大革命中，姐姐当“知青”时房屋失火，身无分文逃回贵阳。那时候两派斗争水火不容，但无论是造反派、保皇派甚至正在接受斗争的走资派，大家都抛弃“阶级立场”纷纷捐钱捐物，可见没有谁恨我们的母亲。    “我们的母亲恨过谁”更让人难以置信——在一个你死我活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里，在一个“仇恨”充斥方方面面且深入人心的国度中，母亲从地主家庭千金小姐、总统府年轻貌美的官太太“堕落”到工厂职工，丈夫蒙受不白之冤关入牢房，母亲（我们的婆婆）被迫回乡劳动七十岁挑水摔伤致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嗷嗷待哺，“国家”给予我们这个家庭太多太多的不公对待，“社会”几乎堵死了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生存空间。母亲有理由恨，有资格恨，但她真的没有恨过谁！甚至，我们很少听到她有“

上午听了几位大师的发言，都在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都是讲“建构”，这种一边倒不像“论坛”。现在轮到“反面角色”出场，那么我就讲“解构”——用“上帝”的视角来检视“皇帝”的文化。为了让论坛“论”起来，我心甘情愿充当“众矢之的”。不过，我相信就像初代教会一样，不管是属保罗还是属矶法，最终大家都属耶稣。大家凭信心领受 我今天的演讲分为六个部分： 一、什么是上帝与皇帝？ 二、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三、为什么中国皇帝文化是最大的敌基督？ 四、为什么中国执政党要把中国文化传统作为执政纲领； 五、基督教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六、对中国教会的五点期冀。 一、什么是上帝与皇帝？ 上帝与皇帝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述，代表的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我赞成王怡牧师的一个说法，他说：“世界历史的总纲，就是上帝与皇帝之争”（因为对这个话题我曾经与他交流，看法很相近，他现在不能来演讲，所以我在文中故意多引用他的观点，表示在一些问题上替他发言）。在人类所有的原生高级文明中，现在只剩下两种：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能够抵挡基督教的其它文明，比如依附在科学理性上的西方无神论和依附在马列主义斗争哲学上的东方无神论，虽曾喧嚣一时，现在却被它们本身的发展证伪：西方无神论的基础进化论被证明违背一系列科学“自证”的规律；东方无神论以制度崩溃教会复兴说明了问题。当下的世界思想主旋律已经从康德回到了路德，从达尔文回到了加尔文。其实，我的论述还包含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马列主义也好，无神论也好，它们都只是时代的“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像传染病——在横向传播上功能巨大；“原生文明”有病也是基因病，需要在纵向传承上下功夫；因此“流行文化”不足以对高级原生文明形成威胁。这还仅仅是从所谓的“学术”立场来看，而在我们基督徒看来，任何人类的文化企图对神的道进行毁灭性冲击，都属于精神病人的呓语。   但是，由于“道成肉身”是将神的道处境化到人类世代，“大使命”必须在各种文化环境中并借用文化的手段来完成，神的道在人类历史中示现为基督教文明。这样，对标和对垒基督教文明这个原生文明的，就只剩下另一个原生的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件皇帝制度，则是数千年来最集中最大规模且最长久体载人“罪”的渊薮，是人崇拜人的最高形式，因而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敌基督。对这种皇帝既是崇拜对象又是大祭司且没有“信仰”只有“神道设教”功能的文化，我把它称为“政教”。在这

中国人与犹太人都有“过年”，就是指中国的春节与犹太人的逾越节。中国的春节与犹太人的逾越节常常被人们相提并论（逾越节的另一个名字就叫“春节”），因为这两个节日有很多相似点，比如：它们都在一年之首，都强调“过”（英文中是同一个词Passover，逾越就是过的意思），都驱赶“灭人（孩子）命的”（死亡天使和一种叫“年”的怪兽），都守夜（闭门守望等候），都在门框上做文章（涂羊血和贴门联），都“除夕”（除掉陈年的污秽陈酵），都吃无酵食物（无酵饼和饺子）。。。，有人统计，两者的相似度超过87%，故除夕也翻译为watchmeeting，守望礼拜，除夕礼拜。正因如此，引起了非常多的联想，甚至成为赞成“基督教中国化”的牧者、学者乐于使用来说明“耶和华神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范例。谈论中国的春节与犹太人的逾越节之间关联的文章成千上万。比如远志明牧师指出下列逾越节和春节有不少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第一，一样重要，都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全家一起团聚。第二，一样时间，都是一年之始。第三，一样含义：都是“过”，“逾越”即Passover。第四，一样起因：躲避“那灭人命的”，躲避那“年”。第五，一样关键：中国人叫“年关”，以色列人是生死关头。第六，一样解法：涂红门框或贴红对联，闭门不出，全家聚首，守夜到天明。细细看来，远志明牧师与这些绝大多数文章一样，追寻着“索隐派”的思路，作传福音的“方便法门”。认真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考据它们之间关系的文章或许有，但我没有看到，正是因为担心“索隐派”在似是而非中将人引入歧途，我想谈谈这两个节日的属灵意义并它们的成因。 “逾越节”传承有序，它明白无误地记在《圣经》之上，并且犹太民族两千年持守，它是一个宗教节日，原始意义是为了纪念耶和华救赎犹太民族出埃及。相关记录在《出埃及记》6:6；8:1；12:8，21-29。在12章中有一个整体的描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